正巧最近也在读查尔斯·萨奇的访谈录:My Name is Charles Saatchi and I am an Artoholic,以及罗伯特·勒帕吉的访谈录。同为访谈录,却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然而,这三位都有着所谓的“固执”,且并不因为这份固执而感到不安:萨奇对于艺术和艺术品的态度完全以自我喜好为中心,很少甚至不去考虑社会影响,而勒帕吉则一生以“不创新,毋宁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戏剧导演生涯中做出各种尝试。
1940年移居美国后,纳博科夫重拾旧好,并于次年当上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MCZ: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的兼职馆员,专门从事鳞翅目的研究和分类工作,这一工作持续到1948年。与教书和写作相比,蝶类学研究占了他最大量的时间,由于每天要在显微镜下工作6个小时,以至于损伤了视力。不过,纳博科夫对此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在其中,他坦然承认:“哈佛博物馆的岁月乃是我成年后的生活中最快乐最刺激的一段”、“愉快得难以置信的记忆,事实上很可以和我在俄国的童年相比”。 在此阶段,他发表了数篇科学论文,还当上了《新世界》刊物关于蝴蝶文章的撰稿人和修订人。尤其引以为豪的是,儿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有几种蝴蝶和一种蛾子以“纳博科夫”命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