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山东卷

出版社:大象
出版日期:2001-12
ISBN:9787534726088
作者:《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 编
页数:356页

章节摘录

插图:山东古称海、岱,又称齐鲁之邦,地处中国东部边陲,黄河下游。伸人渤海与黄海之中的山东半岛,同辽东半岛遥相对峙,内陆同冀、豫、皖、苏四省比邻,带山负海,美丽富饶。文献记载远古时代的山东,是东夷部族聚居的地方。考古发现已证明,远在距今约四五十万年以前,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有了远古人类的活动。地上地下保存着十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包括音乐文物。1958年,郭沫若同志来山东视察,在参观了山东省博物馆之后,感慨不已,当即挥毫赋诗“齐鲁多文物,年来益发扬”。旧石器时代,山东目前虽然尚未发现同音乐文化有关的迹象,但是我们推测,作为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音乐艺术,在这一时期应该已经孕育和萌芽。新石器时代的音乐文物及相关资料,近年来在山东各地相继发现,其中时间最早的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左右。到目前为止,山东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音乐文物有陶角、陶埙、陶铃、陶响器等。这些看似玩具或工具的古老乐器,虽然在形制与性能等方面都尚处于原始阶段,但从中却能反映出,东夷先民的勤劳智慧和qf生喜歌舞,,的传统。鼓这种打击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山东目前的考古资料中,与鼓有关的实物对探讨鼓的起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959年,在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一座晚期大墓中,曾出土了两件宽肩陶壶,壶为侈口,高约30厘米,口径约13厘米。出土时,两件壶都倒向一边,壶口的正前方,各有一堆鳄鱼骨板(共84块)。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大汶口的这两件宽肩陶壶,很可能是蒙着鳄鱼皮的原始陶鼓。这个推断是很有道理的。《诗经·大雅·灵台》“鼍鼓逢逢”。古时的鼍,就是扬子鳄,字亦作鲜。鼍鼓,就是用鼍皮蒙的鼓。可见中国古代先民有用鼍皮,即鳄鱼皮蒙鼓的习俗。《周礼.秋官.叙官》郑玄注“壶谓瓦鼓”。大汶口陶壶,应即郑玄所谓的“瓦鼓”或“以瓦为框”的土鼓,即原始陶鼓。另外,在山东邹城野店大汶口文化几座大墓中出土的数件被称做“漏器”的陶器,根据其腹部和底部有小圆孔,口沿外饰有一圈高乳钉状泥凸,腹部饰有彩绘图案等特征推断,它们很可能也是原始陶鼓。《世本》:“夷作鼓”。夷,似乎不应是人名,而是指夷人,即东夷部族。如果大汶口陶鼓的推断成立,那么它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左右,比山西襄汾木鼓约早1000年。由此可以推测,居住在山东一带的东夷人是中国最早使用鼓的部族之一。据文献记载,中国竹制笛类吹奏乐器,远在传说的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史记》)。大概因为这类乐器的材料难以长期保存的缘故,所以至今尚未见有远古时代的实物出土。目前能见到的此类乐器最早的实物属战国早期。因此,有关中国上古时代有无竹制横笛的问题,一直成为学术界的长期聚讼。本卷收录的一件大汶口文化笛柄杯,1979年出土于莒县陵阳河遗址一座大墓中,为泥质黑陶,杯柄细如苟竹,粗细均匀,柄的中部饰两道节棱明显的竹节纹。杯通高16.4厘米,柄高8.4厘米,柄部对侧各雕镂一大小相同、不相对称的镂孔,镂孔大小、形状同现在的横笛极相似。杯内为圆筒状空管,一端被杯体堵住,另一端由底座中间通出。出土时,杯体涂朱,光彩夺目。如果将杯横置,口对吹孔,再用手指按堵柄部的另一孔和底孔,或同时按堵两孔,可以吹奏出4个有较准确的固定音高的乐音,音域达五度,乐音间可构成纯四度、减五度、纯五度、大二度和半音音程,音色清脆嘹亮,圆润动听。极似现代不贴膜竹笛发出的音响。笛柄杯的制作者,独具匠心地将酒杯与横笛巧妙的结合为一体,实属罕见,令人叫绝。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时代最早、也是惟一的陶质笛类横吹乐器。另外,我们从此杯的杯柄由模仿两节竹管的造形推断,当时肯定已经有了竹制横吹按孔乐器,这就把中国的竹笛类横吹乐器的历史推前了近3000年。由此看来,黄帝使伶伦伐竹作笛的传说,并非是不可相信的神话。

前言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音乐四大集成的姊妹篇,故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这项工作之所以以“大系”命名,不过是表示我们并不以编辑出版各省卷本的“音乐文物集成”为终极目标。随着音乐考古学、音乐形态学、与音乐有关的古代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音乐考古专家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预期这项工作在“集成”的基础上,还将进入全面的、系统化的梳理阶段,这是一项与中国音乐史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研究工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中最为宏大的工程。中国音乐史学,尤其在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曾勉附于中国文史界、考古界之骥尾。号称“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只有历代正史中给予重要地位的“乐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杂集中的相关研究。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虽也容纳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编钟研究,却难以认为这已是“音乐考古学”的发端。如果说中国的音乐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么中国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是随着音乐史家的开拓,孕育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进展,促进于70年代末以来音乐文物深入调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阶段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音乐史家们对于音乐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启发与带动下逐渐展开的。王光祈先生关于某些传世音乐文物的研究,也许只算个别事例;杨荫浏先生写作《中国音乐史纲》时,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古乐器小记》、刘半农先生等所作的古乐器测音研究工作,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中国音乐史纲》写作的方法论的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时,指导中国音乐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从虎纹大石磬到河南信阳楚墓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所进行的一系列音乐学研究,为此后的音乐文物调查提供了初步经验,并作出了某些学术的、知识的、技术的准备。其问,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研究员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他的有关论文,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对于音乐学者从事考古研究甚有贡献。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时代。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先生倡导并且亲自深入音乐文物的田野调查工作,直至倡议编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他所带领的调查小组,发现了中国青铜钟的双音结构,巧逢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具有铭文为证的青铜双音钟的出土,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对于音乐考古学的进一步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鉴于古代音乐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80年代末,武汉音乐学院设置了“音乐考古学”专业,并在文物、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开设了一系列相关课程。这是发生在曾侯乙墓音乐文物出土之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意义在于:音乐考古工作实践的需要,推动了理论工作的进展。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一次飞跃。音乐考古学在人类文化史研究中,有其显而易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诸如贾湖骨笛提供的有组织而能自成体系的乐音结构,便是一种即便是远古崖书中亦无从得知的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历史信息。它忠实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某种人类文明的曙光。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正当文化学的概念开始进入考古学,从而扩大了考古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畛域。音乐考古学如能产生长足的进展,将来无疑可以用己之长,回报于一般的考古学。考古学的最新进展是多侧面的,其重要的迹象之一是和文化人类学的互相靠拢。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将在这方面提供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和现象。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嗷嗷待哺的新学科也将因此而面临着有关学科建设中的特殊问题。

后记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总编辑部的具体策划、指导下,在山东省文化厅、省文联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支持下,经山东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音乐家协会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和有关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协作攻关,历时11年,现在正式出版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的编辑工作是1989年2月正式上马的。在此之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乔建中所长带领的一个5人考察小组专程到山东,对济南、诸城、临淄等几个重要文物出土地点进行摸底调研。同年12月,蒋定穗代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到济南,在省有关机关、部门之间进行了初步发动和协调。山东省文物局和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当时的省文物局刘谷局长,省音协张凤良主席以及音乐界、考古界专家王印泉、魏占河、刘再生等无不给予积极的倡导、协助和直接指教,并在人员、经费、调研工具等各方面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编委会全体同志分工协作、团结拼搏、不计名利,以科学严谨的精神投入艰苦繁芜的编撰工作之中。周昌富除组织、协调全面工作之外,主要承担了山东省博物馆所藏文物的调查、编撰。温增源组织、主持了对全省音乐文物的普查统计,并亲自赴各地对所有文物进行现场实测。罗勋章、吴文祺、王之厚则分别对省考古研究所、省博物馆所藏音乐文物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测量、编撰工作。参与本卷摄影的人员有王子初、王树德、朱绪常等同志。当本卷编撰、摄影工作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几近停顿之时,总主编王子初先生及张振涛、刘晓辉、燕开济、王清雷诸君,相继6次携带摄影、测量器材赴山东,对长清仙人台、曲阜孔庙以及青岛、烟台、临淄、阳信、滕州、郯城、德州等地所出土的音乐文物进行了大量实测和拍摄工作,从而保证了本卷编撰工作的顺利与圆满。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随着近年山东地区音乐文物的不断出土,总编辑部本着“文章千古事,,的负责精神,决定暂停文稿付印,忍痛推翻了已经全部完成的版式设计,对本卷又作了全面增订。2000年12月12日,王子初、王芸、王清雷、高蕾一行4人再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临淄齐都故城遗址博物馆等地工作,为山东卷补充了近40个条目、近100件珍贵音乐文物,使本书内容更加充实,质量也进一步得到提高。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济南市章丘洛庄发现了一座罕见的西汉大墓,尽管主墓室尚未打开,但从主墓室周围的30余个祭祀坑和陪葬坑,已经发掘出编磬、编钟、瑟、建鼓等150余件珍贵的乐器,其中仅编磬一项就达l07件之多!总主编王子初先生率总编辑部全体成员前往济南,对这些乐器进行了初步鉴定,其中编钟、编磬的音乐考古学价值最高。洛庄编钟一方面完全体现了西汉编钟的典型器型特征,即两铣弧曲,鼓腹,铣角明显内敛;另一方面,它揭示了那些关键、深层、真正具有时代性的特征,那就是与编钟音乐性能直接相关的调音方法及音梁结构方面的独特性。它一改先秦编钟的锉磨法,而为刻凿法;音梁正视为长方形,侧视为楔形。而且音乐性能极佳,可在两个八度内构成完整的下徵音阶。章丘洛庄编钟是目前所知出土的所有汉代编钟中惟一一套音列基本完整的实用器,并可作为西汉编钟断代的标准器。另外,洛庄出土的编磬造型规范,音质优美,可在两个八度内构成完整的正声音阶和下徵音阶。洛庄编磬是目前所知的出土编磬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乐性能最佳的一批。这些乐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乐器史、音阶发展史、西汉礼乐制度及黄钟音高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遗憾的是,这些乐器的详细资料,有关部门尚未公开发表,所以本书只好忍痛割爱了。

书籍目录

山东音乐文物综述第一章 乐器第一节 陶响器 陶角 骨哨 笛柄杯1.日照东海峪陶响器2.胶南西寺村陶响器3.莒县陵阳河陶角4.济南大辛庄骨哨5.莒县陵阳河笛柄杯附1.章丘城子崖陶响器附2.莒县大朱陶角附3.茌平南陈庄骨哨附4.博兴贤城骨哨第二节 陶埙1.潍坊姚官庄陶埙2.烟台邱家庄陶埙3.禹城邢寨汪陶埙4.灰陶埙5.太室埙(6件)6.章丘女郎山陶埙(2件)7.沂水故城埙8.曲阜大成殿陶埙(2件)第三节 铙 铎 钲 句鑺1.青州苏埠屯8号墓编铙(3件)2.沂源东安编铙(3件)3.受铙4.惠民大郭铙5.弦纹铙6.临沂凤凰岭铎7.滕州庄里西村铎8.济南广智院街铎9.沂水刘家店子钲10.海阳西古现钲11.临淄齐王墓钲12.章丘小峨眉山句鑺(22件)13.素面句鑺(2件)第四节 镩1.临淄河崖头镈2.海阳嘴子前1号墓编镈(2件)3.临沂凤凰岭编镩(9件)4.凤纹镈5.牟平长治镈6.长岛大竹山岛镩7.苍山镩8.莒南老龙腰l号墓镈(2件)9.沂水刘家店子编镩(6件)10.滕州庄里西村编镩(4件)11.素镈12.铜镈13.临淄淄河店2号墓编镩(8件)14.阳信西北村编镩(5件)15.公孙朝子编镩(7件)16.章丘女郎山编镩(5件,附乐器支架4件)17.大晟钟18.临淄大武陶镩(2件)第五节 甬钟1.临沂花园村编钟(9件)2.龙口和平村编钟(2件)3.益公钟4.虢叔旅钟5.云雷纹钟6.海阳上上都甬钟7.长清仙人台6号墓甬钟(1l件)8.海阳嘴子前1号墓甬钟(5件)9.临淄大夫观编钟(8件)10.章丘小峨眉山甬钟(4件)11.夔纹钟12.苍山甬钟(2件)13.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甬钟(19件)14.海阳嘴子前4号墓甬钟(7件)15.临淄淄河店2号墓甬钟(16件)16.临淄稷山甬钟(4件)17.曲阜大成殿铁钟18.曲阜孑L府特钟(2件)附1.己侯钟附2.烟台上夼甬钟附3.临朐杨善编钟(5件)附4.临淄大武陶甬钟(2件)第六节 纽钟1.沂水刘家店子铃钟(9件)2.海阳上上都纽钟(4件)3.凤纹纽钟之4.风纹纽钟之二5.游钟(9件)6.长清仙人台5号墓编钟(9件)7.长清仙人台6号墓纽钟(9件)8.蓬莱柳格庄编钟(9件,附编钟架)9.临沂凤凰岭编钟(9件)10.纽钟11.滕州庄里西村纽钟(9件)12.海阳嘴子前4号墓纽钟(2件)13.诸城都吉台编钟(9件)14.夔纹钟15.郯城编钟(8件)16.纽钟17.阳信西北村编钟(9件)18.公孙朝子编钟(9件)19.章丘女郎山编钟(7件)20.临淄商王编钟(14件)21.临淄稷山纽钟(9件)22.曲阜孔府编钟(16件)附1.莒南老龙腰1号墓编钟(9件)附2.临淄淄河店2号墓纽钟(10件)附3.即墨东埠头纽钟附4.纽钟(2件)附5.东昌编钟(2件)第七节 铃1.泰安大汶口陶铃2.有翼铜铃(5件)3.长清小屯铜铃4.素面铜铃5.有翼铜铃(3件)6.铜铃(5件)7.青州苏埠屯8号墓铜铃(8件)8.环纽铜铃(5件)9.云纹铜铃10.龙纹铃11.铜铃(6件)12.凤纹铃(4件)13.方格纹铃14.素面铜铃15.网纹铃(5件)16.乳钉网纹铃17.大吉利铃附1.青州苏埠屯1号墓铜铃(5件)附2.滕州前掌大3号墓铜铃附3.滕州前掌大4号墓铜铃附4.兽面纹铃附5.兽面纹铃附6.烟台上夼铜铃附7.铜铃附8.几何纹铃附9.透空铃附10.铜铃(5件)第八节 镩于 铜鼓1.沂水刘家店子錞于2.潍坊虎纽錞于3.临淄齐王墓錞于4.临沂后明坡錞于5.曲阜孔府藏錞于6.曲阜孔府藏铜鼓7.六蛙大铜鼓8.铜鼓9.铜鼓10.铜鼓(3件)第九节 磬1.特磬2.特磬3.特磬4.特磬5.特磬6.特磬7.青州苏埠屯8号墓特磬8.胶县张家庄特磬9.长清仙人台5号墓编磬(14件)10.长清仙人台6号墓编磬(13件)11.滕州庄里西村编磬(13件)12.临淄于家庄编磬(12件)13.临淄大夫观编磬(16件)14.临淄韶院磬15.阳信西北村编磬(13件)16.铜磬17.滕州薛国故城编磬(7件)18。临淄石佛堂编磬(8件)19.章丘女郎山编磬(8件)20.编磬(7件)21.即墨古城琉璃磬22.临淄商王编磬(16件)23.浮玉磬24.曲阜孔府编磬(16件)25.曲阜孔府特磬26.曲阜大成殿编磬(16件)附1.特磬附2.滕州前掌大4号墓特磬附3.莒南花园村2号墓编磬(12件)附4.滕州庄里西村残编磬(4件)附5.沂水刘家店子编磬附6.临淄郎家庄1号墓编磬(3件)附7.临淄淄河店2号墓编磬(24件)附8.公孙朝子编磬(13件)附9.郯城陶编磬(13件)附10.石磬第十节 琴 瑟1.宝袭琴2.天风海涛琴3.百衲琴4.南风琴5.玉润鸣泉琴6.万壑松风琴7.万壑松琴8.曲阜孔府琴9.松涛琴10.玉振琴11.曲阜大成殿瑟(4件)第十一节 鼓1.邹城野店22号墓彩陶鼓(2件)2.邹城野店47号墓彩陶鼓3.泰安大汶口1018号墓陶鼓4.曲阜大成殿长腰鼓5.曲阜大成殿鼗鼓6.曲阜大成殿大鼓架第十二节 笛 篪 笙 龠 排箫1.曲阜大成殿龙头笛(2件)2.曲阜大成殿篪(2件)3.曲阜大成殿笙(2件)4.曲阜大成殿羽龠(8支)5.曲阜孔府排箫第十三节 祝 敌 云锣1.曲阜大成殿祝2.曲阜大成殿敌3.云锣第二章 图像第一节 乐舞俑1.章丘女郎山乐舞俑(26件,附乐器5件)2.长岛王沟乐舞俑3.济南无影山乐舞杂技俑(22件)4.临沂银雀山8号墓说唱乐舞俑(10件)5.即墨北故城玉舞人(4件)6.青州女乐俑(2件)7.朱檀墓乐俑(42件)第二节 绘画 器皿饰绘1.临沂金雀山9号墓竽瑟之乐帛画(临摹)2.徐敏行夫妇墓奏乐壁画3.泰山岱庙天贶殿鼓吹乐壁画4.王谔《月下吹箫图》轴5.张路《望月图》轴6.无款琴会图7.周鲲抱琴访友图8.钟离尚滨绘颜伯珣抚琴图9.禹之鼎绘《王士祯幽篁坐啸图》10.无款圣迹图册11.青花八仙凤尾尊12.青花知音图盘第三节 佛寺造像 石刻 石棺 石碑1.贾智渊造像2.北魏造像3.章丘王官庄造像4.青州龙兴寺伎乐图造像5.莒县城关伎乐图柱础6.济南神通寺伎乐石刻基台7.济南龙虎塔伎乐石刻8.济南小唐塔伎乐石刻9.济南神通寺塔林舞伎石刻10.灵魂升天图石棺11.“孔子闻韶处”石碑第四节 滕州画像石1.滕州马王建鼓乐舞图画像石(2石)2.滕州西户口建鼓乐舞图画像石(4石)3.滕州大郭建鼓乐舞图画像石(3石)4.滕州刁沙土乐舞百戏图画像石5.滕州黄家岭乐舞杂技图画像石(2石)6.滕州后台建鼓舞图画像石7.滕州大岩头建鼓杂技图画像石8.滕州党桥奏乐车马出行图画像石9.滕州郝寨仪仗奏乐图画像石10.滕州西古寺建鼓杂技图画像石11.滕州龙阳店乐舞百戏图画像石(2石)附1.滕州东小宫222号墓乐舞图画像石附2.滕州于村兽戏乐舞图画像石附3.滕州东戈建鼓舞图画像石附4.滕州宏道院乐舞图画像石第五节 曲阜、邹城、鱼台、济宁、嘉祥、微山画像石1.曲阜韩家铺宴乐图画像石2.曲阜于家村击鼓奏乐图画像石3.曲阜旧县奏乐杂技图画像石4.曲阜梁公林乐舞图画像石5.邹城羊场建鼓乐舞图画像石6.邹城城关乐舞百戏图画像石7.邹城黄路屯乐舞百戏图画像石8.邹城郭里乐舞图画像石9.邹城金斗山建鼓乐舞图画像石10.邹城高李乐舞图画像石(2石)11.鱼台武台建鼓乐舞图画像石12.济宁师专16号墓乐舞图画像石13.济宁师专4号墓乐舞图画像石14.济宁师专10号墓乐舞图画像石(2石)15.济宁城南张乐舞百戏图画像石(3石)16.嘉祥五老洼奏乐杂技图画像石(2石)17.嘉祥齐山舞蹈杂技图画像石18.嘉祥宋山乐舞图画像石19.嘉祥纸坊乐舞图画像石(2石)20.嘉祥武氏祠奏乐图画像石(2石)21.微山凤凰山乐舞图画像石22.微山沟南乐舞百戏图画像石(2石)23.微山两城乐舞杂技图画像石(7石)附1.邹城面粉厂乐舞图画像石附2.曲阜张家庄奏乐图画像石第六节 临沂、苍山、费县、沂水、沂南、莒南画像石1.临沂白庄奏乐杂技图画像石(4石)2.临沂西张官庄琴乐图画像石3.苍山晒米城乐舞杂技图画像石4.费县潘家疃乐舞图画像石5.沂水韩家曲乐舞杂技图画像石6.沂南驱傩图画像石7.沂南北寨乐舞百戏图画像石8.莒南东兰墩乐舞杂技图画像石第七节 长清、济南、肥城、诸城、安丘画像石1.长清郭氏墓祠奏乐杂技图画像石2.济南全福庄乐舞杂技图画像石3.济南黄台山乐舞杂技图画像石(2石)4.肥城栾镇奏乐图画像石(2石)5.诸城前凉台乐舞杂技图画像石6.安丘董家庄乐舞百戏图画像石7.安丘韩家王封乐舞百戏图画像石附录图片索引附表本卷未收音乐文物存目山东音乐文物分布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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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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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内容简介:中国音乐史学,尤其在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曾勉附于中国文史界、考古界之骥尾。号称“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只有历代正史中给予重要地位的“乐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杂集中的相关研究。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虽也容纳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编钟研究,却难以认为这已是“音乐考古学”的发端。如果说中国的音乐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么中国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是随着音乐史家的开拓,孕育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进展,促进于70年代末以来音乐文物深入调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阶段了。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音乐史家们对于音乐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启发与带动下逐渐展开的。王光祈先生关于某些传世音乐文物的研究,也许只算个别事例;杨荫浏先生写作《中国音乐史纲》时,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古乐器小记》、刘半农先生等所作的古乐器测音研究工作,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中国音乐史纲》写作的方法论的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时,指导中国音乐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从虎纹大石磬到河南信阳楚墓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所进行的一系列音乐学研究,为此后的音乐文物调查提供了初步经验,并作出了某些学术的、知识的、技术的准备。其问,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研究员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他的有关论文,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对于音乐学者从事考古研究甚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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