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书评

拧巴人生

这本书里写道，阿隆和戴高乐、萨特、居维奇以及布迪厄等同代人的交往与纠割，还有阿隆对孟德斯鸠、孔特、马克思、托克维尔、迪尔凯姆、帕累托和韦伯等等前人的扬弃与继承，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朋友，他的敌人，他的遭遇，他的思考，他的雄心，他的命运，他的个性，他的作品，他的历史感，他的价值观，他的理性，他的情感……随便拎出来一项，对阿隆的影响都不会少一些，同时，这所有的一切又受到阿隆这个人的影响。这就是时代和个人的相互造就。在阿隆的身上，历史与现实的张力是格外明显的，他要思索的是正在创造的历史。也就是说，他要求自己同时成为当局者和旁观者。他要时刻思考着行动，又在行动中找到真理。我毫无能力地评价阿隆的成就，但我感到，以此为志向的人，他面临的将是非同一般的束缚和难以想象的挑战。而在任何变化之中，始终不曾改变的是，阿隆对自己最初志愿的坚持，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坚持和不屈从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就。而通过阿隆和萨特的例子来看，也令人再次感到，理解历史和寻求公正，究竟应该在哪个节骨眼上找到契和点是一个大问题。理性是冷静的抽象的，能令人振奋，却无法给人温暖，历史是具体的情感的，能让人了解细节，却缺乏普世意义。在真理和历史之间或许的确是有矛盾的，就像桑塔格提到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对立（具体有点记不清了），看来，合情又合理，那是难之又难。所以，既放之四海而皆准，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老人家说的矛盾统一啊。

不是法国人的法国人

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青年时代在巴黎靠读《人道报》培训出来的波尔布特)。曾几何时，这种意识形态的泛滥，正像有人说过的那样，甚至到了某个非洲部落酋长也可炮制出一个思想体系的地步.而“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萨特语）。韦伯的知识立场影响着他的一生：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两项任务是：“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 在法国这个知识分子凡事必须表明“立场”的国度里，阿隆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观者”，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产生的种种罪恶，要害尚不在于大规模的杀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未间断)，而是在于集体暴行有了各种历史“正义”的神话为它撑腰。阿隆自称最令他满意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九五五年)，目的便在于对那些心智健全的人为何一遇到苏联或共产主义问题便产生盲目或克制的原因做出解释(阿隆的传记作者巴维雷兹略带夸张地称这本书“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因为他看到，在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环境里，人们会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莫名其妙地放弃对集体行为独立的价值评判权。他们的常识，他们对日常善恶的判断力，只要一遇到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这种必然性的集体意志，就可以心甘情愿地宣告失效。阿隆不惜被指责为信仰摧毁者，而肯定怀疑主义的价值。他“衷心召唤怀疑论者的到来，如果必须由他们来扑灭狂热的崇拜之火的话”，因为“怀疑主义并不意味着失掉一切信仰，或者说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他相信，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只能是来自从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at)向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at)的转移，这或许不无遗憾，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可取的变化。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不妨碍他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 这种“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看起来自然是起点甚低。不过阿隆像他的伟大同胞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一样，断定现代民主制度只能建立在人类的私利之上，不是道德，而是每个人“开明的私利”，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法治社会”的组织原则。《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法）尼古拉•巴维雷兹著 王文融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11月一版一次 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