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會史論》书评

简单的内容概括

评《明清社会史论》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旨在研究科举对于明清社会流动的意义，即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弋取功名，使家族的社会地位获得提升。整个明清社会并不存在阻止个人或家族改变其社会地位的制度性障碍，科举制为出身寒素的士子提供了施展抱负、向上爬的机会，而再多的恩荫也保不了一个行将没落的家族，社会的纵向和横向流动为明清社会勾勒了一幅极为丰富的民情图卷，也为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研究传统社会的性质、制度实践和社会群体提供了极好的观察点。此书甫出，便震动学界，80年代后虽有不同的声音，如艾尔曼，但从未有更坚实的论证能动摇何氏此书的定谳。艾尔曼过高地估计了姻戚和家族在维持社会地位中的作用，认为科举制度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艾尔曼所进行的统计仍可以支持何炳棣此书的结论，见《读史阅世六十年》第一章附录）。历史学者的研究往往很难摆脱当下理论界所关注问题的影响，我们有理由怀疑艾尔曼是受到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场域、文化资本等论述的启发。而何炳棣此书的研究方法和论题选择，也深受上个世纪初社会科学和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不同于对不喜辨析史料的社科学者，他不仅以大量的数据统计和扎实的史学分析为基础，而且从未放弃传记、家谱、笔记小说等史料中具有现场感的鲜活描述，附录中27个附有何氏评议的具体事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数据背后家族和个人地位升降的勤勉与荒怠，或因缘际会，或环境所迫，社会地位“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再次印证了何氏在书中通过数据统计得出的结论。社会流动·国家控制若要研究科举对社会流动的意义，必得了解科举制中不同层级的考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士子的社会地位。一般认为，读书上学的士子在文化上已被赋予了不同于平民的社会地位，但我们也知道，士农工商并不能完好地划分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或家庭身份，富商大贾可结交官府并捐得一官半职，骎骎进于地方望族，耕读为业的士子或是时运不济，困顿终生，或是为家族安排，经营生理，不得仕宦。因而拥有低级功名、入府州县学进学的生员，他们虽有别于平民，却因没有直接做官的资格而只是社会“过渡性”群体（需要参加省城的乡试，中举后才能获得最低的做官资格），“未举”的身份再加上不富裕的家庭，生员要为温饱而奔波，他们大多教书为生，谓之“笔耕”，有的甚至从事有损学者身份的工作来维持家庭。对于想要通过科甲正途出身进入官场的士子，他们在获得生员身份后，必得参加更高层级的考试，获得做官资格，才能实现身份的跨越，成为具有地方影响力的乡绅。对于富人来说，捐官的第一步就是捐功名，而捐功名又往往由监生一途，清代的监生、贡生由于可捐纳获得而变得愈发不值钱，因此清代监生的社会地位远不及明代。何炳棣借助《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以及地方志中对生员和乡绅的不同描述，将明清时期的绅、缙、士三者区分开来，论证张仲礼将监生和生员包括在低级绅士中的武断，这一澄清使他对科甲出身官员家庭背景的统计变得较为可靠，且使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明清不同时期家庭背景与举子获取功名的相关性，了解不同层级的家庭或个人在社会流动中的整体趋势。教育和财富虽同为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但对于明清这样一个富商巨子难敌权豪势要的社会，大商贾需要不停地满足官府征索才能保持现有的财富与权势，“钱财本身不是权力的根本来源，它必须转化成官员身分，才能让人充分感到钱财的力量”，获取任官资格的途径以科甲正途为主，捐纳仅作为补充方式存在。唯有在清末太平天国爆发后，国家失去其对社会的有效掌控，捐途大开，“钱财的重要性才超过高等功名，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明王朝选拔贤才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很快就突破明太祖规划的世袭户籍的身份制度，为国家服特殊劳役的特殊户籍（军户、盐户、匠户等）并不能成为家族通过科举以攀升更高社会地位的障碍，进入清朝后，世袭身份制度的废止更是彻底地消除了这一障碍。而那些或是深受儒家思想所鼓舞、或是追求仕途成功以改写命运的普通人，无论是如明初那样为特殊身份所限定，还是为困窘的家境所束缚，都需要经历一边积累赀产、一边半工半读的艰辛奋斗。幸运的或许能得到家族内部亲戚的资助，但有限的帮助只能给予那些最有前途、最能光耀门庭的人。《读史阅世六十年》以何炳棣的亲身经历佐证了家族的兴衰与家族中杰出人才的密切关系。一个家族能否维持或改进它的社会地位，最主要还是要看族中有没有杰出的新血。“越是自己本房或本支经济或文化条件较好，越是本人读书上进，越易受到族内的重视与资助。族的主要目的在制造成功者。” 在《明清社会史论》这本书中，除了向上流动，何炳棣还分析了最显赫的家族下向流动的长期趋势。“明清550余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的百分之六——这与18世纪英国贵族大地主次子一般被视为先天注定的议会议员适成鲜明对比。”封建国家在科举制的常规运行中不期然地达到对社会进行良好控制的效果。由于生员是仍需进一步考试或捐官的过渡性群体，得到生员身份喻示着“攀爬社会学术阶梯漫长期序的正式开始”，生员群体作为科举金字塔的底端，政府官员能够获得较多新血液的补充（据何炳棣统计，近三分之二的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或现任低阶官员及候补低阶官员家庭，政府官员的成分经常处于波动状态）。父祖为高级官员的进士比例并不高，但有平均三分之一的新进士出身于中级和高级官员家庭，这“有助于彻底而从容地同化那些来自普通平民家庭和低阶家庭的新官员”。底层宽广的生员群体与上层较少的科举成功者组成了金字塔式结构，使得整个进士群体的社会成分处于长期的流动状态，有助于政治社会的稳定。然而科举作为政治手段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在明清不同时代略有差别。在明太祖全盘洗牌下的明初社会流动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后来随着社会稳定、人口增长和举人解额的固定，平民要爬上“初阶社会学术流动”的难度不断增加。但政府还是力图通过对进士分省名额和官卷名额的设定，控制因地区或群体贫富及文化差距而可能引起的畸轻畸重。清末开捐纳以缓解财政危机，然而铨选壅滞，卖官鬻爵，再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受制于有限的进士名额，人人争竞的仕宦之途无法提供更多的出路给寒窗苦读的士子，明清社会的危机正在于此。何炳棣于书末感叹道，“整体而言，在工业社会中，伴随着继续不断的技术与革命与经济活力，从收入与职业带来向上流动的稳定趋势；而明清中国，人口的倍增及技术与制度的停滞，却使社会长期的向下流动趋势无法避免。”小结何炳棣后来自评其在这本书中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应用较多，也较为谨慎，虽然他自退休后致力于考证学，对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但观其个人的治学取向，深受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影响。虽然此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根据明清两代进士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同年齿録等原始史料进行的坚实分析，但只有微观的个案配合宏观的透视，才使整本书详实而丰富，宏微观相得益彰。何炳棣的这本书虽仅论及明清，但他对科举制度与社会阶层流动性之间关系的考察却能时常引起读者对今日中国社会某些现象、某些制度的思考：完全按分数划线是否意味着公平？高考中的照顾政策哪些该废、哪些该留？近现代革命及后革命时代在多大程度上重新洗牌？商贸作为新时代的利禄之途，提供了多大程度的社会流动机遇？……等等无论这本书提供了多少的跑神机会，我们都能准确地回到作者所力图描写的历史现场，数据统计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宏观的问题，而非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传记、族谱、小说等不可被量化的事证不仅丰富了论证的内容，而且使我们更为直接地体察明清社会的世风民情。本书由明史学者徐泓翻译，并加以译注订正补缺，阅读体验甚佳。

譯者序

何炳棣教授及其《明清社會史論》（譯者序）徐泓何炳棣教授於2012年六月七日清晨七點十一分在睡夢中安然去世，享壽九十五歲，史學界失去一位跨世紀的大師。何炳棣先生原來念的是英國史，後來轉治中國史，他的研究領域廣，包括揚州鹽商、明清至民國的人口、明清會館、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美洲新大陸作物輸入中國、北魏洛陽城、明代土地數據、清代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黃土與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和近年研究的先秦諸子等。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運用史料之精妙，方法與史識之獨創，轟動史林，驚動萬教（教育界），當今華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何先生不滿於中國文史研究被洋人歸類為「漢學」（Sinology），因為「漢學」是西方人「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其「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產物，他們卑視漢學，不置之於西方為主流的學術殿堂正殿。因此，何先生治中國史都選重要的大問題，成果都由重量級的西方大學出版社和學術期刊出版，與西方史家進行對話。何先生的學術受到西方學界的肯定，1965年榮獲芝加哥大學聘為地位崇高的湯普遜（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歷史講座教授，並於1975年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亞裔會長。何先生擅長於廣泛運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又能吸納西方史學的長處。他在《東方的搖籃：紀元前5000年至1000年華夏技術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以文獻、考古資料及古動植學證明中國古代文明源於本土，打破西方學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亞的一源說，連強力主張這種學說而撰寫《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著稱的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為之折服。何先生為人率真，不假顏色，很多人怕他。他成長於對日抗戰之中，有濃厚的民族意識，雖因工作關係入美國籍，但熱愛中國之心過於常人，曾質問一些華人學者：你是中國人怎麼可以不愛國？從何先生的訃聞中知道他要歸葬老家金華。1979年底，在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MIT）討論中美關係的會上，面對滿場洋人學者，親見何先生獨排眾議，大聲指斥研究中國的洋人學者的反華情結。其敢言直言的態度在西方學界的華人學者中極為少見，一般華人學者在洋人屋簷下總是低頭，何先生決不示弱。1996年，「新清史」的代表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教授發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就職演講：“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針對何先生1967年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發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批判何先生對滿清王朝「漢化」問題的論斷。他認為清王朝能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主要原因不在於「漢化」，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文化政策，才是清朝統治成功的關鍵。兩年後，何先生像大砲一樣地強力反擊，發表“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捍衛漢化：駁斥羅友枝的《再觀清代》〉）。首先，何先生說他的論文是宏觀的，論題是多面性的，羅氏卻單挑漢化這個單一主題來討論，模糊文章的真實意義。更甚者是羅友枝曲解何先生的論點，何先生說：他的基本觀點，明明是滿族創造了一個包括滿、漢、蒙、回、藏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羅友枝無視於此，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一個錯誤的二分法。他無視於滿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就在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和制度。羅友枝又主張：遼、金、元、西夏政權統治漢人與漢地，都只任用漢族官員，他們都拒絕漢化。其實，這四個政權最終都採用漢文化和制度，甚至以漢族五德終始的正統論合理化其政權。征服王朝要鞏固其統治，漢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本是國際學術研究的共識，而羅友枝卻全然視而不見。何先生在文章中，以極大的篇幅，論述九千年以來，漢文化和漢化發展的歷史的各個方面，並且討論非漢族政權如何採用漢化政策，統治以漢族為主的中國。這真是一篇擲地有聲的大文。廣泛運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又能吸納西方史學的長處是何炳棣教授治史的特色。他治明清社會史即運用社會学理論，專攻這一長久以來為社會科學家重視的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研究課題。何先生於1962年出版《明清社會史論》，是第一位大量運用附有三代履歷的明清進士登科錄及會試、鄉試同年齒錄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根據這些史料，何先生作量化統計，分析向上與伺下社會流動；在資料的數量與涵蓋面，均遠遠超越前人，統計分析的樣本，進士達一萬四五千名，舉人貢生達兩萬多名。分析結果，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總數50%，清代則減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見平民向上流動機會漸減。清代，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制度，富與貴緊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何先生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社會流動，而且也討論向下社會流動及其導因，闡明促進社會流動的各種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何先生認為明清社會幾乎沒有制度化的機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長期的向下流動，均分遺產的習俗可能是最有力的的因素。除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外，何先生又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和影響社會流動的各種因素。社會流動比較研究的結果，何先生認為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社會流動的數據，也可能很難超越」。近年來，何先生的論點遭到部分學者質疑。較著名的有美國的郝若貝（Robert M.Hartwell）、韓明士（Robert P. Hymes）、與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中國的沈登苗。1982年，郝若貝的論文〈中國的人口、政治與社會的轉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分析宋朝官員傳記資料，發現宋朝政府被幾個或幾十個大家族所壟斷，科舉造成的社會流動並不大。韓明士在1986年發表《政治家與士大夫》（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書，則認為研究科舉所促成之社會流動，不能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為據，應該擴大「精英」定義的範圍，將寺廟捐獻者與從事地方公益事務者及其親戚族人、學生等均列為分析的對象，於是大大縮減平民範圍，把平民在科舉上的成功率大為低估；他進而懷疑科舉制對統治階層與平民間的「血液循環」有促進作用。稍後，艾爾曼發表〈科舉制下帝制中國晚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再生產》（“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與《帝制中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也認為何先生估計出身平民進士之比例過高，過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對向上流動力的作用，進而論定：「近千年來，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統治階層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再生產』而已。」沈登苗則於2006年發表〈也談明代前期科舉社會的流動率——對何炳棣研究結論的思考〉，批評何著對「明代前期」的界定，及以何先生未能使用天一閣獨家收藏的31種明代進士題名錄為憾，並指出「明代前期科舉流動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造成的，何先生的「結論在科舉史上並不具備典型的意義」。但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使用的21種（其中5種為天一閣獨家收藏前人未使用過的）明代前期題名碑錄，分析的結果，仍然支持了何先生的結論。對於韓、艾二氏的批評，何先生並未撰專文反駁，僅於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簡單回應稱：自己的統計「完全是根據八十幾種中試者的祖上三代履歷，最能反映社會階層間的上下流動」，而艾氏所用的資料卻「沒有最能反映社會血液循環的祖上三代履歷」；而且根據艾氏的統計，明清出身平民的舉人，占總數的54.27%，出身平民的進士，占總數的61.78%，反而坐實了何先生的結論。至於韓氏的評論，何先生則認為是對「精英」的定義混亂而誤導的。其實明朝政府早已認識到科考中試者多平民出身，《明神宗實錄》卷535載，禮部言：「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可以說近年來少數學者質疑科舉制與社會流動的關係，似乎是難以撼動何先生論點的，大部分學者仍認為「科舉為寒門子弟架起了通向『天門』的階梯」。《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影響中國社會史與明清史及東亞史研究甚鉅。如許師倬雲教授的《先秦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B.C.）、毛漢光的《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吳金成〈中國의 科擧制와그政治．社會的機能──宋．明．淸時代의社會의階層移動을中心으로──〉《科擧》（서울：一潮閣，1981）、吳建華〈科舉制下進士的社會結構與社會流動〉（《蘇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及研究韓國科舉與社會流動之崔永浩（Yong-ho Choe）的The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Yi Dynasty Korea, 1392-1600（《朝鮮李朝初期的科舉制度與社會結構》），均以此書為典範。近年來，研究科舉與社會流動的史料陸續公開，已較五十年前何先生出版《明清社會史論》為多：明代鄉試錄313種、會試錄54種、進士登科錄54種、進士同年序齒錄15種及進士履歷便覽17種。整理編印的工作，也不斷展開。伴隨著《明代登科錄彙編》、《清代硃卷集成》與《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會試錄》等明清科舉史料的整理印行，科舉的研究，再度興盛，而有所謂「科舉學」的出現。于志嘉利用《萬曆三十八年（1600）庚戌科序齒錄》，分析77名軍籍進士祖孫五代社會身分的變遷。而論述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相關研究，更是在方法上、資料的運用上，都很明顯地看出沿襲何教授《明清社會史論》的痕跡。2003年，張杰的《清代科舉家族》，即用統計分析法，處理《清代硃卷集成》中的家族背景資料，討論中舉者的垂直流動、應試者的水平流動，及科舉與士人居住地遷移的關係。2007年，廈門大學鄭若玲發表《科舉、高考與社會之關係研究》，將科舉與大陸、台灣及東亞地區大學入學考試類比，討論其與社會的關係；其第四章論述科舉與社會流動的關係，也是「基於清代硃卷作者之家世」，用統計方法所作的量化分析。其分析的樣本雖多達八千餘名科舉人物，但仍較何教授的近四萬名樣本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其特別之處，在何教授分析科舉人物的祖上三代家世，鄭若曾則延伸到五世，多考察兩代祖先，兼及妻系與母系情況，而且還統計分析了功名大小之間的流動。其結論雖部分有異，但主體仍與何教授的論述一致：「科舉制是清代社會流動的重要途徑。盡管獲得功名的舉子大多數還是出身於較高社會階層，但一定比例的布衣藉著科舉得以升遷的事實，說明他們仍有一個較為公平的向上流動渠道。」近年來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研究趨勢，除研究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及橫向的水平流動外，又注重區域研究。在相關資料的整理方面，1980年，朱保炯、謝沛霖在房兆楹、杜聯喆編《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的基礎上，編輯《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確認全國進士的籍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何教授《明清社會史論》最早注意這一論題，並在該書特立第六章〈科舉的成功與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論述之。中國地大，地形複雜，各地發展不平衡，差異性極大，是治中國史者當特別放在心上的；否則便會把中央集權體制視為極有效率的，誤以為所有制度實施時，是全國一致的。何教授認識這一特性，深入討論地域的差異。1993年，何教授更發表〈明清進士與東南人文〉，論述東南進士人才輩出的人文環境。同年，王振忠翻譯《明清社會史論》第六章“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為〈科舉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發表於《歷史地理》第11輯。這一章的中譯本方便許多中國學者直接閱讀何教授的論著，受其啓發，而開展對進士地域分布和分區的研究。為照顧邊遠落後地區，不致因其文化水平劣勢，而乏人參與政府，尤其唐宋以來，因北方戰亂及經濟重心南移，導致南北文化水平之鉅大差距；因此，明廷確立各鄉試省解額，建立會試南、北、中卷制，依地域比例，訂立錄取名額，使全國各地均有人才加入政府，鞏固明朝作為代表全國各地人民的統一帝國。對於科舉錄取題名。靳潤成、檀上寬、李濟賢、林麗月、劉海峰、王凱旋研究明代科舉的區域配額與南北卷，汪維真研究鄉試解額，沈登苗研究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進士的地域流動，曹國慶研究江西科第世家，范金民與夏維中研究江南進士的數量與地域分布，分析其數量眾多的原因。其他地區如安徽、浙江、福建、廣東、貴州、山西、山東、四川等地均有學者研究。除了上述學者的研究外，近年來有關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的論著與論點，多與何教授相似，不過在資料的運用上有新進展，如對於現存登科錄的調查整理及個別登科錄的考證，近年來也頗有進展。1969年，臺北學生書局編印《明代登科錄彙編》。2006年，寧波出版社影印《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是目前規模最大的明代科舉文獻彙編，給學者們在研究上很大的方便。其他與科舉相關研究，近年來大量湧現，對譯註工作，大有助益。何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自1962年出版至今雖已半個世紀，此期間這個研究領域雖有上述的發展，但無論在論題的開創，運用史料與統計分析方法的精到，獲致結論的堅實，仍是其他相關著作不可倫比的。《明清社會史論》可說是一本中國史研究、社會史研究與東亞史研究及社會科學界譽為劃時代之經典鉅著。尤其在科舉與傳統中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動的。何教授的《明清社會史論》至今已有意大利文、日文和韓文譯本問世，但仍未有中譯本刊行，實為一大憾事。泓最初讀到何教授的鉅著，是1965年的夏天，剛考上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所長劉壽民（崇鋐）教授將何教授送給他的這本《明清社會史論》，賜贈於泓。於是開始一頁一頁地讀，初讀英文寫的中國史論著，最頭痛的還不是英文，而是中國史上的人名、地名、官名與書名等專有名詞，如何從英文還原為中文，尤其這些字詞，在一般英文字典是查不到的，只好試著猜，猜到一個自以為是的，就高興得不得了。當時邊看邊試著翻譯，居然譯了四章半，後來因為忙著寫論文而中斷。泓之治明清鹽業史，完成碩士論文《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與博士論文《明代的鹽法》實受何先生大著〈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與《明清社會史論》啓發，是從中得知什麽是鹽户、灶户，什麽是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明清鹽業與鹽商在中國史上有多重要；因而投入明清尤其是兩淮鹽業的生產與運銷的研究。取得學位以後，有幸留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任教，由於教學工作忙碌，也就擱下翻譯《明清社會史論》的工作。時值七十年代前期，正是保衛釣魚臺運動的高潮，許多留美學人學生不滿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軟弱，而投身運動；遭國民政府或吊銷護照，或視為拒絕往來户，何教授便是後者。當時國民政府對外雖軟弱，但對內卻很強硬，臺灣在威權統治下，校園氣氛甚為嚴峻，尤其身為學術教育界龍頭的臺灣大學，更是陷於「白色恐怖」中；先有哲學系事件，兩次整肅之後，幾乎完全改組；繼而傳說矛頭指向歷史系，於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何教授既然已列為臺灣的拒絕往來户，當然不宜再談他的著作。直至八十年代後期，解除戒嚴，何教授也恢復每兩年回來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權利，泓乃重拾舊譯稿，以完成這一對泓學術生涯有重要關鍵作用的工作。無奈當時承擔學術行政，正負責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研究所；1991年卸下重擔後，榮幸地被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副校長錢致榕教授與校長吳家瑋教授找了去創辦人文學部；1993年底回臺以後不久，又為袁頌西校長找了去創辦暨南國際大學的歷史學系與研究所，並擔任教務長，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後，代理校長承擔校園復建及延聘新校長等善後工作；沉重的學術行政工作，阻擋了大部分研究工作。直到2002年自暨大退休，轉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的教職，教學工作單純，遂能重拾研究寫作工作。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是劉壽民老師創辦的，泓擁有的何教授《明清社會史論》，原是何先生送呈他讀清華大學歷史系時的業師和系主任劉壽民老師的，後來劉老師賜贈予泓，真是機緣凑巧。於是重拾舊譯稿，矢志完成此未竟之業。不久，又蒙何教授約見，鼓勵泓繼續翻譯，並惠允協助解决翻譯中遇到的困難，隨後又獲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此翻譯計畫，工作於是再度展開。《明清社會史論》於1962年出版後，何教授又獲得到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翁同龢收集的清代進士履歷便覽、會試錄與會試齒錄、舉人鄉試錄、貢生同年齒錄及在台北中研院史語所見到四種明代進士登科錄等新資料，1967年第二版即據以修訂，重新估算表9、表10、表12之數據，並修改其文字；因此，1967年修訂版與1962年原版中本章的內容有所不同。本譯文即以1967年修訂本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為底本。這次翻譯時，一一查對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獻，還原於譯文之中，若有出入則以「譯者注」形式說明。由於這本書出版已五十年，此期間有不少相關文獻與研究論著出版，與何教授對話，對於不同的意見及補強或修正的文獻資料，也要以「譯者注」形式說明。由於何教授徵引之資料，有許多不見於臺灣的圖書館，也一一向何教授請教。有了何炳棣教授的協助，相信這個《明清社會史論》譯註本不同於其他文字譯本，而為較好的譯本，也是較理想的中文版本。來源：聯經出版

科举与社会流动：传统中国的成功之道

初知何炳棣先生，是在本科时有人推荐何先生的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读史阅世六十年》，说是有志于史学研究者的励志和入门级经典读物。确实，读完这本书，让我更加强烈的感受到了史学研究的魅力，坚定了投身史学研究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让我得以了解何炳棣先生的生平以及治学旨趣。何先生治学，用他自己归纳的“老清华”学生的特点来说，那就是“非一流的学问不做”。他的每部学术著作的问世，几乎都能产生轰动，因为其要么是采用了最新的方法和理论，要么是提出了史学界之前所未有的观点，这都是第一流学问的应有之义。而他的这部《明清社会史论》，则两者兼备，既采用了最新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了史学研究，又对明清时期的社会流动提出了明确的解答，成为讨论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经典巨著。正是由于之前看过《读史阅世六十年》，所以对何炳棣先生其人和其著作均有浓厚兴趣。本学期修朱忠飞老师的“中国古代社会”课程，指定的阅读和讨论书籍就是这本《明清社会史论》，借此东风，读完了本书的电子版，由于读此书受到的启发较多，故打算写此书评，作为自己读这本书和修这门课的一个总结。本书的英文书名是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直译应为《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社会流动方面，1368-1911》，相比《明清社会史论》的译名，前者更为直观具体，指向性更加明确，但不知何故采用了后一译名。徐泓先生的译笔很好，且本身就是明清史方面成就斐然的学者，再加上何炳棣先生的亲自指点，总体来说，本书的中文译本应该是较为成功的，读起来流畅且学术性很强，最难能可贵的是，译者在其中还加上了很多最新的史学动态，使我们得以更全面的了解何炳棣的这本巨著。据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叙述，1958年其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Bernard Barber“在漫谈中提到社会学界研究社会阶层间的流动，近年开始注意到‘opportunity structure’（机缘结构）的重要。我首次听见这个专词短语，马上就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并立即相信传统中国这方面的资料丰富多维，大有做头。” 受此启发，其研究成果即为《明清社会史论》一书。本书系根据近一万五千名明清进士、两万多名晚清举人与特种贡生三代履历，以及大量且多样的史料，用以讨论明清的“社会流动”问题。何先生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学者注意的科举史料；根据这些史料，何教授作量化统计，分析社会流动；在资料的数量与涵盖面上，均远超前人。分析的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的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祖父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上行流动的机会渐减。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紧密联系，影响力趋强，更使平民上行流动的机会大减。但总体分析，可以看出科举确实对明清时期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作用和相对的“公道”：一方面出自平民家庭的进士比率相当可观，另一方面出身于三品以上拥有“荫”的特权家庭的进士仅占全部进士的百分之六以下。更难能可贵的是，何炳棣先生在书中不但处理上行流动，而且也讨论下行流动及其导因，使我们对所谓“富不过三代”能有更深层次的认识。除此之外，何先生又专章讨论了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横向水平流动，并对社会流动的地区差异性也有所论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的重要性，其不仅是传统中国普通学子得以成功的阶梯，也是整个传统中国社会保持稳定和流动，以致于一千多年延续不断的重要因素，即传统中国的成功之道。我个人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反而是何先生对下向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唐代以后，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是功名的获取更主要地是取决于个人才能而非家庭地位。地位高的家庭如果子孙后代无能的话，也不可能久享功名。但由于关于下向流动的资料奇缺，长期以来，下向社会流动问题成为很少被系统研究的薄弱环节。作者却在书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别出心裁的研究，他通过利用山东新城王家、安徽桐城张家、江苏无锡嵇家和浙江海宁陈家的家谱进行个案归纳，进而来分析影响下向流动的因素。第一，宋代以来，由于科举功名取代家庭威望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身份制度的迅速变动和家庭地位的急剧升降变得司空见惯，有功名身份的人背离原来进入仕途时的严格家训、家规传统，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个人爱好上，玩物丧志，导致个人地位从高处降到低处。第二，科举制具有严格的淘汰性和强烈的竞争性，并且已有功名的家庭在参加科举时和平民子弟也是平等的，再加上科举名额的限制，一些功名家庭的子弟被淘汰也就在所难免了。第三则是荫的范围受到限制并逐渐严格。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家庭财产实行多子均分制而非嫡长子继承制，并且中国又素来提倡大家族制，因此每次分家都必然导致家庭财产的分散和经济实力的降低，从而导致社会地位的降低。以上四个因素中前三个是变化的，最后一个是稳定的，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官僚家庭的下向流动，如果家庭中没有人获得新的功名，这种下降过程将进一步加快。由此，作者检讨了明清时代的史料后作出结论：明清中国和近代西方之间社会流动的基本不同点就是长期的变迁趋势相异，西方工业社会由于持续不断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种稳定的上向流动趋势，而明清中国由于人口增长、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停滞，长期的下向流动趋势是无法避免的。作者最后从总体上分析了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科举与官学，学校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的有机结合，成为影响社会上向流动的制度性因素；社学和私学，对考生普及教育和提供帮助，从而影响社会流动；科举考生的社会资助，主要是地方社区，比如会馆等，均给考生提供了很大便利；家族制度，家族长期有共有财产和福利提供，是一个促进穷人上向流动的重要因素；印刷物，随着明清时期大规模的出版图书，且价格日益便宜，给平民参加科举而获得相关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战争和社会动乱，明清时期几乎每次战争和社会动乱都会造成剧烈的社会流动；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也影响社会流动，这一点可以参照何炳棣的另一著作《中国人口研究》中的有关论述。何先生的这部巨著，给我的更多的是方法论上的启发。比如他在研究下向流动时的个案归纳。因为资料的奇缺，作者只能采用这种方法。但何先生从各地的家谱中挑选出上文所说的四大家族这四个典型案例，从不同侧面分析这四个家族十四代家世，再进行归纳，得出其下向流动的结论和原因，既别出心裁，也更见功力。还有就是书中的统计研究方法。作者在该书中使用了三十七个有价值的统计表，或推定，或比较，对史料采取量化分析，“看出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得出有关社会流动的定性结论，这些统计资料和数据是最为直观和有说服力的，正因此加重了该书的分量，奠定了其“在社会史著作中居第一流”的地位。另外，作者的资料考证也令人赞赏。在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对资料的使用也是严肃对待的。明清时期的传记资料中最著名、最有分量的是焦竑编的《国朝献征录》和李桓编的《国朝耆献类征》。但作者通过将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朱君毅的《清史列传》和张耀翔的《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三书列表进行比较，发现三本书关于士绅阶层的分类标准存在差异，前二者以主观的多重功绩作为标准，后者以客观的功名作为标准。尤其是李桓具有地方主义情感，因为他是湖南人，就在书中把湖南的士绅总数排在第二位，把本应居第二位的浙江放在后面。由此何先生提出，使用传记资料要慎重，要有选择、鉴别，最好把资料和实证方法结合起来。当然，正因为该书的地位显著，书中观点常被引用，也常被质疑和挑战。首先，有些人认为三代不足以反映功名流动的真实面目，因为社会具有连续性，要做动态分析。其次，有些人认为功名身份在明清人口总数中只占微小的一部分，有些地方，例如安徽桐城县，士绅家庭长期保持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而这种社会控制并非是通过科举和教育的途径，而是通过累积土地和加强家族联系等途径实现的。因此，社会流动的范围不是相当宽阔的。最后，沈登苗先生认为何炳棣对明初的社会流动的分析虽然正确，但由于这是由于明初承接元代，是由元代的特殊用人政策造成的，因此不具备代表性。2 当然，史学需要争鸣才能不断的推陈出新，但毫无疑问，这丝毫不影响何著的巨大成就。史学应该是贯通的，从本书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作者对明清制度史以及政治事件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比如其对明代的户籍制度、明清考试制度和书院制度、私学和官学的功能以及社区的起源和家族制度等，都进行了功力深厚的考察，使本书更为系统和全面。由此可见，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何其难也！何先生曾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忆其每次深夜从国会图书馆读书出来，心里总会豪气干云的发出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读过此书之后，我想至少何先生的这本巨著是配得上藏之名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