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回忆》书评

失去所爱之后

小说开篇便是浓郁的个人悲哀：“在走去学校的路上，我听见一首歌，是从路边小摊上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这是一首异国歌曲，唱的是关于失去的爱。我是这么猜的，虽然我听不懂歌词，只能从曲调部分来猜想。在低音的部分，我感受到男人承受的失落，而在高音的部分，我觉得唱的是不可能再来的过去。好几年里，我都不流泪了。但是自从听了这首歌，眼泪又开始掉下来，站在灰尘四起的街道上，陌生人群的中央。这个旋律在我脑中停了好多年。”孤独无助且无望的爱，无尽浸染。这是主角之一厄里雅-高尔的心理自白，作为西非塞拉利昂的政治学大学老师，他爱上了有夫之妇----漂亮的苏菲亚，他对苏菲亚一见钟情，情难自禁，慢慢以夫妻朋友的身份接触靠近和守望，然而苏菲亚爱她的丈夫朱利安斯，他们两人夫唱妇随，中间没有厄里雅-高尔插足的余地，直到发生政变。厄里雅-高尔与朱利安斯一起被逮捕入狱，而厄里雅-高尔交了自己记录过朱利安斯一些情况的笔记本，保全了自己，朱利安斯死于狱中。此后，厄里雅-高尔娶了苏菲亚，生了一个女儿么么凯。表面上看起来婚后生活和谐美满，实际上苏菲亚与高尔貌和神离，最后死于自杀式车祸。高尔爱着苏菲亚，可他的爱得不到回应，“这感觉就如同见到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就知道可能会爱上她。说到一见钟情，大家可能都形容错了，既不是爱也不是欲，而是她离开之后，你感觉到失落，一种失去的预感。”小说三位主人公的故事里，高尔的故事最连贯，也最感性。高尔对苏菲亚，对朱利安斯，后来对女儿么么凯的保护（从学生事件里救出么么凯，使之背叛了她的伙伴），都有自私的成份，但这种自私又能让人理解。全篇以衰老病人高尔的口吻讲述这过去的故事，带着浓浓的惆怅与得不到爱的遗憾。亚德里安是英国来的心理学家，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每天面对大量的战争心理创伤患者，让他的内心也不堪重负。小说通过他的双眼讲述许多病房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和外科医生凯-曼莎瑞的病患有些相似，而凯在日复一日机械的操作中也消磨着生活的激情。这样两个医者，又都与高尔的女儿有关：么么凯是亚德里安的女友，又是凯的前女友，么么凯也是这两人怀念和爱恋的对象。相似的历史在两代人之间上演，只是二男一友的故事，因过程不同，也收获不同性质爱之眷恋。对此，作者借亚德里安的感触抒发失去所爱之后的痛楚：“失去什么所爱，后续意义超过了事件本身，这种感觉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因为死亡带走了一切，除去了一切可能性，只有一样例外，那就是回忆。”将目光放在明面上爱的回忆，爱的缺失，爱的遗憾上，我想这只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一条明线。小说中因爱而作出的背叛与爱的伤感一样鲜明，让人理解，又隐隐作痛。厄里雅-高尔病入膏肓、垂垂老矣将死之时，反复与亚德里安仔细讲述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一遍遍的叙述中求得清白的安慰以及自赎的释然。小说中反复出现朱利安斯的半岛桥。这是座在建桥开始，因朱利安斯天天去看建桥，建桥者于是让他在桥梁湿水泥上写上名字和JK缩写，又伴随朱利安斯长大的半岛桥。在厄里雅-高尔的回忆里，半岛桥这个意象代表着朱利安斯的梦想天赋、热情与追求，“他解构了这一城市，又将它黏合回去”，心怀“没有事情是我们永远也做不成的”远大理想的朱利安斯是厄里雅-高尔与后来的听众亚德里安无法抵达之处，而这座桥，从最开始亚德里安发现并回避，后来又细致打量，似乎也说明着朱利安斯那些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天真梦想和理念，慢慢被人接纳和理解。此时的桥已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之桥。尽管在西非塞拉利昂内乱的时代背景下，作者也着力描写了亚德里安和凯面对的精神与肉体受到的战争创伤，但对我来讲，小说里最让人感动的还是爱的深刻缅怀，那些说不出、道不明的至死不渝。“有一天，也许他会回来。他看到自己在阳光下弯着腰行走，寻找着这块土地，和几个月来在这里认识并爱上的人，然后在这一个地方终老。”

战后狮子山的苦痛传说

对于本书，我的个人感觉是语言美、安静、舒缓。渐渐深入一个我们以前从不关注的世界（西非）——不是已出版的各种中文纪实书中缺衣少食、孩子需要教育的非洲农村。而是，非洲城市，非洲受教育者的生活，他们的内心世界。长篇的书评我就不写了，因为看见下面的这个，跟我个人的感觉很像。：）以下评论节选自《观察家》主笔蒂姆·亚当。　　　你如何能真正地着手于疗愈战争之痛？芙娜用极端的谨慎，在一部宏大的、事先经过深入研究的小说中提出来的问题之一便是这个——她发现的那些答案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芙娜父亲的家族来自塞拉利昂，他们近距离地经历过太多那种恐怖。她的第一本书，回忆录《水上跳舞的恶魔》，就试图去发现她父亲死去的真相——他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在女儿十一岁时入狱并被杀害。而在这本书里，她尝试着从反刍她自身的痛苦经历扩大到讲述一座倾城、一个深陷悲伤与失落之阴影的国度的故事。她通过三个主要的声音来构建这部历史。亚德里安·鲁克哈特是一位英国心理师，无望地发现自己对于所谓“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正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虽然，他迅速而且残忍地被通知，他们不这么称呼，他们称之为“活着”）这种情势应对不力。鲁克哈特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在家里有一个小女儿，即使他不愿意承认，他在弗里敦的庇护所里的工作看起来却非常像是某种治愈他内心冲突的努力。在这项工作任务里，他面对着两个各有其自身故事的男人。厄利雅·高尔，本市大学的一位前教师，是鲁克哈特唯一的私人病患。这本书叙述部分的大绝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俩的会面，基本都是高尔讲述他自己的人生，这些讲述来自他保存的从1960年代至今的日记。高尔是一名现代政治历史的讲师，可是他的经历揭示了在诸如塞拉利昂这般破碎之地，个人永远都比政治来得渺小。鲁克哈特的另一位知己是一名本地外科医生，凯·曼莎瑞。曼莎瑞的专业是整形修复。他从不缺病患——瘫痪和跛足是弗里敦的常态。然而，曼莎瑞像鲁克哈特，像高尔一样，被爱的缺失折磨着，一如被自己亲眼目睹的日常生活中的恐怖折磨着。凯的工作是特殊而现实的，他在烧灼和消毒中消磨着自己的才干：他感觉到自己生命中缺失之爱，有如他被截肢的病患们感觉到他们自己魅影般的肢体；“爱的回忆”是一种缺席，与任何更多肉身的萦绕同样绝望，难以触碰。疯狂的暴力之地的医师，这是一种令人熟悉的隐喻，来自《苏格兰的末代君王》，来自迈克尔·翁达杰（注：《英国病人》作者）的著作，来自别处。可是通过在她的心灵理疗师和身体医生之间设置对立，芙娜以多种有趣的方式发展了这一隐喻。曼莎瑞起码可以将肢体缝合回去；鲁克哈特关于神经官能症和人类动机的本能感觉的教科书却因他遇到的各种病例其深不可测的残忍性而变得爱莫能助——尤其是一名叫做agnes的女子，她回到一座本已离开的难民营，发现她的女儿嫁给了杀夫仇人。弗洛伊德式的原型是日常的现实。鲁克哈特身处“正常”的西方世界时演练的沉默对他来说似乎总蕴含着心理线索，而在此地，沉默看来只是幸存下去的唯一途径。随着芙娜的小说渐渐深入，随着我们看见厄里雅·高尔的迷恋于背叛的经历的结果，我们也开始看见在她故事的核心，这三个男人的人生是如何因一个单身女子而连接起来的。这个情节设置有一种整洁，一种巧合，有时似乎紧张，却体现了芙娜更宽广的观点：如果你足够努力地看，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

爱的流放地

阿敏娜妲·芙娜的《爱的回忆》，似电影《恋恋笔记本》般，一个孱弱老人用心的在叙说一个往事，爱情是那种在孤寂中如此痛苦地感受到的、令人渴望而又隐约让人绝望的东西。过往的事情为你一个人而种植，只求从你的心里，栽培一团种植园。那个同感的年轻人在倾听的间隙，把日记慢慢的读成了“周记”。 故事的背景设定在非洲的一个国家萨拉里昂。因为混乱的内战和可持续的创伤，那段破碎的时光都在延续人们的慌乱与迷失。我想，作者的小用意暗合了：爱情，不正好是一场内战吗。厄里雅·高尔的爱不能，凯的爱不得，亚德里爱不成。他们在那场战争里赢得了残胜，却也输的彻底。“碰巧”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命运。如罗洛·梅说，一个人的意愿与生命中之必然互相冲突的时候，我们更深层的命运就会在此显露。当我们摊开自己的左（右）手，惊奇的发现爱情线与命运线，其实是相连着。是爱情催生了命运，还是命运引发了爱情，我给不了一个答案。他们在爱的放逐中，被绑架成了人质。他们如此的相信爱情是他的命运，只因为他爱她。厄利雅·高尔的地下室一夜，凯的无眠梦魇，艾格尼丝的周期性出走，亚德里恩的寻找有意义。他不过是想逃，而他确实也在逃。他（她）在潜逃中掩藏自己的命运。他的心就是让他安宁的避难所。依恋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轻轻地磨蚀心。却也用一抔心，混合苦苦的与涩涩的，浇灌一堵块垒阵，把自己围在里面，如同搁浅在一个孤岛的幸存者，既想有人关注，却得不到救助。人在逃离命运的同时，又渴望命运。厄里雅·高尔与亚德里恩，因为爱情的失魂落魄感觉，以为所有事物都会为爱的那个人而存在。当厄里雅·高尔为了自己所谓的爱情，做出自私的“背叛”；当亚德里恩开始为了婚外恋，能够背弃原有的一切。爱的这么自私，这不是他的罪过，命运满足了他们的秘密期盼：让他和她走到一起。可是命运又往他们的心开了一枪，在巨响中一切归零。与苏菲亚的婚姻变质了猜忌怀疑的烂游戏，亚德里恩还是一个人的认命。一直在原地孤单等待的凯，用回忆不断地回放来催眠自己，可是再也没有曾经了。作为流放宁古塔“罪民 ”，他们拿什么带进那片避难所呢？爱情？工作？失忆？终究，一件东西都不能放进避难所。只有痛苦与煎熬可以。 他们在避难所里，从头开始。 可是真的从头开始了吗？人死了，爱情也死了。哪怕只剩下忍耐， 但是死却没有忍耐。孤单患者的我们都有一种精神病，显然生活的一切是需要我们的，生活总在以某种的方式召唤着我们去生活。所以啊， 人生可以失了明，爱情可以瞎了眼，但心不能盲呢。

书之外：了解世界上最血腥的内战

塞拉利昂是西非国家，首都弗里敦（自由城）。台湾将塞拉利昂译为“狮子山共和国”。前英国殖民地。矿产资源丰富。声明：以下内战介绍内容引自百度百科简述1991年3月23日， 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简称“联阵”）发动反政府政变，塞拉利昂内战爆发，由此开始了塞拉利昂长达11年的动乱，期间几经反复，最终以“联阵”的解体及其领导人福迪·桑科的被捕而告结束。流血的狮子山联阵的发难1991年3月，当擅长摄影的前陆军下士福迪·桑科，打着“反对独裁“和“民主改革”的旗号，领导“联阵”扯旗造反时， 他是有足够的理由赢得广泛支持的——不少塞拉利昂人对军事政变不断、历届政府腐败无能深感失望，对桑科暗抱同情和支持。就像多数前殖民地非洲国家一样，塞拉利昂自1961年从前英国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之后，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走的是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军事政变成了国家政权更替的主要方式，独裁，腐败风气则日甚一日；经济结构单一、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塞拉利昂盛产钻石，是有名的”血钻“产地）所带来的丰厚利益，总是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心城市的繁荣与封闭落后的乡村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村对城市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只要有人领头，根本不用愁没人会起来响应造反。邻国利比里亚的内战，为桑科领导的叛乱提供了便捷的武器来源。“联阵”早期活动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该组织以贪污腐败把国家经济搞成一团糟为口实，发誓“要把军政权从首都弗里敦赶出去，并彻底铲除总统选举制度”。1994年年底后，联阵其反政府动明显增强，并扩展到一些大城市和打击一些主要的经济设施，尤其是塞东南部地区的各大矿业公司。通过武装袭击或抓捕这些矿业公司中的外国人为人质，迫使一些主要矿业公司停产甚至关闭。进而使国家钛矿石、铝矾土和钻石等的开采和出口陷于瘫痪，而叛军则通过非法出口钻石获利。作为支持战争的最重要财源的钻石资源，一直成为这场战争的争夺目标。 交战双方强征大批青少年服役，把他们培养成毫无血性的杀人机器。尤其是“联阵”一方，往往把大量无辜的平民当作其施暴的对象，动辄割断人们的肢体，其肆意摧残儿童、幼女的暴行更是罄竹难书，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公愤。长达11年的内战还使农业生产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使全国大约1/4人口沦为难民，数万人在内战中死亡，大片农田荒芜。在叛军控制地区，国际机构提供的粮援无法运到，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亡。儿童被逼迫沦为刽子手福迪·桑科以嗜杀、残忍著称于世，他所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残暴的一支部队：毒打、屠杀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最令人发指的是，娃娃军经常使用肢解、挖心等名目繁多的酷刑折磨与他们为敌的人，还美其名曰“从心理上威慑敌人”。塞拉利昂内战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血腥的内战。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桑科出生于塞拉利昂的吉米部落，1956年参加了英国皇家西非部队，到英国接受过无线电报话员训练。出道前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陆军下士，还干过婚纱摄影在向政治权力顶峰冲击和抢占塞拉利昂钻石产地的道路上，桑科有一支靠绑架来的孩子组成的军队。而为了彻底断绝这些孩子的回家之路，桑科发明了一种惨无人道的方法，他命令手下干将用枪逼着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强奸他们的妈妈、姐妹，然后再逼他们把自己的亲人亲手打死，并将这些孩子的太阳穴割开并塞进可卡因，然后这些孩子就这样被拖入丛林，他们要想活下去，就只能认贼做父，听桑科指挥。这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娃娃军在塞拉利昂的和平进程上扮演过决定性的角色政府军的奇兵1992年，塞拉利昂政府军军官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但联阵攻势凌厉，政府军节节败退。无奈之下，1995年，新上台的瓦灵顿·斯特拉塞上尉雇佣了一家南非的雇佣军公司，签署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雇佣军的条件是拥有塞拉利昂钻石矿的实际份额。这支雇佣军在塞拉利昂逗留了21个月，花费了3500万美元，但他们还真做出了一点成绩：联阵主力被摧垮，撤退到农村，只占据了很小的几块地盘。政府保住了钻石产区，桑科被迫走到谈判桌前，就自由选举事宜进行磋商。但雇佣军在塞拉利昂国内扮演的角色引起了西方大国的不满，他们首先是向斯特拉塞施加压力，接着又向新选出的阿梅德·卡巴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立即终止与雇佣军的合同。1997年卡巴政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取消了与雇佣军的合同。雇佣军打道回府。联阵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联阵”一直没有接受选举程序，也不承认选举结果，当雇佣军撤走后，他们卷土重来，在农村开始了大规模的血腥报复。由于卡巴在竞选期间提出了一个口号“未来在你们的手中”，叛军便砍掉平民百姓的双手。而没有了雇佣军的政府防御此不堪一击，“革命联合阵线”在农村地区为所欲为。不牢靠的和平1996年11月30日，通过民选上台执政的总统泰詹·卡巴与反叛组织“联阵”领导人桑科，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签署和平协议，宣布结束已经困扰这个国家长达5年之久内战。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居民们当时曾欢呼：“战争结束了，和平终于来到了！”就连桑科也表示这项协定标志着“塞拉利昂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很好地管理国家，并实行民主政治”。卡巴总统则说：“革命联合阵线已不再是塞拉利昂的敌人，今后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贫困、饥饿、疾病、贪婪和猜忌。” 然而，塞拉利昂人只是空欢喜了一场。1997年5月25日，以前支持斯特拉塞的科罗马上校发动政变，推翻了卡巴政府，把“革命联合阵线”请进了首都弗里敦，大肆烧杀抢掠，约有近万名妇女被强奸。而被肢解的尸体到处都是，因为尸体太多，人们无法掩埋，就干脆把它们堆了起来，街上一堆一堆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科罗马自任国家元首，组成包括“联阵”成员在内的军政府。卡巴总统流亡几内亚。国际社会普遍谴责政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向塞拉利昂派出维和部队。同年10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132号决议，对军政府实施制裁和禁运。10月23日，军政府“西共体”在几内亚科纳克里签署向民选政府交权的和平协议。1998年2月12日，以尼日利亚为首的西非维和部队攻克首都弗里敦，短命的军政府活了不到一年便被推翻了。3月10日，卡巴总统回国复职。1999年1月，元气得到恢复的反叛部队卷土重来，突袭首都弗里敦，险些再次推翻卡巴政权，西非维和部队费了好大劲才将叛军赶出首都。在军事解决无望的情况下，双方再次寻求政治解决。同年7月7日，卡巴总统与叛军“革命统一战线(RUF)”领导人桑科在多哥首都洛美签署和平及部分分享权力协议。根据协议，叛军将放下武器，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在政府获得4个部长职位和4个副部长职位。赦免叛乱分子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桑科将享受副总统待遇，并负责战略资源管理和重建。好像是“和平在望”了。正是为了保证洛美协定的实施，联合国才向塞拉利昂派出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UNAMSIL)，目的是监督停战和武装解除，帮助实施2001年进行的选举。然而，当他们开始在塞拉利昂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联合国才发现，它在这里碰到的困难可不仅仅是“维护和平”而已。2001年5月，政府虽然与“革命统一战线”之间签订了和平协定，但国内治安仍未能得以恢复，卡巴总统决定推迟总统选举时间1年。2002年5月，在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监督下进行了总统选举，卡巴再次当选总统。战争久拖不决的秘密塞拉利昂内战之所以拖了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得到解决，首先与这个国家的畸形的政治生态有关。就像在不少非洲国家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塞拉利昂也长期存在着一种通过军事政变来解决国内权力继承的恶例。军事力量不能保证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却常常为少数野心家所利用，军队在行使国家职能时，常常为少数人的私利所左右，甚至成为颠覆国家和政府工具。其次，与冷战后大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战略有关。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普遍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即让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尤其是1993年联合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让美国大兵吃了大亏之后。而联合国的行动，如果没有美国的首肯，是万难成其事的。西方国家及联合国的不作为，使许多可以实现和平的良机白白错失。另外，还与塞拉利昂所处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关。塞拉利昂是以尼日利亚为首的“西非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与同属“西共体”成员的利比里亚有一条有边无防的当年殖民主义者划定的非自然边界，再加上反叛头子桑科与利比里亚军事强人泰勒有着特殊朋友关系，叛军每次遭到重创后，都能在利比里亚的帮助下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以尼日利亚为主的“西非维和部队”在支持卡巴复位的同时，却没有从根本上对叛军作出军事解决，结果遗患无穷。再有，国际社会和塞民选政府求和心切，对叛乱分子让步太多，让其获得在战场上根本得不到的东西，使其拥有过大的活动空间和权力。其结果是，使联合国维和部队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联合国人质危机2000年，桑科及其领导的“联阵”再次在世人面前大出了一把“风头”。当年5月，“联阵”公开与联合国叫板，绑架了500多名联合国驻塞维和部队士兵并将其扣为人质。此事一经报道，全世界一片哗然。要知道，数百名联合国维和士兵被绑架在联合国维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联阵”的举动终于惹怒了全世界，讨伐之声也随之而起有意思的是，在“联阵”绑架维和士兵的同时，桑科本人也神秘失踪。正当联合国为人质事件绞尽脑汁时，秘密潜伏在首都弗里敦的桑科被当地平民抓获并交给了塞拉利昂政府。桑科的被捕终于使人质事件有了转机。在国际国内的强大压力下，“联阵”最终释放了它所扣押的联合国维和士兵。自此，桑科开始走起了背运。尽管“联阵”仍然把桑科当作领导人，并声称桑科是唯一可以代表“联阵”与政府和联合国谈判的人，但被惹怒了的联合国说什么也不同意桑科继续参与塞拉利昂和平进程。迟到的和平人质危机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 以审理在塞拉利昂内战中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塞有关法律的犯罪分子，而桑科首当其冲。2003年3月，桑科被移交给联塞特别法庭审讯，等待他的是17项反人类罪指控。没想到，还没受审，这个让塞拉利昂人恨之入骨的暴君竟先走一步。2002年底联塞特别法庭成立后，桑科被移交该法庭受审。2002年10月，桑科突然发生严重中风。从那以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在2003年3月受审时，坐在轮椅上出庭的桑科已经无法回答法官的提问。桑科曾以健康原因向联塞特别法庭提出推迟审判的请求，但遭到拒绝。不料几天后，桑科便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虽然桑科以一死逃脱了最后的判决，但人们仍然认为联塞特别法庭对他的审判是“向动荡不安的非洲大陆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所有的叛乱武装领导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其后，没了领导人的”联阵”在各方的联合打击下逐渐解体，塞拉利昂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