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与毒药》书评

海平面下的暗涌

日本的一个小镇上，生活着各式各样的人，就如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生活群体一样，有条不紊、日复一日平静地过着属于自己的安乐生活。在这里，有穿着白色作业服、细长狐狸脸的加油站老板给卡车加油，有长着凸颧骨、四方下巴农民脸的西装店老板踩着缝纫机，还有不善言谈、技术一流的诊所医生为病人扎针……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特别的普通人，在战争期间都杀过人。这是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小说《海与毒药》中的一个小镇场景。 《海与毒药》这部小说是在真实历史基础上创作的，二战期间美国空军轰炸福冈县，一架轰炸机被日方击中，其中有8名幸存美军飞行员成为了俘虏，他们以人体活体解剖实验的方式被处死，活体解剖的方式让人震惊，比如切除肺叶、肝脏等器官后看人还能活多久。就这样，救死扶伤的医生变成了刽子手，圣洁的手术台变成了刑场，而美军俘虏还被蒙在鼓里，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身体检查。在这部小说里，远藤周作没有对活体解剖这一过程进行过多描写，他侧重描写参与到活体解剖过程中的那些医生和护士们，有的是因为争夺权力，有的是为了报复的快感，有的是寻找从来未有的恐惧和苛责，而更多的是无所谓的态度。这些本来是救人的仁者漠视生命，麻木不仁，因为在当时是 “人人都要死的时代，没有死在医院里的人，也要被每天晚上的空袭炸死”。作为主要人物的胜吕医生本来是有着仁慈感，对于医院病人老婆婆，他一直怀着救护之心，但随着老婆婆的死亡，他发现自己对于死亡根本无能为力。纵然胜吕在后来的活体解剖中变得被动，但在多年后，他依然说“如果将来又遇到了同样的处境，我也许终究还是会做那件事的……”，没有丝毫的悔意，更何况那些本就冷酷无情的主动参与者。远藤周作是一个天主教徒，在小说中渗透着他的宗教思想。小说中作为西方人的希尔达夫人能以仁爱之心为病人服务，是因为她信奉上帝，认为做了错事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胜吕和医生户田在参与活体解剖前，也探讨了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但这些人是不信有上帝的，无论做什么还是那样活着，没有人会得到惩罚。这是不是也是某些日本人依然顽固，不肯认罪的原因呢？远藤周作在探寻这个问题。在小说的最后，医生胜吕站在屋顶凝望黑暗中泛着白光的大海，他想强迫自己念首诗，却怎么也念不出来了。只是不知道，这些在战时参与了活体解剖的人们，在和平年代过着安乐的生活，是否如这大海，表面平静，却深藏暗涌呢？

沉重的小说

《海与毒药》是一位特别爱读书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本书很薄，但是阅读的过程中却不断给人震撼和思考。小说的故事来源于二战末期真实的历史事件，1945年，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时，一架轰炸机被日方击中，机组人员跳伞。几名幸存者被捕，统辖当地的日本军官下令将被俘美军飞行员以人体活体解剖实验的方式处死，地点在日本福冈县九州帝国大学（现九州大学）的医学部。不过这个骇人惊闻的事件只是小说的高潮，作者远藤周作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参与者（医生胜吕，医生户田和护士上田）之前的人生经历进行了大量的叙述，分别以每个人的经历结合当时的大环境来剖析惨案发生的原因，通过个体来反映当时整个日本社会这个大的整体。胜吕：小说开篇通过引子引出了第一位参与者胜吕，胜吕当时是一个没有特殊背景的普通医学研究员，在医院给教授们做助手。他很羡慕自己跟随的教授，留过洋，可以与彼岸的姑娘坠入爱河，虽然对他自己感到可望不可及，但是他也愿意追求平凡的幸福，有很好的收入，可以供养父母过很好的生活，如果能娶个富家千金就更好。胜吕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他怀有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情感，他是满怀着热情来积极面对着战时的生活。但是在工作中，在医院里，他迷失了自己，书中记载了三件代表性的事情：第一件是有个孤单贫苦的老婆婆，病情特别严重，将近等死的那种，很多医护人员都已经放弃了她，可胜吕还坚持用心照顾老婆婆。同事户田问他为何要这么执着，胜吕的答案是老婆婆是他的第一个病人。户田反驳他：“你这种怜悯之心，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在医学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现在是全员赴死的时代。即使不死在医院里，也会死在空袭中。你可怜老婆婆一个人有什么用呢？” 直接揭示了当时医院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观。 第二件是胜吕听说医院的教授计划将他一直照顾的老婆婆当作一个成功率非常低的实验手术对象，理由是老婆婆怎么都会死，做手术死会更有意义，他感到极为痛苦与无助。户田对胜吕的洗脑原词：“老婆婆病重早晚会死，如果让她回家也可能死于空袭，倒不如用她帮我们实现科学的进步。” 第三件是一件发生在医院的手术事故。当时的医院的上层存在论资排辈，争权夺利的情况。教授为了立功劳上位，在对一名患病的军队家属进行复杂的手术，当手术失败患者死亡后，为了掩盖医疗事故的丑闻，胜吕等一应相关人士不得不遵照教授的吩咐，对外宣称手术成功，欺骗家属，以医学角度不让家属第一时间接近，最后隔一天假造了术后其他原因发作致死的事实。亲历了这一切的胜吕，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上田：胜吕的篇幅后描述的是护士上田的经历，上田由于到了所谓的“剩女阶段”和一个并不是很喜欢但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还算好的男人结了婚，去了当时的满洲国过了一段比起日本本土奢侈很多的日子，但是在这期间她的丈夫出轨，最后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丈夫的抛弃，回到了日本本土的医院继续工作。在医院里，上田有鲜明的阶级体验，教授和医生们与护士们被上田认为感觉生下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护士在医院实际是只是女仆；上田曾经很佩服一个教授的夫人的正义感，但是偶然一次她很想亲近夫人的孩子时却被夫人拒绝的态度所伤害。医院的医生对于临死病人采取不治疗而是打吗啡的措施让上田觉得都已经习以为常。处于底层的上田，过着孤独的生活，没有亲近的家人，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朋友，无法得到他人的关爱，只能通过养宠物来保持和生命的互动，在经历了众多生活磨难后，她无力改变生活的现状，也带有了畸形的报复心理。户田：户田是小说中个性最为复杂的人物，让我想起了曹操，也是最能代表日本不认罪的角色。 户田小的时候由于父亲是医生，相对受人尊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优待，户田无疑是聪明的，因为他很早就可以摸到他所生活环境的潜规则，接下来从原文中摘两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户田内心的自述：“大人们在我身上期待两种品质，纯真和聪颖，但我不能太过纯真，也不能太过聪颖，只需零星的表现出这两种品质，就会得到大人的夸奖”“从孩提时代开始，对良心的苛责，于我来说不过是对他人的眼睛，对社会责罚的恐惧，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可我也认为，无论是我的那个朋友，只要剥掉人皮，都和我是一样的。也不知是否出于偶然，我从未因我做过的坏事收过惩罚，也未因此遭受过社会的非难。”从孩童到青年的过程，户田经历了好多违背良心的事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受到社会的惩罚，当时的日本社会有着太多的问题，太多为了利益的结果而在过程上的不择手段，小说中的户田说自己麻木，没有苛责自己的心情，但是每次做了亏心事之后他都会自己做一番思想斗争，在参与了活体解剖之后他也反复的在自己脑中提醒自己杀人了，感觉潜意识里的良知他其实也有，只是在很多看似合理的畸形的解释可以让他暂时的解脱，木然的等待着未来未知的社会惩罚。感言：豆瓣上有一部关于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影评，其中一段是关于活体解剖的解释：“在解释用战俘进行活体试验时，桥本教授的剖析貌似客观理性：“无差别投弹在国际法中属于犯罪，这些战俘本来就应当被处死，用他们来做试验反而让他们的死亡有了意义，将来也不用担心追究。”这是真心让人毛骨悚然的一种解释。 在当时的日本遭到空袭，死亡随时可能发生到每个人头上，从很多事情细节的描写及对话上可以看出，人们也会有对于人性与是非的迷惑，但是所谓的大是大非好像都离自己太遥远，与其为了良心折磨自己，不如放下姿态以眼前的利益为导向，麻醉自己，放弃了人性的思考。小说中胜吕和户田的多次对话真切的表现了当时日本国民的想法，展示了现实与良知人性之间的撞击。户田：“只是世间的惩罚吗？如果只有世间的惩罚，那什么也改变不了。无论是我还是你，活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时代的医学院，就只能如此。如果惩罚我们的人处到同一位置上，会发生什么呢？”我想起了中学时和一个很出色的学姐聊天，她说过当改变不了环境时就要适应环境类似的话……我想起了本科时好兄弟推荐的一本书叫《沧浪之水》，讲的是主人公从政后逐渐适应官场规则的一个过程……我想起了某位名人曾经讲过现在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又什么都信……我想起了老人倒在地上很多人都不敢去扶……发生在日本的历史悲剧事件所可以引起的思考远不止是日本人为何不认罪的问题，人性和现实的碰撞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时是应该做到什么程度的坚持？在国外求学工作的过程中，我也一直试图去寻找许多存在于国内的问题的答案，可惜没有找到，感觉是由于许多客观的历史的因素导致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国内外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过对于活体解剖的事件本身，还是要说一句：Go and Fxxk yourself！

混沌

在图书馆无意间发现的这本书，《海与毒药》远藤周作的又一部作品。因为很薄所以拿来看，没想到思绪也同故事一起无限铺展开来。集体无意识在那种年代尤为突出。如果说胜吕是那个时代的软弱和良心，那么上田和户田就是那个时代恶的大多数。不论是因为环境所致还是因为人性本身的恶，世间对错，善恶谁能明晰自守，不过都是政治和权力的工具罢了…

人性深渊毒草滋生

《海与毒药》是日本著名作家远藤周作根据二战时期日本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于1957年在日本《文学界》杂志连载。远藤周作自幼皈依天主教，大学主修法国文学，后又留学法国，从其生平作品之中可见思想上深受宗教和西方文化影响，故其作品之中表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对人性的深刻思索。《海与毒药》是作者的早期作品，小说以二战末期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进行的美军战俘活体试验真实事件为背景，作者通过笔下虚构的医学研究生胜吕二郎、户田刚、护士上田信三个人物的刻画，描述这些人物在事件参与前后的生活际遇、内心变化，从而对人物精神世界进行深度挖掘，旨在窥探战争时期日本民众的思想状态、道德观念，战争时期犯下罪行时内心的真实感受。尽管这是一部在战争背景下真实事例而创作的小说，但却不是一部主张和平的反战文学作品，但作者却毫不留情的从根本上去揭示日本人在战争期间所犯下那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小说避开了战争的残酷，却直击当时最令人发指的活体试验的罪行，作者从战争的角度切入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试图为日本人在战争中所表现出那种缺乏人性的行为找寻出其原因。如果从故事中人物特性去理解战时日本人内心特征，那作者在故事之中通过患者对胜吕医生过往的探究而牵引出当年的活体实验事件，其背后的意义则是对全日本民众战时的反思。远藤周作对胜吕、户田两位医生和护士上田三个角色的描述，分别刻画出一个尚有良知却没有勇气进行反抗的精神层面的人物代表。而户田刚在故事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则是完全是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护士上田弱女子的身份在故事之中则让人感觉到普通民众的命运在大环境下是如何显得苍白无力。远藤周作对三个人物的描述，是其对人性的一种挖掘，通过三者不同性格经历共同事件的反应，提示出人性深层的罪恶是由过往的积累与大环境的影响才得以成形。如其中以户田刚的人生经历最具特点。在书中作者借户田之口如是说道：“即使是惩罚到来的那天，他们也只是恐惧世人和社会的惩罚而已，对于自己的良心却毫无敬畏。”如果说罪恶是一种污染，那户田与柴田、浅井几位便是受染已久，他们既能感知善恶的存在，也深知无形的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但他们却对此无视，正如户田所说那样，他们既恐惧惩罚的到来，但却更乐享于麻木对良知的掩盖。《海与毒药》是远藤周作对人性深渊的一次彻底探悉，如其在故事最后写道：“胜吕一个人留在了屋顶，他凝望着黑暗中泛着白光的大海，试图在这片海中搜寻出一些什么。”如果说书中的“海”象征着无法触底的深渊，那人心被罪恶占据时的状态则如“毒药”一般，即使残害的是自己的同类亦不为所动。即使多年之后的今天，远离了战争的人们再去回顾往事，相信即使稍有良知的人在阅读这部作品时内心也会有一种协同犯罪的感觉，仿佛自己亦参与到其中成为了一名共犯，这既是作者笔力通达人物刻画精准，也是小说主题深重的缘故。富有意味的是，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被盟军裁定犯下活体解剖、非法切除人体内脏、食用美军战俘内脏等罪名的战犯，却因朝鲜战争的暴发日美关系的缓和，这些战犯于1950年始先后获悉，就在远藤周作小说《海与毒药》发表后的第二年――1958年，这些当年被美国裁定的战犯全部获释。

《海与毒药》：喧腾咆哮的欲望与罪感的错格

《海与毒药》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胜吕的医生。在日本，多数时候有四种人可以用“先生”来称呼，其中一种便是医生。日剧《民王》中有这样的台词：“……像是教员、医生、律师，他们都是可以帮助别人的。而人们用‘先生’来称呼我们这些议员，也只是因为相信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认定自己被别人信任着，会让“被信任者”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一方面，这种信任会是动力，将会使人尽力去达成“被预期”的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可能辜负信任所带来的恐惧与羞耻，也可能会让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自己的质疑，或是对信任者的仇视。上面说的，只是《海与毒药》这本作品展现的一个普世化的场景。医生胜吕因为被一位罹患重病、孓然一身的老婆婆信任，不觉间对她产生了格外的关照。可是当胜吕发觉自己根本无法让自己带给老婆婆的希望成真，自己尽力实现的关照还可能被老婆婆当成是轻易实现的事情的时候，胜吕不由得怒火中烧，打了老婆婆一巴掌……几天后，老婆婆孤独地离世。孓然一身的老婆婆其实并非没有子嗣，相反，她有一个正在前线作战的儿子。所以像大多数人一样，她拜托医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在旗子上“写字”，然后寄到前线去。她可能知道，自己这饥寒交迫、没有办法得到有效治疗的处境，是由于战乱造成。可她所能做的，只是期待战争可以得胜，这样自己的孩子才能早日凯旋；但她可能并不知道，战争究竟胜利与否，对于平民，对于士兵，对于所有人，其实都没有分别，因为除了失去，他们不会在这样的进程中收获任何东西，作为命定的牺牲品。所以在作品的开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战后委身于小诊所，医术精湛，精神却有些恍惚的胜吕“先生”。实际上，他并没有亲历炮火，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参与了只有在战时才合理的“医学实验”。他目睹了狂热与慌乱，经受着使命感与良心的蹂躏。作为“帝国的精英”，往日的专业能力自然不会轻易丧失，可是作为一个医者，甚至只是作为一个“人”，胜吕的“精神”仿佛被抽干——这便是战争带给他的印记。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他无从完成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使命，更无从知晓自己的何去何从。人究竟是什么？按照斯芬克斯的定义，人是“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的动物。在那个故事里，因为被俄狄浦斯说破了自己的谜语，斯芬克斯羞愧自尽——俄狄浦斯最后也经历了相同的结局，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罪行，同样羞愧难当。人是会因羞愧致死的——对于罪感的认定，是人对自己行为、对心底可能无法革除的恶意最有力的自我庇护。如果在“日本人”的语境下来谈论，“罪感”甚至还是这个民族格外重要的民族特性。但战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借由人固有的欲望，将“罪感”偏转到其他方位，从而让原本罪无可赦的恶行变得理所应当，甚至是“使命使然”——也就是让所谓“平庸的恶”无限度的释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战争结束时，日本人的谢罪，是以“失败”为由的——仅仅是因为他们“未达使命”，而非因为自己终结了无数无辜的生命，炮制了怎样滔天的恶行。《海与毒药》这部作品，篇幅不长，却对“战争”的荼毒展开了全面的清算。对于身居高位或意欲以人为“阶梯”实现所谓名就功成的人们，那喧腾咆哮的欲望使人狂热迷乱，使人“不为人”，至死方休；而姑且冷静的人们，经受的则是更加漫长的煎熬。他们可能幸存，却要永久背负迷惘的十字，承受生而为人，灵魂却断裂和抽空的窘迫尴尬；至于无辜的牺牲品，对他们的歉意，又该由谁来表达？人是什么，人能做什么，也许并不重要——只是所有人总要可以时刻记得，人再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也还是应当，也必然要有不可触碰的东西。欲望如海喧腾咆哮，关于征服的热血，可以让人拥有荣耀，却也可以是最卑鄙的毒药，卑鄙如塞壬，冻结一切可能，只剩下行尸走肉与荒芜死寂。

解读日本人的罪与罚

日本人为什么不认罪？——第二适合送给安倍晋三的书文/玉枪日本人为什么不认罪？为什么安倍晋三对历史问题的表态总是暧昧不清，还宣称“下一代不必担负战争责任”？相信看了下面的故事后，您心里就有了答案了。=================================日本本土的“731部队”提起731部队，中国人都很清楚。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一书揭露了这支骇人听闻的部队，以及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是，多数的中国人却不知道，日本的本土也有一支“731部队”。他们虽没有731部队那样搞出花样繁多的丑恶实验，但也曾打着“医学研究”的名义，进行过活体解剖，甚至将实验者鲜活的肝脏提供给军官下酒。了解这个事件，就掌握了一把钥匙，一把打开日本如何认识战争罪行的钥匙。话说194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美国空军频繁轰炸日本本土。在一次目标为福冈县的任务中，美军一架轰炸机不幸被敌机击中，十二名机组人员跳伞。其中三名死亡，九名被捕。在将有情报价值的机长送往东京后，统辖当地的日本西部军司令官横山勇，（对，就是那个著名的侵华战犯，长歌泣血的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打的就是他。）下令不经审判，将八名幸存美军全数处死。听到这个消息，有一个人动了歪心思。是谁呢？他是九州帝国大学（今九州大学）医学部的石山福次郎教授。石山福次郎“苦于没有实验材料”，“以医学研究为目的”，向军部申请“处理”这批战俘，得到了同意。于是，八名战俘踏上了备受折磨的鬼门关。他们受了怎样的折磨，过于残忍，这里就不再叙述。仅仅看一下石山所谓的“实验”目的，就可大致了解：1）肺叶被切除多少，人还能存活；2）“新鲜”海水能否作血液的替代品；3）肝脏、心脏、胃、肺等被切除后能存活多长时间。简单地说，他们干的是和731部队相同的罪恶，活体解剖。更可怕的是，美军俘虏被切下的肝脏，被当做下酒菜，供前来“观摩”的日本军官食用。而可怜的美军战俘，从未接触过这种罪恶，有些人躺上手术台前还以为是给他们检查身体，还对护士说“谢谢”。二战战败后，美军全面接管日本。日本当局为逃避责任，谎称战俘拘押于广岛时被原子弹炸死。原子弹爆炸之后，当然尸骨无存了。不过这就能瞒天过海了吗？不可能！美军上校阿尔伯特·卡蓬特，独自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彻底调查，发现了活体解剖和吞食人体内脏这一恐怖事件的真相。罪行败露，参与实验的一干人等全部被逮捕。石山福次郎畏罪自杀，相关人等，五名被处以绞刑，十八人被定罪。顺便说一下横山勇的结局：此人狂妄自大，得罪上级，事件前从侵华战场调回国内，此次又背负美国军人的血债，罪无可逃，被判处绞刑。因身体原因，一直收押，1952年病死于巢鸭监狱，结束了罪行累累的一生。===================================深度反思的作品《海与毒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拉拢日本，将当时定罪的人予以缓刑，不久后释放。日本政府当然就坡下驴，绝不旧事重提，就当此事从来没发生过。难道这件罪恶就此烟消云散，湮没在茫茫的历史之中了吗？那不可能！总有一些作家、学者，愿意为了正义而奔走。这个人是著名作家远藤周作。这是日本人的骄傲。他听说这件罪行后，觉得事件的深处，埋藏着日本人罪恶的秘密，决心把它挖出来。森村诚一在八十年代，采访老兵时，开始得知731部队的真相，可成书后竟无处发表，最后在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上连载，才引起举国轰动。可想而知，在战后的环境下，远藤周作的写作过程有多艰难。他细心收集了当时的新闻报道、法庭审判记录，还多次奔赴九州考察，甚至伪装成病人，混入九州大学医院，来到了当年给美军俘虏做“实验”的手术室。远藤周作将一系列资料消化吸收，面对九州夕阳下黑沉沉的大海，感慨万千，终于完成了一部怀有深度反思的名著——《海与毒药》。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远藤周作其人。远藤周作1923年出生，幼童时随家人居住在中国的大连，少儿时皈依天主教，青年时期留学法国。他在写作方面成就斐然，其作品大多思想深刻，充满对宗教、哲学、民族性、东西方关系的思考。某种程度上，远藤周作更是一位思想家。《海与毒药》也充满着反思。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并不将焦点对准残酷的、折磨性的“实验”，对“实验”本身的描写仅仅占据篇幅的一小部分，用的也全是白描手法，无一丝多余的渲染；相反，他着重关注的是参与“实验”的人，尤其是那些小人物。远藤周作一直在思考，“日本人是什么人？”“日本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罪行？”“日本人是天生的恶魔吗？”《海与毒药》是他这一思考的发轫之作，远藤周作要解读日本人的罪与罚。而解读的过程，是通过一个引子和三个人物来完成的。小说的开篇，是战后的东京近郊，一派贫穷而安宁的景象。叙述者“我”，是一个未曾上过战场、一心想过平凡日子的普通老百姓。对于打破这种和平生活的战争，“我”当然是拒绝的。然而，“我”慢慢地发现，邻居里的那些看似普通的人，比如加油站的老板，裁缝店的店主，好多是从战场回来的人。而他们并不感到罪恶和羞耻，甚至还炫耀自己在战场上的伤痕，感慨当年“搞了好些女人”。仿佛他们曾经是普通人，上了战场，回来又做了一个普通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为什么会犯下如此的罪行？“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认识了一位古怪的医生，胜吕，并得知了他的秘密。胜吕名牌大学毕业，却窝在一个小诊所里做医生。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胜吕出身贫寒，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医学部。然而，自卑始终缠绕着他。对于留学海外、娶了德国女人的导师，他只有羡慕，不敢有一丝向往。他的理想也很平凡，混几年军医，回乡当个大医院的大夫，如果还能娶上一位富家千金，人生就圆满了。他处处谨小慎微，也还保留着医者的一份人性的关怀，对贫苦无望的老太婆也施以援手。可是，医学院高层的斗争，让他被迫卷入了解剖美军战俘的“实验”中。胜吕本可以拒绝，可长年的懦弱和妥协让他默默地参加，而“实验”的可怕过程，让他仅存的对医学的信念全部破碎，最终走向崩溃。胜吕代表了日本民族中的一种特性：懦弱、无条件地妥协。他们是被军国主义裹挟的一批人。与胜吕相对的，是同级的研究生户田。户田出身医学世家，对医院的体系了如指掌。他家境优越、学习拔尖，从小就是学校里备受瞩目的骄子。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结结实实地犯过许多罪行：写虚伪的作文蒙骗老师、陷害新来的优秀同学、偷窃老师珍贵的标本又嫁祸他人、和表姐通奸。每一次他都没有得到任何惩罚。户田从最开始的心怀内疚，渐渐地，把责任全都归结于别人。“我没有罪，有罪的只是被逮到。”在户田身上，已经看不到对医者理想的追求，他现实、冷酷。当胜吕因精神崩溃而无法进行手术时，户田主动地接替他，完成了那个骇人的“实验”。户田是另外一种人的代表，他们只相信社会的惩罚，而不相信道德和良心的苛责。护士上田是“实验”的另一位参与者。她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就在这家医院做护士，只因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接受了一位患者的求婚，婚后和丈夫去了大连。然而丈夫只把她当做一份财产，一个有些使用价值的老婆。当上田因为流产而失去生育能力后，丈夫并不关心，嬉笑着说“还能用，住院费也能报销，反正没有什么损失”。最终丈夫和风月女子搞起婚外情，上田惨遭抛弃。亲戚不接纳离异的上田。无奈之下，她重新回到这家医院，做起了最底层的护士。人们对离异的上田并无一丝关怀，只把她当做一个可以忽视的劳力。她用微薄的薪水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如行尸走肉一般。一次，她按照医生的吩咐，给贫苦的病人打些镇定剂敷衍了事，不巧被教授的德国夫人发现，被狠狠训斥了一顿。她心怀愤恨，却无力回击。当发现教授是背着夫人做那种非人道的“实验”时，她高兴地加入进去，以目击教授犯罪的方式，作为自己的报复。上田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数。日本有千千万万这样卑微的小人物。他们无力宣泄，也无力反抗，只能将承受的暴力加在更弱小的人身上。《海与毒药》虽然是一部有虚构成分的小说，但其真实性和深刻性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文学作品。如果说《菊与刀》像一把长刀切开日本人的身体，那么《海与毒药》就是一把锋利的匕首，从骨髓中剔出日本人那些自己不愿承认甚至不了解的、不为外人道的丑恶。有评论家这样评论《海与毒药》：命运如大海，个体只能随波逐流；麻木如毒药，毒害着每一个人。对深入骨髓的丑恶的麻木，也许就是日本人不愿正视历史的原因。===================================重建经典的电影一部经典作品，让一些人有所感悟，而那些普通人依然麻木，这就足够了吗？那不可能。别忘了我们处在一个影像的时代。拍过《望乡》的大导演熊井启，在1986年开始拍摄《海与毒药》。实际上，熊井启在看完这部拷问人性的小说之后，就决心将它拍成电影，1969年就完成了剧本，只是一直拉不到投资，在十七年之后，彩终于完成了拍摄。影片上映之后，票房大卖，并在1987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银熊奖（评审团大奖），在日本及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电影相当忠实于原作。恐怖的暴行只占据了电影叙事的一小部分。影片通过美国军官审问相关犯人开始，以胜吕等人的回忆的方式，展现了那个无限压抑、无从逃避的时代。这部黑白电影中多次出现九州的大海。黑色的波涛暗示着命运的翻弄。而胜吕、户田、上田等人的压抑的生活和心境，是放弃人性，隐藏骨子里的丑恶。电影和小说都出现了这段：户田教训胜吕说“现在是人人都要死的时代，没有死在医院里的人，也要被每天晚上的空袭炸死。你光是可怜一个老婆婆，又有什么用？”熊井启无疑领会了远藤周作的真意。及至许多年后，熊井启在《电影和毒药》中这般吐露：“在拍摄《海与毒药》之前，许多事始终如鲠在喉，却鲜少被说出。“按熊井启之意，他正想借此“大胆地正视那些利欲熏心的医学家们让人不忍目睹的非人道行径，并深入咀嚼其实质……以求表现我们日本人的罪与罚，并迫使我清醒地质疑我们民族自身”。（陆支羽整理，原文载于《看电影》“东瀛映画”）电影和小说都是以立原道造的诗句结尾：当绵羊一样的云经过的时候当蒸汽一样的云升腾的时候天空啊你散播下一缕缕雪白雪白的棉丝（天空啊你散播下一缕缕雪白雪白的棉丝）这首诗，是户田教给胜吕的。胜吕压抑至极时会不由自主地念起这首诗。澄澈的海面、洁白的云，也许暗示着日本人净化内心灵魂的希冀。==================================可喜的是，远藤周作和熊井启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就在2015年4月，九州大学医学部校史馆开馆，专门设置了一个版块，介绍历史上的活体解剖事件。九州大学的学者们敢于直面自己曾犯下的过错，坦然面对耻辱，牢记历史，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今天的日本民众，绝大多数都是热爱和平的。我们看到《海与毒药》小说在日本已经家喻户晓，我们看到《海与毒药》电影受到好评和热捧，我们也看到，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人们，在国会聚集十万之众游行抗议，日本全国超过一百万人参加抗议。真正的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只是极少极少数，所谓的极端倾向，更多的是政客手里的工具，为了政治目的打的一张牌而已。对于总是表面上和右翼“若即若离，欲搞还休”的安倍晋三，真心希望他能好好地读一遍这本书。不夸张地说，这是第二适合送给他的书。那什么是最适合他读的呢？是田中慎弥的反乌托邦奇作《首相A》。这本书年底会和大家见面。

时代、环境造就的“畸变者”

文/文小妖“194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已穷途末路，美国空军频繁轰炸日本本土。在一次目标为福冈县的任务中，美军一架轰炸机不幸被日方击中，十二名机组人员跳伞。其中三名死亡，九名被捕。在具有情报价值的机长被送往东京后，统辖当地的日本西部军司令官横山勇就下令不经审判，将八名幸存美军飞行员全数以人体活体解剖实验的方式处死。”这是一段关于二战末期的真实历史事件记载。多年后，作家远藤周作从历史事件中挖掘出这些真实素材，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小说《海与毒药》。远藤周作将这次事件以大写小，他将故事的重点投射在三个参与这次人体活体解剖实验的小人物身上，从他们的身上反观日本的国民性与人性。人性的恶与麻木在这部小说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是什么导致这群本该有着“医者仁心”的医者做出惨绝人寰，违背道德的事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是大环境的影响。二战末期，日本帝国主义的节节败退导致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股压抑的死亡气氛之中。“现在是大家都要死的时代”，从小说的主角之一医学助理户田刚常常说的这句话中，折射出当时日本的整个社会氛围，战乱四起，健康男丁基本都上战场厮杀，为帝国主义卖命，而留下的老弱妇孺除了受尽疾病、饥饿的困扰，一不小心就会被上空美军投放的流弹炸死，人命如草芥，因此也导致这群本该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医者变得麻木不仁。加之权藤与桥本之间对医学部长的权位之争，医院里的所有病人都成了他们用来争取自己利益名誉的棋子，在他们带动下的医生护士也沦为无情的操作者。所以他们打着医学实验，造福患者的口号，对几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解剖也成为了理所应当的事，与道德、良心、职责无关。他们是那个时代所制造出的如毒药一般的“畸变者”：盲目，冷酷，无情，麻木，残忍。其次就是小环境、身边的人或事、物的影响。小说中远藤周作落笔的三个人物是参与这次事件的刽子手，本是正常平凡的人，何以如此恶毒？擅长人物心理描写的远藤周作用细腻的笔触将三人的可悲、可恨人性挖掘得透彻。对于胜吕二郎，这是一个没有自主性的人，他出生农村，没有自信，他心里所谓的那点同情心和医者仁心都在高傲的户田的“打击”下一点点熄灭，他没有任何信仰，犹如迷途的羔羊，茫然且盲目。诚如他对“我”所说的，“我别无选择。那个时候确实迫不得已，可即便是以后，我也没有自己做主的自信。如果将来又遇到同样的处境，我或许终究还是会做那件事的……”几句话点出他的性格软弱和盲从性。再看另一位参与实验的医生助理户田刚，出生于医学世家，自身充满了傲娇的优越感，他聪明、狡黠，表面上他装得完美无缺，其实内核已经是烂透了，他以内心独白的方式细数自己做的这些坏事：写虚假的作文欺骗老师和同学、看不惯新来的同学、偷窃别人的标本又嫁祸他人、背着表姐夫和表姐通奸等等，而此过程里，他没有一丝悔意，反而夹杂着一种理直气壮，就算做了那么多坏事却没人发现，在所有人眼里他依然优秀。正是如此，造就了他从来只相信罪，却不相信罚的思想观，他说，“我没有罪，有罪的只是被逮到。”他的身上，根本看不到所谓医者的本职和仁心，他现实、冷酷，是人格缺失的典型代表。而作为书中唯一女性的主角护士上田，她是可怜的，却也是最可悲的。在结婚前，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可一趟中国之行，让她的人性开始一点点泯灭，起初对任意殴打中国佣人看不惯的她，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也开始对家里的中国女佣随意打骂，再加之失去孩子，失去子宫，失婚一系列打击，让本该充满母性的她变得越来越极端阴狠。她恨一切正常的人，比如桥本的德国夫人希尔达。她要报复，只有看到别人不幸，她才会得到一丝安慰，可惜可悲的是，她所谓的报复除了参与实验，无非就是脑海里自欺欺人的变态想法，对于现实，她无力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相比之下，罪恶滔天的桥本教授的妻子希尔达对病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倒成为了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善，可这在这群医者眼里，希尔达夫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桥本的“恶”对比妻子希尔达的“善”形成了一种莫大的讽刺。这部小说的高明之处就是从虚构的故事中赤裸裸地剖析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丑恶与残忍，远藤周作的自揭疮疤无疑给那些始终不愿正视历史的人和政客一记响亮的耳光！ps.文字皆为原创，若转载或另作他用，请豆邮告知！

权之跋扈、罪之缺席与恶之平庸

《海与毒药》是一部故事性并不强的小说，它在一开头就告知了故事的梗概：一场针对美军俘虏的活体解剖“实验”。故事本身也是根据史实而来，这件1945年发生在日本福冈县九州帝国大学（现九州大学）附属医院的骇人听闻事件本身就曾轰动一时。远藤周作写作这本书时曾大量查阅了当时的资料，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小说写成满足读者猎奇和想象的“独家报道”，而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参与“实验”的每一个人身上，以个人的处境和选择来剖析惨案发生的原因。除去开篇的引子，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分为上下两层，一共六个人。桥本教授、柴田副教授和浅井助理是F市医科大学第一外科权力的核心，他们是第一层人物；胜吕、户田和上田是对第一外科几乎无足轻重的研究员和护士，他们是第二层人物。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解剖事件的全部参与者。在第一层人物身上，他们所有的作为都是围绕权力的勾心斗角。为了给部长选举拉选票，桥本教授把田部夫人当成了垫脚石；为了给自己的新手术方法试成效，柴田副教授拿老婆婆当了牺牲品；为了让自己在第一外科出人头地，浅井助理把美军俘虏骗上了实验台。只要为了争权夺利，他们既能在手术台上救人，又能在手术台上杀人，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生，却对生命充满了漠视。他们还能为自己的权力欲找出诸如“报恩”“医学进步”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正是坂口安吾笔下那些借“天皇”“武士道”等口实为自己的私欲行方便之人。在这一层人物身上体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权力支配这些人，把他们引向罪恶，权力的跋扈是小说为事件给出的一个原因。但是远藤剖析的深度并不止于此，在在第二章“受审的人们”里，他以极大的篇幅分别讲述了户田和上田这两个人的经历，牵出了事件更深层的原因。在胜吕的眼里户田是个“强人”，因为面对种种罪行和恶事，他都可以无动于衷。他在自述中坦言自己从小到大做了许多坏事：把子虚乌有的事写进作文讨好老师、让其他同学替自己的偷窃行为受罚、背着懦弱的姐夫与表姐通奸、让女佣阿蜜怀孕又自己给她做流产手术。他做了这些恶事，却无一因之受到惩罚，久而久之就对罪恶越来越麻木。他做恶的时候也曾感到害怕，但他害怕的不过是一双看穿他心思的旁人的眼睛，是来自世俗和社会的惩罚，只要不被发现，他就可以安然度日。与之相对，护士上田是个弱者，她在满洲的生活充满痛苦，饱受丈夫的欺凌，回国之后又受到医院其他护士的冷漠和嘲笑。她因为与希尔达夫人的两次龃龉而最终选择参加了实验。她一直是个受欺凌的人，但是她却同时又在欺凌更弱的人：在满洲，她也学着其他殖民者的样子，对中国女佣动辄打骂；回到国内，为了报复希尔达夫人，她欣然参加实验，并从此事中觉出了一丝胜利的优越感。回看这两个底层人物的经历，他们的人生轨迹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面对活体解剖的杀人行为，他们心中都没有丝毫负罪感。罪感意识的有无，正是远藤周作想在这部小说里剖析的深层问题。户田和上田对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是否心存害怕？或许是有的，但是用户田的话来说他们害怕的仅仅是来自“人世间的惩罚”，来自世俗社会，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他们并没有痛楚和恐惧，他们缺乏深层次的罪感意识。户田在做完解剖实验后对自己反问道：“我身上难道没有良心吗？不光是我，其他那些人也都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毫无动容吗”，缺乏罪感意识的不仅是他们这些底层人物，那些主导实验的教授，助理也无一例外。而这种普遍的罪感意识的缺乏，或许就是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深层原因。远藤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作家，他在小说中借用希尔达夫人之口发出了疑问：你们“难道不怕上帝的惩罚吗”？但是在这些人心中，上帝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就更遑论上帝的惩罚了。在基督教文化中，罪是对上帝规约和诫命的违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远藤或许还探讨了日本民族意识中缺乏绝对之神的问题。然而恕我学识浅薄，就无从在宗教上做更深入的解读了。整部小说中对罪保持着最清醒意识的人物就是主人公胜吕，他是小说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人，他尽心照顾病人、他为老婆婆的死而难过、他不敢直面解剖实验的场面，尽管如此，他却依然选择了参加实验。他于参加实验的原因，他想到的是被户田带动，继而想到的是那天的感冒，然后又觉得是当时那青白色的炭火和户田抽的烟，最后，他不愿再去思考了，“再想也于事无补”。他不愿再思考，于是接受了参加实验的决定。放弃思考，也就引来了“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在很多方面，胜吕乃至户田和上田都极像汉娜·阿伦特所描绘的艾希曼。他们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人，也对医学部的权力之争毫无纠葛，他们只是现实中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却也能犯下骇人听闻罪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缘于他们对“恶”的无感，缘于他们对思考的拒绝，缘于他们在直面良心时的每一句“无所谓”，缘于他们的平庸之恶。毫无疑问胜吕、户田和上田乃至那些不忍面对手术血腥场面的军官都心存良善，他们都知道自己犯下的过错是不对的，但是正如户田所说，“认为它们（恶事）丑恶和对此感到痛苦，却是不同的两件事”。他们所想的是做了恶之后对自己有没有惩罚，却丝毫不在意这些行为真正的恶果。在小说开头的引子当中，加油站的老板在讲述自己在中国时候随便搞女人、把人捆在树上当靶子的事迹时，不是显得轻描淡写甚至略带自豪吗？那个在南京“大搞了一场”的宪兵，不还是安稳地过着裁缝日子吗？一个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权，并不是一两个罪大恶极的野心家所能造就的，它的产生来自每一个对恶行冷漠而无所谓的普通人。如果说罪意识的缺乏是日本民族的问题，那么对恶的感觉则应该是任何人都应该面对的问题。在第二层人物的三个人当中，胜吕是始终保持警醒的人，但正是在关键时刻放弃了思考，他走上了通往杀人手术室的那条路。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实质性地参加那场实验。在手术做完之后，他也对自己说过，“你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弄得一团糟了”。换句话说，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谓“不能与自己和谐共处”，“在整个一生中都会与自己相矛盾”（《高尔吉亚篇》）。胜吕正是在这种内心的愧疚之下，最终选择了在东京一处偏僻郊区幽暗的屋子里度过余生。他参与实验，看似是自愿的，其背后却是庞大的国家意志，他受制于集体主义约束而别无选择的犯罪，正如艾希曼那样别无他选的执行命令。小说在引子里反复提及了斯芬克斯，而斯芬克斯牵出的俄狄浦斯的故事，正寓于了个人无法摆脱命运的内涵。但是真的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吗？真的是假如他人也处在“相同的境遇里”，也会去参与那样的实验吗？当户田在质问胜吕为何没有拒绝的时候，他把胜吕一度想要尽心救治的老婆婆比作上帝，他说，把一个人从命运之手中解救出来的就是上帝。毋宁说，这里的“命运”就是大家都在做恶的集体意志，“上帝”就是汉娜·阿伦特针对平庸之恶给出的解决之道——思考。在胜吕身上，老婆婆已死，他也对“上帝”没有了所谓，他顺从了恶。而在当今现实的每一个人身上，自己是否也会因为一句“无所谓”而成为恶的使徒？《海与毒药》虽然写的是日本人的罪与罚，但远藤周作思索的深度显然已超出了二战和日本的范畴。如何去拒绝那些来自上级权力的恶？如何避免成为一干集体作恶的“乌合之众”之中一员？如何在大众的麻木与暴戾下保持清醒的思考？这或许是当下的国人也要回答的问题。

生命的重量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医生这个职业总是与“救死扶伤”联系在一起。正因为他们一次次地解除病患的痛苦，所以人们将起视为与死神赛跑的人。然而，在远藤周作的《海与毒药》一书中，原本给人们带来生命希望的医务工作者，却沦为了不折不扣的魔鬼。但更恐怖的是，他们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残暴行为却毫无羞耻感和罪恶感。在对俘虏进行了活体解剖实验后，依然不觉自己犯下了错误，甚至拿患者的生命当作自己前途的筹码。人的尊严，在这里彻底丧失。但比丧失人的尊严更可怕的是人性中良知的全然泯灭！这种良知的泯灭不仅表现在对待战俘时，也表现在对待本国同胞时。这些手拿手术刀的医生们，不再是为了救死扶伤而操劳，但却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对病患区别看待。这个故事的背景，正是二战时期。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战争中死去，于是，生命便成为了无足轻重的东西，——当然，这种价值体系只有面对他人的死活时才起作用。《海与毒药》这部作品在初读起来，会觉得有些啰嗦絮叨，但这些看似絮叨的铺垫，实则是通过生活中常见的事情来递进式地展现出日本国民在二战时期的普遍心态：不论是战胜还是战败，不论是生还是死，都不过是那么回事，但只要对自己有半分利处，那么即便是出卖了良心和灵魂，便也可以称之为正当的了。这种以平静地笔调书写出的残酷具有分外动人的力量。正因为作者很少将自己的情感强烈而直接地在行文中表现出来，所以，这就给读者一种“听着耄耋老者讲着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之感，但这个故事，却又关系着人类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它关系着的，乃是与所有人都有关的事——即便命运浮沉，无法靠着自己掌控，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麻木不仁，甚至以残害同类作为自己获得“前程”的手段。这不是卑劣不卑劣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重量，到底有多重，人的良知，到底价值几何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稍有良知和善意的人不能发声，虚伪麻木的人却能大行其道，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在战争中这些人能够面带笑意地屠戮无辜，能够把剥夺同类生命视作一种“乐趣”。说什么处在某种环境、某个境遇里，就不得不做出有悖人类良知的事，这不过是刽子手对自己的野蛮行径做出的苍白辩解。是的，人无法选择境遇，也无法左右命运，但人可以选择良知，选择与自己的良心相守在一起。这并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如何，而是因为，生命是有重量的，当一个人的手上沾染了太多无辜者的鲜血，那么被他残害的生命，必然会将他拖进万劫不复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