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汇订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2
ISBN:9787532567034
作者:魏小虎 编着
页数:7421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学易举隅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鲍恂撰。恂字仲孚，崇德人。登至元乙亥进士。荐为翰林，不就①。王樟《造邦勋贤录》称洪武初尝应召至京师②，授文华殿大学士，辅导东宫。《明史。吴伯宗传》则称与吉安余诠、高邮张长年、登州张绅同荐。恂年八十，诠年亦七十，并命为文华殿大学士。皆以老疾固辞，遂放还。惟绅授鄂县教谕，后官至布政使。则恂固未尝仕明。《造邦勋贤录》载陶埏《续说郛》中，疑为伪托，当以史为据。又陶宗仪《辍耕录》载鲍恂以妻父建德知县俞镇之力，夤缘中浙江乡试第十四名。考其籍乃嘉兴，其年乃至正甲申，盖名姓偶同，非此鲍恂也③。是书略举读《易》之法，分析门目，指陈纲要，大抵皆约举旧文。卷首有宁王权序，题曰“旃蒙单辟”，盖宣德十年乙卯也。序称“程蕃伯昌重加订正”，而称蕃生于至元十七年丁酉。考后至元无十七年，惟顺帝至正十七年岁在丁酉，则“至元”乃“至正”之误也。其书本名《学易举隅》，权为刊板，始更名《大易钩元【玄】》。然朱彝尊《经义考》载之，仍曰《举隅》。考所言仅粗陈崖略，不足当“钩元”之名。题曰《举隅》，于义为近，故今亦仍恂原目著录焉。 【汇订】 ①《弇山堂别集》卷四五“殿阁大学士未预阁务者”条载“鲍恂，浙江崇德人，洪武中荐举，十六年拜文华殿大学士，未任辞”。可知所谓“荐为翰林，不就”在明初，非元代之事。（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 ②《造邦勋贤录》一卷，诸丛书本如《说郛续》、《广百川学海》、《稗乘》及《丛书集成初编》等均题为“夏山王樟”撰，其名从示从韦。
书籍目录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1》目录： 序 汇订凡例 卷首 卷一 经部一 卷二 经部二 卷三 经部三 卷四 经部四 卷五 经部五 卷六 经部六 卷七 经部七 卷八 经部八 卷九 经部九 卷十 经部十 卷一一 经部十一 卷一二 经部十二 卷一三 经部十三 卷一四 经部十四 卷一五 经部十五 卷一六 经部十六 卷一七 经部十七 卷一八 经部十八 卷一九 经部十九 卷二○ 经部二十 …… 卷二○○ 集部五十三 附录一 引用文献 附录二 浙本、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优劣考论 后记 《四库全书总目》书名及著者姓名索引 ……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2》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3》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4》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5》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6》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7》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8》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9》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10》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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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套装共11册)》既是这样的资料汇订，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六年时间，收集了六百余家中外学者的考订专着、文章，一一摘录分注于各篇之下，其间亦时有作者本人的校勘和考证，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套装共11册)》堪称集大成之作。
作者简介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官修提要式书目，浓缩和蕴涵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义，自问世以来，备受学者专注，影响巨大。但《总目》提要的疏误也并不鲜见，清代干嘉起，即有学者撰著纠其谬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更是将这种考正推向了一个高峰，进而形成了四库总目之学。近几百年来，国内外专家公开发表的有关订误文字有数百家。可惜这些文章多半分散在各种报纸、杂志上，遍寻非常不易。如能将它们汇编为一帙，无疑有功于广大学人。本书既是这样的资料汇订，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六年时间，收集了六百余家中外学者的考订专着、文章，一一摘录分注于各篇之下，其间亦时有作者本人的校勘和考证，因此本书堪称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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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序 《四庫全書》是清朝乾隆年間敕修的一部規模宏大的叢書，《四庫全書總目》是修書過程中產生的一部提要目錄。這部《總目》多達二百卷，是閱讀研究中國古籍的最重要的向導。為什麼要修《四庫全書》？盛世修書，是中國的傳統。從周代開始，就希望在治理國家方面從文化上有所表現，所以周公有歷史上稱道的“制禮作樂”。三國時魏文帝命令大臣修類書《皇覽》，分四十馀部千馀篇，達八百馀萬言。南朝梁武帝敕修類書《華林徧略》七百馀卷。唐太宗敕修《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這些大書都失傳了。傳世的大書有著名的宋四大類書：宋太宗敕修《太平廣記》五百卷、《太平御覽》一千卷、《文苑英華》一千卷，宋真宗敕修《冊府元龜》一千卷。明代永樂皇帝詔修《永樂大典》，希望越大越好，他親自過問皇家藏書，建文淵閣以儲之。《永樂大典》作為永樂皇帝重視文化事業的標誌物，成為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非常值得驕傲的一部大書，儘管它在庚子事變中已被破壞，存世僅百分之四，但風采依然不減。清代康煕皇帝詔修《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煕字典》。康熙皇帝的第三子成親王胤祉的門客陳夢雷修了一部一萬卷的大書《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四年用銅活字排印，達五千二十冊。都是具有重大歷史影響的文化遺產。乾隆皇帝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帝王，有所謂“十全武功”，怎樣在文化上超越前代，怎樣超越他的祖父？這個問題自然會提到面前。那麼，修《四庫全書》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歷史上認為有兩位學者的貢獻不可埋沒。一是周永年，二是朱筠。周永年為修《四庫全書》作了理論上和框架上的準備。周永年是山東歷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從年輕時就喜歡讀書、藏書。他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人物，因為在二百年前的乾隆年間，他就想辦一個圖書館。他聯絡曲阜的大學者桂馥，北京大興縣的大學者翁方綱，把家裡的書拿出來，辦了一個“借書園”，主要的書都是周永年節衣縮食購置的。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上，願意借書給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願借書給人看的，卻占絕大多數。甚至有的人在書上蓋上一方印： “借與鬻人為不孝”。錢謙益絳雲樓為當時海內私人藏書之冠，後來一把火燒了，他的朋友曹溶（秋岳）去安慰他。他告訴曹溶：“古書不存矣！”曹溶批評錢謙益：“片楮不肯借出，僅有單行之本，燼後不復見於人間。”可是周永年不同，他要主動借書給人看。他自己這麼辦還不行，還想出個辦法加以推廣，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儒藏說》。文章緣于明代學者曹學佺給藏書家徐火勃的信，信中說：“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為《儒藏》。” 曹學佺是想編刻一部大叢書，叫《儒藏》，周永年則認為《儒藏》應當作為一種類似圖書館的形式而存在，他希望“千里之內有《儒藏》數處。”好學之士可以到這裡讀書。各處《儒藏》內容一致，也就是一個固定藏書體系，然後備取活字一套，一個地方少了什麼書，用別的地方的書活版排印補上，各處互相呼應，互相補充，永遠也不會讓書消亡。他的設想即使在今天也不落後，那時沒有互聯網，如果有，周永年會第一個宣傳互聯網。周永年寫成《儒藏說》，就到處宣傳推廣，當然根本問題是經濟問題，他是不可能辦成這麼大的事業的。但是他宣傳的《儒藏》是一部包含經、史、子、集的大叢書，要藏在多個地方，內容是一致的，換句話說是一式多份，藏在多處，而且是供人閱讀的。所有這一切，都與後來乾隆皇帝敕修的《四庫全書》有很大程度的相似，這絕不是偶然的。周永年爲什麽被徵調到四庫館里去修書，又爲什麽能成為三百多位館臣中的四大骨幹成員，這與他到處散發《儒藏說》有着顯而易見的關係。所以學術界認為周永年《儒藏說》為《四庫全書》作了理論和框架上的準備。朱筠是《四庫全書》的直接引發人。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下旨，要求各地總督、巡撫、學政獻書。目的是為了豐富皇家藏書，備學習研究之用。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舉到一部大書，那就是《古今圖書集成》，他認為這部書“極方冊之大觀”，是歎為觀止的鴻篇巨制。但是乾隆皇帝也實事求是地指出它的不足，那就是“因類取裁”，“不能全載原文”。他認為這樣就使許多書失去全貌，無法看到它們的全部。所以，他要求各地獻書，以達到“副在石渠，用儲乙覽”的目的。他認為只有通過這些原書，才能“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總之，這次要求各地總督、巡撫、學政搜集圖書，是供充實皇家藏書的，沒有明確要修一部大書的意向。乾隆的諭旨下去以後，應者寥寥。原因是皇帝下詔求書，是中國的傳統，乾隆即位後第六年也下過詔書，要求獻書，也是說要“廣石渠天祿之儲”，豐富皇家藏書。官員們理解為不急之務，所以沒怎麼當回事。乾隆皇帝這回是認真的，所以，在當年十月十七日下文批評了。他說，下旨快一年了，“曾未見一人將書名奏錄”，要求快快辦理。各地總督、巡撫這才認真起來，同時也就有人積極提出建議，其中安徽學政朱筠提出了最重要的意見。那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筠建議開館校書。他的建議主要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各地獻書，由官方抄寫副本收藏，原書發還。二是每校一書，要寫提要一篇，仿照西漢劉向、宋代曾鞏的老辦法。三是建議把明代《永樂大典》中所收不經見的書，一個片段一個片段地抽出來，重新編成一部部單獨的書，抄成副本，使丟失的書重新恢復起來。這項工作叫“輯佚”。朱筠的建議經劉統勳主持軍機處討論，開始執行，而且從《永樂大典》輯佚書入手。乾隆皇帝不斷增派專門官員負責，由軍機大臣劉統勳直接管理。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下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二月二十八日開始為“辦理四庫全書處”專門開飯，派福隆安辦理。這樣，四庫館就算正式開起來，成了常設機構了。這個機構開始叫“辦理四庫全書處”，後來叫“四庫全書館”，簡稱“四庫館”，這些稱呼都見於乾隆諭旨。從歷史記載看，朱筠是修《四庫全書》的引發人，但乾隆皇帝仍是《四庫全書》的直接促成者。乾隆在位六十年，修書近八十種，作文一千三百多篇，寫詩四万一千多首，他十分自覺地希望從文化上作出傳世的成就，這是他逐步醞釀出修一部大叢書計畫的內在原因。《四庫全書》是怎樣纂修的，也是讀者感興趣的問題。《四庫全書》是一部大叢書，收書約三千五百種。叢書就是把多部書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套大書，這套大書所包含的小書都保持著自身的完整性，不被拆散。這就與類書不同了。編類書是為了方便查材料。比如在清明節想寫點關於清明的文章，需要關於清明的來龍去脈的材料，關於清明的詩文材料、民俗材料，一查類書，可以找到一大批，顯得旁徵博引，學問大極了。但清代興起了考據學，要求更高了，認為類書不是真學問，要求對古書有更系統更深入的認識，乾隆帝對《古今圖書集成》不滿意就是這個原因。他下令購求圖書，正是要搜集更多的完整的原書。在這一點上，他和周永年、朱筠有著很大的共同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修《四庫全書》有著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但是，怎麼修法，周永年要修《儒藏》，他幹不成，因為沒有財力。乾隆帝有財力，可是還需要人才和圖書資源。從學術發展看，當時的人才隊伍能夠支撐這一文化工程。那麼收集圖書，真正編一部集大成的大叢書，就不那麼容易了。由於清初以來屢興文字獄，更由於私人藏書，世代相傳，不願外借，所以各地官員動員起來了，還不足以辦成，還要做私人藏書家的工作。乾隆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再宣稱，抄完副本原書發還；獻書的，他挑選善本題詩作跋，風風光光送還原藏書家；派地方官員到家中動員說服；對獻書多的如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馬裕，賞《古今圖書集成》內府銅活字初印本各一部；獻書百種以上的賞內府初印《佩文韻府》一部；《總目提要》注明原藏書之家等等。經過一系列措施，終於把各地圖書陸續集中到翰林院，解決了圖書來源問題。四庫館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才，他們一方面校辦《永樂大典》輯佚書，一方面審校各地獻書，同時還從武英殿庫房清理出兩批藏書，稱為“內府藏本”。經過艱苦細緻的挑選，終於從一万多種書中選出約三千五百種，抄寫成一部龐大的《四庫全書》。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庫全書》即《文淵閣四庫全書》告成，大約用了九年的時間。其後又陸續抄成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三部，合起來稱北四閣，分別存于皇宮、瀋陽盛京、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其後又抄三部，分藏于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浙江西湖聖因寺文瀾閣。到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南三閣才全部發下，用了將近十八年。後來又經過幾次返工、抽改、補空函，直到嘉慶初年才結束，實際經歷了二十多年。這期間在四庫館任職的官員先後達三百六十多人，謄錄人員先後約有三千人。翰林院容不下，就把謄抄一項搬到武英殿。這樣龐大的工程，對清朝的財政也是巨大的挑戰。清政府採取種種辦法節約開支。比如謄錄人員是自備資費，抄滿多少，議敘加官。有一位叫劉清的謄錄，議敘縣丞分發四川，乾隆五十七年升知縣，後官至雲南布政使、山東鹽運使，人稱“劉青天”。再比如總校官陸費墀，因工作出現錯誤，罰南三閣《四庫全書》裝潢，結果傾家蕩產。《四庫全書》纂修過程，至為複雜，乾隆帝經常抽查，對館臣紀昀等動輒處分、罰俸。但也經常賞賜表揚，新疆進呈哈密瓜，也送到四庫館讓翰林們嘗一嘗。恩威並重，賞罰兼施。館臣也非常認真，為了解決資料問題，翁方綱等人經常到琉璃廠書店借書。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完成了這一曠世文化工程。據統計，文津閣《四庫全書》，收三千五百零三種書，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冊，近十億字。參與纂修《四庫全書》這樣巨大的工程，成全了一批文化學術人物，他們或多或少地因為恭逢盛世而提高了學術聲望。這些人的遭遇卻等等不一，這裡略舉幾位。劉統勳，四庫館早期的關鍵人物，可惜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任四庫全書總裁，十一月去世。他辦事非常幹練而周到，比如他制訂的辦法，在各地獻來的書上蓋“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約十公分見方，書皮上蓋“乾隆某年某月某某巡撫送到某某人家藏某某書幾部計書幾本”的長方印記，都成為後來辨認四庫進呈本的標誌物，有了這一標誌物，其文物價值大增。這一做法是很高明的。紀昀，是纂修《四庫全書》的第一功臣，也是沾光最大的一位。他雖然有《閱微草堂筆記》、《紀文達公文集》等傳世，但真正讓他在學術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仍是充當《四庫全書》總纂官。當然他不是掛名不幹事的人，而是真正發揮學術主導作用的人。戴震，他進四庫館是靠學問，因為他總是考不上進士，進了四庫館還是考不上，乾隆帝就賞他參加殿試的資格，考上了進士，後來又成為庶吉士。他在四庫館是幹細活的，《水經注》、《大戴禮記》、《九章算術》等，都是他的拿手戲，他整理的書總是作樣板，是個高手。據說他是經部的主持人，其實他在史部地理、子部天算等方面，都是大專家。後來他患足疾，只能在北京的家中修書，實在不行，就準備回家了。可是生活是問題，托人聯繫一處書院講學，只是沒來得及出京，就病死了。他算是死在四庫館的。邵晉涵，據說是史部的主持人，此人確長於史，正史的整理多出其手。《舊五代史》亡佚了，也是他從《永樂大典》、《冊府元龜》等書中輯出的。但同時他也是小學大家，《爾雅正義》是他的優秀佳作。他在四庫館生活也不從容，不得不收幾個學生掙點學費貼補生活。周永年，他在四庫館裡最賣力，從《永樂大典》往外輯佚書，近萬本大書，塵封已久，許多館臣幹煩了，報告皇上：“精華已採，糟粕可捐。”可是周永年太實在，說裡頭還有很多好東西。於是大家把活推給周永年。周永年就盡心盡力去幹了。章學誠《周書昌別傳》說周永年目盡九千余冊，從中輯出了大量好書。我發現蘇軾幼子蘇過的《斜川集》就是周永年輯出來的。蘇過曾隨蘇軾流放南方，年紀輕輕就死去了，他的《斜川集》亡佚不傳，世人惜之。周永年從《大典》中輯出來，才得以傳世。有人說，周永年是子部的主持人，陳垣先生也說他是四庫館唯一的佛學專家，總之是個主幹人物。但也不得不想辦法賺外快。據章學誠《別傳》，周永年先是租了一塊地，請人耕種，連年豐收，卻年年虧損，原因是成本過高。於是改作買賣，賃了個鋪面，找人看著，不久又賠光了。他認為自己的老本行是書，就借了錢編刻科舉讀物，由於編得太深了，部頭也過大，賣不掉，這回不僅大賠，而且欠了債。可以說是屢營屢虧，搞得狼狽不堪。他在四庫館任勞任怨，卻沒升上一官半職，落得窮困潦倒。程晉芳，江蘇江都人，出身鹽商家庭，為人特別大方。乾隆十七年考上進士，後來進了四庫館。由於大手大腳，晚年在北京窮得開不起火。乾隆四十九年，他告假去陝西投奔畢沅。因為畢沅喜歡門客，程晉芳希望老了有個依托。誰知到了陝西一個月就去世了，棺材還是畢沅為他置辦的。朱筠，作為《四庫全書》的引發者，最初方案的設計者，對《四庫全書》有特殊貢獻。四庫開館時他在安徽當學政，還特別上奏摺，說他在大興家中的藏書，托門人程晉芳管著，讓四庫館找程晉芳，代他把書獻出來。不久，朱筠犯了錯誤被撤職了，乾隆帝說他學問還好，派他到四庫館效力，授翰林院編修。但是朱筠曾受劉統勳賞識，劉去世後，于敏中接班，朱筠堅決不肯去拜訪。所以于敏中在皇上面前說朱筠辦事太慢，不重用他。乾隆四十四年命朱筠為福建學政，第二年秋天又派朱筠的弟弟朱珪代替朱筠為福建學政，兄弟在交接期內，床對床住了半個月。白天朱筠出去應酬，晚上兄弟倆談到半夜。臨別，朱筠流下眼淚。朱珪安慰他，三年後又可相見了。可是，第二年朱筠就病死在北京家中。朱筠是個好客之人，樂於幫助他人。王念孫因為避禍，投奔朱筠。汪中因脾氣不好，在老家呆不住，也投奔朱筠。朱筠都收留他們。黃景仁窮困潦倒，來北京投朱筠，朱筠收留他。他又掛念母親，朱筠又為他賃屋，接他全家來北京，聯絡北京的朋友接濟他們一家。後來朱筠到福建當學政，黃景仁又一貧如洗，老母也送回家鄉。當時北京的文人有這樣一種說法：“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朱筠，字竹君。程晉芳，字魚門。還有一些館臣的遭遇也不是太好，我們平常只看到他們輝煌的一面，不知道他們的難處。我覺得當時的待遇不高是一個主要原因。《四庫全書》修好以後，底本和七部鈔本下落如何，也需要稍作介紹。四庫底本，本來要發還，也確實發還過一部份，但微乎其微。乾隆帝晚年還不斷催促發還。但抄完七份書，許多底本已破爛，有些書封皮掉了，上面蓋的獻書者的標記也就不存在了。還有些丟失，難以發還。所以大臣們一再支應，終於不了了之。其實，不發還的客觀理由基本上不成立，大臣們怕麻煩，應是主要原因。四庫進呈本多達一萬幾千種，是個龐大的存在，也是了不起的一批文化遺產。這批書都放在翰林院，管理混亂，不斷流失。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六月二十二日翰林院被放火，四庫底本絕大部份被燬。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毀于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的《四庫全書》咸豐三年毀於太平軍，片紙不留。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咸豐十一年毀于太平軍，丁氏兄弟奮力搶救，戰亂之後，連年借抄，幾乎補全，現存浙江圖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是第一份鈔本，一九三三年遷上海，後到重慶、南京，最後到臺灣，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海內外用的大都是這個本子。文溯閣《四庫全書》一九一四年遷京，一九二五年遷回瀋陽，一九六六年由文化部撥交甘肅省，現存蘭州甘肅圖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一九一四年運京，一九一五年移交京師圖書館，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七部書只餘四套，其餘三套以及底本都毀掉了，所謂內憂外患，《四庫全書》的命運跟我國的重大事件無一沒有聯繫，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義和團、庚子事變，這是近代史教育的活教材。對《四庫全書》的歷史評價，一直存在爭議。我覺得有幾條可以達成一致。第一條，《四庫全書》纂修工程是我國歷史上大規模古籍整理的里程碑。孔子定六經，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為皇家校書，宋代曾鞏校書，明代修《永樂大典》等，都具有重大影響，但論其規模宏大，全面系統，仍以劉向校書與乾隆敕修《四庫全書》兩件事前後輝映，為千秋不朽之盛事。第二條，纂修《四庫全書》過程中，館臣們進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改正了大量錯誤，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校勘成果。這些成果，有的夾注於正文之中，有的則另編為《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過去我們看浙江書局刊刻的《通典》、《通志》、《文獻通考》，附有“考證”，有關著錄或認為是乾隆武英殿校刻時所加的，但殿本實際上沒有“考證”，《三通》的“考證”是光緒年間浙江官書局校刻《九通》時根據《四庫全書考證》中《三通》的“考證”添加的。由於這個原因，浙江書局本《三通》就比乾隆殿本評價高一些。我根據浙江官書局刻本《文獻通考》書末附的《通考考證》三卷作了初步統計，有二千零七十一條。說明《文獻通考》在據乾隆殿本抄入《四庫全書》時，館臣作了校勘工作，發現并改正錯誤約二千條，逐條作了校勘記。還有少量錯誤，《考證》中指出來了，但沒有在正文中改正。例如《文獻通考》卷二百七十二：“諮，偉孫，封武林侯。修，諮弟，封宜豐侯。泰，修弟，封豐城侯。”《考證》云：“考《南史》，諮為鄱陽忠烈王恢之子。諮弟修。修弟泰。《通考》既脫去鄱陽王不載，又以諮、修、泰為南平王偉之孫。誤。”應當說，從乾隆武英殿刻本，到《四庫全書》本，《文獻通考》的文本質量有明顯改善。這種附有校勘記的本子，在《文獻通考》傳世版本中還是第一次，直到今天也還沒有第二次。在乾隆纂修《四庫全書》之前，正經、正史的刊刻，附有校勘記，是從武英殿本開始的，殿本的考證具有劃時代意義。但殿本《考證》大約一半以上並非討論文字異同，而仍屬文義的理解。屬於文字異同討論的僅占一小半。到《四庫全書考證》則已變成幾乎全部是討論文字異同是非的“校勘記”。雖然仍然沿用“考證”這個名稱，但其功能在專業化方面已經出現了大的飛躍。乾隆以後，刻書附校勘記，已逐步被認為是“內行”的做法。張之洞《輶軒語·語學》中認為初學選擇善本的主要標誌是“國朝人所刻，密行細字附校勘記者”。這種古籍整理成果附有校勘記的普遍認可的行為，應當說開始於武英殿本，形成於《四庫全書考證》，至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已漸趨成熟。近幾十年來，古籍整理成果而不附校勘記的，甚至被認為“外行”。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能不認為《四庫全書考證》在學術史上，尤其是校勘學史上，是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的。在今後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把《四庫》本作為校本，充分汲取《四庫全書考證》的已有校勘成果，應當成為一種通行做法。第三條，纂修《四庫全書》是從《永樂大典》輯佚書開始的。在整個纂修過程中，四庫館臣輯集了大量佚書，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元和姓纂》、《直齋書錄解題》、《金樓子》等重要典籍，都是從《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的。其中不少輯本除被收入《四庫全書》外，還彙印成《武英殿聚珍版書》，流傳於世。有的書《四庫》未收，如宋蘇過《斜川集》是周永年輯出的，趙懷玉據以刻於杭州，《四庫》卻未收入。隨著《永樂大典》的不斷毀滅，這些重要典籍在乾隆間及時輯出的歷史貢獻進一步突顯出來。纂修《四庫全書》以前，輯佚書這種行為早已出現，但大規模輯佚書則以四庫館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書為開端。嘉慶間修《全唐文》利用《永樂大典》中的材料，同時徐松輯出《宋會要》、《宋中興禮書》等重要典籍，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四庫館臣的做法。後來之所以出現馬國翰、黃奭、王謨、嚴可均等一批輯佚書專家，也與四庫館臣輯佚書的影響分不開。第四條，纂修《四庫全書》期間產生了一批副產品，其中有《武英殿聚珍版書》、《四庫全書薈要》、《進呈書目》、《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江蘇採輯遺書目錄》、《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附存目錄》、《四庫提要分纂稿》、《惜抱軒書錄》、《南江書錄》等等。與《四庫全書》七部寫本，共同構成纂修《四庫全書》的豐碩成果，在中國文獻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第五條，纂修《四庫全書》引發了一個學科“四庫學”，乾隆以降，陸續產生了一批四庫學新成果。例如《宛委別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四庫存目標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四庫提要辨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禁燬書目四種》、《清代禁書知見錄》、《四庫採進書目》、《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四庫全書纂修考》、《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四庫全書館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等等。在中國文獻學史上，因為纂修一部書而引發一門幾乎是顯學的專門學科，《四庫全書》也許不是唯一的，但卻是最受人矚目的。《四庫全書》已經誕生二百多年，二百年間對中國學術研究影響最大最深的實際上是《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這方面的議論很多，仍以張之洞的說法為更多的人熟知并認同：“氾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或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為師授之古學，孰為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為有法，孰為失體，孰為詳密，孰為疏舛。詞章，孰為正宗，孰為旁門，尤宜抉擇分析，方不致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有門徑》）《四庫總目》爲什麽能獲得這樣高的地位？我想不外三個原因：一是巨大的文獻容量；二是完備的知識系統；三是宏通的學術見解。由於《四庫總目》容納了一萬多種文獻的信息，幾乎把當時傳世的重要文獻網羅在內了。因此，這一巨大的容量使它具備了古文獻工具書的功能。當你要瞭解某一類有些什麽書的時候，你會想到查《四庫總目》，當你要判斷某書是不是稀見的時候，你也會想到查《四庫總目》。工具書必須是在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信息較為齊備、準確，才能算得上好的工具書。所以一般規模的書目，都難以扮演工具書的角色，《四庫總目》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是唯一具有權威地位的文獻學工具書，即使在近代出現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也頂多可以彌補《四庫總目》缺少的部份，卻不能在地位上與之抗衡。這除了規模以外，還有《四庫總目》囊括的文獻不僅量大，而且是中國文獻的主體部份，這種主體具有不可再生性和無可替代性。《四庫總目》所能提供給我們的中國古文獻知識，幾乎是全份的。我們從中可以獲取一萬多種圖書的書名（包括同書異名，異書同名）、卷數（包括篇卷的分合演變）、著者姓名（包括字、號、室名）、朝代、里籍、科第、生活年代、出身、歷官、學術淵源、著作宗旨、圖書內容、流傳刊抄等知識，還可以獲得古今圖書分類知識。《四庫總目》卷首乾隆諭旨，可以為我們提供《四庫全書》及《總目》纂修的大體歷史。《表文》則幾乎包括了關於中國典籍文化的主要典故，以及《四庫全書》纂修中的主要內容。林鶴年著《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四卷，可以為我們進一步揭示這些典故和史事。《四庫全書凡例》以及經、史、子、集四部總敘，各類的類敘，許多提要末的案語，共同為我們提供了具有完備系統 的中國傳統學術知識，甚至我們可以把這些類敘凡例視為一部“國學概論”。我們可以檢視一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通行的國學概論教科書，幾乎都是依經史子集框架講述的，有的稍作變通，也難離其軌轍。《四庫總目》除了上面兩項客觀知識外，還有極為豐富的學術分析和評論，見解宏通，為亙古所未有。《四庫總目》四部總敘為我們理清了經、史、子、集四部的學術源流及得失，四十四類的類敘，則從更細的學科門類為我們辨析源流，而在各書提要中，除了客觀介紹作者和圖書情況外，也發表了學術性很強的評論。各書的評論雖然是針對該書的，但也經常從學術淵源上予以高屋建瓴的分析，而不僅僅是各書的孤立評論。整部《四庫總目》，一萬多篇提要，繩貫珠聯，如網之在綱，渾然構成一龐大體系，有條而不紊。這樣的學術建構，體大思精，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可多有的。余嘉錫評價《四庫總目》是“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從歷史上看這是恰如其分的。而從實際學術功用上看，《四庫總目》又非《別錄》所可比擬。我們可以認為《四庫總目》是中國學術史上空前的傑作，那是絕不過分的。無庸諱言，《四庫總目》存在大量錯誤。清代陸心源曾擬作一部訂誤性質的書，叫《正紀》。他的書沒寫成，但在《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儀顧堂集》等書中已零星做了不少訂正工作。近人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以及李裕民、崔富章、楊武泉等先生專門考訂《四庫提要》錯誤的著作已陸續問世，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中也有不少訂正《四庫總目》的條目。我在與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及撰寫《四庫存目標注》過程中也發現不少《四庫提要》的錯誤，寫入《存目標注》中。各類報刊零星發表的訂誤文章數量也十分可觀，有關論文索引可以查檢。具體例子這裡不再列舉。對於讀者來說，報刊論文固不便隨時查檢，即使幾部專書也不是十分方便隨時核對的。哪些條目已經有人指出其中的錯誤？這就成了讀者的困難。有鑒於此，1993年，我和劉心明、王承略兩兄在隨王紹曾先生完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后，曾商議從事《四庫全書總目》點校，除加新式標點，校勘《四庫總目》的殿本、浙本、文淵閣、文溯閣本書前提要、《進呈書目》之外，還要摘附各家辨證於當條之下。忽忽廿年，各自忙碌，竟沒有付諸實施。現在魏小虎先生以一己之力，花費多年時間，完成了《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其辦法與我們接近，而網羅之廣，自然是我們當年力不可及的。根據《彙訂》清樣初步統計，其中引用余嘉錫330條，胡玉縉193條，王重民134條，李裕民307條，崔富章120條，楊武泉647條，杜澤遜405條。其它散見條目尤多，讀者翻閱便一目了然。鑒於《四庫全書》的廣泛運用和《四庫總目》的崇高地位，小虎先生的這部《彙訂》在“傳統學術”領域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要籍。今後當然還會有新的訂正成果發表出來，希望若干年后，小虎先生再出版增訂本，從而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要，為學術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四庫總目》的這些疏誤，根本不影響這部學術大著的崇高地位。人們之所以熱衷於為《四庫總目》拾遺補缺，當然主要是爲了這部傑作更加完善，同時也因為《四庫總目》是高級別的靶子，足以顯示射者的能力。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滕州杜澤遜序於山東大學向嵐書室。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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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用，作者费了力气的，工具书 -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套装共11册)是一部很好的书。它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集一起，方便读者甚大，真的是一部好书。我给予好评（五星） -
子部搜集的还不太全，还可以再丰富 -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官修提要式书目，浓缩和蕴涵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义，自问世以来，备受学者专注，影响巨大。但《总目》提要的疏误也并不鲜见，清代乾嘉起，即有学者撰著纠其谬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更是将这种考正推向了一个高峰，进而形成了四库总目之学。近几百年来，国内外专家公开发表的有关订误文字有数百家。可惜这些文章多半分散在各种报纸、杂志上，遍寻非常不易。如能将它们汇编为一帙，无疑有功于广大学人。本书既是这样的资料汇订，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六年时间，收集了六百余家中外学者的考订专著、文章，一一摘录分注于各篇之下，其间亦时有作者本人的校勘和考证，因此本书堪称集大成之作。
很好的一部集成之作，希望能够在若干年后出增订本。 -
以一人之力集各家辩证，汇订这样的宏篇巨制，实乃不易。现在做这样的苦功夫而惠及学人的执着者，已经罕见了。这是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
只能说翻过吧，做个工具书供查阅还是不错的，为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主要是资料汇集之功，可惜剪裁不精，少有按断，有不当取而取者。如某书提要后引崔富章先生书，谓见于《国史经籍志》，则明代尚存云云。 -
学术价值很高的工具书，值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