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
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11
ISBN:9787548905271
作者:赵思运,韩金玲
页数:428页
内容概要
赵思运：诗人、批评家。1967年生，山东郓城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东南大学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兼职教授。出版著作《现代诗歌阅读》、《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何其芳人格解码》、《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及诗集《我的墓志铭》、《64首：1989—2009赵思运诗集》等。2011年应邀参加第22届世界诗人大会（the 22nd World Congress of Poets，Greece）并获第5届国际桂冠诗人竞赛提名奖。
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十七年时期诗人的隐秘激情
第一节 文学规范的建立与诗人的突围
第二节 北京大学学生诗群
第三节 何其芳文化人格的二重性
第二章 大跃进民歌的文化迷狂
第一节 大跃进民歌兴起的内在历史逻辑
第二节 大跃进民歌中的太阳崇拜
第三节 大跃进民歌中的人民史观
第四节 大跃进民歌中的社会主义“新神话”
第三章 文革诗歌的两种面向
第一节 红卫兵诗歌中的革命伦理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学人之思
第四章 女性诗歌的性别突围
第一节 呻吟中的突围
第二节 时空牢笼里的躯体
第三节 日与月的对话与潜对话
第四节 安琪的超性别诗写
第五章 奔涌的岩浆：诗歌民刊景观
第一节 探寻民刊的依据
第二节 民刊诗歌的貌相
第三节 几个民刊个案
第四节 从“民间出版”到“独立出版”
第六章 喧嚣语境下的网络诗歌
第一节 网络诗歌反思
第二节 网络诗歌的“轻”与“重”
第三节 网络语境下新诗规范的探索
第四节 网络时代诗人主体的重建
第七章 “文化断乳期”的异乡人
第一节 “私人地理”的建构与“文化断乳”的转型
第二节 “文化断乳期”的广东外省诗人
第八章 “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
第一节 中国经验的诗性书写
第二节 中国文化意象的描画
第三节 汉语母语的自觉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精心择取当代中国大陆汉诗具有活体解剖意义的一系列文化镜像，从共和国初期文化规范建立过程中诗人精神人格的复杂裂变，到1958年前后的主流文学样态大跃进民歌，文革时期诗歌的多向展开，再到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近30年诗歌民刊、崛起于21世纪初的网络诗歌现象以及文化断乳期的异乡写作、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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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火到岩浆的敞亮——评《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李玉辉摘要：赵思运、韩金玲合著的《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体现出鲜明的特点：在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的博弈之间，在民刊独立精神的张扬与体制力量的规约之间，在边缘主题的关注与开放视野的拓展之间，达成了平衡。在这多种平衡之中，对思想史的凝视成为他们研究的内驱力。关键词：理性；抒情性；民刊；边缘主题；开放视野；思想史 The Brightness from Spark to FireOn The Study on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inland PoetryLi Yuhui(Department of Fundamental Teaching, Yantai Nanshan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Province, 265713)Abstract:The book The Study on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inland Poetry co-authored by Zhao Siyun and Han Jinling reflects som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it reaches the right balances between the game of rational thought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between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embodied in popular journals and the regulation of institutions; between the focus on edge subjec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field of vision. Among these balances, the examination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becomes the inner impulse of their study.Keywords: rationality; lyricism; popular journals; edge subject; open field of vision; intellectual history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1](p93) 赵思运、韩金玲伉俪合著的《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以洗练的精神进行浴火批评，既是批评家自我诗学精神的浴火而生，也是中国大陆当代汉诗本身的一次浴火批评。本书的作者既是批评家，也是诗人。是批评家，自然会与批评现场隔开一些距离，这样才会在冷静的沉思中披沙拣金；是诗人，自然会有现场的身在其间、心在其中的情境，所以，感受之，反思之，批评之。 一、理性与抒情性赵思运本身就是诗人，其诗歌创作拥有独特的精神特质，夹杂了八十年代的思想与民间乡村的风气，在平静的语言中，挟持风雷之气。这或许就是理性的抒情。理性不排斥情感，理性恰恰需要充沛的情感，在理性内里是情感的涌动与支撑。《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是批评之作，其中理性更甚于情感，但是批评家在进行批评创作时，并没有被理性所压制，诗歌的抒情性在文本中时有流露。虽然批评家尽力克制其抒情性，但是，话语本身的情感特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情感常常在瞬间爆发，冲破自我理性的克制，发之而后快。在理性与情感的博弈间，更显示出了作者身兼诗人与批评家于一身的特质。伟大的哲学恰恰就是诗，伟大的诗也往往蕴含了伟大的哲学，之于批评文本亦然。所以，伟大诗人与伟大批评家兼而有之的不乏其人。于是，我们在北京大学学生诗群一节中，便读出了批评家的诗人味道（当然，在《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一书中并不仅有此处）。“在北京大学生学生群体中，我们应该郑重记住一位极富思想反思精神的诗人——林昭。”[2]（p17）“‘人’是林昭诗歌的出发点，健全的人性、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以及以人的健全发展为准则的制度，便是林昭关于‘人’的全部思考。她是那么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真’、‘善’、‘美’。”[2] （p20）“普罗米修斯这个形象所寄予宗教献身精神其实正是林昭的自我精神人格的外化和对象化。”[2]（p26）林昭“甘愿做自由精神的殉道者”，[2]（p26）她“最后怀着悲悯的大爱把自己献上了自由精神的祭坛”[2]（p18）。“因此，我们记住林昭，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精神不再沉沦，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自救。”[2]（p29）林昭以血践行以求自由的精神弥漫字里行间，自由不但是林昭盗取和践行的火种，同样，也是赵思运盗取和践行的火种，于此，理性与抒情性交融一体，“一位极富思想反思精神的诗人”呼之欲出。于此，批评话语与诗语的融合一处，语言形象生动而有哲学的领悟，正合于真正的诗乃是一种哲学，真正的哲学则是诗。 二、民刊与体制之墙包容、开放、自由的多元视野，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一切存在都在召唤着人去认知，去寻找其中的合乎理性的成分，由此才有实践。作者正是看到了民刊的合理性，“民刊，不仅仅意味它的存在形式是非官方的，更应该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2](p248) 民刊乃是独立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辉映，有此则有诗的活力，无此则少了诗的激情与前进的力量。其中，个体与群体的融合发声，代表了一种文化前进的动向和力度。在这里我们将更清楚地看清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在一个迷乱时代，于此更能看到民族的灵魂、文化的灵魂；于此剥离开虚伪与禁锢，更能找寻到文学的精神、人的气息。批评者认识到“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精神空间里，高度被物质挤压的精神空间里，诗歌如何保持自身的非体制本质。……单一的体制文化普遍缺乏对制度的制衡，窒息了民族的人格自由发展。……因此，谈论体制外写作是为了自由写作的合法性，让写作回到个人，回到自由，回到个性。”[2](p250-251) 在这些精神的论述中，赵思运理清了民刊的特质，理清了体制性因素存在的弊病与非体制性存在的必然。对民刊这一特质的理清，也就规约了民刊；没有这种特质的不是民刊，丧失这种特质的也必然不是民刊。所以，在体制存在的既定前提下，民刊的存在，无论其有无倾向性（当然，无论如何，民刊总会有它的倾向性，即使它仅仅指向文学本身），它都是一种介入文化现实的存在。它召唤的是感受、思考、反思和实践，它召唤的是担当，它召唤的是思想与诗意的新创；它召唤的是交流，冲破阻隔的体制之墙，冲破阻碍的观念之墙，将人们引入自由的领悟；它召唤的是诗要走向人，走向个体，因为只有走向了人才能于其中找到人的本质：自由。“单一体制下单一的价值概念导致民族的人格溃败与畸形，只有打破单一的体制文化，中国文化才能发展，中国公民才能自由发展。……体制内部的自由空间不是等来的，而是靠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去争取的。”[2](p272-273) 基于此，赵思运“勾勒出了民间诗坛的基本面貌”：“一、历史意识与文学史意识的自觉……二、现实与历史生活的诗化与深化……三、独立、探索的精神立场与汉诗传统的现代转化”。[2](p255-260) 这种基本面貌的描述，其实已经涵盖了诗歌发展的历史承担与新趋向，这三个维度的发展也将决定诗歌在未来文学格局中的地位。这也是民刊的内在自由。由此也可见出赵思运的诗学眼光和文学史视野。民间意味了一种活性，一个开放、包容、自由的空间，它混乱，因混乱而无专制，个性突起。这里保持了个体的话语权和想象空间，也保留了话语的交流本质，因此它才活力不断。赵思运的民刊概念包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立场，是一个有独立诗学、自由思想的空间，它不因外在的变故而变化，它是自足的，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有历史的视野，有诗学的思维，这才是民间存在的价值。民间出版潜含了一种自由出版的诉求，而体制的存在必将限制其自由，无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是从创作，抑或是从出版发行进行限制。“如果说，1980年代的民刊很大程度上，需要争取言说的权利，那么，当下的民刊不仅仅在于争取言说权，甚至绝大多数时候的问题不在于言说权，而在于我们言说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指涉现实和精神处境的有效性。”[2](p357-358) 话语权的争取不仅仅是话语权的问题，回到其本质，仍是话语的问题。当然话语权的争取是为了言说，但是在话语权争取的过程中不能丢失了言说的意义。否则话语权的争取将会在争取过程中被消解或者同化，成为新的专制。如此，则话语权的问题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反而会进入历史的恶性循环。真正的历史力量来自民间，作者对民刊的关注，无疑有这样一种视野和期待在。在民刊、在民间，汇聚了很多潜在的力量，它们更有活力，更有力量。一方面是诗人对诗歌的内在热爱和不懈追求；在民刊中，更加聚集了诗人的坚守精神，凝聚了诗人的自由本质。另一方也隐含了民间特有的自由活力。一个社会，只有葆有了民间的自由和活力，这个社会才永远有力量，有活力。 三、边缘主题与开放视野对边缘主题的关注，既是学术道路成熟的标志，也是对自我的清醒认知；不寻求热闹，不寻求名利，而是在一个有自我洞见的主题上（即使这个主题是边缘的、不受关注的）有所发现，这就是敢为人先的勇气，其中既有个体的学术嗅觉，也有个体的学术个性，毕竟学术是人性的东西，它不能剥离开人而存在。在每一个边缘的背后都隐含了理性，理性的舒展则有赖于学人的不断开掘。在众多文学种类中，诗歌似乎更凝聚了天地人之精华，在那里，我们更能检视到一个民族的灵魂，检视到历史的精灵，检视到大地的自由之歌。所以，《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虽然是批评之作，但内中所涌动的，更是对民族、对历史、对大地的灵魂的一次检视。回到历史现场，将时代情境与个人精神结合一处，以文化视野烛照出历史现场中人的精神。文化的视野其实即是自由的视野、人性的视野，这样，才能见出人的灵魂。知识分子的人性、灵魂的透视，在一个民族迷狂的时代里，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上更能透射出一个民族的灵魂，在这些潜流中涌动了理性与精神，从林间之风更能觉察到风云之气。就当代而言，虽然理性之声时有呈露，但仍不能否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迷乱、迷狂的时代。在如此时代，要参透一个群体的精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对象的选取便具有决定成败的关键意义。赵思运显然是一个具有理性反思的诗人，他没有去选取重大的主题或者诗人，而是在边缘里检视出时代的精神。正如作者在《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中所说：“取名‘边与缘’，边界与机缘之意。”[3](跋：一本不合时宜的书)边缘正合乎契机，正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心的场域，正是一个孕育着中心的场域，因此，在这里烛照历史的灵魂，无疑凝聚了作者的深远思索。边缘，也恰恰是一个理性沉积、思想积聚的场域，由此，也可见出作者的冷静。正如“由于时代语境对于文学和诗歌的特殊要求，何其芳诗性的东西往往被压制住，只能以梦境的方式曲折隐晦地流露出来。”[2](p41) 何其芳虽然身处中心，但其心其实是处于边缘，他的诗歌也恰恰是在边缘的缝隙中顽强挣扎、生存着。这是进入共和国时期，诗人的共同命运。十七年时期突围的诗人、文革时期思考的学人、在诗语中寻求突破和创建的女性诗人、“奔涌如岩浆”的民刊、“喧嚣语境下的网络诗歌”、“文化断乳期的异乡人”、“去国诗人”，这些都是身处中心，但是心在边缘的诗人、诗歌。通过对这些诗人、诗歌的检视，社会的精神风貌得到了呈露。也恰恰是这些诗人、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活力、自由。由此，通过开放的视野，作者在边缘中寻找到文学的灵魂、历史的灵魂。只有在这种审视中，才可能通过思想史的视野理清历史，让文学回归文学，拥有它的本质。 四、思想史视野文学的传世总离不开思想史的视野，文学史和批评文本的传世同样也离不开思想史的视野。从思想史出发，作者选取从文化视野审视诗歌所具有内在价值视角进行专题化处理。在专题化处理过程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去蔽，剥离掉人为的使历史被笼罩上的云雾，尽量将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和人的本质性的一面呈现出来。在这一呈现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我们可以说作者拥有揭示真相的勇气；从大的方面，我们可以说作者拥有追求真理的内在素养，拥有作为学者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这正符合中国史家传统的正史追求，也是与西方文化中的追求真理的意志是一致的。文本中不断流露出作者敢于面对和揭示黑暗的文化现实的勇气，以冷静的视野作理性分析，而没有被情绪化的喧闹所左右。在文化解读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揭示历史的内在动力，历史是人的历史，其动力毋庸置疑来自于人，来自于人的内在精神特质。文学恰恰是在历史的流动中，将这一人的内在精神特质描述下来；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家则要进一步将这一人的精神特质揭示出来。当“共和国的文艺体制和文学规范呼之欲出！”的时候，也就是文学的内在活力慢慢消失的时候，文学将被外在于文学的东西所取代。文学的工具性日益增强，文学的精神则日益消亡，尤其是在体制内，在规范内。正如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由此开始，文学的政治功能在中国大陆日益突出，并且压到一切。“重要的文艺会议往往是传达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制定规划、矫枉纠偏的主要形式，其作用主要有：规范、批判、调整。其意义体现在会议报告之中，而会议报告代表的不是做报告的领导的个人意志，而是权力机构的意识形态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权威性。”[2](p2) 由于文学的本质是排斥权力的，而此时，文学已然成为权力的对象，成为权力运作的符码，权力意志在此有强烈的意志表现，由此摧毁了文学本质。精神的自由变成了权力的暴力。作者通过对国统区作家和解放区作家心态的比较，描述出作家心态的变化和文学生态的变化。就文本的整体安排而言，我们不能不从中见出赵思运对文学的见解，他要一步步剥离开围绕在文学周边的云雾，尤其是政治的云雾、功利的云雾，而让文学回复到文学，文学在其自身中自有其价值，它无须假求于外。从“文学规范的建立与诗人突围”建立，到“‘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诗由政治的符码，回到自身，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但是诗歌毕竟走到了诗歌，它更重在诗人主体的自我书写，而非被政治或者其它功利性目的所左右。诗歌更加紧密了与诗人的感受、思想、灵魂的交融。从“突围”到“去国”，由隐性写作进入显性写作，虽然同样是诗人被政治性放逐，但是，诗人从来没有放弃诗歌，因为诗歌才是其生命自由的表征，也只有在那里才是一个丰富的个体，他无时无刻不在生生不息地与自己所承受的文学、文化进行着交流。作者拥有强烈的文化历史感，将文学史与思想史融合一处。在海子与安琪诗歌的分析中，作者抓住历史理性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一方面呈露了诗人的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也呈露了对时代的分析，洞见出诗人创作的背后往往有一股历史文化的支撑。一方面是个人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历史。诗人也慢慢地回复到个我的历史文化中，历史理性主义消逝，个体抒情扩散而来。集体的我已经慢慢崩溃，个体的我则慢慢地建立起来。因为集体的我从来都依附于一种外在的存在，诗人无法在其中寻找到自我的支撑，外在存在不管有多么强大，但它总归是变幻不居的，是不坚实的；也只有回复到个我之中，诗人才能寻找到坚实的支撑，因为诗歌本来就是属我的，是私有的，是感受、思考与话语的自我表述，其中涌动的恰恰是人的自由本性。回复到个我的诗人才能够契合人的自由本性，才能够寻求到坚实的存在。中国文化从来就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体往往被遮蔽起来，即使拥有价值，也往往是集体中的价值；而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文化更多的是个体主义文化，是个体自我在寻求合乎人的自由本性的存在。但是，中国社会虽然身处现代世界，现代文化却并没有在中国社会绽放，这更多的是一个“伪现代社会”，“伪现代社会兼有封建性的交杂的社会形态，与移植过来的后现代文化，使得中国的价值尺度从来没有如此的混乱。社会主义官方话语的主流、封建话语的余毒、现代主义话语的梦幻、后现代话语的迎合，一片喧哗与骚动。” [2](p230) 既没有自由的思想，合乎人性的感受，也没有自由的思想践行，合乎人性的感受的践行。“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的路”，我们“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4](p76)，“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4](p77) 所以，在集体主义文化破灭之后，是寻找人的过程，是建立起合乎自由的人性本质的过程。所以，从《中国大陆现代汉诗的文化镜像》文本的安排，我们更能看出作者的思想意向。从第一章“‘十七年时期’诗人的隐秘激情”到最后一章“‘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无疑是对集体主义文化中隐含的个体精神的不断呈露，以及个体在剥离开集体主义的云雾和束缚之后，而回复到个体中，回复到契合个体自由本质的诗歌话语中，因此才有“汉语母语的自觉”。“隐秘”一词也非常明显地描述了集体主义文化对个体精神的遮蔽，以及其背弃人的自由本质、背弃人性的特征；而“去国”正隐含了个体的无奈，另一方正是个体对集体主义的背弃，只有有了适当的距离，才能保证话语的、思想的纯正。“去国”是被动的，这种被动最终转变成了主动，转变成了个体的自觉，合乎人性的自由在诗人心中绽放，在诗人的诗歌中绽放了，于是，回归诗歌本体便是自然之理，于是，才有“汉语母语的自觉”。个体与民族之间，虽然民族将个体放逐，将个体逼入异质文化，却加强了个体的自觉和发现，进而才有了对民族的进一步反观。“去国诗人的文化存根保留在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个体的生命反思，抵达对整个人类生存境遇的象征性观照”。[2](p403) 中文则是这一文化本体的一种载体。走向诗与思的言说本体——语言，语言本体的发现实质上是个体的自觉，个体找到了自由本质，并且在语言中显现。语言成了自由的表征。“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必然是追求灵魂深度和诗意宽度的写作。”[2](p259) 这正是自由的写意。 人无法摆脱其文化生存的历史，历史如影子般追随，只要你寻求光明，它将永不消逝。对历史灵魂的审视，也是对自由进一步开拓。《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正是对自由的召唤，其中有历史的影子，更有向光明前进的大纛。 参考文献：[1] 鲁迅.鲁迅散文诗歌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 赵思运、韩金玲.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3] 赵思运.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4]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玉辉（1983 -），山东沂水人，汕头大学文艺学硕士，现为烟台南山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诗歌美学。 -
从思想史角度切入当代汉诗的内核——评赵思运、韩金玲《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时间：2012年06月11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刘波在当下，以个人独立立场进行研究，不受多少利益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学术，实在是凤毛麟角。面对无趣的文学研究现状，我们迫切需要有人能从个体心灵和思想史角度出发，重新指证并解读一个时代的文学。赵思运、韩金玲所著的《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正是这一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带着个人立场、并发出了思想之声的诗歌研究著作。这不是一部纯粹的诗歌史，也非按时间、流派等线性发展来作总结的报告，作者从深层次和多角度，全面呈现了1949年以来大陆汉诗每一阶段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具有很强的启蒙色彩与拓荒性质。 《文化镜像》没有停留于就诗论诗、就诗人论诗人，而是结合时代、社会与政治等各个层面，将诗人诗作置放于大的背景下来进行检索，以解析出诗歌在艺术与思想上融合的价值，并给出诗人在其所处时代的位置。作者对新时期以来汉诗的民刊传统和现状也作了精细梳理，尤其是对这一中国大陆独特诗歌出版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的确折射出了现代制度下诗歌出版的另一重面貌。 这本专著与很多新诗史论著作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冒险精神，很多人不敢或不屑于去涉足的领域，本书却提供了极富个人性的精辟见解，同时又将一些诗歌现象和思潮重新作了理性评析。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去国离乡的大陆诗人，他们用贴近心魂的方式，建立起了一条通向这些有着浓郁乡愁意识的“去国诗人”内心的精神路径，这是殊为难得的学术立场之体现。赵思运和韩金玲不仅有自己宽广的眼界，还有求真的美学。他们不是一味地赞扬和吹捧，而是带着质疑和反省，去对那些曾经无法解释的纠结性难题作出追问，进行对话，从而探寻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由此，作者在选择个案时，不是随意选取，而是综合考量，以择取最具代表性的诗人诗作来进行研究。 《文化镜像》的个案研究中所呈现的异于常人的选择，透出了赵思运和韩金玲独特的学术研究之路，他们出示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观：诗歌研究也是一种创作，这当是他们的文字让人感觉亲切的缘由。在那些灵动的解读和评论中，他们既做到了理论分析透彻，又不乏评论文字的创新，这也是我们读那些学报体文字时所体验不到的美之快感与享受。 除此之外，《文化镜像》很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对我们长久忽略的大陆汉诗中思想性的关注，以及对很多人不屑的“介入”写作的聚焦。他们既可以沉于历史的考查，又可介入现场的还原，所以，融合历史感与现场感也是《文化镜像》的精彩之处。我们何以对当下的学术表示失望？我想，更多的还在于我们越来越失去一种精神言说的力量，因为学术里缺乏锐利的思想，而《文化镜像》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久违的学术思想之力，这或许才是我们对这本著作需要另眼相看的原因，它不仅关涉一种探寻真相的学术秩序，更关联于我们的美学趣味和生活情怀，我相信，这可能才是本专著的核心价值。 -
诗、思、史浇筑的精神空间——评赵思运、韩金玲《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田智祥由于自身的体裁特点，在文学发展史中，诗歌最为灵动、活跃，往往成为文学思潮演变的风向标。从这个意义来讲，重视诗歌发展史的梳理对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赵思运作为一位学者诗人，与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韩金玲合著的《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在他们饱富深情的诗评文字中总有深切的历史关照，他们的叙写总能体现思想与历史的深度。他们用诗、思、史建构起一个三维精神空间。诗人的深邃、激情使赵思运没有依照一般文学史的写作样式去进行细密的爬梳，而是选取了中国大陆当代大陆汉诗的几个典型文化镜像去深入解剖。在结构的安排上，他既注重对诗歌创作思潮缘起的考察和发展脉络的描绘，更注重典型个案的分析。这既保证了他分析的沉实，又通过典型镜像的连缀勾画出了他对当代中国大陆汉诗发展史的整体理解。十七年时期诗人的隐秘激情、大跃民歌的文化迷狂、女性诗歌的性别突围、诗歌民刊、网络诗歌、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这些当下权威的当代文学教材中被忽视或不被重视的文化镜像被赵思运串接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竟使我们对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发展脉络有了一个清晰的把握，对大陆当代诗人的思想轨迹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不是对当代诗歌研究的长期浸淫，不是深谙诗歌创作的独特规律，赵思运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的。赵思运是夏中义先生的高足，对夏中义倡导的“文献——发生学”方法有着深入的理解。方法的自觉运用使他的诗歌研究对创作主体的精神人格、心路历程进行了特别的关注，从而对诗歌创作现场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还原，也使他的历史梳理显得格外丰满、鲜活。任何立足于学术诉求的文学史梳理都要充分关注各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化境遇与作家的创作心态，当代诗歌发展史的研究更是如此。赵思运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书写，他不是将笔墨更多地用在对外在社会历史状貌的介绍和对作家作品的一般解读，而是更为关注在外在文化境遇影响下诗人内在心态的微观生成，关注其诗性言说的心灵轨迹，由人到诗，由诗到人，往复参证。毫无疑问，这样写成的诗歌发展史更像是一部诗人的灵魂发展史，更能展现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发展历程。最能体现他的方法自觉的是对何其芳文化人格二重性的论述。赵思运对十七年时期的何其芳的精神人格做了精心解剖：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何其芳展现了其顽强的体制人格，肩负着国家文艺思想宣传的重任。但他深入骨髓的诗性气质，他对文学本质规律的深刻体认却不时地寻求突破、彰显。赵思运立足于对何其芳心路历程的深刻把握，敏锐地发现了存在于何其芳体制人格中的缝隙以及这缝隙中流淌的诗性基因。人格的矛盾表现在创作中，就形成了文本的断裂，而文本的断裂对深谙创作规律的何其芳来说，正恰恰表明了其人格的二重性。赵思运通过分析何其芳这个典型个案十分形象地表明了体制规范对诗人创作的局囿以及诗人创作激情的突围，引发了我们对体制与文学关系的深沉思索。相信没人怀疑诗人在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没有足够的思想深度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诗人。同样，缺少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也不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诗评家。在《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这部书中，我们能十分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思想深度与担当意识。赵思运将1957年北京大学学生诗群单列一节，并用很大的篇幅介绍林昭的诗歌创作，林昭首次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视野。立足于灵魂交流的文字既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林昭这个为真理献身者的名字，又让我们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韩金玲通过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报刊来凸显红卫兵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政治，研究他们的诗文所表达的家族伦理与革命伦理的复杂关系，十分深刻。关于大跃进民歌的论述在书中占了50页的篇幅，可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韩金玲极为耐心地分析了大跃进民歌兴起的内在历史逻辑，分析了大跃进民歌中的太阳崇拜和人民史观等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大跃进民歌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对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乃至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中都十分奇特的现象，如何对其进行价值评判？对支撑其发生的内在文化根源应当做怎样的审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回答，但问题本身的提出，就显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与担当意识。赵思运对诗歌创作有着无限的深情与执著。多年的创作体验与对诗歌的热爱使他对诗人的研究，对诗歌的理解有着一般研究人员少有的深挚、通透。正是这深挚与通透使他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的梳理显得尤为坚实。《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的第四章第四节是诗人安琪的专论，将安琪的超性别写作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来分析。我以为这一节是整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相同的年龄，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诗歌创作的志同道合使赵思运很容易走近安琪。“她的史诗写作表面上看，显得汪洋恣肆，喧嚣浮躁，而内在的灵魂力量却显得充分自信，现在的生活写作，表面上在寻求‘大安’境界，而深层显示出的却恰是充分的不自信与‘不大安’。从以生命为根基的生存到以生活为根基的生存之转型，虽然她一再表示认同，但是她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神空隙供我们遐思。”如果不是立足于情感与思想的共鸣，赵思运的评论不会如此恳切、 坚定。同样的情况，还表现在他对梁雪波、李笠、老了等个案的研究中。诗歌对生活的反映最为灵敏，这就要求当代诗歌发展史的研究要时刻跟上时代的步伐。赵思运作为一位充满创作激情的诗人和训练有素的学者，不缺少这方面的敏感。《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的第六、七、八章，分别论述了网络诗歌、“文化断乳期”的异乡人、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对这些内容专章论述充分说明了作者反应的敏锐。网络时代的到来在对传统纸质阅读形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人们的文学阅读、文学创作、文学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网络文学成为了当下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赵思运在欢呼网络带给诗歌创作与交流便利的同时，更多的是对网络诗歌进行的认真反思，从作者为本章所拟的题目——“喧嚣语境下的网络诗歌”就可以看出其态度的审慎。网络发表的方便刺激了诗人的创作热情，他们在艺术探索与个性彰显的同时也对原有写作规范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在网络时代如何保证诗歌的纯洁与高尚形成了一个新的课题。赵思运就网络语境下新诗规范的建立和诗人主体的重建问题，进行了深切而严峻的论述。他的思考与建议无疑是相当及时的。由于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城市化、现代化的里程中，在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心理的不适应，也就是“文化断乳”。这种文化心理的变化在诗人们的笔下有了明确的显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这种显现将会是长期的。赵思运以一个学者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详细地分析了它对当下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去国诗人是当下诗人群体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周围的异质文化无形中加剧了他们的母语文化认同。由于这个群体中的代表人物都曾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且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赵思运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介绍，从而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下汉诗的文化景观。《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体现了赵思运与韩金玲各自学术背景和学术个性的融合。赵思运不但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学者，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清醒在他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而韩金玲秉承“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以一颗诗心去探究历史真相，敏锐地触摸历史的体温和历史潮流中的灵魂的温度。他们从事诗歌研究从来都是立足于精细的作品分析和详尽的史料占有。诗人的深情、热烈，对诗歌创作的无限热爱使他更容易达到与研究对象的心灵交流；学者的清醒、理性使他总会保持判断的审慎。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网址：http://whdszb.news365.com.cn/whdszb/html/2013-09/06/content_1696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