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专家与科技决策

出版社:汝鹏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05出版)
出版日期:2012-5
ISBN:9787302274650
作者:汝鹏
页数:229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必须指出的是,科技决策中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受一些间接变量的影响。3.1.2节已经辨析科技活动类型、政策过程阶段、不确定性和政策领域的变化均会引发决策过程中价值因素的改变。除此之外,本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因素也会对参与者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 3.2.3 制度因素:政策舞台与规则约束 专业知识是在制度中被构建的,其政策应用受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Jasanoff,2003,2005)。科技专家作为专业知识的载体,其政策行为也必然受制度这一外在因素的约束与规范。制度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或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将直接导致科技决策中不同政策主体影响力水平的变化。 本研究将影响决策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归结为政策舞台和规则约束两项。 1.政策舞台: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跟谁一起决策 政策舞台指的是决策主体的构成结构、决策组织的层级结构,也就是决策过程所依附的组织与机构。形象地讲,这一变量表征的是谁(Who)在何种决策组织架构中(Where)参与决策的问题。 决策活动是在特定的政策舞台上开展的,决策主体的人员构成情况以及进行决策活动所依赖的正式组织的科层化状态界定了政策舞台的组成结构。政治体制结构、权力机构设置、行政风格等因素都会导致政策舞台的变化,进而改变决策过程中的知识和价值的分布情况,最终对参与者的政策影响力产生深刻影响。在同一国家内,政策舞台的结构变化(Pielke,2007b)和成熟度差异(Schooler,1971)都会对专家的影响力产生作用。在不同国家间,国家类型和政治制度的差别导致其决策参与者的组成情况、酝酿和决定政策事项的组织特征各不相同,从而使科学知识在公共决策中的运用效果呈现显著的区别。Wagner(1986)通过对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科技专家参与政策咨询情况的比较研究,发现科技专家在实行分权式的“党派争辩”模式的国家(如美国)中发挥的作用,要弱于实行集权式的“科学决策”模式的国家(如法国)。 2.规则约束:有哪些“条条框框” 奥斯特罗姆(2004)认为,规则是参与其中的人们的共同协议,是关于什么行动(或世界的状态)是必需的、禁止的或者允许的强制性规定。参照这一观点,本研究中的规则约束定义为由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正式规定所界定的决策过程的程序规则、各参与者的职责范围及其行为准则,表征的是决策者在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下、如何(How)与他人互动的问题。 规则约束水平的变化会改变科技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空间与影响力水平。决策者参与政策过程时面对书面(正式)和非书面(非正式)规则约束,为了保证自己的影响力必须对这些规则做出反应;而规则的调整将改变决策者所能获取的制度赋权和作用空间,进而改变他们的影响力范围。例如,Keller(2001)在结合对美国酸雨和气候变化两个政策进行实证研究时即发现,规则边界/范围(rule—boundedness)或规定程序(formality)对科技专家的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规则范围越大、规定程序越正式化,科技专家的作用越小;反之则大。由于制度约束水平的变化,科技专家在不同政策阶段的影响力存在很大差异:在议程设置阶段,专家面临较少的制度约束,能够调动各种资源建立自己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可信度和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在立法阶段,制度规则相对更加正式化,专家作用下降,但仍可以在国会听证中发挥相当影响力;在政策执行阶段,专家受到诸如组织结构、执行程序等多方面的制度限制,其影响力较低,甚至不惜为保持专家身份沦为官员的“工具”。再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咨询委员会的公正性、科学性受到广泛质疑,制度上缺乏一部规范咨询团体行为的法规被认为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1972年,美国出台《联邦咨询委员会法》(FACA),其目的是保证各种形式的专家咨询机构建议的客观性以及公众在专家咨询过程中的知情权。该法规通过咨询程序和监督机制规制专家咨询机构的行为,尤其关注咨询专家的中立性、平衡性和活动范围,就专家组成的平衡性、咨询过程的开放性和专家职能的单一性做了细致的规定。FACA的出台立竿见影地纠正了各类专家由于科学知识偏好、利益价值偏好造成的专家缺位或越位,打破了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的“知识一权力”垄断,在改变专家作用空间的同时,有效规范了美国政策咨询团体的咨询行为,促进其健康发展(GSA,2008;王锡锌,2007)。

内容概要

汝鹏,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2001年、2004年和2009年分别获工学学士、公共管理学硕士和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科技政策、政策过程和新能源政策。曾在Energy ;Policy、《中国软科学》、《中国行政管理》、《科学学研究》等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多篇文章、报告被《新华文摘》转载或获国家领导人批示;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的国家与省部级研究课题多项。2007—2008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派访学,曾获“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战略研究重要贡献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入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奖励。

书籍目录

第1章引言 1.1研究背景 1.1.1科技专家的政策参与: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1.2科技专家在我国科技决策中的参与 1.1.3科技专家在西方国家科技决策中的参与 1.2问题的提出 1.3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3.1研究目的 1.3.2研究意义 1.4重要概念界定 1.4.1科技专家与官员 1.4.2知识、价值与制度 1.4.3科技决策 1.4.4影响力 1.5研究方法 1.5.1定性研究方法的选择 1.5.2以“相符性程序”为主要手段的案例研究 1.5.3案例选取与资料来源 1.6技术路线与篇章结构 1.6.1技术路线 1.6.2篇章结构 第2章研究综述 2.1政策科学视角 2.1.1研究发展 2.1.2专家政治与民主政治 2.2STS视角 2.2.1知识的社会建构与作为社会过程的政策制定 2.2.2科学与政府的边界与契约 2.3知识运用理论视角 2.3.1知识运用的模式 2.3.2知识运用效果的影响变量 2.4科技专家决策影响力的决定因素 2.5研究述评与理论空间 2.5.1研究述评 2.5.2理论空间 第3章科技专家决策影响力的KVI分析框架构建 3.1基本架构与变量整合 3.1.1基本架构搭建与逻辑起点 3.1.2现有研究中影响力决定因素的辨析 3.2知识、价值与制度:科技专家科技决策影响力的核心决定因素 3.2.1知识因素: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 3.2.2价值因素: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 3.2.3制度因素:政策舞台与规则约束 3.3KVI分析框架的建立 3.4本章小结 第4章“863”计划的决策管理机制和决策主体 4.1“863”计划的发展 4.1.1整体框架 4.1.2经费投入 4.1.3制度建设 4.1.4一般性的决策内容和流程 4.2“863”计划决策管理机制和决策主体的历史演进 4.2.1酝酿阶段(1986.3—1986.11):科技专家与政治家的完美合作 4.2.2一期入轨阶段(1987—1992):专家决策管理机制的建立 4.2.3一期实施阶段(1993—2000):专家决策管理机制的调整 4.2.4“十五”阶段(2001—2005):决策管理机制的重大调整 4.2.5“十一五”阶段(2006—2010):决策、咨询与管理的完全分离 4.2.6“863”计划决策管理机制和决策主体影响力的演进特征 4.3本章小结 第5章KVI框架的实证检验:基于“863”计划决策案例 5.1知识因素 5.1.1知识供给结构 5.1.2知识需求结构 5.1.3知识因素案例汇总 5.2价值因素 5.2.1价值取向 5.2.2利益诉求 5.2.3价值因素案例汇总 5.3制度因素 5.3.1政策舞台 5.3.2规则约束 5.3.3制度因素案例汇总 5.4本章小结 第6章KVI框架的理论分析:影响力变迁动因与决策优化 6.1“863”计划科技专家影响力变迁的动因 6.1.1制度因素的大幅度调整 6.1.2价值取向分歧程度的增大 6.1.3个人、单位、部门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 6.1.4非科技知识需求的增加与科技专家非科技知识差距的增大 6.1.5本节小结 6.2KVI框架的理论内涵 6.2.1科技专家决策影响力层面的理论内涵 6.2.2科技决策机制与过程层面的理论内涵 6.3科技决策的优化 6.3.1“科技类型—政策阶段”空间中科技决策机制的优化 6.3.2科技决策主体行动策略的优化 6.4本章小结 第7章结论 7.1主要结论 7.1.1结论一:知识、价值和制度是科技专家科技决策影响力的核心决定因素 7.1.2结论二:科技活动类型、政策过程阶段对科技专家影响力有明显的间接作用 7.1.3结论三:非科技知识需求增加、科技专家非科技知识差距增大、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分歧程度的增大以及决策机制的大幅度调整是“863”计划决策中科技专家影响力逐步弱化的主要原因 7.1.4结论四:当科技决策中的知识供求不能匹配,或价值分歧无法调和,或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缺失时,科技决策机制将产生调整甚至跃迁;当上述三种情况均不存在时,制度方可保持稳定或微调的滞缓状态 7.1.5结论五:对于不同的科技活动类型和不同的科技决策阶段,知识需求和价值因素的分布有所差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所占的比重也各有不同 7.1.6结论六:应该针对“科技类型—政策阶段”二维空间中知识和价值的分布情况优化科技决策机制 7.1.7结论七:为了在科技决策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科技专家应该提高战略宏观思考和思维能力,成为战略科学家;官员应该提高知识水平,增强对科技活动的事实判断能力 7.2理论创新 7.3政策建议 7.3.1中国科技决策机制不仅要因科技活动类型分类设计,还要针对不同政策阶段有所不同 7.3.2强化科技专家的责任意识和政治使命感,不断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科学文化素养 7.4研究局限 7.5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附录 附录A访谈提纲(模板) 附录B访谈对象列表 附录C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 附录D“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概况(基本计划部分) 附录E民口“863”计划整体框架设置(1986—2008) 附录F“863”计划相关政策一览(1986—2006) 参考文献 后记

编辑推荐

《科技专家与科技决策:"863"计划决策中的科技专家影响力》适合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和软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和爱好者阅读,对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人员和旨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政府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科技专家与科技决策:"863"计划决策中的科技专家影响力》系统阐述了我国科技决策中科技专家影响力的决定因素和机制。结合政策科学、科技与社会、知识运用等学科,构建解释科技决策主体影响力的理论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案例检验。全书以“863”计划为例,借助大量高端访谈和文献调研,生动再现了计划决策机制和决策主体互动模式的历史演进,从中精选出14个决策子案例,借助“相符性程序”案例研究法,检验了若干理论假设,解释了“863”计划决策中科技专家影响力水平发生变迁过程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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