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士浮沉

作者简介

赵敏俐，男，1954年生，汉族，内蒙赤峰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3月起），国家级重点学科――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日本广岛大学客座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中国文学学科评审委员会成员。

引言

“士”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着特殊指称的概念。对此，今人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本书中所说的“文士”，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汉时代有一定文化知识、以读书仕进为主要人生目标的社会群体，包括今人常说的“文人”，“儒生”、“文吏”。也包括一些“另类”，如一些独行之人和隐逸之士，他们虽然不以仕进为人生主要目标，但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而且其人生轨迹也与之息息相关。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从哲学、思想等学理层面上对这一群体进行解剖，而是想要通过对于这一群体人物生平事迹的描述，来探讨他们的人生命运。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探讨那些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那些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还要探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在当时怎么活着，他们的精神状况如何，活的是不是幸福等问题。这应该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追求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自战国到秦汉之际剧烈的社会变革，几乎改变了当时所有人的命运。作为从周代社会士阶层演变而来的“文士”，其身份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多样化，他们投身于社会实践，或为纵横家游说人主，或为阴阳家谈天说地；或如荀子讲学稷下，或如庄子世外隐居。乱世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动荡不安，也给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机会，有利于施展其聪明才智并张扬个性。秦汉大一统把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社会，让他们重新在这个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谋求自身的发展。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在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中，他们又是怎样地认识自己，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相关的各类文献记载，我们发现，在两汉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为适应社会而生存，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他们的人生之路也并非那么平坦，命运同样充满坎坷，同样丰富多彩，有悲剧，有喜剧，有痛苦，有欢乐，展现着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大体来讲，我们所说的两汉社会“文士”，是以“文吏”和“儒生”为主的社会群体（当然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士”的其他“文”人）。所不同的是，“文吏”的人生目标主要是直接从事社会行政服务与管理，而“儒生”则以传承知识和文化为己任。本来，这两种职责在周代社会都是由世卿世禄的贵族、亦即“士大夫”来承当的。可是，随着封建宗法制社会的解体和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建立，世卿世禄的贵族士大夫不复存在，而王朝却需要一大批行政管理者为之服务与效忠，“文吏”应运而生。其上者跻身于官僚，下者从事各种庶务，他们都可以统称之为“文吏”。而“儒生”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者，与从事实际行政管理等工作逐渐脱离。在“以吏为师”的秦代，其社会地位逐渐沦落。汉承秦制，“文吏”在汉初仍然从事社会行政管理工作，甚为得志。而儒生们由于缺乏从事实际管理工作能力，不被看重，其社会地位仍然不高。他们想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获得很高的地位，必须将自己的文化知识转化为一种从政的本领。不过，随着大汉制度的逐渐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文吏的要求也在提高，他们不但需要很强的从政本领，更需要有高尚的文化关怀。这促使了“儒生”和“文吏”的合流，最终形成了以“读书－仕进”为主要人生模式的“文士”群体。一种社会制度一旦得以形成，就成为左右人生命运最为强势的力量。

简言之，所谓两汉文士命运，也就是这些“儒生”、“文吏”们如何面对、抗争、顺从或适应这一社会制度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讲，这似乎是一个需要文士们被动接受的过程。但是，制度本来也是人的创造，也需要不断改进。更何况，作为推进这一制度建设向前发展的社会群体，文士们也要借机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理想。从这一角度来讲，两汉文士的命运，又是一个他们主动的积极参与改造的过程。两汉文士命运，就在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中展开。这一过程，虽然没有像武士们在战场上刀光剑影般惊心动魄，却同样也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虽然没有产生纵横捭阖式的乱世英雄，却也不乏文采风流的名人雅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文士的人生百态，看到他们在汉代官僚政治制度下一步步成长的历史。他们从楚汉战争之时步入汉代这个历史大舞台，以萧何、曹参、张良、叔孙通、陆贾等人为代表，最初以“文吏”和“儒生”等不同的身份参与了汉代社会制度创建，皆有大功于世。以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士，或以儒生而从政，或以文吏而建功，或以传经而名世。他们虽然再也没有开创独成一家的诸子之学，但是却成功地将先秦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经验整合成适应汉帝国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以司马相如、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家与辞赋家，则用他们的生花之笔，写出了大汉帝国的宏伟与气魄。这是汉代文士们在从汉初走向汉武盛世过程中为帝国建设所做的杰出贡献。从此以后，汉代官僚政治制度逐渐完善，文吏和儒生逐渐合流，一个全新的“文士”群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兼有“文吏”与“儒生”二者之长，“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吏传》），汉武时代，其代表人物为公孙弘、倪宽。昭帝之后，“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自宣帝以降，到东汉中期，是汉代文士们在政治舞台上的黄金时代，留名青史。

然而，即便是这些活跃在两汉社会舞台上的杰出文士，他们的个体人生也并非完满。萧何曾被下狱，张良导引辟谷，贾谊年少早夭，晁错腰斩于市，董仲舒遭人陷害，司马迁身受腐刑。在他们共同遭遇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了专制社会中皇权的可怕、制度的冷酷和作为个体的人的渺小。由此，对于这些汉代文士而言，人生的幸福，也许并非仅仅是事业成功，更是心灵的充实和人格的完满。因此，当大汉帝国的政治制度渐趋稳固，其专制弊端也日益显现的中后期，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中实现自己的世俗追求并完善个体的人格，便成为汉代文士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为了实现从政的理想，汉代文士们需要掌握从政的能力，同时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只有如此，方能在宦海中浮沉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如何在无情的制度、强大的皇权和名利诱惑面前坚持自己的个人操守，对他们而言同样是一场人生的考验。满腹才学的扬雄，因为不善于阿谀奉承而多年不得提拔，晚年撰《剧秦美新》称颂王莽，不免受后人批评。班固因《汉书》而青史留名，晚年却冤死狱中，其起因则由于依附权贵并教子无方，其人生不免留下遗憾。至若马融，因难耐饥困而投身权贵，虽才高博洽，志得意满，终因大节有亏而受人鄙视。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张衡，他文理兼通、更有治国之才。其名节所以得到保全，名声传于后世，概因其淡漠名利，不事逢迎，而又能见机而退，成为那个时代文士中的幸运者。其不幸者则莫过蔡邕，少年博学，多才多艺，但生当汉末乱世，得罪宦官，不得不亡命江湖。晚年受董卓胁迫而再任高官，后来竟因为董卓之死的一声叹息而被外戚王允所杀，令人感叹不已。通读《汉书》和《后汉书》，我们会发现，这两部史学名著在记载汉代文士命运时，特别着重记载他们的个人品行，而且往往把他们的人生命运与个性节操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后汉书》，为此而专列《党锢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其中所记人物，大多数都是既没有很高社会地位，也没有突出功业建树的普通“文士”，他们之所以被史官写入正史，就因为他们在张扬个性和坚守个体人格方面有过人之处，论节操有李膺、陈蕃，说隐逸有严光、梁鸿，重友情有范式，安贫乐道有范冉，特立独行有赵壹，恃才傲物有边让。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些人的命运大都坎坷，有些甚至为坚持自己的个性节操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受到后人的尊敬。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繁荣时代，也是文士阶层正式产生的时代。汉代文士的故事及其命运因此也被后人所关注。在他们的故事背后，则是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还有他们为追求自身价值的主动追求。从汉末算起，这些人物的故事距离我们今天也已经过去了1800年，但是，汉代文士人们如何参与汉代社会发展，如何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追求的过程，却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他们或悲或喜的人生命运，也特别值得我们深思。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共同走入历史，去重温这些汉代文士们的故事，去领略他们的人生风采。（赵敏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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