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都市公园史》书评

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读后

白幡洋三郎《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读后前段时间在MUJI BOOKS闲逛，偶然看到了日本学者白幡洋三郎的《近代都市公园史：欧化的源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颇感兴趣便收入书斋。本书虽然谈的是都市公园的形成，特别是日本公园的建设，但更深层的关注则是日本近代化，或者以作者的角度而言“欧化”问题。全书除绪论、后记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西洋公园的诞生：以19世纪的德国为中心”考察的是日本公园建造的范本德国——这与我们想象的英式庭园不同，作者指出德国才是欧洲公园建设的先进国家。活跃于19世纪前半期的造园学者路登在1835年就已经指出，“公园（public garden）是免费或支付一些入场费后，允许公众（public）进入的庭院”（6）。从此来看，虽然绿地看似公园，但两者并不能等而论之。一是因为公园核心在“公”，乃一般大众都可以使用的地方，而早期绿地可能存在身份限制，又或是强调某种“恩典”来显示贵族的权威。二则是同时必须满足“由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设置的公园、绿地才是都市公园”（14）这一条件。19世纪的德国城市普遍将城墙拆毁，其发生背景较为复杂，如城墙在军事上已毫无用处，城内人口高速增长等，这成为了德国都市公园诞生的基盘。作者叙述了汉堡、科隆和柏林三处城墙拆毁后，在原址筹建绿地、公园建设的情况，殊为可观。社会变化下造园家思想的变化是促成德国造园形态更迭的重要因素。就19世纪德国都市公园的性格而言，“并不是一个不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或者没有阶级色彩的存在”（46），因为这一时期公园的内涵，在德国统治者以及造园家的看法中，还必须承担教育的功能，使他们成为统一国家的国民，形成全面人格等。比如早期重要的造园思想家希尔施菲尔德认为，“在大型的都市中应建设起民族园，在那里设置诗人、艺术家、美学家以及哲学家的圣林，圣林以那些人的纪念碑来装饰……这才是爱国造园的崭新的领域啊！”（124）——这是否听起来非常像我们常见的诸如民族文化村之类的公园？而到了20世纪初，造园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以 “社会性”为核心，同时民众从被公园教育的地位，转变成为公园的主人。第二章“近代化中的公园：日本的公园受纳”主要围绕日比宫公园的建设展开。日比谷兴建的背景，当然是明治时代多次向西方考察。同时，居留的外国人的要求也不可小觑。两相结合下，日本政府决定将日比谷练兵场改建为公园。不过这一过程是曲折反复的，设计几易其手，设计蓝图层出不穷。在彻底否定了建造日本式庭园后，政府最后采用了本多静六的设计。本多早年留学德国，具有浓厚的德国造园术的背景。而由他设计的公园，基本上参考了某本德国造园教科书的例图，这一点是他和媒体都直言不讳的。日比谷公园的建成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为以后公园建设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蓝本（253）。第三章第一部分先讨论了日本近代公园先驱的横滨公园的建设。其建设起因于居留的外国人强烈要求建设公园的“洋魂”，而当地政府对公园样式进行协调，削减预算，灵活应对的“和才”，表现了东西文化在差异下相遇时的初期状态。第二部分则讨论的是“欧化的树木”（详下文）。除了厘清公园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发展，以作为日本公园建设的范本外，全书落脚于指出引进公园，乃日本政府忽视公园在欧洲兴起的背景，强行引入了“公园”这一形态的行为。尽管就现在来看，这些公园已经融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而这也并非是公园独有的现象，本书第三章第二部分中提及的“行道树”（本书翻译为街路树）亦是如此。在规划时，行道树被赋予了相当重大的作用，但实行计划时却异常微弱，被随意种植，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梦想过大，另一方面也因为缺乏实行的热情和经济能力”（351）。以上的这些情况，被本书归纳为是从“欧化”的“必要”中产生的：建造公园，种植行道树，实行人行道、车道分离，“首先并不是出自现实使用上的需要，而是出自对西洋的憧憬，是从欧化的‘必要’中产生出来的”（351-352）。那么，在明治以前，日本没有公园这一形态的场所吗？本书认为公园可以区分为“文明性装置”和“文化性装置”两种。从公园被广泛移植到世界各地来看，似乎可以视作“文明性装置”。但是各国都存在各具特色的公园，若着眼于此则似乎公园乃“文化性装置”。日本一直存在诸如“名所”这样的场地，但在明治时期并不被视作真正的公园，即作为“文化性装置”的公园虽然存在，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作为“文明性装置”的公园。简言之，建造公园乃是日本近代化诉求的一个体现——有了公园并不代表近代化，但没有却万万不能，因为公园是诸多衡量标准中的一个。本书还留给了我们一些别的思考。比如如何理解都市的近代化——或许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欧化？某些城市营造的看似难以融入当地文化的建筑，是否最终也会融入当地？如当年的埃菲尔铁塔，又如现在中国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广州圆大厦等等数不胜数。而中国古代是否有公园呢？私家园林从性质上当然是不属于的，那曲江池这类是否能被视作公园？似乎也有学者认为宋代中国就出现了公园，不过碍于学识，笔者对这些判断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总而言之，我们需要铭记“公园”成立的最基础的条件：一是在于“公”，二是在于由谁来设置。此外，抛开公园，其他建筑是否也是某种欧化的装置呢？比如博物馆在日本在亚洲的出现。据说在维新运动中，创建博物馆成为中国维新人士所提倡的“开民智”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号称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不过若将南通博物苑与日本日比谷公园的建设对比来看，其是否的确有能相较的价值，笔者持怀疑态度。不过，笔者依旧揣测博物馆恐怕也是一种欧化的装置。

公园的概念

公园是19世纪在西方产生的都市装置，是由西方特有的思想、制度孕育出的“文明的装置”。中国也好，日本也罢，历史上虽然有过很多大型的园林，但基本上都是为了专供王室、贵族或者达官贵人享用的“私园”而非“公园”，直到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帝制被推翻，皇家园林颐和园等被开放供大众游览休憩，才有类似公园的概念出现。而崇尚精致和具有“缩小”意识的日本则喜欢构筑私人的小庭院，大型园林极为罕见，更谈不上什么“公园”。但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此书作者认为“公园并不仅仅是一个装置，它是都市的一种应有的姿态，是实现都市理想的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思想的体现”。在19世纪德国最早出现的“公园”，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公园具有启蒙和教育下层民众，培养公民意识和爱国心的功能。而日本都市公园的建立是其近代化的一个诉求，具有浓厚的“欧化”色彩，因此作者以“欧化”为线索，以19世纪西洋(以德国为中心)都市公园的建立与发展为背景，梳理日本都市公园诞生之际，思想、制度、设计、建造、形态等方面的史实，条分缕析日本是如何在都市公园这一领域落实其近代化的追求的。本书打破将公园史作为庭院史的延伸予以探讨的窠臼，以社会史的视角综合审视公园史，对当今中国的都市规划课题深具启发之功。　　　(贝叶文)本文发表后，遭到了吴钩老师的批评，他认为宋代的许多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都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宋代已经有了公园，但我觉得私家园林对公众开放也还是不能等同于近代西方的“公园”概念。“私园”对公众开放就能算是“公园”了吗？他们可以选择开放，当然也能选择不开放，而”公园“的设计则是一开始就是为了公众活动需要而设计的，其出发点和规划与”私园“完全不同。更何况近代公园还有城市规划方面的特征，这应该是宋代的园林没有考虑到的吧？http://epaper.nandu.com/epaper/C/html/2014-12/28/content_3368378.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