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民无地》书评

城市化的变奏曲

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集中了中国乃至全球学者的目光。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国三一学院经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的视线。文贯中（Guanzhong James Wen），男，1946年生于上海，1982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2000年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主要学术兴趣包括：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在文贯中看来，中国应该走发达国家发展服务业的道路，这样就能避免因为劳动力永祥制造业所产生的畸形膨胀，从而解决制造业必须依赖于国际市场消化的被动局面。这样一来，不仅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能够持续不断涌入城市，而且还可以扩大农户平均经营的土地规模，增加停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可以说，文贯中先生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基于欧美现代模式，并由此为中国提出的一个城市化的方向。不过，有的学者反驳欧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缺乏可复制性，因为欧美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对外殖民的方式，将国内大量的人口外移，另一方面又通过工业化的手段将人口向城市内转移。而中国当下，既缺乏向外扩张的机遇，又缺乏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所以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依然滞留在农村。另外，在五十年的“土改”完成了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传统的农民土地私有制被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导致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束缚在农村，得不到应有的释放，城市化就更谈不起来了。对此，文贯中教授认为，应该改变中国当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恢复土地私有制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向城市化。土地私有制经历上下几千年的反复社会试验，又经过当代世界各国的社会实践，被证明不但和现代化和工业化相洽，也是和市场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相洽的。相对于其他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凡是对土地私有制做到长期信奉不疑的经济体，都能逐渐完善以保障产权为核心的法律制度，演化出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经济一社会秩序，引发各阶层共生关系的发育、深化，社会生活的和谐、互利。第五章 现行土地制度“于农无益”078也就是说，只有将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变，恢复农业土地私有制，这样才能使土地经济与现代化和工业化相结合，而且还可以适应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要求。通过对于产权立法，最终能够促进和完善产权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演化出现代性的经济社会制度。对此，我是有所怀疑的，诚如文贯中教授所言，土地私有制确实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但是土地私有制却未必与现代化与城市化想融洽。中国历代王朝的衰亡，都与土地的私人集中有着莫大的关系。西方地主与工厂主之间的关系也未尝融洽。如果，文贯中教授熟悉历史的话，也许就不会产生土地私有制与现代化之间关系融洽的结论。当然，文贯中教授并未将观点停留在土地产权问题上，而是将其上升到农业社会的留恋。这些制度和观念反映了中国对农本社会的留恋，对工商社会的突然来临缺乏心理准备，犹豫不决，观望徘徊——既留恋往昔的宁静和稳定，对城市化前景抱有莫名的恐惧和焦虑，又向往现代化生活和城市化带来的勃勃生气，总是幻想鱼与熊掌能够兼得。迄今为止，中国有不少人并不清楚凭借何种路径走向现代社会，也没有下定决心告别农本社会。第三章 古今中外的“富农法则”045文贯中教授突然放弃了学理的分析，而是将中国城市化的政策归结为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留恋，对于现代化社会缺乏信心。尽管文教授八十年代究竟离开大陆，但是也应该清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观念。中国是要走现代化道路的，但是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否定农业社会就能解决的。毕竟，中国至今仍有大部分人口是与传统土地经济有关，虽然近三十年城市化发展速度惊人，但是经济发展的压力依然巨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贸然开放土地市场，允许土地自由流转，那么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应该如何解决？文教授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在文教授看来，“尽速吸纳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和定居才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工作，不允许他们就地定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第十一章 市场主导、政府辅助的城市化之路187）也许文教授已经离开大陆太久，不知道除了2.7亿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以外，每年还有七百多万的大学生要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如何解决这么巨大的就业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文教授提出开放“小产权房”，缓解城市化过程中的房价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解决思路，未必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文贯中教授对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思考，可以归纳为土地集体所有制应该改为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放开城市户籍，小产权房合法化，这一系列的建议，都是针对中国当下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尖锐针砭。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继续深入的思考与讨论，但是我想在公共政策具体执行层面，就不仅仅是根据理想化的情景来推行，而是通过更加稳健的方式来完成这项伟大的变革。

中国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新视角——Leo鉴书155

书到手很久才写评，因为一字一句看比较慢，而且也怕写评之后失去再读的动力。整体而本书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问题新的角度与逻辑，很是值得认真阅读与学习。2012年，一次北理工的论坛上，我有幸亲见周其仁教授。当时，我在带一个中国土地问题与新农民工问题的项目，遇到问题特意去请教。周教授当时谈了在四川的一些新土改实验和城市化，其中句话给我很大触动，大意是“中国城市其实还是利用率比较低，楼盖的比较稀。”这句话让我转换思路，对当时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周其仁教授为本书写推荐，并以了他与本书作者的交往。认真阅读之后，感觉本书非常值得一读（有些名家推荐还是比较靠谱的）。本书有几点给我很大启发。首先是提倡土地农民私有的必要性。中国古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意思是土地国有？其实，大部分时间里土地的所有者是农民。解放时谈的打土豪分田地不就是把土地再次私有化分给农民（这个问题远比表面复杂，有空可以看一下秦晖教授的视频），解放后这个土地所有权又都收归国有或者所谓的集体所有。集体所有说是人人都有，其实还是由少部分人代为行权，有时很难达到公平。这并是不是最糟糕的，更槽糕的是三年灾害的成因——把农民口粮强制集中，造成极大 浪费的同时，也方便了干部侵吞集体粮食，从而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后来解散集体食堂这个问题马上得到解决。以上提的只是私有化必要性的一小部分，更缜密的论述建议看书。其实是唱盛小产权房。这与主流媒体的说法完全相反。一来说明社会越来越开明了（倒退20年这种书能出版社长就要被叫去喝茶），二来也给出新的角度——非私有化土地上的农民把小产权房做为进城的一个基础——毕竟盖房要比种地的收益高。在看到本书之前，我一直比较相信主流媒体有关小产权房的宣传，现在我个人感觉应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考虑小产权房由非法变为合法的问题。之前有媒体称谁说小产权房好，谁就是买了这些房——纯粹的小人之心。第三是有关鬼城的论述。我本人对鄂尔多斯空城问题做过相关资料收集，也认识个做此城市规划项目的经理，探讨过相关问题。本书的观点仍然很有震撼力——人为集中是站不住脚的，要靠城市自己的内生力。而当前的国内城市新区往往是人口密度低、房屋空置率高，区内冷清，服务业难发展，就业难以创造，难以内生性的持续发展。鬼城就是无数个散布在各地缺乏人气的新城区的典型。这个问题过于复杂，建议有空看书。想对土地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真，想掌握很好的土地问题研究方法的读者，本书非常值得一看。如果我早3年看到这本书，很多研究课题做起来会更加顺手。

吾民需要土地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一直是个难以协调的问题，当前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缓解，像文贯中等学者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有些认为现有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良好的，有些则认为是扭曲了经济和社会结构。针对这个问题，文贯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剑指“吾民无地”，这四个字道出了中国民众的苦痛根源，他告诉我们“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土地的私有化，农民的资产就不能变成资本，而城市化也会陷入危机。在我看来，土地的私有化也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我们看到的便是农村土地的利用率非常低，土地难以集中利用，因此文贯中认为土地的私有化可以令农民卖掉自己手头的土地而筹集资本，而土地的买卖可以促进土地耕种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使得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另一方面则认为从农村去城市打工的农民因为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城市无法大量吸收农村人口，于是真正的城市化率较低且缓慢。在此，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实在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已然提出了与作者截然相反的看法了，综合起来来讲就是，假如土地私有化了，那般农民卖地的价格如何拟定，社会是弱肉强食，不见得农民能赚多少钱，而卖地之后便是一无所有，而钱是会花光的，那时候便真的是“吾民无地”，而贫民窟的现象将会出现；另一个就是城市对农民的接纳度有多高，这个政府的政策没有出来是非常难讲的，我不想听到或者看到的是为了经济的发展放弃一部分的的利益，简单来说，就是抛弃一部分人，这是极其不稳定的发展路线。所以我还是认为社会的发展还是要和谐和稳妥，不能激进，要想城镇的农民能够安定下来确实是需要给他们土地，但是这种给予要有一个度，而不是可以进行混乱地私自贩卖，这只会导致农村的圈地运动出来，到头来失败的只会是农民。综合来看，文贯中教授对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思考有很好的的参考意义，土地私有化，放开城市户籍和小产权房合法化等建议都是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提出的，如空城鬼城、中小城市发展不足和小产权房的痼疾等，对此我们还要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和思考才能做出符合现实的政策和改革。By江焕明

走向内生性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当《吾民无地》出版后，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时间购买并阅读了该书。首先，这是是为看到的第一本将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镇化放在一起论述的学术著作。而且以十分简明逻辑清晰地阐述了三者的关系，体现了作者在新古典经济学大本营奠定的深厚功底。其次，周其仁教授的推荐，周教授不仅在该书中专文进行了推荐，而且在《城乡中国》（上）中专门提到文贯中教授“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化地不化人”观点，能得到周其仁教授推崇的经济学家必定是一位真实世界的真学者。第三，作者的威名。作者乃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三一学院终身教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文贯中教授的大名早听过，但一直以来没有读过文教授的论文或著作，甚是遗憾。近年来，与城市化有关话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不论是经济学界各类著作：《城乡中国》、《城镇化和土地陷阱》、《土地的逻辑》、《城市的胜利》等，还是文学类著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落脚城市》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均在探讨城市化道路，反思城市化模式以及对乡村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冲击。十八大明确提出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将大力推进，正值此时，《吾民无地》的出版对于人们理解城市化的逻辑，了解现行发展模式的弊端具有重要的价值。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遵循了如下模式：工业化的推进吸收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带来了人口集聚，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吸纳过剩劳动力，逐步实现了人的城市化。同时，城市中工业化、服务业的发展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使得城市逐步扩大，实现了土地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和土地的城市化协调发展，协同推进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城乡二元结构自然消除，三产比重趋于合理，人均收入得以提高。 但是在中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这一进程。户籍制度以及攀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种种福利和城市人的特权使得在城市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工作的自由，没有定居的权利。而独具特色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使得农民只有从事农业或者贱卖耕地的权利，没有退出或自主交易的自由。地方政府以独买和独卖的特权对土地实施双重垄断，既推高了土地的价格（进而抬高了房价），又剥夺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可能和希望。带了的确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进而助长了在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城市建设摊大求洋，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结果形成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所谓的城市自我现代化，完全脱离了城市化的本质；以及高额的房价导致一边是买不起房的城中村寄居者，一边是无人问津的”鬼城“。作者在论述中的悲愤隐隐若现，在一些地方几乎是在控诉，确实体现了在后记中所写的为中华民族的脊梁鼓与呼的承诺。就以上内容和作者的担忧国情怀而言，本书确实是一本好书。但本书也存在着与期望相聚较远的地方。首先，文风有些郎咸平的风格，抑或是东方出版社的风格。某些论述力度不够，支撑不足，不够严谨。简单的以国外怎么怎么样就分析中国怎么怎么不对，这种逻辑在学术上似乎不成立。其次，重复内容比较多，如果将本书浓缩为一篇3万字左右的论文，发表在《比较》或《经济观察报》上，文中的价值可能更大，并且不会有损作者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框架。瑕不掩瑜，作为后辈晚生，能顾有幸拜读文教授的大作，领略文教授深厚功力奠基下的简明逻辑，还要感谢文教授、感谢这个时代。

让历史决定——评《吾民无地》

最近，关于城市化建设的讨论从官方到民间都很热闹。热闹的原因不仅是推进城市化建设写入了官方的几个重要的文件里，更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可以讨论发展城市化的节点。笔者最近就读过一些讨论城市化建设和土地问题的书籍，其中华生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和文贯中的《吾民无地》最具代表性。学者们的出发点基本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随着国家经济的飞跃，让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尽快、尽早、尽多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享有成果的途径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更多的农民成为市民，“融入城市”（华生语），让城市集中的资源为更多的人服务。概括起来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城，让更多的城市容纳人。“让更多的人进城”，是从农民方面来说。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过大，“剩余劳动力”——也就是文贯中教授所说的“隐性失业”者过多。什么是“剩余劳动力”呢？简单地说，一个人的活两个人来干，另一个人就是“剩余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农业产出早已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农业人口，所以有相当一大部分农村人口对于农业来说都是“剩余劳动力”。这些人留在农村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他们应该进城。而“让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则是从城市建设方面来说。我们国家的城市大多建设得很好，资源集中，市容漂亮，有些城市空置了很多楼房，完全有能力接纳更多的人来居住。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可以接纳更多的居民，事情不就简单了吗？到了这里，事情确实很简单。而且到此为止，学者们也没什么异议。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复杂多了。先不说具体的，单说关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个问题，各路豪侠都莫衷一是。深信经济有全球性普遍规律的文贯中教授相信“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是普遍规律；贺雪峰更强调历史，他认为当代的发达国家都是早在十九世纪就奠定好了基础，所以后发展的才会陷入陷阱；而华生干脆在他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一开篇就否认了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他说这个概念最大的参考价值就是：凡是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都是没有完全完成城市化、没有让进入城市的市民“融入”到城市之中的。于是这也就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如何才是真正让农民“融入”到城市之中？贺雪峰的主张是让农民们保留村庄，融不进去的时候可以有一条退路；而文贯中则认为作为一个过渡，应该允许贫民窟的存在；华生则认为无论是守在农村还是处于城市的贫民窟之中，都不是完全地“融入”了城市化，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是拥有大量贫民窟的。这就涉及了进一步的问题：农民在城市里如何生存？在城里讨饭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融入了城市。文贯中认为农民进城可以大力推进第三产业，而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按照普遍经济规律，中国就可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贺雪峰却并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只有能够推进实体经济的第三产业才有实际意义。我个人则在考虑意义之外的一个问题：农民们进入到城市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可行性。当下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们多数都是在从事建筑、制造等第二产业——一般把房地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不过，农民工们绝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建筑，而非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等产业链高端，所以仍然是第二产业。而真正进入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很少，小商贩和洗头妹们是第三产业，却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围追堵截和取缔。其实想要加快城市化，城市对小商贩友好些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取消户籍制度更有意义。过去农民们在乡镇集市上卖只鸡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现在农民们进城卖烤白薯则会被城管没收了炉子。所以想要“融入”，还是要先“允许”。即便是都允许，能否容得下太多的人进入第三产业、进入了之后是不是真的能保障较满意的收入也仍然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十倍，似乎弃农从商马上就有好日子过。我倒是不怀疑这个数据，我只是在怀疑这个数据的意义，要知道城市里有多少土豪、权贵、明星、专家、郭美美，把这些人的收入平均给城市居民真的没有多大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进城和在家的收入之对比，而且还要是净收入的对比，要刨除生活成本；单个人进城对比之后，还要考虑如果是举家进城，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所以归根结蒂，还是要回答“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文贯中教授建议是农民土地的私有化。关于土地私有化，华生指出，即使土地真的归农民私有，耕地也不能随意变成建设用地，这即使是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而贺雪峰则认为，土地私有化只能解决城郊那些土地会被城市占用的农民的收入，会让这些人一夜暴富，会培养出一批土地食利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不敢做太多的断言，因为一个地方一个特点，就我所熟悉的东北农村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将土地承包出去，然后进城打工或是在村里做一些其他工作——也算“第三产业”吧。可见，现在的农民们自己已经在分化了。我觉得还是不要急于去推进土地的私有化，当然对于农民之间的这种土地流转也不要阻止，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自然会水到渠成。文贯中教授喜欢强调普遍规律，普遍规律这东西是存在的，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贺雪峰教授则喜欢强调中国国情，中国国情这东西也是存在的，尤其是我们太长时间不去遵循普遍规律的情况下。个人觉得，不遵循普遍规律是不行的，但只讲规律而不从实际出发也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很多的时候都是用一个错误去修订前一个错误。比如1963-1970年不合常理的出生率，直接导致后面计划生育和当今的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但那时候不计划生育又如何，谁也说不清。所以我觉得，要遵循规律，但还要立足于实际，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

内生型城市化之路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的同时，专门召开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城镇化工作讨论和部署。随着城镇化话题的升温，相关的书籍出了不少，各路专家纷纷提出自家观点和高招。这本《吾民无地》是文贯中教授对中国城市化、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看法的集中体现，也是作者三十多年相关学术研究的一个初步结论。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余波未平。中国为应对这次危机，推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抬高了信贷金额，使得我国经济短期内得到了较高速度的发展，但这种强刺激的经济措施也会产生很多问题，留下后遗症。尽管外部面临种种困难，但练好中国的内功更重要。如何让中国自身走的更好更稳，文教授在对中国当前的土地、户籍、经济、社会等层面的现象与问题做了鞭辟入里地剖析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贯中引用蔡昉等学者研究结果，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悖论现象：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文教授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没有随农业比重的急剧下降而同步下降。文教授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文教授还指出了我们平时在阅读报刊中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中国官方在计算城市化率用的是城市常住人口这个概念。而实际上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不是算在城市正式定居人口中的，而且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是不能享受城里人的福利的。在文教授看来，中国现在必须果断地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文教授的基本思想是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和定居。关于土地制度，文教授是主张土地私有制；关于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文教授是主张重启内生型城市化之路，由市场主导、政府辅导。文教授主张的城市化之路是基本上和中央的主张是相符的，而他关于土地私有的主张跟中国的现行制度是相悖的。对于文教授的主张，我们也不用打棍子，可以先仔细看看他的文章，再想一想有没有道理，然后再下一个结论。

若吾民无地，那么吾国何以安民 ——读文贯中《吾民无地》

恰好今天在网上看到新闻有这样 一段——“2013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显示，土地出让金收入决算数为39073亿元，是预算数的152.6%。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再创历史之最。”然后再看手上的这本书，也就是文贯中教授的《吾民无地》，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文教授现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以及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他的这本书中，有很大篇幅反思的便是中国的土地问题。比照下来看，感触良多。有些事情一直以来，就是鲜明的问题所在。但就是没被认真的放到台面研究。有些试图缓和矛盾的话刚一说口，便被一个无形飞来的大帽子给压住。一句“意欲何为”，或“包藏祸心。”便将你的嘴堵的死死。结果谁也不知道理性探讨的边际在哪里，与其碰壁，不如绕道走。要是无路可绕，那就原地踏步甚至退步。于是，养成某些自动回避的习惯。是的，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但就是不愿意多谈。为什么，敏感！中国的问题真像一场勉为其难的性戏的前奏，一边不让你碰，但又赤裸裸的暴露在你眼前让你无法直视。一边是想碰又不敢碰，憋不住又偷偷去碰，痛并不快乐。比如文教授在书中就旗帜鲜明的提出鼓吹“土地私有制”问题。并且逐一驳斥了长久以来认为土地所有制不可动摇的一些观点。不，是禁忌。比如说有人担心土地一旦私有，发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怎么办，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因为农民失地云云。文教授的答案是根本历史上只有官逼民反，哪里有过地主逼农民反。事实上，读多一点资料，也是知道，便是地主未必一味压榨佃户。佃户毕竟不是奴隶。失去劳动积极性，要比你一鞭子打下去，将馒头省掉一半以压佃户口粮获得效益要大得多。又比如说土地私有化影响到粮食安全。但事实上，许多进城的农民因为无法耕种农地而造成抛荒现象。而一方面坚守农村真正依靠种植粮食为生的农民，却不能通过合理兼并的方式靠扩大耕种规模以增加收入。而接着，种地不赚钱，又逼迫更多的农民进城。于是又有更多的土地抛荒。这么一来一去，不知道与粮食安全何益。前工业社会已经远去，时代突飞猛进，许多产业机会稍纵即逝，所谓新经济模式也是一日数变。中国在获得巨大经济成就的的同时，但依旧不可忽视社会问题已经暗流汹涌有积重难返之势，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大力发展城市化道路。每个地方政府长官，在遍地脚手架和塔吊的情况下还恨自己还不够大都市。悍然无视不期而遇的烂尾楼，城市空心化，高失业率。而另一方面，在农村土地的问题上，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管制思维。过去还可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耕者有其田”和“均贫富”等善意的社会理想来解释在土地政策上的保守。但一与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接轨以来，这一善意也显得特别可疑。这数年来，关于强拆强征土地造成的官民矛盾已经层出不穷。再多借口也解释不了政府以低价掠夺农民的土地，再事实以高价卖出的道义感在哪里。当然，道义感不是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经济学可以让这个社会运作的更为合理一些。当然首先你要承认眼下的一切存在许多不合理。虽然没有治百病的灵药。但直面问题，至少让政府与民众慎重的前行。如副题所示，这本书讲的是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三者的问题和关系的发展演变，我读书粗陋，不求甚解，但以个人之见识，中国的户籍制度无非是维系眼下土地制度的帮凶而已，而这一切，又无疑以杀穷济富的方式为十几年来中国并不节制的城市化输血。联系到今天读的那篇网上的报道，其中给出的结论是：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2013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达35%，若算上当年与土地及房产相关的5种税收，这一比例将达46%。近一半的地方政府收入与土地相关，也意味着地方政府仍严重依赖土地财政。——是的，这便是现状。还有一个现状便是，2014年以来，中国的楼市岌岌可危，届时土地还能卖给谁？我刚读到文贯中教授《吾民无地》这本书的时候，感叹现在才来探讨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迟了。但读着读着，又想，对于万丈悬崖之前盲行的人而言，忽有所感即使不能幡然醒悟，但哪怕停下来再想一会也是值得的。所以推荐一下。

中国城市化：激进还是稳健？

本书题目“吾民无地”是对中国广大民众土地所有权的描述，作者文贯中认为这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瓶颈制约关键所在。并且，掣肘中国梦实现的因素有下列一些：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这一中国社会悖论，土地制度的双重结构性扭曲，户籍制度与“伪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走一条反全球发展之道而行的“弯路”。作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正确认识城市化的涵义，并受制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导致城市化被扭曲为城市自我现代化。呼吁必须彻底改革这两项完全过时的制度，已成为市场导向改革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在作者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贫民窟都是难以避免的发展阶段。它为农民以低成本进入城市，穷尽城市的集聚效应，分享城市的繁荣提供了机会。“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贫民窟并不能否认各式各样贫民窟（群居楼化、群居化）客观出现的事实，更会剥夺许多农民通过贫民窟低成本地融入城市的机会。”所以，“化地不化人”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而前几天刚看过贺雪峰的《城市化中国道路》一书，其观点正好相反。贺雪峰认为，之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当前几乎取消了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制度，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保护性的，给了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机会，防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形成。“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中国未形成严重的城市内二元结构。”农村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使中国可以经受得住几乎任何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冲击。这种稳健的城市化道路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最为基本的制度保证。贺雪峰还认为，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在保护农民合理权益与保证城市建设的平衡上做得不错，当前中国的基本制度为中国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吊诡的是，几乎所有政策部门与学界人士都对这些基本制度持批判态度，认为正是这些制度阻碍了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顺利的现代化”。贺雪峰认为，“良好的城市化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几乎无关，而只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位置有关。”理论探讨无禁区，两位先生见仁见智，观点相左，正好是激进的城市化和稳健的城市化这两种城市化道路的代表。我想，这种观点的差异与他们的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如果要我选择，我支持二十多年如一日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农村调研的贺雪峰，他是当今为数不多的“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他倡导的是保护农民返乡的权利，是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城乡互动的稳健的城市化道路。而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不是人为地阻止农民进城，而是认为切切不要人为地制造农民进城的积极条件。同时，我也对被概念、意识形态和少数人利益遮蔽，正走向激进的中国城市化感到深深地忧虑。惟书加了活动封面，还有腰封，这种叠床架屋是最令我深恶痛绝的。因为读书的时候活动封面和腰封容易滑动脱落，需要读者时时加以整理，给阅读带来极大的不便，精神极为不爽。否则，难不成把书买来后，就把活动封面和腰封扔在一边？那它们还有什么用？这活动封面和腰封本身就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只这两者，就不知增加了多少成本，当然这会转嫁给读者，读者属于被活动封面和腰封消费了。并且这也有违建设环保型社会、节约型社会的时代精神。总之，活动封面和腰封实为蛇足。（本文发表于《新城乡》2014年第9期，有删改。感谢编辑程欣老师的提携！）

土地制度是否改革决定了中国是走向发达共同富裕还是拉丁美洲化

主题是土地应该私有，农民应该更自由地进城，否则全社会的财富与活力会受损。标题不够通俗。作者书中要说的是：中国现在面临两条路：一条是土地私有放开小产权房放开户口，走欧美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一条是维持现在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这会走向拉丁美洲的贫富两极分化、经济缺乏动力的道路。两条路都有许多国家走过。现在提的城镇化则是试图走第三条道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个人认为理由比较充分，比反方理由有力。

与民争利的政府

11月读的书是经济学家文贯中的《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东方出版社2014年7月版，购买于2014年底。当时看到一些书评周刊评论本书为2014年度好书之一，恰好这个书名击中我长久以来对土地制度的困惑，赶上年底网店促销活动，一个激动就买了。但直到最近才开读，真是惭愧。对经济学涉猎甚少，没办法像有些书评一样，用专业术语将作者划分为哪个经济学派。以自己浅薄的思想史知识，理解作者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在本书后记中，作者说道，“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论证现行土地制度如何扼杀土地市场发育的空间而必须加以改革的必要性；第二类是论证阻碍中国社会转型的户籍制度为何违反社会正义；第三类是论证城市化在目前的制度下为何必然走上“化地不化人”的外生道路，违背内生增长的经济规律，难以持续；第四类论证以上三者的综合作用为何导致中国经济的结构扭曲，就业难以扩大，内需不振，房市泡沫和人民币趋于过度升值等问题。如作者所言，全书四篇，第一篇什么在掣肘中国梦的实现？提出中国城市化存在的核心问题就是化地不化人。所谓化地不化人就是以政府买卖土地主导的城市化，已经陷入城市建筑疯狂增长，空有高楼大厦，没有人气聚集的外生型增长模式。别看现在中国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城市化率也已经达到53.7%，但这53.7%的城市化率却包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2亿流动人口，即农民工，这种城市化率是伪城市化。中国真实的的城市化率也就36%左右。而作者认为城市化的真谛，是通过及时吸纳农村人口进城定居，降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使他们分享城市的繁荣。城市化不等于城市的现代化。显然中国的城市现代化速度远远大于城市化速度。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正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第二篇现行土地制度的原罪，深入分析为什么现有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本篇有四章，第一章地权的“国进民退”和第二章现行土地制度“于农无益’。中国的土地市场被政府一手垄断，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无法直接从农民手上进入交易市场，转化为农民的资本，而是必须以较低的价格被政府征收，化为国有土地，再由政府高价出卖给开发商。拿到高价土地的开发商必然会以更高的价格出卖房屋，进而抬高房价。也因此公权力在这块寻租现象十分严重。这中间，农民是被剥削最严重的群体，他们无法分享到土地增值的繁荣，近些年征地拆迁纠纷的根源无非就是利益分配的不公。作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解决之道就是土地的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是土地多元所有制和自由退出权。也就是除现有的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以外，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完整所有权，允许其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可以依据市场需求自由买卖，也可以选择留在集体作为农地使用。作者举出深圳城市化发展中的“小产权房”为例，认可这种土地私有后的理性房价样本。但由于与政府的利益相冲突，“小产权房”现在身份尴尬。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土地制度借鉴的是香港和新加坡模式，由政府垄断规划。但二者与大陆最大的区别是，二者作为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的弹丸之地，不像大陆绝大部分土地是农村，没有农民化为城市人的问题，所以不可学习。反倒是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的美国，以及社会转型方式与大陆差不多的东亚韩国、日本、台湾的土地改革模式值得借鉴，而这几个地区无疑都是土地私有制的社会。第三篇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户籍制度。作者没有从历史的角度阐述现行户籍制度的前世今生。我也曾对户籍制度产生极大的困惑，买过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的梳理中国户籍制度历史的书，但至今也没看，此处再次惭愧。印象中现在的户籍制度也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产物，八成又是学了前苏联。从作者的修饰词“全世界独一无二”，大概也能猜出现行户籍制度是如何逆世界潮流而行。本篇有两章，一章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城市化陷阱，一章中国城市化实验的成与败。显然本篇逻辑性不够强，这里重点探讨一下作者对比的市场导向的“老浦西”与政府导向的“新浦东”。浦西自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后发展起来，那时仍为土地私有制，土地资源由市场主导发挥了最大利用率。所以你看现在的浦西虽然建筑有些破破旧旧，但人口密度极高，公共设施齐备，生活极为便利，资源利用率极高，走在浦西的街道，你总能感受到浓浓的人味儿，这种味道带来舒适，正应了那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浦东却不同，由政府垄断的土地市场伴随着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走在浦东的宽阔大路上，常常看不到什么人，高楼大厦随处可见，唯独少了那浓浓的人情味。作者推崇的是前一种发展模式，但显然整个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都是后者。因为在上海读书生活过，所以对浦西和浦东有实地的经验感受。作者的这段分析真是道破了我心里的某种感受。最后第四篇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作者总结性的观点就是中国应该遵循世界性的经济规律，实行土地私有化，放开户籍制度，走市场主导、政府辅助的内生型城市化之路，而不是如今的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之路。至于具体性的操作方法，作者没有能力设计。只是提出了可能的理论方向，这种理论本身在前些年还是理论禁区，现在宣扬这种理论的书籍可以出版，本身就值得欣慰。再摘两段作者的洞见如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七大特色。第一，城市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对卖地财政的追求。虽然政府获得土地极为容易且价廉，但导致政府处处与民争利，官民关系十分紧张。第二，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两大支柱，现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使要素在城乡之间无法自由流动和组合，需要依靠权力，甚至需要用暴力才能完成资源的强制性配置。第三，老城区改造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城市化基础设施突飞猛进，但是中心城区日益变得富丽堂皇，贫民窟从人们的视线中几乎消失的同时，低收入居民被挤到越来越远的城郊，与世界各国富人区和贫民区相互交杂，分享繁荣和基础设施的格局迥然不同。第四，新城区和新工业园区遍地开花，却往往只有土地和资本的堆积，缺乏人气和商机，不少新区人口密度极低，犹如“鬼城”，与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和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基本国情极为相悖。而且，由于投资没有后续效应，政府往往债台高筑。第五，尽管由政府主导城市化，但相对人均收入而言，一边是房价高得完全离谱的楼盘被大量空置，一边是政府提供的廉价房长期短缺，导致严重的政府失灵。恰成对比的是，尽管不合法，人气旺、商机多的“城中村”以及其中的“小产权房”作为新形成的贫民窟应运而生，方兴未艾，为满足外来打工者的住房需求做出重大贡献。这种市场冲破制度性障碍对民间需求的自发回应，却因“妾身不明”，长期处于不合法状态。第六，城市化并未导致现代农业的全面崛起。农村人口中的老弱妇病残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农业经营规模仍然十分零碎，城乡收入差长期居于世界高位。第七，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由于无法在城市的环境中完成人口的再生产，而发生世代断裂，滞留老家的留守儿童人数庞大，成年后需要重新被城市化，并使伪城市化（即城市常住人口远远超过城市的户籍人口）越演越烈。第七点，余心有戚戚焉。第一代农民工或已返乡，或仍在大城市漂泊，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有人沦为新一代低端农民工，有人因为知识改变命运成为高级技工在城市里为梦想和房子打拼，不想重复父辈或回乡或漂泊的命运。二是中国内地现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同的要素所有权在要素市场上享有极为不同的权利，因而不同所有制所属的要素，在要素市场上处于极为不平等的地位，这表现为公有制属下的要素依仗政府的力量，享有其他所有制属下的要素所没有的天生特权，完全违反了市场经济要求所有的要素，在市场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内在要求。读完这段话，大概能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公务员热。全书读下来感觉作者的断言实际上大过论证。毕竟是一本发表过的文章的集合，不是一本逻辑完整的著作，有些话语难免重复。另外两个感受是我们的政府真是与民争利的政府，以及我们现在的社会还真是赤裸裸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级森严且剥削严重。常常会怀疑，人类历史的进程表明了公有制的失败以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到底只是理想而已。我们国家为什么明明已经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了，每个人生活在这个资本逐利的时代，不是都熙熙攘攘为利而来为利而去，却在外宣上还是死守着社会主义的外壳。原谅我对经济学几乎一窍不通。2015年11月19日

普遍规律存在吗？

书本身只值三星，一星给东方社的编辑，排版纸张、封面设计都无可挑剔。全书讨论的是土地制度、城市化和户籍制度问题，三点都是时政热点，在保证粮食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战斗中，以农业国为基本国情，这些问题都无可避免。全书各章节之间逻辑清晰，也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像很多博士论文一样，属于空泛的学术研究，真正落实到实践，几乎是不可能的。作者一再强调自己经历过贫苦的农村生活，农村被类型化为贫瘠的、没有生气和希望的存在。这样的农村在中国的确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同样存在着富裕的农村，如果农村富了，是否还需要城市用冷酷的、缺乏人情的节奏来改变它？城市化不应该成为所有农村的唯一出路。华北大面积雾霾的成因之一就是城镇化的结果，村镇在技术条件运营经验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建造小作坊，这些作坊产品质量和生产率都极其有限，却是城镇化的标准之一，被政策性地保留了下来，可怕的是由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这部分小作坊很难进行符合环境标准的技术改造，资金上也成问题，又无法退回到纯粹的农业环境中，不能好活也不能速死。在用城镇化解决农村问题前，城镇化本身的问题更应该被好好解决，不能让一种存在隐患的形式与感染更多的地方。全书引用的时政资料并不新颖，对于改革进程加快的今天，有些建议已经落后了。作为一个宏观政策问题的研究者，高屋建瓴地用俯视的视角看待问题是必要的，但是站得高不能成为不近人情的借口，任何对宏观政策的书写都应该以可实践性为价值衡量标准，不能付诸实践的政策就是一纸空文，在这点上某些学术研究着应该学学总菊，总菊的政策虽然引人呵呵，但都能立竿见影地落到实处。全书的中心观点被印在了腰封上，作者认为中国应该遵从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以改革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为手段催生内生型城市。没有农村的中国就是作者眼中中国未来的理想状态。城市难道就是社会组织形态的终点吗？城市的问题会比农村少吗？中国有实现这一条件的前提吗？虽然作者一再强到要摒弃抓住“特殊国情”不放的毛病，但是作者所认为的特殊国情也是“何不食肉糜”层面的，充分体现出来肉食者鄙的特点。很多农村户口的持有者并不想改变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从他人角度以农村人还是城里人来衡量优劣本身就是幼稚可笑的。农村与城市有着不同的生活步伐和社会形态，不考虑人的因素而单纯以狭隘的小市民心态来揣度城乡关系是可笑的。事实上，城镇化进程祸害的重灾区是那些不贫瘠、不贫穷的、需要土地的农村，而那些真正需要以改变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来扭转经济局面的地方仍然见不到“城”的影子。类似本书这样漂亮的研究还会有很多，广大的社科高知分子也在不断地增大研究数目。政策的朝令夕改对于秩序的破坏院大过制定政策基础正义性的产出的价值，城镇化问题，且须三思。

土地的私有化能解决城市化的什么问题？

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基础资源，长期以来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它的所有制形式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或公或私甚至被当作社会性质的辨识标志。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框架来源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土地作为资源要素的稀缺性日益凸现，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如何改革存在争论，实行土地的私有化是呼声很高的一种。文贯中教授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健将。他作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20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产权必须清晰的主张”（周其仁），为土地的私有化鼓与呼。在新书《吾民无地》中，他认为现行土地制度是造成城市化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恶化、农村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浪费这种双重结构性扭曲的罪魁祸首，是社会结构性失衡的最主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当前发展的最大的制度性障碍。要解决这种结构性扭曲，就要厘清当前“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最佳出路在于对土地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实行土地的私有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实现城市土地供给的多元化，最终通过市场机制来合理、高效的配置资源。为此，他还对目前人们对土地私有化存在的顾虑进行了一一剖析，从而为私有制热情赞美、大唱赞歌，为私有化鸣锣开道，摇旗呐喊。我们当然期待土地的私有化能够使中国当前面临的难题都迎刃而解，使当下的这些“扭曲”以此得到矫正。但是，土地的私有化果真就是一剂灵丹妙药吗？它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一、土地的私有化可以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是真的吗？文贯中教授的逻辑是这样的，私有化之后，土地的升值可以让农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保护了农民利益；而农民卖掉土地可以为进城安居筹集原始资本，土地的集中又可以促进土地耕种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从而高效配置使用土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农民通过产业发展致富，通过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表面来看，这是一个完美的逻辑，但这中间有三点值得商榷。第一，农民卖地的价格有多高。土地的市场价值更多的决定于其地理位置和规划用途，只有特定地块的土地才能升值。中国绝大多数土地位于农村，除了进行农业耕作之外，没有成为商业、住宅用地的可能，这就注定它不可能附加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增值，肯定只能作为农地来确定其价值，与城市土地的价格不啻天壤之别。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全国的土地都能卖出城镇周边商业用地的价格。重庆地票模式中土地之所以能卖出动辄几十万的价格，一方面是因为行政定价，另一方面也是将农村土地换作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值钱的不是地，而是那个指标。所以，在严格控制土地用途的情况下，除了城郊或特定区位的土地，绝大多数的农地非但不会升值，而且价格低也将低得可怜，将远远达不到现在国家在偏远地区修建基础设施时的价格，所谓农民通过卖地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巨额财富根本就是一个笑谈。第二，农民卖地的愿望有多大。以我所在的华北农村为例，具备向县城、镇区迁居条件的农户，务农收入在其家庭收入结构中几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之所以留着土地固然是因为白白出让土地得不到收益，同时也是因为有多块土地就多层保障的心理作用，以为自己留条后路。但是，不改变用途作为农地出售的收益极为有限，所得根本不足以支付农民向城镇迁居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万不得已，有谁愿意卖掉自己的土地呢？可能我的眼光比较狭隘，但问过身边很多人，哪怕是对土地已经没什么感情的新生代年轻人，也认为卖地只能是最后的无奈之举。恐怕现阶段更多的还是会象现在推行的土地流转那样，进行转包。文教授所断言的“如果土地可以买卖，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乐意将土地卖出，将所得作为启动资本进城做生意，从而增加了农民进城谋生的能力”就显得有些武断，有些可笑了。第三，农民卖掉土地之后的出路在哪里？这个前提是有人买，能够卖得出去。在农户根本没有实力对土地进行重组整理时，有实力的只有产业资本。而卖掉土地的农民除了极少部分能够在资本家的农场里就业，绝大多数将要涌向城市。成功的话还好说，可以实现体面的安居，要是失败呢？返回农村已无栖身之地，只能进入贫民窟，这极有可能会是中国版“圈地运动”的开始，催生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必将对经济发展形成掣肘。奇怪的是，在为农民权利鼓与呼的文贯中教授在文中认为，农民进入城市时首先从贫民窟开始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不禁要问，在有大规模贫民窟的国家正在绞尽脑汁尚且无法解决这一顽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却还要重蹈这一覆辙？在这一点上，贺雪峰教授有关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稳定器的提法是非常恰当的，不但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了退路，而且也使他们在心理有一层保障，可以维持社会大局的稳定，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强大弹性空间。只是，也必须设计农民的退出机制，使已经在城镇安居的农民能够及早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居民双向的自由迁徙和流动。所以说，土地的私有化或许真的有文贯中教授所论述的效果，但在农民普遍缺乏买卖欲望的情况下，即便有市场也将极为狭窄，期待它能使土地资产化并迅速流动起来，让广大农民通过自由买卖土地来分享土地非农使用产生的巨大增值而一朝致富，通过土地兼马上就能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加快城市化进程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恐怕也并不现实，也只是文教授的一厢情愿而已。当然，我不排除在城市近效的土地交易将会极其火爆，因为只有那里的土地非农使用才有巨额增值，才能挑起农民强烈的交易冲动和搏利欲望。二、土地的私有化可以解决城市发展的问题，是真的吗？当前城市发展中有哪些问题呢？应该说，中国城市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已经矛盾重重，问题多多。综合来看，与土地问题有关的主要是这么三个，一个是小产权房痼的疾尾不大掉，一个是遍地开花的空城鬼城，一个是中小城市产业发展的不充分，都是极为棘手的现实问题。但在文贯中教授的逻辑中，认为土地所有制有问题是造成“双重扭曲”的根本症结，只要推行土地的私有化，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可事实上，则并非如此。先来看小产权房问题。在书中，文教授以深圳的城市化进和来说明，小产权房的存在，将迫使“大产权房”价格向其靠拢，从而达到降低城市房价的目的，所以“站在农民和城市中下阶层的立场上，政府应该欢迎‘小产权房’的及时出现”，而且它将是“实验土地私有后中国房价将如何的最佳样本”，应该通过征收合理的土地交易税、物业税和土地增值税加以调节后，允许其合法化。果真如此吗？小产权房是因为人们钻了规划监管缺位的空子，违法攫取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而产生的，它的廉价正是因为其违法而无法正常上市销售。然而，它一旦合法化，非但不会向下拉低房价，反而会象华生先生说的“其价格必然在一夜间赶上同等情况的商品房”。且不说，这种合法化将使原来违法的人分享到土地增值的巨额收益，对于原来的守法公民是极大的不公平，而且在规划监管仍然存在空隙，在土地非农开发仍然需要管制的情况下，因为利益的诱惑，小产权房将会以更快的速度蔓延开去，更加难以遏止，城市规划将彻底沦为一张废纸。必须申明的一点是，土地私有化与土地用途管制不是一回事，即便土地私有了，用途管制仍将存在，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不是说土地私有了就可以对自己的土地任意改变用途。因此，土地的私有化不但解决不了小产权房的问题，而放开土地用途管制将会使更多的人群起而效仿，造就更多的小产权房。那种认为放开管制人们为了获取利益就会自动遵守城市规划的想法，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对此，华生教授在他的《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有着极为精彩的论述。再来看空城鬼城问题。文贯中教授认为，大量存在的空城鬼城是当下“化地不化人”的畸形城市化的必然后果。的确，前一段时间鬼城一词特别热，有媒体评出了中国“十大鬼城”，它们一般都是由某个政府主导修建基础设施，由房地产公司开发而来的新城。“鬼城”的大量存在当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不是一件好事。它的产生是因为在房价持续上涨预期下的房地产业过度投资，造成城市建设超越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我相信，所谓的空城鬼城不会一直这么空下去，不会一直这么“低效利用”，也不会象小产权房那样难以解决，只要泡沫破裂后房价下跌，就会造就新的需求，良好的基础设施也必将吸引人口向那里迅速集聚，这种超前建设正好可以为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提供空间，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由此来看，空城鬼城问题与土地所有制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有，也是因为在目前土地管理体制下开发商拿地成本太低所致。土地私有化后因为农民要价能力的提高，必将大幅拉升的地价，反倒真的有可能阻止空城鬼城的进一步蔓延。最后来看中小城市产业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乍一看，产业发展与土地是否私有有什么关系呢？在文贯中教授的推理中不但有关系，而且有大关系。他认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前提”，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未能使农业人口与农业比重同步下降，并同时增加服务业就业比重，从而造成双重“结构性扭曲”。这真的是奇谈怪论了。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是因为人口没有集聚，难道人口集聚了就自然会有繁荣的服务业？那又何以解释一些资源性城市因为资源枯竭而最终消失呢？为什么不靠服务业继续繁荣呢？有些地方政府赶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不正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前提”吗？为什么不得民心呢？显然，文教授在这里是本末倒置了——只有产业的发展才能带来人口的集聚，才有所谓的服务业的发展。除了旅游城市外，如果没有一、二产业的发展和支撑，那么服务业将会是无源之水。如此就可以很好的解释，当前中国的大城市病正是因为其对于各种要素的集聚促进了产业的繁荣，才对人口有吸引力。而农民最有可能迁居的中西部的小城市、小城镇之所以发展缓慢，恰恰也是因为其对各类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太小，产业发展不充分，农民迁居之后根本无法就业，只能涌向大城市。所以，指望通过土地私有化来解决它们的产业发展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吧。三、土地的私有化可以解决从农村到城市的问题，是真的吗？所谓城市化，是指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它的对象是8亿农民，它的空间必然向农村拓展，所以注定是有关农村、农业、农民的事。文贯中教授认为其中的密码就在于土地私有化，它将为中国的城市化扫清障碍，并提供澎湃动力，简直就是一举多得、一劳永逸的事情！可惜，在我看来，这只是文教授的纸上谈兵而已。首先，土地的私有化对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起不到大的促进作用。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是农民进城安居并体面就业。当前阻碍人向城市迁移的壁垒主要是户籍、住房和就业。现在户籍问题只存在于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城市的无限膨胀，避免“大城市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上大学、购房等一些隐性福利的存在），而在即将吸纳绝大多数农民的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户籍的限制早已不复存在。住房的问题主要是高房价让想要移居城市的农民望而却步，打碎了他们城市安居的梦想。对此，很多人都和文贯中教授一样，认为“房价的畸形和严重泡沫化的根源就在于目前的土地制度”，因此实行土地私有化将显著增加土地供给，从而降低地价，进而增加房屋供给，降低房价。但是，土地不可移动的属性决定了即使私有化之后也不可能使土地的供给大幅增加，相反，因为土地私有，农民在与开发商的博弈过程中将获得更为强大的要价能力，为了分享土地非农开发的巨额增值收益，地价只会继续飞涨，继续筑高农民进成的壁垒。实际上，高房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土地价格并非其中主因。再看就业，它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现在农民普遍不愿意就近迁居到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正是因为其产业不发达，就业机会少，而私有化对产业的发展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次，土地的私有化对于农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也不会有大的促进作用。一块幸运的农地如果正好位于一个城市的郊区，它将很有可能因为商业开发得到巨幅升值，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不是土地性质的变更，而是土地开发权的巨额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当前，是采取政府将原集体土地按农用地价格征用后，在招拍挂市场中进行挂牌出让，获得的溢价部分成为土地财政，正是土地财政的收入支撑了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实行了土地的私有化，对于土地的征用将会更加困难，同时会引发大量城市工商资本进行投机性的占地囤地，它们为了获取城市后续扩张中土地价值上升的暴利，对于土地的开发权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直接自行违建。城市化将会沦一个资本分肥的游戏，普通民众根本无法从中获利。特别要指出的是，文贯中教授认为“‘涨价归公’的口号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回声，不料在今日中国又使农民低价失去土地”，并且拿出房产的增值可以归所有者独享，来追问地产的增值为什么就必须归公。难道文教授不知道，取得房产是付出了代价的，那么增值利益当然也归自己所有，而农民手中的承包地根本就没有付出任何成本，其巨大增值来自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他凭什么要求独占涨价呢？这是对其他全体农民的不公平。如果放由这极少极少的一些农民独占土地增值收益，单靠税收财政将无法负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也会由此使他们成为新的土地食得阶层。这不但是在鼓励不劳而获，而且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从城市过程中分享更大的利益，进而大幅拉高城市建设成本，必将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阻碍。最后，土地的私有化也无法有效化解当前因为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必须指出，现在因为城市发展征地拆迁中矛盾高发的症结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土地开发权的利益分配问题。应该做的是建立一个利益分割的框架，使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在几个利益主体之间合理分配，而不是来鼓吹私有化。公平来看，现在城中村改造或者城郊发展征地，农民所获的补偿已经不低，因为征地拆迁一朝暴富早已成为一条定律。在这种情况下，仍要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口号下来推进土地私有化，除了继续提高这些农民在这种博弈中的要价能力和心理预期之外，还有什么作用？而且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将会使投机资本开始大规模囤地，土地资源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漫天要价的现象将会更加普遍，提高土地转让价格，致使房产开发难以为继，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难以为继，大幅提高城市化成本。所以，在土地所有权的支撑下，征地拆迁中的这种对抗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大幅增加，手段也会更加激烈。可以说，认为土地的私有化可以降低城市化成本的观点根本就是对人的自利性不了解，也罔顾中国现实。文贯中教授崇信市场机制，竭力鼓吹土地私有化固然是他的权力，然而，认为“凡是对土地私有制做到长期信奉不疑的经济体，都能逐渐完善以保障产权为核心的法律制度，深化出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经济—社会秩序，引发各阶层共生关系的发育、深化，社会生活的和谐、互利”则显得武断，而认为土地私有化是普世规则，“不但不会阻碍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反而会在增强农业活力的同时，使城市化成为一个内生化和良性化的过程——既抑制特大城市的继续疯狂扩张，又使众多的中小城市有机会更快发展，甚至使一些农庄崛起成为新兴城市。农地私有化在大大降低全国的平均房价的同时，还可以大大减少涉地官员腐败的机会，破除有政府背景的开发商对房产的垄断……使农民有权分享土地升值而带来的巨额财富，因而减缓城乡收入差的恶性发展”则是将土地私有化作为包治当前城市化过程中诸多病症的灵丹妙药，寄予了过高的期望，附着了不切实际的瑰丽想象。他用了“吾民无地”这样一个略显悲情化的标题，可能占据了为农民说话的道德制高点，但绝对无法代替他论述中的苍白与漏洞。众所周知，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与教条，私有化也是如此。土地作为一种关系人口生存而又不可再生的有限的具有空间垄断性、不可流动性和地理区位不可替代性的基本资源，有其特殊性，用途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全世界皆然。文贯中教授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归结为私有制的原因，信誓旦旦的为其大唱赞歌，认为中国也必须效仿，只怕难以服众。当然，我也不是说土地私有化就一无是处，有百弊而无一利，但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的问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解决途径肯定不是只有私有化一途，而且它注定也担负不起这样的重担。所以，即便抛开意识形态的原因不谈，土地私有化的前景也是无法确定的，盲目推行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带来极大的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必须谨慎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