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的低音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4-1
ISBN:9787108046185
作者:王汎森
页数:261页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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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讲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第二讲 “心力”与“破对待”
第三讲 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相关问题
第四讲 “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
附录一 传统的非传统性——章太炎思想中的几个面相
附录二 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
出版后记
作者简介
王汎森：
我把这次的讲座题目定为“执拗的低音”，所指的其实不只是底下我提到的那几个层面。演讲时，我在口头上提到“后见之明”作为一种历史思考方式所遇到的困难、提到历史解释中设想历史人物是处在“无限理性”状态的谬误、提到如何重新了解“风”，及这种史学思维可能给我们历史研究带来的新养分。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在新史学中，“历史”与“意义”如何分道扬镳？它何以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老问题？不过，在这个对谈中，我想集中讨论我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两点：几年来，关于新旧文化的争论，大部分都把“史实的重建”和“价值的判断”混在一起。新派人因为对旧派人思想价值的鄙弃，所以对他们的历史观点也一概否定。旧派也常常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这一百年来，新派逐渐成为主流论述，旧派对历史文化的看法，因为其思想保守而常常被连带地扫到历史的边缘，被否定，或成为隐蔽的层面，但并不一定是不存在。我一向认为，同一时间的历史发展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有些是主调，有些虽然存在，却成了执拗的低音。
对这些“低音”需要“重访”。我想做的工作之一，是从问题遮蔽的那一面看主流与边缘的分叉点。
列奥·施特劳斯觉得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受到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影响，忽略了古希腊、罗马文本的许多深义。如果做历史研究，创造转化本身的“消耗”就很大。当我们回过去看，会发现有些东西没有被表述和彰显，有些东西慢慢成为低音。Pierre Hadot的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认为，现代人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其实加上了太多现代的框架，经过几度抽离，那些带有生命实践的部分被抽离了。经过Pierre Hadot重访之后，更能把握其精微的复杂性。就像维科摆脱笛卡儿思维的影响，发现了古希腊很多后人感到陌生的东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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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拗的低音》是王汎森先生于2011年3月在复旦大学所进行的四场演讲的录音修改稿，结集成书之时，又加入《传统的非传统性》与《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二文作为附录。由于之前已听过录音，这次成书之后，再看一遍，思路也更为清晰了一些。王汎森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史学家，在我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最早读到他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当时对王并不熟悉，读他的文字只觉得眼前一亮，特别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一种史家的平和风范，特别是在论述到一些清代思想史上的学术之争时，不少研究者也常将自己绕进去，凸显意气，然王先生之文字毫无戾气，只见其思想之通达。在《执拗的低音》一书序中，王先生强调此书所宣扬的是陈寅恪所说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之“重访”，从我对王先生有限的学术了解来看，他正是一贯如此。这也正是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在史学上的应用，章学诚于《文德》篇谓“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也正是此义。本书第一讲为《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王先生检讨了在近代知识转换过程及分科之学形成的过程中，伦理与知识是如何分道扬鏣的，学与行又是如何分开的，在“西方化”的历程中，一些新术语、新概念又是如何被重新拿来检讨古史旧学的，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实际产生了许多“消耗性转换”，并由此反思了现代学科建置对经学、史学、哲学、佛学的“消耗性转换”。这一讲是非常启发人思考的，也会给我们已经僵化的学术研究思路打开方向。王先生指出历史的前进有主流，也有潜流，有主调，也有低音。以往的研究我们常常重视的是时代的主流、主调，以“主调”为价值之所在，然而作为潜流，作为边缘的低音却是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与“主流”的对话一直存在的。研究重视重访低音，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时代的主流，并理解为何时代选择了这样的主调。第二、三、四讲分别探讨了谭嗣同的《仁学》、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刘咸炘“风”的史学观这三个个案。王先生给我们展示了重访这些低音的过程及价值所在。王国维的研究已经不少，但王先生的研究在“同情”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回放展示了王国维的纠结与矛盾之处，将这样一位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学者比喻为处于两列对开的火车中的人，对于这样的牵扯与矛盾，让人不由身临其境。在这些个案研究中，王先生是真正在践行“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非全知全能、具有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者。这个“选题”正凸显了王先生的史学眼光，“选取”本身是一件意义非常繁复的行动（P240），选取重访低音这样一个选题，在这个过程中去体认“去熟悉化”，重估“历史世界的有限性”及“历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也许也是某段时期史学研究的低音吧。 -
2011年3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先生在复旦大学作了以“执拗的低音”为主题的四次系列演讲。2014年1月，这四次演讲记录及两篇附录整理出版。（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犹如此书副标题所书，此书是对“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但这些反思并不单单属于王先生，而值得所有历史研究者思考。如书名所示，此书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执拗的低音”一语。很明显，“执拗的低音”就是借用了音乐上的概念。当然，这也并非王先生首创，“‘执拗的低音’是日本上一辈思想史大师丸山真男在他的两三篇文章里出现的题目。”（第3页）葛兆光先生也曾提及丸山真男关于日本思想的“执拗低音”的比喻。（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54页。）所以，谈及“执拗的低音”一语，必然需要追寻到丸山氏。丸山真男之所以提出“执拗的低音”这一概念，正是出于晚近以来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影响，传统思想进而进入“低音域”，而为人所忽略。丸山氏认为：“在近代日本，欧美近代思想虽然局于压倒性‘主旋律’的位置，但它也常常被低音的某些音律，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执拗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被主旋律掩盖，但是它始终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第54-55页。）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这和他一直强调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是很接近的，一方面它是古老的，另一方面它也是执拗的，任何一个主流思想，无论是外来的新观念，还是上层的创造性思想，必然在进入社会生活的时候，经由深入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的影响，形成某种妥协和变形，甚至是改造和扭曲。”（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第55页。）对于王先生而言，其对“执拗的低音”的定义也出于此。“近代中国有一个无所不在的‘西方化’的过程，它至少表现为两面，如大家所注意的是模仿西方，用西方的概念、架构、方法去解释古代；另一种表现是为了与西方竞争，故在表述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在内容、形式和重点上起了很微妙的变化，用模拟的假西方去对抗西方。”（第16页）无论模拟还是抗拒，无可否认的是，自晚近以来，西方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革命，还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等学制改革，抑或思想、观念之变迁，其背后所主导者皆为西方思想与理念。这可以说是晚近以来处于压倒性的“主旋律”。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时尚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必说，曹元弼、张锡恭等持儒学救世说者自然是“执拗的低音”。即便是孙德谦、刘咸炘等夹杂于新旧之间的学者，亦可谓是一种“杂音”。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观无疑是线性进化观。（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进化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近代中国的史学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从由果逆因的线性发展观倒推，这种“低音”“杂音”自然不是不合乎历史潮流的。但从晚清民国的历史现实而言，却并非如此。在当时的思想界，曹、张、孙、刘也是一大宗，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处于某种“主流”地位。王先生在文中也指出：“像是解释事物发展的时候，规律的思维被有意无意地加上去，使得‘发展’变得非常有规律，而不能包括在规律性格局，或不形成一个有规律样子的发展，往往就被搁置一旁，逐渐成为边缘。……这些知识的特质，实际上非常重要，但很可能在现代新的‘西方化的’格局和架构之下变得格格不入，因而被摆落到边缘。”（第18页）故而，这些思想与故事即便原本处于主流也只能日渐成为边缘和隐流了。晚近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正是如此。面对西方思想的冲击，无论是传统学人还是新进少年，都在思考如何从“万国来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历史转变阶段中寻找出一条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中的道路。新进少年自然更多地从西方寻找出路，传统学人则仍然希望能赓续儒家中国，或者说传统式的中国。是以，在这一寻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学人多游移于新旧之间、中西之间，甚至有不少学人仍坚持礼教本位。但从后设的线性历史学来看，中国的发展无疑是背弃了传统的道路，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以往的新途径。从这个角度逆推，自然是要寻找中国如何走上了这条道路，至于其实不合于这条道路的思想杂音，自然不被人所重视，也就成为了“执拗的低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低音”并不是“历史真实”意义上的“低音”，而是后设的“低音”。也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地凸显了“主旋律”，而刻意造就了这种“低音”。对此，王先生提出了“意义倒置”的概念。他认为：“‘意义倒置的谬误’有许多种意涵。这里特别要提的是：意义一层一层像黑板一样写了擦掉、擦了又写，英文叫做‘overwrite’。在这个写和擦的过程中，最后写上的那一层，跟历史上的一层一层往往是有出入的。所以历史的事实，跟现代心理的事实之间不尽相同。”（第20页）就是在这一层层擦与写之间，构建了我们理解的“历史”。但与“历史的事实”相较而言，这种构建的“历史”往往偏离真实的“历史”，因为这种“历史”已经驱除了太多的“杂音”，也许也改变了原来的“音域”。在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历史建构”中，最为处于重要地位的就是“线性进化观”的主导作用。从这个理念出发，“对‘历史’这个学科的新定义隐含了不是进化的，看不出线性的、向上发展轨迹的林林总总的事物是‘非历史的’。把事情组合在线性进化的发展中，很多摆荡来回就看不到，很多的低音也不见了，能放入这一种框架中就是‘历史’；而不相干的、不关联的部分就不会在历史叙述日，不成为历史学的重点，使得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造成很多的扭曲。”（第35页）也正是从这一角度逆推，许多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人、事都被不断屏蔽掉。但事实却是，“历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竞争或竞合前进的，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个调子，而是像一首交响曲，有很多调子同时前行。而且，历史是一个未完的牌局，我们此刻则是把它凝结在一个定点来研究，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争、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无限延伸的‘纤维丛’。如果忽略了这些同时竞争的副调、潜流，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主流。”（第60页）用现在所谓的“主流”来逆推“历史事实”，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由“我注六经”转化成“六经注我”。王先生书中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如“刘咸炘在给蒙文通的信中说，近代有名的新派学者，大半是突出中国历史里面不重要、边缘的那一部分，以迎合现代西方的思想与价值，使得人们误以为它们本来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心。”（第17页）“史语所的一位老前辈王毓铨先生，在《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一文中举了许多例子。他非常愤怒地认为：近代中国史学过度受到西方的影响，每每把古代现代化、把中国史欧洲化，用十九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许多学术概念或范畴回去套在古代，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所形成的解释架构，即是我所谓‘西方化’过程。”（第17页）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中西之间对于“王权”重要性的不同理解。“近代西方史学向来最为重视平民的力量，隐隐然认为‘王权’没什么作用，把朝廷和官方的作用看得很低，而又把民间、草根的力量看得过高。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就知道情形并不一定是如此。过去，在承平的时代‘官’的权威性、说服性、道德性是非常强大的，官方权力具有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第21-22页）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为参照系逆推历史的发展历程。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葛兆光先生提出“回到起点”，即回到历史现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来诠释当时的历史与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到清末以来新派之说全面胜利之前，了解时人怎么想这个问题，包括后来影响大局的‘主流论述’如何形成，看一看有没有可以重新梳理的地方。”（第4页）从这个角度而发，王先生提出了对历史的“重访”。所谓“重访”，即“重访许多在近一百年被新思潮压抑下去的学术论述，重访许多被忽略的面相、重访一些基本的问题、重访一些近代保守主义者为了回应新派所作的过当的扭曲、重访近代主流论述形成之际发生重大分歧的过程等。我们回顾近代，常常忘了在过去一百年新思潮及反新思潮主导之下，被挤到边缘的历史及文化论述，忽略了它们是不是还有被重访、再审的价值？这些边缘或低音是否可能成为重要的资源。”（第3-4页）重访的目的就在于重新还原一首复杂的乐曲，而不是单调的音律。我们需要重访“历史现场”，重新建构被扭曲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这种重访虽然更多地是凸显本土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重访很大程度上仍是西方研究范式转移的触动。柯文很早就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了“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提法。同时又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对亲历者、历史学家以及神话制造者的不同角度来探讨人们（不单单是历史学者）如何选择史料，建构历史。这种对历史不同理解的提出和对史料选择的探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重访，他告诉人们历史需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探访”，不同角度下的“历史”都有所不同。这都可以说是“重访”说的先源。当然，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之所以会重新认识“执拗的低音”，重访“失落的音符”，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历史学走到这一阶段的必然。王先生提醒我们去“重访”属于中国自身的“执拗的低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重访”说的提出，仍是西方研究范式影响下的产物。借用王先生在本书第四讲《“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中的用语，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仍然处于“西风”吹荡之下，我们不但需要“重访”失落的“历史”，更需要“重访”属于中国自己的“研究范式”。 -
王汎森先生这本书是2011年在复旦做系列讲座的讲义，再加上附录的两篇文章。当年讲座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听后感，当时觉得很受启发。没想到今年年初最终成书了。好像各网店才刚刚开始发售，所以读的人似乎不多。我昨日拿到手，今天就一口气看完了，心中感受只能用“激动”来形容。如果说在今日之前，我对自己的历史观只有模糊的把握，甚至有时候都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历史观。今日读王汎森此书，就觉得无处不妥帖，句句说到心里去，恨不能向全世界宣布：我就是要这样去做历史！从字面上看“执拗的低音”说的是对历史中非主流内容的关注，在近代思想史上，也可以特指为“保守主义”或者“传统”。此书的四个讲座无不与此有关：综览式的第一讲分析近代学科分野中知识与道德分离；以谭嗣同《仁学》为主题的第二讲、以王国维“道德团体”为主题的第三讲、以刘咸炘史学中“风”的思想为主题的第四讲，则以个案的方式展现了“低音”的价值；甚至附录中对章太炎和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家思想的分析，都体现了“执拗的低音”这一主题，体现了在“重访”的过程中从“低音”中重新发现历史资源的努力和成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这本书中，王汎森用一种分外诚恳直白的方式表现了身为一名当代历史学研究者的安身立命之处。他在第一讲中指出的，现代学科分界已使客观的知识与伦理、价值、意义等主观的“信”割裂开了，这也暗合了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就已经观察到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separation of spheres。我原本以为，我真是这样实践的：学术是工作，而道德伦理甚至人生观都是自我的修持，两者是可以分隔开的，而且也应该分隔开。但王先生他用他的研究演示给我看：可以不分开，也不应该分开！而他所相信和坚持的伦理和意义，在我的理解中，有以下两点：人文的价值在于反映人的尊严和主体，而人的尊严和主体必是多元的（205）；史家之职责在于“存真实以关联呼应现实”（258）。他之所以愿意去听，也听到了“执拗的低音”，正是因为有这两点。对于这两点而言，第一点可谓是人文学科共同的价值观，而第二点则颇值得玩味。中国的传统是“以史为鉴”，并没有一个从蒙昧到文明的单线进化过程，历史是应该不断回访的，因为在某种普世的、超越时间的“道”的统摄下，现实会不断与历史重合，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历史学者的价值和意义是指向当下的，因为“过去”和“现在”在“道”的层面上是共时的。西方近代历史观却不是这样：在进化的线性时间观中，历史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来，是某种“规则”在时间中的展开；而在历史主义的时间观中，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依然强调了单线时间的基本架构。于是，历史与现实只在因果链上相关，无法逾越时间的鸿沟。因此，所谓“客观”的历史，往往是与当下无关的，历史学家如是呈现过去的种种，就好像科学家如是呈现自然界的种种。在后现代的历史观中，过去整个成为毫无意义和目的的事件流，叙事和意义都是建构出来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看似很“通透”，却无法承载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对意义和价值本能的追求。我觉得王汎森先生的历史观，就是把中国传统历史观中的共时性与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相对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于是既避免了传统史学中唯一之“道”的专横，又避免了后现代史学中无处安放意义和价值的困窘。正是因为过去与现在之间在某个层面上能够呼应共鸣，因此求历史之真实关联呼应现实才是有可能和有意义的，而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与呼应，最后扎根在了“人的尊严和主体”，又是多元而丰富的。这种类似启蒙时代人所有的对“人的尊严和主体”的信重，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是幼稚的，但也是真正打动我的。如果人文学在这个时代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大概也只能落在此处了。我学术的启蒙是余英时的《钱穆与中国文化》，由余英时而读钱穆的《师友杂忆》和《国史大纲》，觉得仍不妥帖，钱穆对传统的坚持在我看来虽能同情却不免迂阔。后来读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觉得中西之后壁仍未打通，直到《朱熹的历史世界》才感觉圆融，但余英时在政见上近乎偏执的坚持，还是让我觉得不妥帖。直到王汎森这里，我觉得完全妥帖了，从学术追求到学术趣味，都完完全全是我理想中的样子。我读书到现在，真的能读到心里去的，温暖而严肃的学问，也就是他们师徒三代人。有时候想想，大概真有“学统”这种东西在吧。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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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新梳理历史上被淹没的思维方式来重新思考历史学研究方式 -
很多东西可以作为治史者之鉴。 -
这货在扯些什么飞机 -
决定去访一访蜀学 -
“电影看两遍”给我启发最大的点。 -
太棒了!我觉得是建立在科学体系上历史思考，尤其第一篇，是用很多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论证的。贯穿整本书的是王汎森先生对历史乃至所有人文学科的认识。历史不是单一的追求事实的学科，他应该包括更加广泛和多样的内容。简单的学科分类其实导向的是单一的历史思考方式。所谓执拗的低音讨论的就是长久被压制或者忽视的思考观点。比如历史研究中的主观部分和时代原因。社会中潜藏的风与势。我还是坚持认为历史是时间的科学，那也就是意味着史家和其历史著作，仍然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主观和时代相联系的部分，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历史材料。书里作者对历史研究者应该做什么有很多自己的看法。 -
主体是去年读的，拖拖拉拉一直没完成。如许多人所言，序和第一讲确实特别有触动。 -
其实道理蛮简单的，但这份理解和感觉，通达的表述很值得学习。也只有在明清以后的思想史才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
给研究边角料赋予新的高度。 -
后见之明 -
角度视野很受教 -
有意思。非常有启发。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其实也有类似的意味 -
我认为“执拗的低音”与福柯“被压抑的知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也即“一系列被剥夺资格的知识”、“处在被认可的知识和科学的层面之下”的知识，这也是王汎森专门辟出一章写刘咸炘的意义所在，刘的“宇宙之网”史学观正是以风之名来重现传统历史书写观念中之“低音”的，所以第一讲与第四讲彼此呼应。晚近中国的表象是中、西”两列火车的对开“，冲突之下却是更为复杂的相遇图景，一批批学人们处理的问题几乎总是如何在新语境中重新编码旧遗产，编码的过程中立场、逻辑、情感却又都在游移不定。第一讲中重新谈到近乎滥俗的“同情之理解”，但语言与例证的生动，令人折服。对“有限性”的承认甚至追求、对人的尊严近乎“老掉牙”地持守，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位历史学家的身上的文人主义气质。 -
看到史料史实和观点争论部分只能干瞪眼，太专业hold不住。但很喜欢且敬佩这本书流露出的治学（吸收）、教学（产出）的思维和态度。挺有启发性，有点刷新我这个外行对历史学科的认识~ -
超級棒！第二篇《心力與破對待》看的略為痛苦導致卡了很久，但之後的幾篇每一篇都很有感覺。我並不是歷史專業也不關心歷史，但是這篇提到的回歸概念，與之後用這樣的方式分析王國維等人，很多地方即使現在看起來都很有共鳴。我始終覺得儒家文化與民主制度/現代社會還只是個做了一半的革命，所以裡面關於中西的對照與思索很戳人心。總能在不同典範中看到一個自己。 -
讲座成书。 -
第二篇直接读懵！哎,良久未读清季种种,已如隔山… -
我一直不太明白，打几星，是对内容的评价，还是阅读的体验，还是学到的东西？ -
第一讲：消耗性转换、有限理性、事件的逻辑、潜流； 第二讲：心力、以太、冲决网罗；第三讲：德罗伊森、道德团体、论政学疏稿、殷周制度论、国史要义、两列对开的火车（*事实不仅是作为认识对象，而是意义关联体中的域化事实）、历史的意义（背棋谱）；第四讲：观风察势（胡适：虽有智者，亦逃不出）、方以智圆以神、事目史体、生民风俗（然班、范而后，史识渐亡，作史者重朝政而忽民俗，详事实而略虚风）、无不有风、时风土风（史以综合为事。横之综合为关系，易之所谓感也；纵之综合为变迁，易之所谓时也）（综合关系，即是史识。观察风势，由此而生）、宇宙如网、道家史观说（史家观变道家御变）、古人不私文辞（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附录一：齐名（扶弱主义）、伪文明-四惑论、反国家主义；附录二：二义、选取（卢曼）、关联呼应（蒂利希） -
引用赫伯特西蒙和艾略特的言论，阐释一种世代相传中出现的隔断与重塑，确为有所发见。 -
(⊙o⊙)…还是在网上找这四讲的视频。 -
只好承认我喜欢读浅的东西，对于经验之谈，总是着迷。 -
尤其喜欢第一讲和第四讲。 -
“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是一个高悬的目标，重返当时，注重后代所书写的主流下的“低音”，或许能让我们再窥一斑，然全豹知否则殊为难说。但，相当重要。全豹本身就像一不存在的终极目的，可欲不可求。历史不是单一主旋律，而是复杂交响乐。学术与道德观念难分难解，去伦理化困难重重。史学应该发现历史的断裂，呈现“切片”，这或许是受了福柯的影响。 -
去年拿了学位回家，于君就给了我这个。暑假在家读它。 -
观察潜流、细听低音，观察潮的转向，王汎森是一位有社会关怀的历史学者 -
察风观势 -
啟發頗多。 -
说出了历史研究中的很多误区 -
四两拨千斤。其实整本都是在“事实的厘清”和“价值的宣扬”二者之间的变奏，在不同学者之间——王国维对开的两列火车，陈寅恪的时代与个人间有分寸的视域的重合，章太炎的激进的保守，他的己所欲勿施于人，中间提到谭嗣同、梁启超、胡适、钱穆几个学者，在学术的人文关怀和“向真理更进一寸有一寸的喜悦”间的位置，点的非常到位。 -
第一讲。 -
“执拗的低音”与“风”两章最佳，王汎森还是传统的思想史学者，能继承余英时衣钵的，唯有此人了！ -
更关注《执拗的低音》里面的低音，即低音中的低音：一、北伐对新旧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二、章太炎思想格局的复杂性对其弟子的影响；三、“风和盐”的比喻，恩格斯已有“历史合力论”之说。 -
想来是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一个概念，又如葛剑雄说的汉族语境下的夷狄是因为他们没能留下史料 -
也许是被论述方式感动到了，虽然并不新鲜，依然觉得方法论上有大启发。对于概念产生背景的爬栉与审视，时时对后见之明/各种倒置以及后出的范畴心存警惕。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最后似乎落到了附录中史学的二义性；恰如文中引的那句陈寅恪，放在文学上亦然。暑假回家记得把刘咸炘翻出来。 -
凝固成文字好像比起听录音的感觉差了那么一丢丢！ -
这次重读感触最多的是王汎森对刘咸炘“风”这个概念的解读。可联系的是蒙文通对“必观其澜”的推崇。刘、蒙皆川人，或许有什么地域学术理念上的联系，我不懂近代学术史，只好猜了。 -
第一章和第四章确有启发 -
“所以要用一切学术的资源来帮助我们。要把西方个案化，也把中国个案化，不是西方普遍化，把中国个案化，也不只是西方个案化，中国普遍化” -
经验表明，一切讲座的问答部分都是不忍直视的。 -
重审，不做武断的判断。http://www.verycd.com/entries/53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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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权力的毛细管作用》预预热~ -
刘巍的书评更有趣，可见大陆与台湾“风气”之差距。 -
照例摘一句印象最深的话：“一个关心时代的史学家是有可能将他的关怀、时代境遇与史学工作套叠在一起，成为一面三棱镜，映照他所属的时代。”王汎森的这个愿望，不知能否实现了 -
王汎森先生对于古今中外学术资源的掌握与利用，当世史家无出其右者！ -
作者文笔真好，用非常简洁精确的文句，来论说很复杂的道理，却异常流畅，让人在阅读时感不到任何滞碍。 -
我就是来补记录的，笔记在二号本里......我要看看我是有多少沧海遗珠还没有标.....大二下读完2014年夏。 -
挺好，精神感冒药，能医小疾。 -
最喜欢刘咸炘那一讲，关于“风”，小川环树也有专论，但偏文学 -
谭嗣同、刘咸炘、二陈尚好，王国维、章太炎有难度。对史学史又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