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起源
出版日期:2014-9
ISBN:9787549555117
作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页数:572页
内容概要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书籍目录
导 读 重新带回国家/刘瑜
序言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第 1 章 政治的必需
第 2 章 自然状态
第 3 章 表亲的专横
第 4 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第 5 章 “利维坦”的降临
第二部分 国家建设
第 6 章 中国的部落制
第 7 章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第 8 章 伟大的汉朝制度
第 9 章 政治衰退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第 10 章 印度的弯路
第 11 章 瓦尔纳和迦提
第 12 章 印度政体的弱点
第 13 章 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第 14 章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第 15 章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第 16 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第三部分 法治
第 17 章 法治的起源
第 18 章 教会变为国家
第 19 章 国家变为教会
第 20 章 东方专制主义
第 21 章 “坐寇”
第四部分 负责制政府
第 22 章 政治负责制的兴起
第 23 章 寻租者
第 24 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第 25 章 易北河以东
第 26 章 更完美的专制主义
第 27 章 征税和代表权
第 28 章 负责制或专制主义？
第五部分 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第 29 章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第 30 章 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索引
作者简介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5）——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重读福山之二：重新带回国家”。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本书第二卷将延伸到当代，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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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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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带回国家刘 瑜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的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见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现出如此之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就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各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博弈纵横，福山试图把近年来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这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在一个学术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的时代，几乎已经没有学者敢于提出如此之气势磅礴的问题，更不用说就此写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体的基础上理解局部，从历史全貌出发定位当代，这更像是一百年前古典思想家的思维方式，而不符合21世纪初的“学术范式”。但福山先生却“偏向虎山行”—某种意义上，这不仅仅是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挑衅：对从技术性细节出发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这一可能性的质疑。但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打开视野的广度又是必然要求。显然，如福山自己所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权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该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也许福山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能称为专家，但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就串连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没有让人失望。一提起福山，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当然，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过去二十年来，福山先生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从2004年的《国家建构》，到2007年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到2008年的《信任：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再到最近出版的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几乎可以说“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渐浮现。甚至可以说，前面几本书都是为最后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对前面几本书的整合与深化。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构成对《历史的终结》的“180度转向”？与其说对同一个问题“新福山”给出了与“旧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说“新福山”所关注的是全新的问题。如果说触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的，根本上而言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那么触动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则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从关注“同一性”走向关注“多样性”，从关注“终结”走向关注“起源”，从关注“人性”走向关心“历史”，这个问题意识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与过去二十多年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在这二十年来，福山和我们一样，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艰难：中东欧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非洲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部落动员、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艰难，乃至最近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与反复……固然，也有韩国、巴西、波兰这样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二十年的风云变幻，使得“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能力。客观地说，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编按：本书译为“负责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参见本书第24页）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参见本书第25页）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相比之下，印度从很早开始就是“弱国家”传统—或许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其国家建设的进程被婆罗门教的兴起所阻截和压制—根据该教的教义，宗教首领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首领的权力。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中东则像是一个“迟到”因而“发育不全”的中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7世纪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则把这个国家建构过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国家建构时间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军事奴隶制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中东的这种国家建构从未达到过中国的高度。欧洲的传统则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建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和贵族势力、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可见，对于“政治为何如此多样”这个问题，除了开篇谈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强调的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过程中，政权与社会不同集团的力量对比与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制之间的发展顺序。换言之，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二“国家建构”越成功越好吗？显然不是。在书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当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而“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 （参见本书第137页）秦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其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型”。那么，为什么对政治发展的“国家建构”维度格外强调？与其说这是因为福山过去二十年有一个价值转向，不如说他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现实形势如何？在书中，福山时不时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就那些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国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机。“现代民主制的失败有各种情况，但21世纪初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家能力的薄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作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的长期生存。”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形势的演化使他越来越担忧，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中，人人过于强调前者对后二者的伤害，却往往忽视国家能力同时往往也是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书中的努力，是试图弥补这个认识上的盲点。换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对国家建构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与民主。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福山认为，过度宣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索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实际上索马里的经济一团糟。同样，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他也对“社会放任主义”的观念（姑且发明这个词）进行了批评。我们今天习惯于把英国的宪政发展归功于“教会”、“贵族”等社会性因素对王权的制衡，却没有足够重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社会并没有失去对王权的尊重—它从未失去其保守主义的这一面。如果王权越软弱、一个国家就越容易实现民主和法治，那么世界上最早实现民主和法治的，不应该是英国，而是匈牙利—13世纪初，匈牙利就产生了匈牙利版的“大宪章”，但是在匈牙利，贵族如此之强大，王权如此之弱小，以至于政治体制演变成了“寡头统治”。正如美国南部社会的种族主义、印度社会的种姓文化所展现的，“社会性因素”未必就代表了先进文明的力量，它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此外，福山还对没有国家能力保障的“法治”发展表示质疑。他对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扩展秩序”表示异议：在他看来，法治在英国的生根不完全是“自发秩序自然演进”的结果，无论是早期的国王、后来的教会还是诺曼征服之后的中央权力，都曾相当大程度上诉诸自上而下的强制或干预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三对“国家建构”如此强调，是否可以说，“新福山”已经否定了“旧福山”？“旧福山”二十年前的观点已经“过期作废”？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但对《起源》一书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不如说他试图用《起源》去完善《终结》。何以如此？福山与中国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即，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处方”。因为他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在《起源》一书中，他的判断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与问责不足”。“推断有问责体制的社会会最终战胜那些没有它的社会，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在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当代中国，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参见本书第436—437页）同样，不能将福山对“社会因素”的警觉视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敌视社会。固然，他强调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将一切社会自发性力量当做文明的动力，但是，当他试图解释英国道路（问责制政府）与法国道路（弱专制主义）更不用说俄罗斯道路（强专制主义）的不同时，他诉诸的解释因素恰恰是社会力量的强大和团结程度。在英国，贵族、底层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团结构成了抵御王权、达至宪政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被法国王权瓦解分化，而在俄罗斯，他们则对王权几乎是彻底依附。因此，从价值上而言，似乎始终只有一个福山。虽然对世界各地情势的总体判断使他现在更强调国家能力—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贯彻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纸空言，而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作为基本秩序的维护者，民主很可能成为民粹的狂欢。但如果脱离语境，将这种强调应用于那些国家能力已经超强甚至过剩的国家，就成了认识上的刻舟求剑。四问题在于，强调“国家建构”，矫枉可能过正。如何把握国家能力的“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难题。对于思想者而言，一个悖论在于，时代往往是有意义问题意识的来源，但是为时代写作又有可能导致问题感的短视。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过一次矫枉过正的经历。为了超越民主专制类型学的政治学视角，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表达了统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更体现政治发展的观点，并在这个意义上把美苏归为一类而不是两类国家。他的这一观点曾经启发了几代学人，但是到1989年，苏联及其阵营的垮台则某种意义上否证了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国和苏联并不是一类国家。当福山频繁地将国家能力强化等同于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化等同于“政治衰败”时，同样的危险也隐约可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观点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条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当做武器弹药。固然，一定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秦朝、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会最后崩坍—摧垮这些政权的，并不是权力分散化、封建化带来的“政治衰败”，而恰恰国家能力的无度拓展。更重要的是，法治与问责使国家能力的发展变得“有价值”。对比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我们会发现，由于法治原则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问责原则中的自治与参与精神，这两个维度具有内在价值，相比之下，国家能力则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几乎不会有人认为不顾及民众死活的“强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我们才能把它视为褒义的“政治发展”。如果不划出这条界限，一味将国家能力的深化称为“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下沉称为“政治衰败”，这既不合乎我们的伦理直觉，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国家能力的相对“衰败”使法治与问责的“发展”得以可能。而且，正如福山自己在书中指出的，“马尔萨斯的世界”—缺乏科技革命的农业社会—和“后马尔萨斯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国家建构在政治各维度中显得格外重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赖于对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夺，而占领土地和掠夺人口则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但在一个“后马尔萨斯的世界”里，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而科技创新与资本安全则更多地依赖于法治与问责制。换言之，即使历史上国家能力曾经是政治各维度中最重要的一面，在一个已经彻底变迁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如此则并非不言自明。在制度选择问题上“重新带回国家”，一定程度上，福山过去二十年的个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走向。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变迁使然，也是知识的逻辑使然。冷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应，而不仅仅是用历史必然性来“一言以蔽之”。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对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的追问。如果说《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历史的终结》有明显超越的部分，大约就是对其“历史决定论”色彩进行了涂改：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起源》是对《终结》一书的推翻，不如说是对它的救赎。（本文原载《东方早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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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没有说到本质，或者说装糊涂，东方专制最大的问题是血缘世袭体制无法培养出合格的领导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专制体制对社会强大的动员整合能力则会使竞争力倍增，英国王室的方法是孩子出生后送到平民家中生活，这样孩子成年后对社会有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在秦朝，王室弟子也是要上前线立功的，但在独尊儒术后中断了，此后培养出了一系列何不食肉糜的昏君乱臣，国家不败亡才怪。所以，说来说去都是老问题,儒毒不除,国难不己,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为什么只要一旦陷入到“尊孔反孔”的这个周期律中，必然也就要陷入到兴衰更替时间极短的另一个周期律中。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儒家学说的本质才造成的。 孔子尽管被儒家传人尊为是鼻祖，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又被后世的许多人美誉为是平民教育的首创者，但是儒家学说的源头与核心内容却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而《周礼》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维护王朝统治的纲常制度。所以，不管孔子为其增添了“成仁”，孟子为其增添了“取义”，还是后世那些名儒、耆宿为之增添了多少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容，然而儒家学说都始终没有跳出为统治阶级效命的范畴，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任何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全心全意地为皇权加官权服务。在阶级社会里，文化为皇权加官权服务的根本途径，就只能是愚昧和麻醉被统治者，通过对被统治者进行思想麻醉和精神控制以及性格上的弱化，以达到接受、甚至是顺从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的目的。 儒家就是儒犬，是为了皇帝服务的虚伪君子的代名词！满嘴满篇仁义道德，全心全意吃喝嫖赌，天天呼唤礼义廉耻，时时不忘坑蒙拐骗一两句说不清楚,有些词发不上来,详情可百度 文有第一透过虚伪看本质,儒家能代表先进文化吗？儒家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富裕繁荣吗？儒家能在世界文明的竞赛中成功、胜利吗？纵观历史，答案都是否定的。儒家思想的精华在于用“礼”来模糊人权，糟蹋人权。将社会分成严密的有利于封建专制的等级奴隶式思想制度。 将法律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乃至边缘化，让生存在等级社会中 最底层的人沦为“礼教的奴隶”。儒家礼法治理下的社会，法律性同虚设，司法依附行政，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巨大的腐朽和无序，动乱一触即发，可万历十五年，一切都显得盛世安详，丝毫意识不到三十年后即将发生的一切。开朝的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陈腐没落积重难返，如何避开这个被诅咒的历史怪圈？只在于我们是否有尝试的信念。只在于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有尝试的勇气。 -
很精彩的一本书作者见识非常广，对世界历史和政体做了深刻的研究涉猎的内容很多，但书还是挺好读的，很快就看完了对于中国的评论，其实因为已经了解了，亮点不大比较感兴趣的是 土耳其 的历史特别是军事奴隶制的表述，因为对这段历史不大了解为了同样的目的，科举制还是比军事奴隶制要好很多但科举制还是无法避免世家，四代三公这类情况出现军事奴隶制的基础是邪恶的，虽然是有效的土耳其帝国也维持了很多年，与欧洲列强战斗力很多年对于印度历史的描述也很有趣，故意将奥义非文字化网上也没有找到《吠舍本集》的译本，可能没有翻译过来吧有机会还是想看看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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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进行中，可读性很高的学术巨著。 -
让人着迷的政治制度史 -
下半年再度一遍 -
读到东方专制主义时，正好在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还是类历史论证更有趣 -
初读福山 颠覆了很多固有的观念意识 如霍布斯 洛克等启蒙政治学者的自然状态说 不可否认的是每个时代对自然状态的解释必然带有该时代的强烈历史背景
结合近日所读的人类简史人类社会不平等现状追根溯源到底归根于农业革命带来的可分配财产增加与私有制的诞生
关于政治发展的前提基础来源于血缘亲属 宗教 合法性的承认欲求以及规范意识的总结非常中肯
政治制度非常重要 其存续往往与既得利益团体挂钩
国家起源于来自战争的威胁
国家永不会消亡 好的国家其存在必然与法制和问责息息相关
尚待继续整理 -
写这么大的题目实在是有勇气 -
读完老师的开始读学生的，对于秦制的定义很科学，然而直接跳跃到明有种学生写论文下结论即视感。对印度的判断也是如此。 -
很艰难的啃完，完全没能构成系统的在这堆文字里打了一个滚，大概也就沾了点儿墨迹。 -
对于在当下这个学科专门化、细分化的时代，还有雄心和勇气撰写通史性宏大叙事的著作的学者，首先要抱以敬意。这本书穷尽了人类社会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各种政治发展模式，并试图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政治秩序的发展规律，但与其说是一部政治学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政治史著作，其叙述远大于分析。跟二十年前板上钉钉地认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不同，福山在本书中对各种政治模式的判断是暧昧和相对的，这点转变值得玩味。 -
看的是12年10月黃皮版 -
在经济学霸权主义下给我新的视角。但是对具体历史和国家的分析，总给我一种“辩证法”的诡辩印象。 -
對於人文閱讀量小於100本的人絕對是本好書。筆者至少將糅合在一起的現代化進程。進行了一些拆分。嘗試建立客觀體系評價各種政府。雖然模型過於粗糙和糟糕。但方向總是好的。文章用非人格化和親屬關係形成一個區分。但有些過於執着這種區分。因爲人類普遍是從親族部落過度到國家。好像一涉及家族主義就是倒退。讓人覺得美國因爲有了布什和克林頓家族。就重現了部落性質一樣。這不得不說是政治學家爲了強調自己理論。有點不管不顧的劣根性。無法打開家族的複雜維度。無法意識到憑藉宗法建立的文明。就無法理解祖宗之法作爲約束君主權力的手段如何存在。將一切家族成分解讀成部落時代的依存。和國家對立。似乎對猶太人和華人的社會活動。社會組織。喪失了基本解讀能力。當然對於缺乏這些具體知識的人。本書打開的分析維度。以及其涉獵之廣。皆有可取處。 -
国家建设，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是作者认为的现代国家需要具备的三大要素。当然政治是个如此复杂的东西，我们从历史总结出理论，却很难预测未来，因为回望历史，变局往往发生在某一时代背景的一些偶然事件中，所以政治学是一门马后炮的学科吗？ -
福山立了个政治发展框架：国家建设，法治、负责制度政府，然后把世界各地各种形态的政治演变套进这个框架去解释政治秩序的发展。不好的地方在于拼凑感太强。 -
国家能力，负责制，法治 -
20160218开始，断断续续看了一年，终于在2017年第一天看完。提供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角度。绝对值得每个人都去看的一本书。 -
不晦涩不难懂，还挺有趣。但是我这种看了就忘的人只好边看边梳理着做笔记（。 -
太爽了一口气看完！角度好 -
这本书由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所著，对于当前政治制度的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找出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书中认为优良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取决于三个条件：国家力量、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民主？）。文中讲述了中国、印度、西欧、拉美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分析。如认为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标准，领先了1600多年，但缺少了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文中的分析有很多有趣的观点，如只有制度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伊斯兰教国家没有法治，匈牙利的国家力量太过薄弱，大宪章不是英国代议制政府的主要原因，拉美是由于家族制无法建立有效政府。本书应是比较政治学的一门重要著作，里面的有些观点我是头一次看到“人类从未在无社会状态下生存”，“社会交往建立在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的原则上”，“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认同” -
通过本书对政治制度起源的历史介绍，我们会发现，某种制度的出现很多时候是由于历史的偶然因素。但众多制度中，能够存活并流传下来的，必然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的某种普遍需求。这些需求会随着处境的不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当代的发展中国家要重蹈中国或欧洲社会所经历的一切。 -
havardly sexy -
读的关于大历史的书愈多，越加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是生而为人最好的选择了，未来也不知何去何从。人类真是自讨苦吃的唯一物种。 -
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
熬了几个通宵看完的，还需第二遍。 -
扩展世界政治史基础知识，给人很多启发的一本书。 -
2016年 第四季度书单 -
2016-5-13 -
思路清晰，通俗易懂，对中国制度的分析到位 -
又是一部超5星好书！翻译略有瑕疵，但也阻挡不了强大的内容！ -
中国特色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报告 近来个人思想也有左转倾向 尤其是正在经历中国超英赶美的时代 当年执迷的东西纷纷崩塌 福山认为 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参政议政热情和威权政府之间的冲突 另外一个好的观感是 这部与时俱进的政治学作品终于弥补了其它史观在视角和尺度上的单一与局限 可能是以千年为单位的 难怪他会成为中共政治局的座上宾 -
对比出真知，纲举目张 -
其实还是可以看看的，福山的观点不见得对，但起码他还是挺坚持自己的观点的 -
收获很大 -
看到第一个短评是江绪林老师的，感慨万千。俄罗斯一章福山仅仅引用了7本书，仅凭7本书就做出了定论式的判断。在中国和法国的叙事中存在很多问题，如果其他部分也像中国和法国一样，比较的意义就微乎其微了。
总之是比较政治学的通病的集中体现，我对福山整体的框架和严谨性深表质疑。 -
1.历史的终结中所构造的体系并未根本改变2.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三元公式，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负责制3.将秦视为第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将中国作为在形成强大国家能力方面的典范4.福山对中国的家制与政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存在问题。 -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好像是给了四星 -
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却还是没看懂多少的书。 -
厚度吓人，但读起来挺平易近人。福山老师的涉猎可真广啊。 -
国家、法治、责任制 -
非常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国家的几个要件,法治,负责制和国家官僚制度. -
读完这本书，就再也不用我去解释诸如“为什么中国人blabla，而人家国外blabla”这类贴标签问题了……很多都是人性问题，古今人类文明相通，而非中西方差异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开始真正讨论文化学上的文化差异。书读得少就会陷入扯皮 -
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宏大叙事“应当抱有比自然科学界的对应物更大的谨慎。应当看到的是，福山在论述“负责制政府”的创建中，并未给出足够多的观察和案例——当然，案例本身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以使我更加信服。社会是如何将国家的野马套上了缰绳？我还需要继续阅读寻找答案。 -
三点论的政治理想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中国史的梳理上略弱。 -
从他对中国的论述大体没错来看，全书称得上高度概括、高屋建瓴了。其他国家的论述实在因为自己知识匮乏，只能跟上大致的脉络，细致的理解确实缺少旁证的支持。这种迅速梳理、浏览数千年世界政治的大历史，很有节奏的快感，非常值得一读。难得他在各种制度互相比较的同时，不过分偏向，可见学养修为的进境。 -
第一次读政治学理论的著作，一个月里啃完也是蛮累 -
敏锐性与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通过机会发掘与问题意识来组织和提炼知识（从而产生智慧）的能力，而非非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对人性（同一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是追问，关注终结更不能忘记探索起源。 -
看完都没去标，现在才想起来，看来这本书确实没干货 -
#翻书# 福山的第二本书，可以说是对于历史终结论的完善之作，从国家能力切入，阐述其与法制和问责的平衡关系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中国就是国家能力超强的代表，到了最后作者也认为中国的未来搞不懂呀 -
政治秩序是否进步取决于各阶层（中央政府、贵族或既得利益阶层、士绅或中产阶级、第三等级或无产阶级和农民）是否能在国家、法制和负责制政府的互动中取得广泛均势。平等的承认定义了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国家建制过程中最重要的敌人是“表亲的专横”，中国是建立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最早的国家，但这起源于秦的先进制度仍反复受亲戚裙带困扰，汉确立了文官对武官的占优低位，唐反而在倒退。穆斯林的军事奴隶制度、天主教会基于经济私利动机改变婚姻和遗产规则，都帮助打破家庭藩篱，但难免反复。法律是凝聚社区有关正义的一组抽象规则，部落时期已有，演变为法制还需要管理机构和正式程序。天主教会的叙任权斗争使其自治、建制，宗教权威的确立也使统治者倾向于承认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负责制不止是社会约束国家，也是国家对抗寻租社会阶层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