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4-3
ISBN:9787100103541
作者:丛小平
页数:336页
内容概要
丛小平 历史学博士，美国德州休斯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社会、近现代思想史、近现代妇女史、近现代教育史。本书英文版2007年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中国留美历史学会2008年杰出学术贡献奖。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绪论
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明清时代的学校、教师及19世纪后半叶的教育改革
1. 明清时期的学校体系与教师
2.19世纪后半叶教育改革和教师问题
3. 明清时期的女学与现代女子教育的转型
第二章 教育与社会的转型：师范院校的兴起, 1897-1911
1. 师范学堂与社会转型
2. 从母亲到女教师：女子师范学堂与国家建设，1907-1911
3. 从旧式文人士大夫到现代教育家：以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为例，1904-1910
第三章 在政治动乱中建设民族国家：民初的师范学校，1912 - 1921
1. 以教育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基石
2. 以教育独立与教师职业化促成国家建设
3.职业女教师群的出现：1910年代的女子师范
第四章 寻求“现代性”和“普世性”：壬戌学制下的师范学校，1922–1930
1. 1922年教育改革中的师范学校
2. 1920年代教育和教师的问题
3. 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女子中等师范的衰落
第五章 现代性与中国农村：乡村师范的兴起, 1922-1930
1. 艰难的现代乡村教育
2.乡村教育运动的兴起
3. 改造乡村社会的实验：晓庄乡村师范学校, 1927-1930
附录：程本海：乡村小学教师应有的本领
第六章 国家权力渗入地方社会：乡村建设中的师范学校, 1930-1937
1. 重建国家控制的统一师范学校体系
2. 国家权力的延伸：规范师范学校与教师
3.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乡村师范：三个案例
4. 内陆地区教育发展的亮点：30年代的女子师范
第七章 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师范学校与30年代的社会政治变革, 1930-1937
1. 对现代教育与共产党乡村革命的重新思考
2. 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社会流动
3. 社会革命的温床：山东、河北的地方师范学校
4. 江西苏区时期的师范学校：1929-1934
结语
文献、书目缩写凡例
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师范学校不仅在教育现代化中发生作用，见证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改良与革命，更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留下清晰的在场之证。
本书着眼于1897年第一所师范学校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十年间中师范学校的历史，跨越教育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界限，将师范学校的变迁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讨论师范学校变迁、教育改革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复杂互动，为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化历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书所论，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具有相当的解释能力，与当下社会也有着重要的相关性。
本书是对民国时期中国师范学校研究的重大贡献。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和持续已久的封建制度何以在民国时期瓦解与转型，以及是什么导致了1949年的变化。
——魏楚雄(George Wei)，澳门大学历史系
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学者都会在这本专著中发现有益的内容，对女性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感兴趣的读者，也能就教育在构建新的民族国家时的重要性找到一些新证据和材料。
——海伦·施耐德(Helen M. Schneider)，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历史系
在过去十年间涌现了很多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丛小平的著作在其中尤为出色，它着重研究了二战前教师培育制度的社会作用。
——饶海蒂(Heidi Ross)，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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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田波澜原载《东方早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4/25/content_884515.htm“乡村教师成为处于现代都市和传统乡村之间的‘夹缝人’。”这是美国休斯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丛小平在《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下称《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对从师范学校毕业出来在乡村任教的教师群体的社会角色与心态的一种描述，这个描述准确地呈现了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中国教育体系改革的特点，及其亲历者承受的命运与使命。 与传统的教育史研究不一样，丛小平的这本书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师范学校教育史研究，而是以师范学校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转型等为契机，探究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学校教育之关联的一部著作。相对于此前的从传统到现代这种过于单一和简化的历史叙述，丛小平更为注重的是教育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呈现的“地方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等之间的关联。 丛小平和师范学校有很深的渊源，上世纪70年代，她父亲在一所师范大学工作，他们家就住在学校里面。后来她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并在陕西师大任教数年，不论亲历还是直观，她都能感到师范院校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2年她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却发现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虽然相当深入，但却不全面，对师范教育的研究付之阙如，完全忽视了师范教育和师范学校的角色。而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师范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教育的近代转型虽然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但是这个过程在每个民族、每个社会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其原因在于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前近代历史。所以，一个成功的近代转型必须是在与自己前近代历史的衔接中发展演化出来的，成为自己历史的延续而不是断裂，所以教育的近代转型必须从传统和现代性的互动融合、相互渗透的角度去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理论上的自觉与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丛小平敏锐地注意到师范学校史这个“小个案”背后的大问题，她在通过长期的文献阅读、口述采访和研究探索后认为中国的师范学校历史体现的恰恰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渗透，从而体现出了师范学校的历史延续性和主体选择性。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中文版上个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版2007年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中国留美历史学会2008年杰出学术贡献奖。日前，早报记者就师范学校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功能与命运等问题专访了丛小平。 师范学校的发展是个动态过程 东方早报：第一所师范学校——南洋公学的师范院——建立于戊戌变法的前一年（1897），1997年，中国庆祝师范学校建立一百周年，媒体发起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报道师范学校走过的世纪历程与百年功绩。但是，这些报道和纪念活动往往是将师范学校作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教育机构来凸显，在你看来，师范学校发挥的作用还有哪些被今人常常忽略的层面？ 丛小平：从社会实践层面上看，师范学校的独特性使其在清末的社会转型和旧式文人向现代教师的转变中、在民国时期的国家建设和语言统一中、在社会团体借助本土资源进行的教育实践创新和乡村改造运动中、在1930年代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渗透中、在20世纪女子教育的转型和女性进入社会途径的开拓上，以及共产主义革命在1930年代的东山再起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展现出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独特历程。中国师范院校的命运与社会转型、政治变革息息相关。 东方早报：近代中国的教育从整体趋势来看，是一个“去中取西”的过程，这也是欧美所谓现代教育模式的全球化过程，与此相伴随的就是中国从晚清开始兴建各种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日本、欧美留学，特别剧烈的断裂就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强调与地方性传统衔接的师范学校在教育全盘西化浪潮中扮演的角色？ 丛小平：我想，近代中国教育的整体趋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去中取西”的过程，20世纪中国的历史，包括师范学校的发展，应被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并非是单一和线性的。更具体地说，师范学校的发展体现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重要进程中：一是全球化进程的本地化；二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整合。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作用的、同步的，是在互相冲突、互相渗透、互相纠缠中进行的。 强调现代化的“取西去中”和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必然将中国近代的历史看成是一个大断层，前者取代后者，克服后者，后者又必定反抗、拒绝前者。而本书则强调在这两个重要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现代性对传统的继承性接受以及传统对现代性的选择性改造。传统在现代中延伸、转型、更新；现代接受传统的渗透、调适、改造，在其过程中，二者难分难解，在特定层面上互相排斥，又在特定情况下互惠互利，形成一种完全崭新的发展过程和社会模式。这种观点就避免了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教育的现代化就再不是一个西式教育制度取代中国旧的教育体系、现代与传统对立的过程，近代中国历史就不是一个大断层。在这一视角下，传统鲜活的存在仍然有价值，它的许多活动是有意义的，许多方面可以在冲突中渗透转化并获得新生，而不是一个完全要被抛弃的整体。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教育的近现代化的过程不是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拷贝，也不是以建立西方教育制度为目的的一个过程，而是以中国教育和社会为主体，基于本土的实践过程。 历史研究，而非单纯的教育研究 东方早报：《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从书名来看像是教育史的著作，但其实整本书涉及内容特别广泛，有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重视角。回顾和反思20世纪中国的师范教育走过的历程，你特别注意到了“历史有着惊人的重复性”，这种“重复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估当下中国的师范教育现状？ 丛小平：本书试图跨越教育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局限，以师范学校的变迁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展示一些传统史学家和教育史家所忽略的角度和层面，寻求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过程作出新的论述和评价。所以，我更倾向于将本书视为一种历史研究，而非单纯对教育的研究，不仅因为我本身是历史学者，而且因为教育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地限于教育本身，而是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单从教育视角是无法说明教育的问题的。另一方面，从教育来看历史则又给了我们新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回顾20世纪师范教育走过的历程，做一些反思，从而重新思考现代化理论，跳出以西方为摹本的现代化模式的思维方式，克服视传统为现代化之对立面，必将取而代之的观念。我在书中提出了对美国学界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因为中国师范学校的存在成为一个难以被置入“标准（西方）现代化”论述框架的例证，所以始终被西方学者忽视。 对于“历史的重复性”，我想要说的是，历史的一再重复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在书中强调，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体系改革的动力，有一小部分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压力，顺应全球化的趋势，但更多的考虑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西方的制度为改革提供了一个思路，成为一种参考。但是，在改革以后，教育体系中原来存在的问题依然引起相当大的困扰，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出现了，又要面对。例如20世纪中国教育中不断浮现的问题是书本知识与社会应用、外来体系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也就是本土化的问题。前一个是前近代教育体系中本来就存在的，而后一个则是教育现代化以后新出现的。这些问题在清末时出现过，在民国时期出现过，在1949年以后也出现过。 为了解决新式教育的本土化问题，本土教育家进行了各种改革和实验。例如1922年的教育改革家在政治上的无力感让他们想要以教育解决政治问题，于是仿照当时最先进的美国模式，引进美式教育体系，结果引起严重不适，才有了乡村师范的兴起。1990年以来的教育政策与1922年学制改革思路相似，也在仿效美国模式，但是现在看来，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我在书中也提到，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始终要面对乡村社区转型的问题，这个问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由于西化式教育改革以都市教育（以都市为中心并服务于都市发展的教育模式）为导向，抽空了乡村人才和社区领袖，造成乡村社区不断萧条、瓦解。上世纪20年代后期，以晓庄师范为代表的乡村师范，试图探索一条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现代化模式所不同的路径，用以指导乡村的现代转型。他们想通过为乡村社区培养领袖人才，领导乡村的现代化改造。其实晓庄师范学校的实验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在1958年的教育改革中间，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一再浮现。现在乡村地区的青年依然被“抽出”村庄，乡村社区后继无人。虽然从整体状况来看，目前中国教育状况也许十分接近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现代化派”的理想，但是也仍然存在本书中讨论的18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面对同样的问题，满清政府试图解决，而1922年壬戌学制的改革者们以及陶行知们都试图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推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从不同方面试图解决相同的问题。这种现象表明，近代以来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当历史曲折回荡之后到了21世纪，我们仍然要面对乡村社会转型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20世纪的本土教育实践给我们的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东方早报：从你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你对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状况的忧思：“1990年以来的教育政策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乡村地区的青年依然被‘抽出’村庄，上完大学以后再不回乡，乡村社区后继无人，破败之象已经显现。而偏远乡村学校仍然存在着缺乏资金和教师的现象。更有甚者，将乡村少年集中上中学，缺乏家庭照顾，潜在的问题会在不远的将来爆发。”20世纪中国师范教育和师范学校的历史，能否给我们提供一点扭转当前乡村教育和文化的日趋衰败状况的资源？ 丛小平：关于乡村教育部分，我的确提到了对现行教育体系和方式的担忧，因为国家整体推行城市化的政策，很多乡村地区已经成为空村，即使村子有人，也多是老弱妇孺。1990年代以来的教育变化一方面确实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有所帮助，但许多地方的做法是将教育资源集中起来，让年幼的学童离开村庄，到镇里读书，或让中学生在县城集中住校。缺乏家庭温暖和父母管教会对儿童心理和青少年成长非常不利。我担心这种幼年时家庭温暖、父母关爱的缺位会在儿童心理上造成很深的创伤，但这种创伤的结果往往要到成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所以我对目前不少地区的这种做法心存忧虑，希望在教育制度改革时不单纯以读书识字为目的，而是以儿童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为优先考虑。 1898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设计了中国未来的教育制度，一百多年过去了，目前中国教育状况也许十分接近他的设想，因为国家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地区，从统计数字看，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但是时常有报道说，边远山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不尽如人意，仍然存在着缺乏资金和教师的两大难题，这是清代后期以来就持续存在的问题。不同的是，现在的地方政府也许不那么缺钱，但是在配置资源时却常常忘记了这些弱势地区与群体。而且，乡村缺乏合格教师的问题不能仅靠城市大学生短期支教，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东西以保证这些地区与儿童的利益。从这一点上看，20世纪的师范教育中规定教育服务年限的做法有一定借鉴作用。 地方师范学校与共产主义革命的传播 东方早报：华东师范大学刘昶教授写过《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讨论乡村教师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你在著作中也特别讨论了地方师范学校在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与传播中的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生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参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丛小平：刘昶教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中国革命底层动员的状况。以往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过分重视革命理论、政治冲突、权力斗争、阶级对立、政策纷争、军事行动或者国共双方政治人物的起伏兴衰、高层决策等，最近几年有些人则沉溺于历史人物的秘闻轶事。这种研究深受历史大叙事的影响，偏好重大事件和上层精英，极少注意到教育的发展以及受教育人群的变化对社会政治力量版图变动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在研究底层社会运动时，很多著作强调农民作为革命的力量和主体，但对于谁是基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谁将一种源于西方的社会理论转化为农民理解的语言，转化为对农民现实利益的关切，能让农民组织起来支持革命，总之，对于谁是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的桥梁这样的问题缺乏考虑。因此，历史的因果链条在这一点上似乎缺了一环。我的书中所提到的师范学校学生成长为地方革命领袖，但仅仅涵盖了他们在学校内部成长的过程、接受训练的过程，对于他们离开学校后的革命活动未能进行进一步的追踪。刘昶的研究则清晰地回答了教师们离开学校以后，如何在村庄中进行动员农民的工作，如何建立革命的基层组织等等问题，从而填补了历史链条上缺少的环节。 我对地方师范学校在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师范学校学生在校内卷入革命的各种因素和过程进行了分析描述。首先，师范学校的学生，尤其是在乡村师范，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在1930年代，不少学生家庭经济每况愈下。第二，他们都是乡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通过激烈竞争的入学考试就证明了他们的能力。这一批人有优越感，因此他们对社会的阶级分化深感不平。第三，展望前途，他们已注定要困守乡间，拿着低薪，与城市隔绝，几乎没有改变自身状况的可能，现代教育未能给他们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第四，进入师范学校后，他们接触到了一些现代思想，一些激进的社会理论，使他们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反思。1930年代国民政府注重都市化发展的现代化政策虽然在城市中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他们在重建乡村中却遇到困难，尤其是乡村经济凋敝、社区瓦解等问题难以解决。这些青年从自身处境出发，感到国民党的现代化和乡村政策并未改善其自身和家人的状况，反而使其日益困顿，于是他们要求一种不同于国民政府注重都市现代化政策的变革。第五，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软弱，使得共产党激进的革命政策与民族主义更有吸引力，因而他们也更容易接受共产党对乡村问题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1920年代末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左翼知识分子逃离城市，隐匿于乡村学校，将激进社会思潮带入乡村并组织各种社会活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似乎对这群不满现状的学生更具有吸引力，共产党组织注意到了这个群体，将其发展为中共的基层力量。 -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一书源于丛小平副教授的博士论文，该书英文版于2007年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荣获中国留美历史学会2008年杰出学术贡献奖。在该书中，作者跨越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建立在丰富的学校档案、清末民初规章、教育杂志等文献基础上，把师范教育的发展置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进程中，考察师范教育在民族国家形成和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该书对如下几个议题的关注使其在师范教育研究领域颇具特色。首先，全球化背景下新式教育的本地化。在该书绪论中，丛小平回顾了已有近代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假设，并指出其背后隐藏的或明或暗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作者认为，新式教育在中国近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并不是现代压倒传统，取代传统的过程，而是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动态过程。师范学校的发展体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重要进程：一是全球化进程的本地化；二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整合。（P14）所谓全球化进程的本地化是指在教育近代转型这一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本土教育家融合本地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而对近代教育所做的创造性转化。（P15）从而使近代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延续而不是断裂的关系。作者指出，尽管从晚清以来中国先后师法日本、美国、法国以及苏联，但师范教育的这种延续性不断呈现：癸卯学制与明清时期教育体制的延续性，民国初年与清末改良派对女学观念的延续性，国民政府十年与明清以来对地方初级教育的介入的延续性以及新中国与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面临资金和师资缺乏问题的延续性等等。可以说，作者通过对师范学校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与转型的探讨，为我们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近代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体选择性和历史延续性。主体选择性是指中国在学习西方教育时并未完全照搬西方经验而忽视中国背景条件和本土文化资源。历史的延续则表明了在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形式一再复现。其次，中国近代国家建构视野中的师范教育。对于丛小平而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整合。而近代学校对于国家统一、灌输国民意识、创造民族身份认同的功能使得晚清、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以及苏区政府为建构近代民族国家而采取不同的师范教育政策，试图利用师范学校控制和改造教育体系，为地方社会提供教学和教育管理人才。可以说，师范教育自诞生之日起便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国语统一政策、女子教育转型、乡村建设运动等议题的分析，丛小平为我们展现了在不同时期政府对于现代国家的不同想象与构想中，师范教育所经历的兴衰起伏与历史功绩。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丛小平对民国初年师范教育在国家建构中作用的研究方面。作者指出，尽管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无力推行统一的国家建构政策，缺乏对全国教育的权威管理，然而地方教育人员形成的分散的全国性网络替代了业已瘫痪的中央教育部门的职责和功能，以学校和地方教育组织为依托，以其专业化的职责和对国家责任的认同努力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和国家统一，弥补了中央政府缺位对教育发展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第三，师范教育政策的社会学后果。美国社会学家斯考切波指出，国家政策的实施往往都既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又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情况。在该书中，丛小平较好地兼顾了这两方面，不仅考察了不同阶段师范教育政策是否实现了政府预期的目标，还着重分析了政策所带来的意外后果，而后者恰恰是传统教育史所忽视的。如丛小平指出，晚清教育改革将儿童初级教育纳入正式教育体系使得建立公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必须，女子教育由此完成转型，从士绅家庭为维持社会地位的生存策略转变成国家为达到民族强盛的重大战略，于是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的角色合法化。（P55）在这方面，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对国民党政府三十年代乡村师范教育政策造成的社会后果的精彩分析。三十年代共产主义革命的崛起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大事件。已有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指出了日本对中国农村的扫荡迫使民众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以及国民党及地方精英退出乡村为共产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提供了机会。然而共产党是如何抓住机会动员民众的，动员民众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谁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丛小平通过对山东、河北两省乡村师范学校的史料分析表明，国民党政府大力推广乡村师范学校使得乡村师范学校成为社会革命的温床。乡村师范学校不仅促进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与传播，而且为师范学校学生卷入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作者对国民党政府乡村师范教育政策的社会后果的阐述完善了师范学校及乡村师生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因果链条。当然，本书也存在若干不足。除了作者在书中承认的对于某些问题的史料占有不足外，作者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内在的脉络、维度未予细分，从而未能细致探究师范教育在每一具体维度以何种方式促进或阻滞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此外，作者着重探讨了师范教育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对于国家建构对于师范教育的作用则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有待于对师范教育以及近代教育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互动关系的进一步研究。
精彩短评 (总计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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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给三星，第二次带着问题读给四星。 -
近几十年来，民族国家的建构已经成为中国的学术热点。丛小平的《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以坚实的原创性研究为基础，独到地论述了师范学校在20世纪初中国教育与社会的转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言，从女性地位的改变到乡村建设，从民族救亡到共产主义革命，都与教育改革的实践及影响相关。本书以创造性的视角，拓宽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错综复杂的变化的理解。——中国留美历史学会2008年杰出学术贡献奖评委致辞 -
关于乡建与乡村师范教育两者的关系论述是全书的高潮，论述有见地，具有启发性，此领域值得深入讨论。 作者文字功底很好。虽然是史料论证基础上的著述，但没有一般此类著作行文干燥乏味，当然更没有某些思想史研究者刻意藻饰的毛病。 关于女性教育的讨论占了四分之一强的比例，个人觉得可能有时这样反而会导致论点过于偏移，毕竟女性师范教育的问题牵涉面更为广泛，不能简单地统摄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论题下。 -
第五章和第七章精彩 -
本书是对民国时期中国师范学校研究的重大贡献。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和持续已久的封建制度何以在民国时期瓦解与转型，以及是什么导致了1949年的变化。 -
师范这个角度和线索非常好，但其实关于书名中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社会转型三大标签论述得都远远不够。后半部分相对来说精彩一点，师范学校与中共发展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 -
作者对西方教育史研究相当熟悉，对学术前史梳理与对话堪称典范，受益匪浅。简要谈两个论点，一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地化问题，反映在大学史研究中则是最近出现的一批研究抗战时期大学内迁问题的论文，已成为大学史研究新热点。二，师范生与共产革命的兴起问题，王奇生先生在讲座中曾屡次提及师范生这么一批“二流”知识分子如何制造革命，新革命史研究者应予重视。另外，对叶文心提及的“异化的校园”（alienated academy）问题，个人感觉反而是本书说得通透。 -
全书其实三星半即可，但第七章关于师范学校与共产党复兴的勾连完善了摩尔、斯考切波等人关于抗战爆发后，在日本和国民政府无法控制的农村地区，共产党得以兴起和壮大，其基础精英即与乡村师范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为本书的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