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2
ISBN:9787533460129
作者:谢泳
页数:361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1991年3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7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巳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目,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月1日。”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

后记

1998年,这本书印出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它还能有再印的机会。本书原就是一册当时写作的合集。那时,雄飞兄事业正在兴盛期,他想到要我来编辑一册小书,多是出于友情。他对此书不在意,我也不在意。说实话,我当时更在意的是它能带来多少稿费。    此书最初编辑时,我想把感觉多少还有些史料价值的文章都编进去,但结果并不如此。有些文章,出版方面通不过,我也只好妥协。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观察)研究》主体部分能收入此书,是雄飞兄尽了很大努力才达到的结果,我要特别感谢他。当年雄飞兄主持“黑马文丛”的时候,参与者多是少壮青年,我虽然也忝列其中,但已不是青年,更不属“黑马”。当时这批丛书作者曾有一个在全国巡回演讲的系列活动,一度还被人称为是“踏雪寻梅”,虽然雄飞兄多次相邀,但我每次都婉言谢绝,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我人届中年,对浪漫活动早失兴趣。如今“黑马文丛”作者早已星散四处,还能和雄飞兄偶尔举杯的,大概我算一个。    2007年,我到厦门教书,偶然遇到一些好读书的学生,他们多数表示对这册小书留有印象,这令我稍感欣慰。如果这册小书能让有些青年对文史研究产生兴趣,或者因此对正统的历史有些怀疑,那我则是喜出望外了。    感谢德良兄一直催促我重版此书,没有他的热情,我不会再有兴趣做这件事。更感谢建刚、红梅夫妇,他们为此书的编辑做了大量工作。    因为《(观察)研究》后来已单独出版,此次重印将这部分完整撤下,另补充了一些还未结集的新文章。书名依旧,但应当算本新书了。这是我特别要说明的。

内容概要

谢泳,男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后任《黄河》杂志社副主编,转而研究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出版过《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等著作。他的文章平稳舒缓,但在平缓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想和个人风格。2007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以知识分子、“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逐渐闻名。

书籍目录

第一辑   天凉好个冬
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視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
——《普及吴祖光)
晚年冯友兰
晚年费孝通
寂寞钱端升
安福三才子
天凉好个冬
普及吴祖光
陈寅恪与周扬
张东荪这个人
吴晗的悲剧
过去的教授
遥想教授当年
常风先生
冯雪峰的悲剧
第二辑 毕竟是书生
1988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40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了。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杨树达的屈辱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汤用彤的顾虑
汤用彤写序
陈垣的转变
顾颉刚的恐惧
晚年贺麟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失望的王芸生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尹达的学术道路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第三辑 无奈的群体
1948年,张申府因在《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被开除出了民盟,1951年张东荪又出了那事,之后的运动不断,仔细一想,整批倒下的都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再说张东荪》
再说张东荪
胡适与冯友兰
怎样评价傅斯年
吴世昌的选择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晚年曹禺
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舒芜:回到起点
范文澜的无奈
谁给了周扬压力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无奈的群体
以小见大
三个教授的命运
第四辑 谁在思考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做人的底线》
过去的大学生辩论
为什么怀旧
钱锺书与西南联大
反认故乡是他乡
自欺欺人
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论战的规则
做人的底线
学者的道德
胡适的学生
金岳霖的名言
北大往事
有意味的百分比
电视与学术明星
1959:谁在思考
西南联大与中国大学教育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第五辑 书生私见:旧史料与新观点
我想对中学历史教员说句话:我们现在教授历史的方法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个人,但我想说,虽然大制度一时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告诉学生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历史教员不能完全以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来传授历史知识。我有这个感受,主要来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学生判断历史的思路。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
——《历史教员的责任》
当明引不当暗袭
陈寅恪谈学术规范
如何理解档案解密
学术批评要与人为善
知青的最后辉煌
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历史教员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危机时代中的西南联大
老北大和老清华的外聘教授
恢复高考与阶层流动
张芝联译《英国大学》
关于《沁园春?雪》的两条史料
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
几则读书札记(七则)
第六辑 知识分子的抉择:离开的与留下的
如果说有一种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旧清华身上,而新清华就其主导的教学风格与学风而言,和其他同时代中国大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指当普遍的政治气候主导一切的时候,清华能够特立独行,而显示其个性和风格,在新清华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气质在清华作为整体精神风貌呈现出来,相反,在新清华的蒋南翔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总能和现实政治达成平衡的清华,而不论这种政治是进步与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些曾经引为自豪的清华自由主义精神瞬间消失,“听话,出活”成了一种新校风,把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在班上,这种新时代的创新,很难让人再想起清华的自由主义精神。
——《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
胡适的直觉
胡适关心黄晖
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
怎样理解舒芜
储安平与季羡林
给储安平的一封信
二钱与陈衍之关系
钱锺书的“代笔”之作
钱锺书的科举观
关于金礼仁
费孝通的一封信
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
李拓之译《英译唐诗选》序言
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
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
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重版后记

编辑推荐

《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修订本)》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民国和当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名著。书分六辑,前四辑:天凉好个冬、毕竟是书生、无奈的群体、谁在思考。1999年文化艺术版《逝去的年代》的第五辑是“《观察》研究”,考虑到谢泳先生已在2005年出版了专著《储安平与<观察>》,故删去此辑,由谢泳先生新增两辑:“第五辑 书生私见:旧史料与新观点” 和“第六辑知识分子的抉择:离开的与留下的”。这两辑采撷自谢泳先生近几年所撰之尚未结集出版的知识分子研究文章,约14万字。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全新的著作。


 逝去的年代下载 精选章节试读 更多精彩书评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结果便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的自由知识分子与中共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控制展开了长期艰难的斗争。这批知识分子的命运折射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其所遭受的无妄之灾也直接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的坎坷历程曲折。纵然儒家文化极力提倡“忠恕之道”“和睦友善”,但整个国家在列强环伺下摇摇欲坠、独木难支,农民被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紧迫的社会现实给知识分子们以很大刺激,他们将鲁索、孟德斯鸠、达尔文等英美法思想家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主张,但最终却不得不在儒家文化、西方启蒙思想与共产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一、 自由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是指五四运动后,以胡适为第一代代表人物的、追求“自由、理性、公平”等基本价值的知识分子的统称。这个基本概念取自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书,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首先,这代知识分子很多接受过传统式教育,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儒家经典,无论是“打倒孔家店”,还是“中体西用”,传统文化都对其一生的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这批知识分子大多出过国,或在国内受过前辈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熏陶。这使得他们思想相对开明。最后,这批知识分子小部份飘落海外,大多数留在国内的,也分别在1957和1966年遭受思想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其历程构成了整个民族悲剧的一大章节。劳思光认为,“仁”“义”“礼”这三个观念,形成孔子儒学之核心。 简单地说,“礼”便是“序”,长幼、尊卑均有序,所以要“正名”,即名义相符;“义”是“礼”的本质和正当性所在,约等同于今天的“道德”;而“仁”则是了解和实现“义”的方法,包括忠(私念之消除)和恕(意志之纯化)。同时,孔子反对暴力,强调文德。至阳明,儒学逐步走向德性之肯定,“内归于一心,外达于万物”,所谓“内圣外王”可说是其终极目标。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学强调的价值观是:解决问题时要和平而非斗争,接人待物要忠善而非敌意,人际关系要和睦而非尖锐,修养来自内在思考胜于外在驯化。那共产主义宣扬的是什么呢?很巧,共产主义的主张恰恰是儒学所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相信能够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达到完美的乌托邦理想。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理想和主张并不是自欺欺人的口号或虚言,因为“斗”这一核心观念,也是与毛泽东及中共的主导思想合拍的 。此外,计划经济、思想管制 等具体措施又与刚从封建负轭下解脱出来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大相径庭。这样,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具体行动上,共产主义都与中国近现代自由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中国近代共产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一股对儒家文化的逆流,这也就注定了后来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被改造、异化和消灭的悲剧。所谓旁观者清,当时塔斯社驻延安翻译阿里夫的说法更印证了这一点:“(大学生)一到了特区,才发现要就此与所有家人及社会完全断绝关系……男人只敢跟‘党指定的女孩子’结婚。婚后夫妻不得同居,因为双方各自在不同的工作地点“设籍”。他们只准在星期六会面,而且通常须经组织核准。”“谦恭有礼的中国传统美德在此已荡然无存,他们的谈话都是很乏味、做作而粗鲁。” 怎么能相信这样专制严密的统治会给自由知识分子一条出路!后来相与印证的史实俯拾皆是:1951年5月,中共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11月,发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10月,批判俞平伯、梁思成;12月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2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下半年,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此自由知识分子陷入长达三十年的灭顶之灾。二、 内外交困以及自由知识分子的抉择似乎完全没有理由担心这些知识分子会投向共产主义怀抱,遑论最终被推倒在红色中国的车辙底下,“零落成泥碾作尘”。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最尖锐的矛盾,并不是国内走哪条道路,而是在帝国主义鲸吞蚕食下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而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完全迎合了各个阶层拯救民族危亡的共同愿望。和很多人所想象的不一样,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的影响并不微弱。就我看来,这种误解一方面是大陆学生长期受“势单力薄的正义必然战胜人多势众的邪恶”这样简单历史观影响,以及中共为渲染艰苦奋斗史而不惜歪曲史书的恶果;另一面是由于港台及海外华人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恐惧和厌恶,不能充分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以为共产主义就只是中共愚民的宣传把戏。谁能想到,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反共理论权威戴季陶,年轻时曾大力推广社会主义,并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还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呢?戴老这样的国民党元老服膺共产主义并不是特例。事实上,共产主义“火”虽“星星”,却借五四运动前后的政治形势而四散蔓延,早已呈“燎原之势”。它并不是平地一声惊雷,也不只是中共的巧妙宣传,而是有其深刻背景和生根发芽的土壤。所以,如果要了解当时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共产主义时的犹豫心态,就必须先阐明当时的形势。早期叛逃国民党的中共将军龚楚回忆说:中国农民大多是乐天知命、敬业乐群的,最支持暴动的就是农村中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所以所谓打土豪就是刁民的强抢。 后来见到的一些史料也印证了这类型的事实。如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农村普遍缺乏文化,特别是农村土改时期,打头阵的积极分子往往并非是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而是农村的一些地癞子、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心狠手毒,决非善良之辈。” 这些史料并没有错,但它们共同忽略的一点是,为什么如此老实的农民会那么容易被挑动起来?这些所谓的“乐天知命”的美誉,并不是农民与生俱来或者受教育得来的,而是在数千年里地主、官员镇压后的“习得性无助”。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宣传口号是如此有煽动性,要知道,煽动性不仅体现于修辞,更体现于内容。“敦厚亲爱”、“亲爱精诚”怎么比得上“打土豪,分田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的实在?东北战场反败为胜的历史很能说明这点:“一仗接一仗,伤亡大,俘虏没法送,就随抓随补,听口音是老乡,就说你到我们班吧。老乡见老乡,首先唠家乡。你家几口人呀?村里有没有土地呀?地主干活吗?地主吃什么?你家吃的什么?一天行军没到头,一个人差不多就赤化了。”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农民不老实,而是这种老实不是儒家文化所希冀的“道德自觉”,而大都是高高在上的文人、地主、士绅所赋予的,文人墨客的笔法在变,千百年来的中国农民却没怎么变,而这才是决定后来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所在。此外还有一点,儒家文化是最纯粹之“道德形上学”,对于事物规律不细究, 从而导致忽视自然科学的弊端,却遭遇西方坚船利炮、“奇技淫巧”所代表的“科学”。在科学大行其道的时代,顺之则昌,逆之者亡,儒学的式微也就成了必然。当反抗外来入侵、呼唤民族独立的渴望大于对人权的向往时,富国强兵也就必定取代民主自由,科学也就取代儒学,对物质,尤其是军事和工业产值的追求就超过对人性的尊重。正如1923年胡适撰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词不是民主,不是自由,不是平等,就是科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包括老舍在内的一大批文人、科学家在听说新中国成立后,都迫不及待地回国建设;为什么曾经笑话过德国纳粹个人崇拜的季羡林,竟然会自发地、“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 ;为什么李慎之老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中坦诚:“我曾经长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是这个时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着喊了。是真心高喊‘毛主席万岁’”, 这不是一个人的特例或者“奴隶性”,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只因为近代中国遭受苦难太深,积重难返的局面太久,而当一个新中国“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时候,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都选择留在共产中国。只可惜“矫枉”终究“过正”,造成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劫难。当代历史学家唐德刚曾撰专文,认为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非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个纳粹和希特勒来;搞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搞出些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生命;自己临死之前也开始忏悔,胡为乎而然呢?”近代中国抛弃儒家等传统文化而选择“先进的”共产主义,谁又料想得到会是这般下场呢?三、 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但是儒家文化和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的自由知识分子,终究和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共不是同路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无法接受简单粗暴、忽视人性的共产主义的,而共产主义也无法完全相信他们的诚意,接纳这些“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终留在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很少,而且大都被“赤化”、异化和改造了。这点我们既可以从前人已有的统计数据和文献数据中得到,也可以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传记为例证。从谢泳对解放前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观察》的调查统计来看,《观察》的撰稿人——大多符合自由知识分子的标准,列出的72人中未离开大陆的,除去在1957年前就逝世的外,大多不是被打成右派,就是在文革中遭到不幸。 而在其对四十名著名知识分子调查中,也是在1957与1966年达到两个高峰,“恰好揭示了这两次运动的实质”。 从所谓“教授中的教授”、近现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我们能以管窥豹。吴宓1961年秋在广州谒陈寅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队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势,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化,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对此谢泳评价道:“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文革时,陈寅恪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被洗劫,心力衰竭逝世。而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的论断今日看来仍是极具前瞻性:“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思想自由);唯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而那句他被打为五大右派后作为“罪证”之一的名言更是脍炙人口,直至今日:“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储结局更为凄惨,被列为不予平凡的五大右派之一,至今死因不明。最后,从张国焘被打倒后的一件事我们可见一斑:“(我的)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汉奸)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张国焘是在北京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从学生会中历练出来的共产党员,但到最后创立中共的北大人们,从李大钊、陈独秀到张国焘都先后凋零,共产主义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所引发的文化毁灭殆尽(绝不仅仅是儒家文化)、民族自相残杀、文人万劫不复、国家濒临崩溃的悲剧,就也再也不是北大这群自由知识分子所能控制得了了。【结论】1947年,杨人楩发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文章,引发对“自由主义”的讨论。他说:“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民族创造力音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 后之视今,犹叹“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愿中共能彻底实现其诺言,再也不要整知识分子,给中华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能以自由发展的空间。脚注:事实上,毛说过,如果他父亲在世,至少也要被划成富农“坐喷气式飞机”;而中国早期革命的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在湖南农民运动时直接被斗死,李立三当时写信求情都没有用。见史景迁着《天安门——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温洽溢译,时报文化出版社,2007年。思想管制并不是由马克思直接提出的,实际上,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有权发表意见的理想社会,而且身为一个深受禁令之苦的编辑、报人,至少马克思在新闻上是很开明的。喉舌论、“工具说”来自列宁,在中国首先提出“喉舌”的是康有为。见许静《大跃进中的政治传播》,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P191。原文为: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然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然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原文:我竭力想把当时的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热泪盈框。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惊叹他说话总是那么简洁,那么有力,那么响亮。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在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话。这种感情,到九点多钟广场上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带领着北京各大学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天安门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达到顶点。
  •     谢泳先生一直是我敬佩的学者,虽然只有中专文凭,但是其研究出的东西,发表的文章比很多经受过专业训练的教授有价值,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几十年来掌握的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逝去的年代》里文章不长,甚至浅显,标题也短平快不太符合现今读者猎奇的趣味,然而治史要求的是严谨,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文中很多地方受删改,如一处杨振宁说“不愿让洗脑”,很明显的语法错误,然而此处少了些什么不言自明。我想此书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他表现了在一个怎样黑暗的时代(这也是很多公知所热衷控诉的),而是通过各种破碎的史料向我们勾画在那样一个时代之中知识分子们的生活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给历史涂上它本来应有的颜色,而不是流于当局规范化的空洞叙述或是某些人苍白无力的控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今天最激进的革命者也许正是日后最狂热的篡改者。当代治史者们,重要的不是编出多么高端的“史识”,钻入故纸堆,档案袋里找出些有价值的史料,这样我们才能把叙述变得鲜活,把禁忌变为常识。
  •     《逝去的年代》是多年前看的書了。還記得當時看此書時,有些地方所受之震動。現在讀書多了,見識多了,對此書,不復有當年的那種震撼性了,不過看到福建教育出版社13年2月出了新版,還是買了一本。此書第一版是1999年1月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再未重印,大概是趁著98、99那兩年大陸出版監管部門打盹的時候出的,以後不許再印了。今隔了14年,始重新再版,但是與原本已有很大區別。進步的地方,是裝幀水平提高了。1999那一版的封面實在是太醜,對不起內容。這一版的裝幀,要好的多了。但是內容上卻有巨大的遺憾,是把1999版的第五輯《《觀察》研究》整體撤除了。這一部份是原書的精華,當然不是說其它4輯不好,但是,去掉了這一輯,確實使原書有所失色,雖然新增了第5、6輯,這兩輯也有價值,但去掉了《《觀察》研究》,使得本書雖然仍然不失為好書,但畢竟分量減輕了。這次比對新舊版本,發現舊版後記說:“这本集子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丁东和贺雄飞两位先生,是他们的热情,使我能有机会把这本差不多5年前写的书再拿出来。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这本集子中一部分内容是我过去出版过的书中已有的(主要是一些随感),这是我特别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因这样做有背于我过去的习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在1994年完成的《〈观察〉研究》一书仅有十几万字,这在目前条件下单独出书是有一点困难的,而我一直想让这本书能有机会与读者见面,为此我同意了贺雄飞先生的意见,收入了另外一些文章,就成了现在这样一本书。”據此可知,當初出版99版的時候,很大程度就是要推出《《觀察》研究》,《《觀察》研究》是重頭戲,其它4輯是為了拼夠數量能夠出書才加入的,現在此書重版,卻把《《觀察》研究》整體撤除,雖然決不能說買櫝還珠,總令人有傷筋動骨之感。當然,此次新版這樣做,也有合理的理由,即是如作者新版後記所說,《《觀察》研究》這部份後來已單獨出版(2005年出版,名《儲安平与《观察》》,中國社會出版社版),這樣從此書撤出,似也是合理的。不過,據知,《儲安平与《观察》》在個別文字上,進行了修改,鋒芒較《《觀察》研究》有所減弱,這當然是出版管制的壓力所致。記得幾年前在書店翻過《儲安平与《观察》》,當時看的是《張申府的《呼籲和平》一文》,即感覺與我過去在99版《逝去的年代》中看到的原文有個別文字差異,力度不如原文,原因當然是容易知道的。所以,99版《逝去的年代》的《《觀察》研究》,其實是不能由《儲安平与《观察》》一書所完全取代的。此次,新版《逝去的年代》不收《《觀察》研究》,是否也有逃避出新版這一部份有些文字不得不竄刪這一關呢?用剛拿到的13版,與99版的電子書比對,除刪去《《觀察》研究》外,原來的4輯,2013新版比之99版,有3篇的標題進行了改動。是:《冯雪峰的悲剧》,99版篇名爲《毛澤東爲什麽不喜歡馮雪峰》《胡適的學生》,99版篇名爲《毛澤東是不是胡適的學生》《北大往事》,99版篇名爲《毛澤東與北大》這三篇的篇名,2013版和1999版的,那個更貼切,是明明白白的,此次把貼切的改成不甚貼切甚至不著邊際的,原因當然也是明明白白的,都是為了在標題中避免出現毛澤東三字。不知是審查時被勒令改的,還是出版方自己先行“自律”。近年,出版界刪篡原書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為人們注意的,大致有三種情形:1、外國圖書出版大陸中文譯本時,進行刪竄。2、港台圖書出版大陸版本時,進行刪竄。3、1949以前大陸圖書出版大陸新版時,進行刪竄。現在看,還得加一點,有的大陸出版的新書,隔了數年,出新版,也要刪竄。

精彩短评 (总计40条)

  •     陈列大量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国之后的遭遇,个别语句辛辣,游走在审查的边缘,遗憾的是并非专门著作而是文集,显得零散而难以连贯。
  •     “一个时代,不管处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     还没有时间认真阅读,经历过动荡年代的我,想从书中勾起回忆。
  •     围绕49年之前的杂志《观察》,谢泳用几十篇短文描述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纯正的人文气质。可惜每篇文章都很短小,所记述的内容难免显得粗略,权当轶事来读罢了。
  •     三星半。值得一读,但仅此而已。
  •     外行看不出门道
  •     2013年11月12日阅毕。
  •     书不错,质量也挺好的,价格相对比较合适
  •     看看这些上世纪人们的追求,会让我们汗颜,我们不知今昔是何月,长风破浪在何时
  •     点滴之中见沧海……
  •     读此书,内心五味杂坛!自由何其难?看到这一代人的命运,仿佛一下子梳理清楚了现代史。从未被如此打动过,致敬!
  •     以前读过旧版,今天看到新版就拿起来翻,老实说要不是书里的大牛镇着,一星我都嫌多。每篇文章就是摘录某大师生平,然后发一段比微博还短的议论,无趣浅薄至极
  •     书中重复内容太多,不知为何。与此前读过的一本书相似度很高,否则可以再多一颗星。
  •     自由知識分子的丁酉之變,很好。
  •     刚好毕业那年,听说谢泳被厦大破格聘为教授,课程很受欢迎。最近读他的这本《逝去的年代》,越发觉得大学时对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知之甚少,有的只是(甚至不可能进入)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人名。虽然这本书里有些仅六七百字的文章很不过瘾,但还是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和丰富的史料,算上给自己补了课。
  •     建国后知识分子们的处境早在他们选择留守大陆之际,迎接他们的宿命已然确定。个体挣扎与学术研究的发展终究难逃政治斗争的倾轧,异质年代的屈服,后人可以理解,但他们自己绝无原谅自己的理由。正如杨振宁所言,加入美国国籍放弃中国国籍,他就知道永无机会获得父亲的谅解。行为可以理解,感情不可接受。
  •     谢泳 逝去的年代 修订本 福建教育2013,主要翻一下新增的那部分,即第五、第六部分。之前的第五部分为《观察》相关文章,因出版了《储安平与观察》,那部分删除了。20130424-26
  •     还未看完,却让我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当代文化现状感慨万分!
  •     在这一点上,董时进和储安平是有远见的。他们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     此书就是作者感慨大合集。但可将本书作为一个引子,由此发散去查阅其中提到的各种人物和事情。
  •     很好,很快,很有思想性
  •     据说新版拿掉了一部分关键内容,剩下的这些文章的确不够有料了。
  •     短篇集,耐看
  •     深夜读史,手不释卷,心绪难平。"大时代里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的夜里做个清醒的舞者",着实不易。
  •     一份高水准的中国现代学术著作必须具备的四项基本要素是:著作在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年代产生;著作在建国后被否定被批判;作者当过右派;作者在建国后的学术贡献难以企及早年水平。
  •     认识了很多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才知道我们大学生根本不算什么。希望自己读大学会变得更加有担当,有责任感。共勉!
  •     谢泳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 年轻的视野广阔的有深刻见地的有骨气的历史学者 断断续续读完这本文章集子 深刻感受关于过去一百年中那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 我们该记住的没有记住 不该忘的忘了太多 直至目前 就历史`人文`社会学方面来说 中国大陆假文化假知识还是太多
  •     大学时代读的书。第一次读谢先生的书时真以为他是个老头子。哈哈哈~
  •     共和国成长及知识分子的复杂体验,谢泳用良知引路。但据说此版是删减版,有空把99年的一版找来看看。
  •     本书值得一读。只有回头看,才会发现我们失去了什么。也只有回头看,我们才能寻找到曾经丢失的东西。那个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已经逝去。可是毕竟有这样的人在记录。只要记录,他们就还在,我们也能寻找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让我们明白生命可以如此丰富,人可以如此有尊严的活着。
  •     吴恩裕,294,310
  •     1999年版的豆瓣评分8.4,2012年版的评分是7.6,这就是禁忌变成常识的结果。现在不复有当年的那种震撼性了。
  •     储安平足以。
  •     花了一周读完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么多大知识分子,如此悲惨的下场,读之真是令人心酸啊,1949后大师们基本没有成就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不同,最后的结局当然完全不同。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这就是人生。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     在学校时,听过谢泳老师两次讲座,他的这本成名作却直到现在才读。谢泳07年以中专学历入厦大做教授还挺轰动的,而后有停课传言,未知真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脉,在49年以前是“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49年以后则是万马齐喑。如果把这本书继续往下写,可能就要纳入王小波、艾晓明这一代了,或许,也包含谢老师自己?
  •     9月闲书
  •     有些太学术性了 看的也有些小混乱 感觉作者个人观点偏重 外行更难看通透
  •     又了解了一些史料
  •     很庆幸还能读到这样的书
  •     就内容来说,今天还很可读,仍不失其意义。小标题里毛某某均被砍了头去。
 

外国儿童文学,篆刻,百科,生物科学,科普,初中通用,育儿亲子,美容护肤PDF图书下载,。 零度图书网 

零度图书网 @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