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琐记》书评

喜欢

之前看过 上学记，巨流河，都很喜欢。作者有笔力，有经历，大都心态平和，有独立思考在里面，对自己的价值观也有坚守。大概就是属于写的又好看有耐看。十余年左右的动荡，至今仍未解封，从这些书里，了解一些真相，更好 认识历史与人性，也多一些反思。历史充满了值得探索的地方。

飞鸿踏雪

《监狱锁记》这本书，当初购进时只因它在2013年各大读书榜单中一枝独秀。没有鲜艳的封皮设计，看似土气，透着平凡，作者王学泰老先生虽是社科院老学者，在大众文艺圈里也不算是出名。本书却凭借着朴实、真诚、坦率的语言另所有阅过的读者对这本书爱不释手。首先不得不先介绍一下此书的背景，否则对于在“号子”里呆过的人谁又会有什么好感？本书是作者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3月—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中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所以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也决定着与现在我们印象中的监狱是有着明显差距。一般来讲，文革十年的大致时间是1966年至1976年，所以作者在75年因一本《推背图》和几句闲语成为阶下囚，在现在看来已然是荒唐至极。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没有接触过监狱和犯人的人们对于监狱生活抱有一种神秘感，以为关在其中的都是一伙青面獠牙的人物。其实，号子里人与当时社会上的人没多大差别。”在阅读此书之前，除了在电影当中，现实谁曾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犯人。作者以其坦然平和的心态讲述着那三年多在监狱中碰到形形色色人的与奇奇怪怪的事，对于一个委屈入狱的人，他是如何接受这一切的？作为一部纪实文学，难得看到有如此认真的人文学者如此专业地、详实地、可以说几乎不带有太多个人情感地记述着那段残酷的历史画面，我认为此书今后必然会成为真实可考的历史资料。举一个书中提到的徐璋本老先生为例，他本与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搞反导弹的。只因几句玩笑话在1957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至，历经20年牢狱之苦。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很多。狱中犯人有才华的人更是会另人刮目相看，乐器、编演、木匠、文学各类人才都找得到。由于时代特殊，怪案奇案也是比比皆是，让人有捧腹、有唏嘘、有遗憾、有感慨。总之，像现在这样身处一个安稳的社会大环境之中，我们也应该觉得幸运了。

道德认知的价值

“我们时代不是一个平常的时代。它是在非人道的压力下沉重前行的时代，是经历过罕见大规模恐惧的时代，距离可能的毁灭并不遥远。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奢侈地享受超然，但是就怕承受不起。” 这是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在评述文学批评的功能时，对“我们时代”的一种阐述。这种阐述恰如其分地呈现了我阅读王老《监狱琐记》的一种感受。王老所描述的时代不是我的时代，但是这种历史积淀在今天依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吸引着许多人去窥探其中的究竟。在文革这个扭曲的时代里，确实有一些人可以奢侈地享受超然，把坐牢当做一种享受，而且不关心是否承受得起的问题。也只有在这样的年代里，坐牢对于某些挣扎在温饱底线的人而言，反而成了一种庇护，而不是拘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施暴者也有阅读过歌德和莎士比亚的，文革的施暴者也有毫无保留忠于一种信仰的。在这些受过文化滋养的施暴者身上以及他们身处的时代里，文学和文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道德认知到底具有多大的价值？如果人的行为和动机没有受到道德认知的约束，反过来就有可能会变成施暴的理据。王老的《监狱琐记》描写了人，记述了事，还记录了史，他以个人的生存经验为读者呈现了他的时代里，那些不可思议却又实有其事的事件，确实深深吸引了我。一个上午的时间，我读完了整个文本。并将其与此前读过的类似作家（如谢泳等）的作品相比，他叙述的条理性更强，故事性更浓。斯坦纳说“当我们捧读一部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虚构还是理论，都会有同样的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正是在这样的震颤中，使得我的阅读在敬畏中前行，在残缺的认知中前行。

最倒霉的是……“怪人”

最倒霉的是……“怪人” 李公明 发表于2014-03-02 09:14《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王学泰先生的《监狱琐记》（三联书店，2013年10月）是作者作为“反动学生”在1964年至1969年被强迫送往农场劳动和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至19..　　王学泰先生的《监狱琐记》（三联书店，2013年10月）是作者作为“反动学生”在1964年至1969年被强迫送往农场劳动和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至1978年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北京第一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这种回忆录性质的文本一般来说自然具有两个层面的价值。首先是作为历史记忆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其次是作为作者对所亲历的历史事件和生活遭遇的思考与研究，本身就具有历史研究的学术与思想价值。关于第一个层面，作者作为人文学科研究者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在“后记”里作者提到了日记与回忆录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日记当然要比回忆录可靠，但也有例外。关于回忆录，作者就自己的记忆是否准确的问题做了这样的说明：一，至今仍能保持三四十年前的记忆，靠的是经常说，说一遍就加深一层记忆；二是从狱中带出来的读书笔记，“这些带出来的文字虽然不是记载监狱之事，但看到这些写于监狱的文字总能在脑中唤起对当时情景的记忆”（第303页）；另外是三四十年来通过电话或会面，常与狱友的交谈。作者说，“进过监狱的人，大约一辈子也难摆脱监狱的记忆。”（同上）我相信这些都是有关记忆的真实说明，但同时还应该看到作者本人记忆能力极强。据记者报道，王学泰高中时酷爱古诗词古文，利用坐车上学的时间背诗词，能够熟背唐诗三千多首，光杜甫诗就能背六百多首。应该说这是惊人的记忆力。在书中也写到当年在监狱一场大病之后，作者对于丧失记忆力的可能性非常惊悚，“靠着病床默写起背过的文章和诗词”，三四天下来就默写了好几百首（第212页）。因此，我相信该书作为回忆录，记忆可靠性是有基本保证的。　　在第二个层面上，作者对亲历的历史事件和生活遭遇的思考与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个专题：　　一，关于1963年至1966年的高校清查“反动学生”事件。的确如作者所言，在196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中这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甚至鲜为人知的。由于这是作者的“监狱时代”降临前的第一次人生劫难，因此在正文中只是在第一节中比较概括地讲述了基本过程。但是在书后却有附录二《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和附录三《1963年-1966年的大陆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这个专题。作者认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专门以大学生为清理整肃目标的就是这次从1963年到1965年的清理“反动学生”运动，据内部承认三年共清理出一千多人（第6页）。在中国政治运动史和现代教育史研究上，这次事件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是以“学雷锋”运动为序幕，“现在许多人认为‘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其实当时真正的目的在于抓阶级斗争”（第264页）。第二，当时学生的真实状况较多是缺少安全感与幸福感，私下会发些牢骚；而书呆子，特别是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再一认真，则不为当局所容；有些农村来的学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目睹农村的惨状而对大力宣传的“大好形势”不能适应，难免背离主流舆论；还有不少人的“罪行”更是匪夷所思的怪诞不堪（第247页）。第三，学生的自由选举是事件前奏。1962年北京一些高校的个别班级在选举班干部的时候，有学生在系总支的安排之外自由选举了一两个班干部，1963年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把这种“选举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信号（第3页）。第四， 自由言论是触发事件的直接原因。1963年6月北京地质学院尚育森投书中央广播电台，驳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并要求公开辩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向毛泽东报告此事，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教育部据此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于是在1963年暑期前开始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清理“反动学生”， 尚育森等第一批“反动学生”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第264页）。第五，惩治思想罪是事件的明确性质。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要在“清理思想”的基础上再作鉴定，通过才能毕业。在北京档案馆有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领导吴子牧1964年7月18日的关于本届大学毕业生“鉴定问题”的讲话原稿，要求特别注意清理有关“困难时期”、“三面红旗”、“国际反修斗争”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在运动进行到最后阶段，宣布“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第267页）。第六，学校与社会联手监控是事件的自然延伸。运动结束后的学生档案有明有暗，对那些通过“保卫手段”所获得的关于学生的“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要“暗挂，作为人事材料”转到任用单位去。作者最后总结说，“可见当时‘清理思想’和‘毕业鉴定’的真正目的是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控制。”（第4页）仅此数端，已经足以写出大半部中国现代教育的政治史。　　二，关于以阶级斗争话语为核心的司法体系。虽然是平实而浅白的“琐记”写法，但是作者的回忆一方面全面涉及了司法的刑侦、审讯、关押、判决、服刑、释放等环节，另一方面通过对狱中芸芸众生背后的生活史与社会史的敏锐观察而把司法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恰好是从司法与社会这两个最重要的维度揭示了那个特定年代中的以阶级斗争话语为核心的司法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从面到点的视角转换，制度与现实生活及社会心态的自然交织，底层生活的环境、语言、技艺、习俗等感性描述，所有这些汇聚在“琐记”中的因素使它成为了中国当代司法研究中的重要文本。　　三，几个独特的研究专题。一是由悼念毛泽东逝世活动而产生的“罪行”。“因为毛主席逝世而进监狱的，大多是农村的，可能与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低、不了解当时形势的严峻和罔知顾忌有关”，作者称作“可入‘拍案惊奇’的个案”（第170页）。如在9月9日对外界事情昏然无知而照常唱着山歌的老陈被判刑二十年；在9月18日的追悼会会场里无意识地吃了一粒花生的老农民被判了八年。当然也有另一个极端案例，从小因为家庭问题而没有患上崇拜病的二十岁的胡智竟然在9月10日和他的小伙伴们背着吉他要开“庆祝会”，作为北京当时最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被判死缓（第190页）。二是关于清查“五一六”，“根本就没有一个称做‘五一六’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认为“五一六”的起因“反映当时北京一些学生向往发迹的投机心理”（第183页）。三是关于监狱独特的话语体系。“语言有很强的社会性，监狱是个相对独立于正常社会之外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中造就了独特的话语。例如每个看守都被称为‘政府’，他们也以此自称。”（第102页）如果认真梳理、分类的话，类似的研究专题尚有很多。作者有一个说法是，“在那个时代最倒霉的不是好人，更非坏人，而是‘怪人’”（第9页），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深思。

王先生和他的监狱

初识《监狱琐记》是参加了豆瓣同城上的一个读书会，由王学泰先生和几位嘉宾推介交流。寥寥数日读完此书，手不释卷，或唏嘘，或感慨，或捧腹，或哑然。王先生在展示监狱生活全貌的同时，也刻画了监狱里的芸芸众生，更折射了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荒诞。书里记录的虽是苦难，但文风却是苦中作乐，甚至以苦为乐。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从书中读到了关于那个年代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更是有感于王先生对苦难的大度和坦然，感慨颇多。看监狱：监狱即社会杜威说，“学校即社会”，王先生说，其实监狱也是社会。社会上有的，监狱里基本都有，“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抵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收容所、K字楼还是一监，从管理方式，到犯人之间的小圈子，都是大社会的缩影。监狱里的看守即是“政府”（事实上在监狱的通用语里就是这么称呼的），犯人即是“民众”，管理制度就是法律。监狱中犯人有工作，有生活，有学习，有交际，有娱乐。监狱中的“民众”在“社会”中各有各的分工，有人监督看守，有人维持秩序，有厨师、理发师、电工、木工等等；而在“民众”内部，则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人拉帮结派，有人特立独行，有人挑拨是非，有人左右逢源。在这个小“社会”里，也有与大社会一样的规则与潜规则，它既身处大社会之中，深受大社会变迁的影响；又自成一体，有着异于大社会的精彩。看人物：监狱中的众生相“监狱中的众生相”是读书会的题目，但是读书会显然对“众生相”谈的少，对“监狱”谈的多，我倒觉得这个题目更适合这本书，应该比“监狱琐记”好些。书中用了大量笔墨记述了在监狱里碰到的芸芸众生，用王先生本人的话说：监狱里有95%的都是正常人，剩下的5%是极好的或极坏的人。书中既有遇罗克、张建旗、徐璋本、彭嘉衡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有普通的看守、农民、电工、教师、学生，甚至流氓、混混等等。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些人的故事又是如此的耐人寻味。有悲凉苦情：一个父亲听到探监的女儿说“以后我妈带我跟我叔过了”。有唏嘘感叹：徐璋本先生面对百般羞辱说出的“惭愧，惭愧”。有忍俊不禁：因为监狱的伙食不错，一个农民的岳父写信来说：“千万别因为在北京享了福就不要妻儿了”。有麻木不仁：审讯员的一句“王学泰，我们俩人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56块钱”。有动人亲情：彭嘉衡之子年轻时举刀刺死迫害父亲的保卫处长而锒铛入狱，晚年又为父亲捐献骨髓，服侍左右。有奇闻轶事：有为了离婚故意犯罪入狱的，有在解放前后分别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关入一监的，有监狱设计者自己被关入监狱的……寥寥数字写出人间百态，我无法想象，当时这些人面对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境，当一个人经历了这些，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态去度过余生。看历史：每个人都有到监狱一游的可能在那样一个年代的，发生了诸多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诞的事。那个年代的人们，或惶惶不安、小心翼翼，或激昂慷慨、敢作敢为，或心知肚明、装腔作势，或深信不疑、推波助澜。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到监狱一游的可能”。很多人因为莫须有的原因就被送进了监狱，而很多亲手把别人送进监狱的人，后来自己也进了监狱。在那样的年代里，个人的选择就很发人深省。同样是办案人员，有的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有的则公事公办，麻木不仁；同样是因言获罪，有的委曲求全，积极认罪，有的则固执己见，至死不渝。这些个人的选择，不见得孰好孰坏，孰优孰劣，个人的力量在历史的浪潮里实在是沧海一粟。一言以蔽之：“性格决定命运”。看王先生：“我谁也没反，只是对那时过度的谎言有点不适应罢了”与其说这本书是监狱写实，倒不如说是王先生的监狱生活回忆录。我一直在想，同样是经历了冤屈和苦难，有人成了以研究“游民文化”成名的王学泰，有人皈依宗教以求解脱，有人成了北航东门数年如一日的上访大叔。我并不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像王先生这般大度，也不认为皈依宗教的逃避和上访大叔的哭诉有何不妥。我只是扪心自问，如果换成是我会怎样？能否在历经苦难之后还能保持个人的尊严和严谨的态度，能否在受过委屈之后不去一味的怨天尤人，能否在看尽黑暗之后还能一如既往的相信光明？关于这些问题，王先生在这本书的结尾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谁也没反，只是对那时过度的谎言有点不适应罢了”。当然，我更欣赏王先生在读书会上那句朴素、坚定、充满希望的结语：“我很高兴看到现在法制建设的进步，我只是希望自己这段经历，不要在后人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