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

内容概要

袁成毅，1964年生，山西省神池县人。获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抗日战争史、民国浙江史等研究。

作者简介

早在飞机问世之前的18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些国家在交战的过程中，首先开始使用气球载爆炸物对敌方进行侦察和轰炸，稍后便是使用气艇。20世纪初，飞机发明后，其军事取向越来越突出。意大利最早将飞机用于战场，并被其他国家所效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被大规模地投入使用，其间交战双方利用飞机执行侦察、轰炸等各项任务，空战水平不断升级，因此，如何防御来自空中的轰炸便成了一个新的国防问题，交战双方都意识到了防空的重要，于是便着手构建防空体系。与此同时，随着空战逐渐扩及到非军事目标和非武装人员，国际法学界也开始探讨对空战和空中轰炸的限制，但多年的努力并未获致实质性的结果，相反，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军事学家杜黑的“制空权”理论问世后，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该理论为以后各国空战的不断升级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日两国发展航空都始于对欧美国家的仿效，但发展差距却不断扩大。中国在晚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数批派人到欧洲和美国学习飞机制造技术，同一时期的革命党人也在海外组织人员制造飞机，中国的航空历程由此起步。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了“航空救国”理论，并在广东建立起航空队和航空管理机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派地方势力也纷纷购买飞机组建航空队，甚至将其投入到割据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航空基础非常薄弱，其航空力量一是源于北伐时期的几支航空队，二是对北洋政府航空机构的承继，整体上不成规模。反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由于确立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其航空从一开始就具有很明确的军事取向，日本不但很早就建立起了官营与民营竞存的飞机制造企业，也组建了分属于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航空兵力投入战场，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发展航空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事航空力量快速崛起，陆海军航空兵不断扩充，成为亚洲劲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关东军指挥下的陆军飞行队开始在东北的锦州等地投入实战,并开启了对华无差别轰炸序幕。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海军航空队又在上海及周边苏州、杭州等地在配合地面作战的同时，与国民政府空军数次交战，还对包括租界在内的民用设施和平民实施了大范围的无差别轰炸。国际社会对日军航空作战中的无差别轰炸事件虽有所谴责，但强度有限，前后有别，不足以对日本形成制约。日本陆海军对华航空初战经历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发展军事航空的欲望，“一·二八”事变后，其陆海军航空兵力得到进一步扩充，为发动对华全面空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二八”事变前后，鉴于中国面临来自日本日趋严重的国防威胁，国民政府军方开始致力于制定未来的对日防空计划与战略，期望在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接近日本的军事航空水平。这些防空计划随着此后局势的变化被不断地加以调整，其中有些得到了真正的实施，有些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不过总体来讲，国民政府在1932年以后的五年左右时间里，基于这些防空计划，逐步扩大了航空兵力，新建了地面防空部队，初步形成了积极防空的力量；通过成立航空学校，快速地培养出了一批急需的航空人才；此外还与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飞机制造公司合作建立飞机制造厂，这些举措对于推进中国的积极防空具有一定战略意义。



国民政府在开始积极防空建设的同时也开展了防空体系的构建，首先是制定了首都南京防空的各项计划，并在南京开始了中国首次都市防空演习，此后将防空演习逐渐由东南部地区扩及中部部分地区；在防空的组织机构方面，在中央层面上成立了专司防空的防空处（后称防空委员会），在各省相继成立了防空学会等政府组织，并逐渐组建起了防护团、防空监视哨及防空情报网。这一时期还成立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所防空学校，培养专门防空人才，举办了各类防空展览，开始对民众进行防空教育，此外也开始了防空避难设施的建设。这些措施在战争爆发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整个抗战时期的消极防空奠定了基础。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其陆军航空队部署于华北，重点配合陆军地面作战。其海军航空队主要目标则指向华东，以消灭国民政府空军和摧毁中国空军基地为主。国民政府空军在战前主要布防于江、浙、赣、皖等东南地区，战争初期未能及时到华北助战，因此中日空战便主要集中到沪、京、杭一带。日本海军航空队拟在数日内一举消灭国民政府空军，但差不多用了两个月才完全掌握了华东一带的制空权。在此过程中，由于双方的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空军一开始主动出击，后来步步被动，到10月间基本上失去了作战能力。京沪杭一带沦陷后，主战场转到了武汉，中国空军由于得到苏联空军志愿人员的支援，仍有若干空战的胜利。不过从总体上来讲，中国空军由于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损失巨大，补充不济，此后渐趋沉寂。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新组建的地面防空部队随着战局的变化，被先后布置于各战略要地，对日军造成了一定威胁。尽管如此，由于中日空中力量的过份悬殊，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在中国各地实施了无差别轰炸，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可资利用的航空基地越来越多，其对华航空作战的范围更为广阔，在作战战略上，也由战争初期的“战略轰炸”转为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略轰炸”，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其它各地普遍遭受了来自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的持续空袭。而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空军根本不成规模，且多处于修整状态，难以应对日本的进攻，地面防空部队也由于战线的延长、防空武器的短缺难以得到充分的配置，国民政府各级防空部门虽也实施了多种防空举措，并起到一些作用，但整体而言，中国的防空局面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



在整个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各地普遍都采取了空袭的作战手段，因此中国的防空范围也就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大体来讲，在抗战初期，东部地区是防空的重点区域，随着日军的西进以及在武汉地区的作战，中部地区成为重点。武汉、广州沦陷后，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则成了重点防空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大量美国空军移驻中国，并分别从西南、东南地区实施对日空战和对日本本土的袭击，因此西南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再度成为防空的重点。在战争的不同时期，各地采取的消极防空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战争灾难的减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美、中对日本正式宣战，中美结为同盟，开始了军事上的密切合作。美国一方面直接派空军来华对日作战，同时也加大了对华军事航空设备的援助和人员培训，这为中国制空权的获得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将在华航空兵力较多地转移到西南太平洋战场，客观上也有利于中美空军联合作战以获得制空权。作为同盟的中美两国尽管国力相差悬殊，但双方的军事合作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援助与被援助关系，更有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和各自优势的彼此照应，体现了互为战略支持的合作关系，中美相互的战略支持不仅对中国战场而且对整个太平洋战场也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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