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娱乐与革命之间
出版日期:2015-9
ISBN:9787532643484
作者:(德) 史通文
页数:573页
书籍目录
译者说明
总序
中文版前言
导言：上海与音乐工业
第一章 声音的扩展：外交、探险和中国首张唱片的生产（1878-1906）
一、蜡筒留声机在中国：洋物与科学（1878-1900）
1.蜡筒留声机和留声机
2.外交关系以及蜡筒留声机的“发现”
3.留声机进入中国并被接受
二、通往中国之路：第一个商业录音（1903-1906）
1.爱迪生：美国的中国录音
2.盖斯伯格为留声机公司所做的亚洲之旅
3.德国：“蓓开录音大探险”
第二章 在上海的开端：现代化实验室中的唱片工业（1903-1919）
一、文化领域里的留声机
1.外国集团公司和文化分隔
2.中国对外国音乐的接受
3.娱乐明星（一）：京剧的传统
4.娱乐明星们（二）：现代“花界”
5.留声机的实际应用
二、上海的国际性唱片工业组织
1.“四万万顾客”：唱片贸易和竞争
2.胜利留声机和谋得利公司
3.哥伦比亚公司和鸟利文公司（Ullmann＆Co.）
4.东方百代（Pathe Orient）
三、筛选出的演员、录音和造假
1.谭鑫培：唱片、冒牌货和“鸡和狗的斗争”
2.从茶园到舞台：叫座的歌女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1.战争损害和新的可能性
2.民族主义的抵制与“新文化”
3.来自日本的竞争
第三章 内战期间的音乐工业：民族利益与商业享受（1919-1927）
一、租界里的抗议和享乐
1.民族主义和革命
2.消费：外国唱片、电影和广播
3.上海的移民及其音乐文化
二、上海唱片的生产和销售（I）
1.“东方百代”的时代
2.进口业务、胜利、哥伦比亚和高亭
3.大中华唱片公司
4.上海留声机生产的开端
三、20年代唱片的内容
1.流行歌曲和歌词
2.梅兰芳：从舞台艺术到唱片明星
3.黎锦晖：通往现代“时代曲”的道路
第四章 上海唱片工业的繁荣时期：在娱乐与革命之间（1927-1937）
一、唱片的权威与控制
1.郭沫若：“当一个留声机器！”（1928）
2.教育上的要求和唱片的权威
3.在民族音乐文化辩论中的“古典唱片”
4.进口的娱乐：爵士乐和跳舞音乐
5.南京政府的唱片审查
二、上海的唱片生产和销售（II）
1.进口业务：留声机、唱片和收音机
2.唱片生产公司
3.中国：大中华、新月和长城
4.德国：高亭、蓓开、歌兰摩风（Grammophon）和宝利（Polydor）
5.美国：开明和胜利
6.英国：百代公司
三、唱片消费和市场秩序
1.唱片目录
2.唱片广告和“预设”中的消费者
3.上海唱片贸易的地理分布
4.广播和版权
四、唱片：娱乐和民族抵抗
1.梅兰芳和“四大名旦”
2.黎锦晖和“时代曲”
3.电影歌曲和电影中的唱片
五、中国唱片的民族与政治界限
1.百代公司：为民国政府所做的“教育唱片”
2.唱片工业的国际审查
3.从上海到延安：留声机和中国共产党
结语
第五章 结束语：上海的乐声
附录
参考文献
缩略语列表
作者简介
上海是全球化唱片工业的一个基地，是中国的唯一。经上海输入中国的留声机和唱片负载着娱乐、教育和宣传的功能，正如作者所总结的："唱片是产品，也是媒体；是外国的，也是中国的；是私人的，也是公众的。它可以被个人占有，也可以通过广播、电影在各种社会场合传播。"
借助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诸理论，作者描绘出上海音乐工业的生产和销售的完整过程，揭示出留声机和唱片在都市有产阶级寻找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和唱片内容从传统京剧向西方爵士乐过渡的缘由，探讨了国共双方如何利用唱片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音乐工业与文化在复杂的晚清、民国社会的嬗变，列举出参与音乐工业的著名艺术家、音乐家、作家、科学家、企业家、记者和政治家等群体。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自从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这项让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传播和交流成为可能的伟大成果，便通过中国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传向全国各地。国人不久便发现，留声机和唱片不仅具有娱乐功能，而且在保存民族文化、进行语言教育、开展救亡图存运动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到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唱片公司美国胜利（或HMV）和英国百代都在上海建立了唱片工厂，与本土品牌的大中华唱片一起，三家工厂1932年的唱片产能达到540万张，实际产量180张。上海形成了当时在亚洲独领风骚的音乐文化产业。德国学者史通文的著作《在娱乐和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对从晚清到抗战全面爆发这段历史时期上海的留声机、唱片产业的发展兴盛，作了翔实的梳理和钩沉，既有很强的史料性，也不乏一些可读的故事和趣闻。1889年8月，爱迪生寄了一台留声机送给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非常高兴，让儿子李经述回信表达谢意。于是，李经述在天津衙门用英文给爱迪生写了封信，“我父亲命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认为您是这个世纪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父亲早在您的礼物使我们得以直接交往之前就听说了您的大名”。李经述还热情地向爱迪生发出了访华邀请。显然，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先驱，李鸿章对爱迪生的这项创新发明颇有兴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父孙中山先生则很快地意识到留声机在唤醒民众、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发挥的教育作用。那是1924年，年轻的《中国晚报》成立了留声机部。该报负责人沈卓吾在中国留声机公司（后并入大中华唱片公司）技师的陪同下，于1924年5月前往广州，一方面他准备请孙中山制作录音以宣传他的革命理想，一方面则希望借此扩大《中国晚报》的影响力。在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宣传部长戴季陶的牵线搭桥下，5月30日，孙中山欣然来到南堤的俱乐部，他站到录音话筒的前面，朗读了宣扬他革命思想的文稿，勉励国民，告诫同志，共灌制了六张唱片，其中四张为国语，两张粤语。这六张唱片在国内外销售得非常好，也让沈卓吾的《中国晚报》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留声机公司一炮打响。有意思的是，留声机和唱片也使蒋介石产生了兴趣。1923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在香港访友。一天他们在朋友李先生家吃饭，饭毕，李先生请他们欣赏他刚买的最新型号的胜利牌留声机，自诩在香港只此一台，他播放了好多张唱片，蒋介石最喜欢其中的两首作品——古诺的《圣母颂》与舒伯特的《圣母颂》。善解人意的李先生见状便将这两首乐曲重放了一遍，蒋介石听得特别认真，听完后还特意问了这两首乐曲的名字，并记到了自己的小记事本上。各家唱片公司生产的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的唱片最受大众欢迎，谭鑫培、梅兰芳的唱片尤其受到青睐。著名京剧老生马连良不满意北京制作团队给他录制的唱片，干脆自己出资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灌音制作社”。他在紧挨自己家的一个胡同里搭建了一个私人录音棚，从美国和德国买来技术设备，请了一位美国工程师负责录音，首先为自己灌制蜡板，然后与上海的一家唱片厂合作生产唱片。马连良建立私人录音棚，在京剧名伶中可谓独树一帜。30年代，左翼电影异军突起。1937年问世的影片《马路天使》，以都市善良青年为逃出上海穷人区的奋斗为主题，男女主角分别由赵丹和周璇饰演。导演袁牧之找了两首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请作曲家贺绿汀将其改编为两首电影插曲。贺绿汀把各唱片公司灌制的这两支民谣的唱片收集起来，反复地听，仔细研究，然后对这两首民谣的旋律进行了艺术加工。在配器上，贺绿汀放弃了歌手怎么唱、乐队就怎么跟的“大包腔”老套写法，而是用了对位法加以处理。在百代录音棚里录制《天涯歌女》和《四季歌》这两首歌时，聪明的周璇悟性很强，一下子就抓住了要点。对于用对位手法写成的乐队伴奏，周璇虽然没有专业音乐训练，合乐时也很快适应了，只试了两次就录音了。《天涯歌女》和《四季歌》的唱片上市后，大受欢迎。周璇由此一举成名。1937年2月，史沫特莱与翻译吴光伟（吴莉莉）来到延安。不久，她让人从上海寄来留声机和唱片，组织起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将领们参加的舞会，被称为“周六”舞会。红军在战斗中也缴获过留声机。在延安工作生活的美国医生马海德特意在1937年春写信给斯诺，请他寄一些“工人歌曲唱片”到延安。1940年，延安成立了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3月，他从莫斯科带回来一部广播发射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同年12月30日首次播放节目。电台有一台留声机，但没有唱片。于是，毛泽东将自己的二十多张音乐和地方戏唱片提供给电台。据说，延安广播电台播放过在上海流行的出自同名电影的歌曲《渔光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