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复盘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4
ISBN:9787549533527
作者:范泓
页数:400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范泓曾很认真地对我说起过，他从新闻与文学写作转向文史研究，是从为《老照片》写稿开始的。在新著付梓之际，他又旧话重提，想让我在书前写一点文字，并嘱我“千万不要推辞”。范泓一向谦称，自己在历史研究方面是一个“边缘人”。而我更在“边缘”以外，我对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一些认知，有许多还是从他的著述中了解的，我怎么好在他的书前置喙？到底还是盛情难却，也只好勉为从命了。 说起来，与范泓相识已逾十年。那时我正敦请邵建为《老照片》筹划一个叫做“多维视焦”的栏目，每次选取一组相关的历史照片，请几个人分别进行解读，一并刊出。这个想法提出不久，便赶上全国书市在南京举办，邵建在电话里说，正好你要过来，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邵建说，他与范泓也是刚认识不久，称他读书很多，文笔又好，除了参与“多维视焦”专栏的写作，以后还会成为《老照片》的一位长年作者。那天我与邵建如约等候在宾馆门前，不一会儿，范泓头戴护盔，骑了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停下车，一手抓着头盔，放声招呼着，大步流星迎上来握手，风风火火，快人快语，大有豪侠之风。 随着范泓的加盟，《老照片》的“多维视焦”专栏便紧锣密鼓地开张了。他与邵建又相约几位其他的文友，陆续就“斗私批修”、“古代酷刑”和国民党实行“训政”等相关照片和话题展开专题解读。这些解读，为《老照片》注入了理性与思辨的活力，使读物的面貌为之一新。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专栏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但范泓却正像邵建所预言的，从此成了《老照片》的一位多产的作者。 从他断续发表的文章里，《老照片》的读者更多地知道了陈布雷、陶希圣、雷震、殷海光以及林昭等人的行状与遭际。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或复杂、或伟岸、或惨烈的人生，经过范泓的娓娓叙说，透过历史的重重烟云，在一般大众的眼前渐渐地清晰起来。范泓关注从政知识分子的研究与著述的路径，也由此见出端倪，并一发而不可收。范泓从为《老照片》写稿上路，一如他惯常的大步疾行，很快在历史研究与著述上拓展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域，不仅可喜可贺，作为朋友，也与有荣焉。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作品，多为范泓近几年来发表在国内报刊杂志里的历史随笔，与他此前出版的那些专著比起来，其中一些，算是短章。但他一仍“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所述人物的一鳞一爪、一言一行，也无不是在经过了大量的史料爬梳之后，才条分缕析，从容道出。范泓每每把那些一两千字的随笔札记，也写得左右逢源、跌宕有致，实是得益于他厚积薄发的功夫。
内容概要
范泓，文史学者，现居南京、扬州。先后出版《与李敖打官司》、《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在历史的投影中》、《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与李杨合作）等著作。2004 年出版的《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历时八年，增补、修订过半，易名《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籍目录
【代序】冯克力：以豪侠率尔之性，为缜密徐舒之文
吴保初上疏
清末：立宪还是革命
革命党与洪门会党
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
民初有个黄远庸
汤化龙何至于被刺杀
冯自由的“不自由”
陈炯明的政治理想
且说安福国会
束云章其人与事
罗家伦及《新潮》
真实的陶希圣
易君左其行其状
不应忘记秦德纯
阎锡山：适中求对
张季鸾的“报恩思想”
报人本色陈布雷
翁文灏从政前后
政学两界浦薛凤
蒋梦麟与北大
“历史的曲折”
《梅隐杂文》中旧人旧事
王云五与金圆券
任中敏与卢冀野
顾颉刚的“空虚”
晚年左舜生
傅斯年之死
林海音“自废武功”
屈莱果与殷海光
郭廷以与近史所
蒋廷黻死而有憾
家人眼中的胡适
蒋日记中的高、陶
台湾“宪政”不寻常路
【代后记】范泓：寻找历史的真实
编辑推荐
《历史的复盘:百年纷争人与事》编辑推荐：厘清晚近中国历史关节点纷乱的头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天地会”之类秘密组织的渊源何在？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陈炯明的政治理想，以及他如何与孙中山的分道扬镳？蒋介石邀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曲折原委？七七事变中抗日将领秦德纯的作用？台湾“宪政”历程中的筚路蓝缕…… 《历史的复盘:百年纷争人与事》还原民国以来文化史与文化名人的公案真相——“小钢炮气死了傅大炮”，傅斯年之死的以讹传讹；南北学派的门户之见与“中研院近史所”艰难的创立过程；文人从政的历史功罪：王云五、罗家伦、翁文灏、浦薛凤……“以豪侠率尔之性，为缜密徐舒之文”——范泓一仍“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所述人物的一鳞一爪、一言一行，也无不是在经过了大量的史料爬梳之后，才条分缕析，从容道出。范泓每每把那些一两千字的随笔札记，也写得左右逢源、跌宕有致，实是得益于他厚积薄发的功夫。——冯克力（著名文史影像读物《老照片》主编）寻找历史的真实——对历史怀有敬意，就是尊重客观史实；对历史抱有温情，就是不带任何成见。——范泓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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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复盘历史，厘清晚近中国历史关节点纷乱的头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天地会”之类秘密组织的渊源何在？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陈炯明的政治理想，以及他如何与孙中山的分道扬镳？蒋介石邀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曲折原委？七七事变中抗日将领秦德纯的作用？台湾“宪政”历程中的筚路蓝缕……
▲ 复盘历史，还原民国以来文化史与文化名人的公案真相——“小钢炮气死了傅大炮”，傅斯年之死的以讹传讹；南北学派的门户之见与“中研院近史所”艰难的创立过程；文人从政的历史功罪：王云五、罗家伦、翁文灏、浦薛凤……
▲ “以豪侠率尔之性，为缜密徐舒之文”——范泓一仍“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所述人物的一鳞一爪、一言一行，也无不是在经过了大量的史料爬梳之后，才条分缕析，从容道出。范泓每每把那些一两千字的随笔札记，也写得左右逢源、跌宕有致，实是得益于他厚积薄发的功夫。——冯克力（著名文史影像读物《老照片》主编）
▲ 寻找历史的真实——对历史怀有敬意，就是尊重客观史实；对历史抱有温情，就是不带任何成见。——范泓
本书系作者继《隔代的声音》之后又一部晚近中国历史问题探研集，以客观、冷静的思考，平实、从容的叙述，对百年来若干历史事件或人物进行盘点，故谓：历史的复盘。如革命党人与洪门会党（天地会、三合会）的渊源，同盟会“革命的本钱”——武装起事经费来源，王云五与金圆券风潮，蒋介石日记中的高陶事件，“中研院”近史所的曲折创建，家人眼中的胡适，以及黄远庸、汤化龙、冯自由、陈炯明、罗家伦、易君左、阎锡山、张季鸾、陈布雷、翁文灏、浦薛凤、顾颉刚、左舜生、任中敏、卢冀野、林海音等人的纷繁史事或公案。
书中长文《台湾“宪政”不寻常路》，追述战后台湾社会始终存在两股力量，相互对抗与角逐，一为代表统治者（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公权力，一为代表台湾民众与赴台自由派知识分子共生的反抗力量，这两股力量长期较量，经历了从戒严到解严、从组党到民主化的漫长时光，可谓备极艰辛，彼此付出极大的代价，终于谱写出威权时代“台湾民主宪政”的动人篇章，在中国百年“宪政”运动史上写下惊心动魄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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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一词原来只在下棋的时候听到过，而之所以读《历史的复盘》这本书，有一部分原因便是被书名吸引的，觉得名字起得非常特别，然后再加上朋友的推荐，说这本书讲了许多清末至民国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对许多历史事件也有一定程度的客观还原，于是带着探究历史，学习知识的心态开始了读这本书。初读“吴宝初上疏”，便觉得这本书与其他描写历史的书不一样，文笔凝练却十分流畅，内容繁多却十分易懂，没有太多传统史书那样艰涩难懂的词语，更多的是平实凝练的语言，对于任何人来讲都能够恰当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同时，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写历史，距离感把握得恰到好处，以冷静的思考和客观的叙述来描写人物，绝对是一部生动的民国人物史书。其实我是在看书的最后才得知范泓老师曾经是从事新闻写作的，知道后也才恍然大悟，这样的写作方式离不开写新闻时形成的一种习惯或者说是方式。历史是由众多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组成的，作者比较全面的描写了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对历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一些代表人物，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细观这一时期，正值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之际，于是很多有识之士毅然选择了变法图强，而这些人物，又大都有前往各国学习的留学生背景，因而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便是很多政界、文化界的名流都是十分年轻的一代。被政治暗杀的著名记者黄远庸，作为记者时在《申报》、《少年中国周刊》、《庸言报》等各大报刊杂志中刊登论说、时评近五十万言，死时年仅三十二岁。同样被革命党人刺杀的汤化龙，在三十五岁便出任湖北咨议局议长，阎锡山在担任山西省长的时候更是只有29岁，以一人之力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实属不易。“学而优则仕”，这在中国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在这一动荡的年代也不例外，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只会做学问，而不懂政治，在学术领域的佼佼者不一定是政治领域的领头人。翁文灏在二十三岁便获得了比利时鲁汶大学物理与地质学博士学位，成为了当时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地质学三大权威之一，在学术界领域建树颇丰。但是这样一位学术界权威却踏入了政治的漩涡，即使奉公勤勉，洁身廉正，仍旧不免染上官僚习气，最终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因为金圆券风潮黯然下台，结束了其悲哀的政治生涯。“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小廉曲谨之流，爱之适足以害之，国利民福俱受其影响，欲求历史上所谓知人善任，殊戛戛其难也。”这是台湾史学家沈云龙针对翁文灏从政结局所说的一段话，寥寥数语，把该说的都说尽了。但尽管很难知人善任，但是那个时候的许多政界领袖，却大多都是勤勉奉公，廉洁公正，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央反腐也确实十分有必要。与此同时，当时的文化界领域也是十分的热闹。罗家伦出身朝廷命官之家，却喜闻新文化，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在北大上学期间便联合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建立了学生刊物《新潮》，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陈布雷作为一名政论家，用一支笔便在上海舆论界横扫千军，独树一帜，撑起了《商报》的发展，一张张报纸针砭时弊，延揽读者，靠的全是陈布雷一人。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建设北大，培养人才方面更是贡献颇丰。对于校内的许多事情，蒋梦麟一直主张抓大放小，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因而他始终没有走向校长独裁，而是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除行政方面由他决定外，教务工作全由各院系负责，作为校长，他绝不干涉，他认为这是专家范围内的事情。蒋梦麟对蔡元培时期主张的以德治校的体制做出及时调整，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极大地促进了北大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或复杂、或伟岸、或惨淡的人生，经过范泓的娓娓叙说，透过历史的重重烟云，在一般大众的眼前渐渐地清晰起来。通过阅读，让我们发现了许多跟记忆不一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时代，更加了解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与故事。 -
——读《历史的复盘》 此书主要讲述民国时期历史，以事件为经，人物为纬，凭借丰富详尽的史料，为我们重新推演了历史进程的每一步，恰如其分地还原了中国这“很大的一盘棋”的风云诡谲。在民国历史人物的画像中，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媒体人乃至地方军阀所属的精英群体占据篇幅最巨，他们既是这局棋的操手，也是这局棋中的一子。我们或许听说过他们一些人的名字，但限于某种现实环境（当前以马列为纲的唯物史学、革命史学仍然把持主流话语权，所谓历史规律和阶级革命始终贯穿在官方定性和历史教学之中），既难以看到历史洪流中他们挺身而呼的小小波澜，也难以于幽暗处细细打量他们的所思所为。这本书正是当前另一种历史观争取话语权的艰难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观与宏大的历史叙事针锋相对、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铁律针锋相对，力图揭示出个人如何在掣肘颇深的时局中奋力挣扎，又如何以一己之力来推动思想和社会的变革，如何在一个世纪以来纷纷扰扰的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迹。这是民间自发自觉发出声音的过程，是民间自发自觉“拨乱反正”的过程，是民间自发自觉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过程。这有助于破除过去僵化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脑海中刻写的符号象征，树立起人的血肉之躯——柔弱却也坚强的血肉之躯。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媒体人乃至地方军阀所属的精英群体在原来的阶级斗争话语中均被描述为资产阶级，无非是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保守反动的资产阶级与尚可挽救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然而，以个人命运的光亮驱除阶级这一属性在他们身上投下的浓重阴影，我们发现，他们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上摇摆不定。知识分子投身官场和媒体的不在少数；地方军阀也不全是有勇无谋之悍匪，不少人学养修养均在中人之上；有的受三民主义感召之后转向共产主义，也有的投笔从戎之后又退守书斋……诸如此类。观察书中着墨甚多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大多出生于精英家庭，父亲是当时正处末日前夕的清廷的旧式官员，他们幼时接受的是传统的古典教育，国学功底不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学理想根植于心，终生不泯。青年时期，适逢世界巨变，辛亥举事、清廷倒台、政治混乱、权斗激烈，如何救百姓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救个人于时代命运，成为他们一生思考和实践的命题。他们本是专精一技的学人，却忍不住投入也许并不擅长的政治运动，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来“治国平天下”。无论倾向于康梁的保皇立宪，还是倾向于孙文的暴力革命，他们被时局漩涡深深卷入，有的历经几度沉浮，在台湾或国外得以善终；有的却备受轻视折磨，郁郁不得志，在遗憾中了此残生。 这里可以陶希圣为例。他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士绅家庭，父亲在湖北河南等地做过知县，母亲来自于黄冈县旧式大族。清廷废除科举之后，入新式学校学习，16岁考上北大预科，20岁时已是北大法科（法学院）学生，参与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掀起思想风潮，“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这对他影响巨大。他既参与学生运动，却又常退回书斋搞学术，多次躲过当局对学生的拘捕。毕业后他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一边写时事评论和法律分析，一边潜心研究法学、民族学及中国社会组织等课题。后来他更进一步，结识了不少“混媒体圈”的著名知识分子，并主编了《独立评论》。之后，他在高校兼职讲学，还被聘为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开始接触国民党。因为了解家乡黄冈农协的一些活动，受其触动，开始从实践出发，认真研习马列著作，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国共合作的破灭，使他对政治对革命的幻想也同时破灭。大变局当前，他明哲保身，退回书斋做学问，内心也不是不苦闷。他辞去官场职位，变成了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虽以卖文讲课为生，研习的却不再是宋明理学，而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有趣的是，虽然坦承自己的思想“使用的是社会的历史方法（Socio-historical Method）、与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与奥本海马尔的《国家论》如出一辙”，他日常仍着旧式长袍，双袖龙钟，有一种旧时文人不屑世俗的名士风流。他“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按理说，这可称得上是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应该能够“左右逢源”，但在那个处处斗争的年代，这种中立立场就会变成“里外不是人”，共产党说他太右，自由主义者说他太左；在资本家眼里他同情劳工，在无产阶级眼里他又是资产阶级的帮凶。时局越是紧迫，他的处境也越是难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走出书斋，加入国民党，并在情势煎迫下，跟随了私交不错的汪精卫。汪精卫一派显然是高估了日本对待中国的善意，以为主动讲和、委曲求全可以保全国家，但得寸进尺的日本人粉碎了他们的幻想。陶希圣如大梦初醒，认识到现实残酷，并没有跟着汪精卫一条胡同走到黑，“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他和高宗武二人披露汪日密约，明确表示和谈之路已是绝路，断绝了人们对于汪日所存的侥幸和期待，坚定了人们全面抗日救国的决心。 1988年，陶希圣于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算是寿终正寝，而在那么多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当中，幸运如陶公者几稀矣。其学生何兹全评价自己的老师，说他“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政客们翻云覆雨、上下其手、阳奉阴违、冠冕堂皇、成王败寇，如今看历史书，满眼都是胜利者不容置辩的胜利，失败者不容同情的失败。对于一介书生，我们还要拿“气节”来要求他。一腔爱国热情、正直淡泊如陶公者，尚难逃这等评价，那么那些或唾面自干狗苟蝇营或钻营取巧大言炎炎的政客们呢？唐德刚慨言：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瞿秋白曾在遗书《多余的话》里反思，自己其实做不到革命者的坚定无情，内心里还是想做一个闲云野鹤般的半吊子文人。但他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使命感，令他们无法在动荡之中安于书斋。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耀。反观当下，即便是屡屡失望，我们还是对学者、媒体人、律师等群体抱有期待，这是历史在他们身上种下的种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之后，开枝散叶，历史又将以什么姿态摇曳在风中？ -
抄袭之风何时了 □汪荣祖 在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里，大家虽也知道抄袭问题不可轻忽，但一旦面对抄袭问题时，往往显得包袱沉重，护短啦、面子啦、冤家不宜结啦、天下文章一大抄啦，以及像章太炎那样认为自己学问很大，不在乎别人抄袭之类，都是无法严肃处理抄袭问题的障碍，因而常常不了了之，以至于抄袭之风如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春风吹又生。 文人无行，莫甚于抄袭，不仅盗人之名，而且窃取别人的智慧财产，完全是盗贼行径。所以现代文明国家无不重视抄袭问题，凡涉及抄袭，即严肃对待，毫不假借。所谓抄袭，引用别人的观点或论点而未注明出处，就是抄袭，更不要说句句照抄不误。 我在美国求学、教学近四十年，深切体会到彼邦知识界之不容抄袭，尤其在学院里，抄袭被认为是对知识的亵渎，是绝不可跨越的红线。如果发现学生抄袭，立刻注销学籍令其退学，教授抄袭更是学术生命的终结，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记得有一件发生在美国的抄袭大案，曾轰动一时。杜兰大学（TulaneUniversity）法学教授李洽生（SallyRichardson）等人于2002年指控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安布鲁斯（StephenEdwardAmbrose，1936–2002)抄袭他们的著作有数页之多。安布鲁斯长期执教于美国的新奥尔良大学（Universityof NewOrleans），著作等身，其个人专著就有二十五本之多，主要内容是二十世纪美国史。他除了出版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两位美国总统的大传之外，还曾于1994年写出《诺曼底登陆日》（DDAY）一书，从个别士兵眼中看诺曼底登陆之战，极为畅销，我亦曾看得津津有味。安布鲁斯也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顾问。他虽在“脚注”（footnote）里提到资料来源，但未加引号。既然有好几页别人的文字未加引号，就构成抄袭。案发后，又发现他的许多著作中有不少史实的错误，更失去作为作者的诚信，以至于身败名裂，不久于66岁黯然辞世，名誉与生命俱尽。 然而在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里，大家虽也知道抄袭问题不可轻忽，但一旦面对抄袭问题时，往往显得包袱沉重，护短啦、面子啦、冤家不宜结啦、天下文章一大抄啦，以及像章太炎那样认为自己学问很大，不在乎别人抄袭之类，都是无法严肃处理抄袭问题的障碍，因而常常不了了之，以至于抄袭之风如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春风吹又生。我于十年前回台湾长住，曾执教于嘉义的中正大学。有一天有一位美国汉学家韩献博（BretHinsch）教授来找我，说他指导的硕士毕业生张梦珠女士的硕论《清代贞节的实践及其困境》（嘉义：中正大学历史所，2002），被东吴大学硕士毕业生林怀慈抄袭，林的硕论题目虽是《情欲与社会秩序：从科刑题本看清代妇女的抉择》（台北：东吴大学历史所，2004），但内容大段大段一字不改直接抄袭张文，如此大胆抄袭实前所罕见。当时张、林两人正在两个不同的大学读博士学位，所以牵涉到四所大学。四所大学的相关人士表面上都说，必须严肃处理，实际上则拖延塞责，都怕得罪指导老师以及论文考试委员会成员，而这些人都是学界的名人或当权派，为了自己的脸皮不得不包庇抄别人论文的学生，甚至威胁被抄袭的受害人，要她息事宁人，顾及前程之类。但是受害人张梦珠心有不甘，不惜诉诸法律。然而打官司，不仅费时，而且要花钱，往往因筹不到昂贵的律师费用而作罢。幸而台北有一位王姓女律师不收头款；若打赢官司，则以赔款相抵。多年折腾之后，终于打赢官司，抄袭者被注销学籍并登报道歉、赔偿损失。有此结果实属不易，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大学当局竟无决心自己来处理抄袭事件，而必须仰赖法院，使告发抄袭者不知要浪费多少精神与锲而不舍的毅力来追究，一般人常常自认倒霉了事，以至于使抄袭者抱有侥幸心态，偷取别人的心血，即使东窗事发，亦可轻易过关，抄袭之风，便难以遏止。 没想到的是，我自己也居然成为被抄袭的受害人。2013年10月26日，我到台湾大学附近的秋水堂买书，偶然看到刚到的大陆新书中有一本《历史的复盘》，“复盘”一词如此用法前所未见，显然是作者范泓的杜撰，在好奇心驱使下翻开目录，见到其中一篇《屈莱果与殷海光》，大感兴趣，心想居然有人重写我37年前曾经写过的旧文。不意一览之下，如逢故人，不就是我自己的文字！于是找出我以云雏笔名于1976年4月在香港《明报》月刊（第11卷第4期）上发表的《屈莱果与殷海光——记一段珍贵的友谊》（此文后来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学林漫步》一书中，页353-360），对照之下，文抄公范泓除了略作增删之外，逐字逐句，一整段、一整段地抄袭我的旧作，据李敖的初步估计，结结实实抄袭了1,396字（未计标点）。 如此粗糙的抄袭，当然无法抵赖，范泓在回答李敖的短文中说：“李敖先生没有说错，那篇文章确实抄了汪荣祖先生的文章，其过程现在想来都不敢相信，几年前应某报之约，就胡里胡涂找了些数据信手写了，未作任何处理，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我已向汪先生道歉，完全是我的错，不可原谅”（见哈啰李敖网站2013.11.20）。但他在给我的道歉信中，只字未提抄袭两字，还要说“此文主要内容取自先生您的文章，实际上，确实是我引用了该文”，不说“大段抄袭”，只说“大段引用”。须知引文要加引号，注明出处，不然就是抄袭。然而那范泓表示道歉的，只是“未有任何说明，实在是违反了历史写作的大忌”。但他的职业是记者，难道抄袭就不是记者的大忌？接着他又说了些自己都认为不成理由的理由，他只是于“业余时间写点历史随笔”“来表达对现体制的认知和不满”。事实上，他不是“写”，而是“抄”。我这篇文章主要讲我两位老师之间珍贵的友情，如何能“来表达对现体制的认知和不满”？显而易见，范泓要把抄袭的责任推给“现体制”，要我原谅他“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困顿及焦虑心态”。我不懂抄我这篇文章，如何能纾解他所谓的“困顿”与“焦虑”？他又说他的“严重错误”，“由于当时文章赶得太急”。这太可笑了，我们只听说赶写文章会很急，抄别人的文章需要“赶”吗？需要“急”吗？剪贴就可以了！ 很遗憾的是，范泓对他所犯“严重错误”的认知，仍是十分错误的。他应该觉悟到，并非一时的“疏忽”，也不是“胡里胡涂找了些数据信手写了，未作任何处理”。显而易见，他在抄袭的时候既不“胡涂”，更无“疏忽”，所以抄得非常完整，几无错别字，还作了一些精心的增删与衔接。最处心积虑之处，莫过于在最后一段增文中说，他于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现1976年4月号”《明报月刊》上“刊登过一张屈莱果教授全家福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屈教授送给我的，作为我那篇文章的附图之一，他只“发现”文章的附图，全不提登载附图的文章，岂不是用心良苦，却落得欲盖弥彰！太像笨贼留下的痕迹！ 范泓要如何来“处理”他自认的“严重的抄袭”呢？他说他的书“若有再版机会，一定将此文删掉”，问我是否同意这样的处理。我觉得他应该先去问出他书的出版社要如何处理，任何出版社，为了维护信誉，拒绝严重的侵权行为，不仅不能将此书再版，而且要立即终止出版与行销，再按合约要求不可信赖的作者赔偿。若出版社视若无睹，必然应负法律责任。 我写此文，绝无意针对个人，更不至于要为难素昧平生之人，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正视抄袭之风不可长。时至今日仍有人明目张胆地逐字逐句抄袭别人的文章，岂不令人警惕？至于在我们的知识界，转引别人的材料，视同己出，引用别人的论点而不作明确的注释，所在多见，却不易发现，盗用外文中的见解，更可借不同语文作为掩护，隐而不显。偶尔为识者识破，认定不易，少有人愿意检举，即使被抄袭的受害人也多不愿认真追究，浪费精力与时间，导致抄袭之风没完没了，岂不值得我们两岸三地的知识界忧虑吗？ 2013年12月15日写于林口大未来http://whb.news365.com.cn/bh/201402/t20140219_1791743.html
精彩短评 (总计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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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般，不是那么的引人入胜。 -
历史要重新读，特别是民国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教给我们一些真相，读完长见识！ -
码字届搬运工这种事还是少来，被人踢爆谁的脸面都不好看——专著也就算了，文集还好意思？ -
在一个美好的下午，于阳光下静静的读书，是一种幸福 -
抄袭汪荣祖先生的文章。。。广西师大要是还有点觉悟，就得好好处理这书 -
三十几万字的历史随笔夹杂一些议论，很是喜欢。尤其是其中关于许多民国人物“学人从政”的描述，最后一篇关于台湾民主的长文也十分之好。 -
值得一读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书系不错。这套书不脱离南渡北归。 -
除了据说抄袭了汪荣祖的那篇文章之外，别的文章都还行（但愿别再有其它抄袭的了），涉及到的人事很广泛，而主要针对那些大陆的正史中被压抑、被扭曲、被忽视然而在近代史上其实有独特之处的人物。 -
深入解密了历史中许多重大事件中的内幕性的内容，看了此书才能对很多历史人物在当时行为的原因，更全面的了解剖析人物的深层个性，人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来区分。 -
书中长文《台湾“宪政”不寻常路》，追述战后台湾社会始终存在两股力量，相互对抗与角逐，一为代表统治者（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公权力，一为代表台湾民众与赴台自由派知识分子共生的反抗力量，这两股力量长期较量，经历了从戒严到解严、从组党到民主化的漫长时光，可谓备极艰辛，彼此付出极大的代价，终于谱写出威权时代“台湾民主宪政”的动人篇章，在中国百年“宪政”运动史上写下惊心动魄的一页。 -
KINDLE上人借阅了一本，本是随便一观，却在通勤路上看得有了代入感，仿佛回到了民国时代，一会儿是党争，一会儿是被刺的真相，一会儿是在时代大朝中倔强的知识分子，一会儿是坚持自我的民族资本家。书本文字顺畅，观点鲜明，论据翔实，是很值得买上一本在午后慢慢阅读，用一段小小的安静时间品味民国人物的一生，然后掩卷感慨，也是一种阅读之享受。 -
跟他的雷震传比起差距略大，着眼于国民党籍人物，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长文不错，“抄袭”的文章不可饶恕。 -
可能是我对民国一些知识分子话题不太感兴趣吧，知道的人也少，一般吧，感觉。 -
内容很多，正在看，对民国时期的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可以仔细琢磨 -
启迪心智，正在阅读中 -
4+ -
好书，值得推荐！版本很不错，有历史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