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老北京

章节摘录

第二章 叫我梅老师十年前，我作为一名“和平队”（Peace Corps）的志愿者，第一次来到中国。本来，我是希望能被派往拉丁美洲的，因为当时我在威斯康辛大学主修教育学，并准备拿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执教证书。工作日的上午，我在一所中学给九年级的孩子们当老师，接着则步履匆匆地走过麦迪逊生产奥斯卡•梅尔烟熏火腿的工厂，四十二个六年级孩子正等着和我共渡下午的一段上课时光。这些实习教职都是没有收入的，所以下课之后，我又兼职做起了特殊的接线员，充当需要打电话的听力障碍人士与电话接听人之间的桥梁。工作的时候，我戴一副耳机，面前摆着一台显示器，把电话接听人的话打成文字，同时把电话那头听力障碍人士的文字回答读给接听人。这场交流中没有标点符号，“qq”代表一个问号，“ga”代表“请讲”（go ahead），代表对方可以回话了。常会出现类似下面的句子：“萨拉你好，（语气愉快），今天能和我共进晚餐吗qq ga。”接线员们不过是一条条电话线，不能和通话双方发生直接的对话。我只是重复对方的句子，然后说“请讲”。这份偷窥狂们一定会梦寐以求的工作于我却是个无可奈何的累赘，我得一边上班，一边看我给学生们布置下去阅读的小说，要比他们的进度提前一章，一边还得不时停下来，将一个女人打出的字大声读给电话那头的男人听，有些内容让人很是尴尬，比如，“宝贝儿我丈夫走了我现在就想要你——请讲。”一个春日的早晨，九年级学生们去参加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的集会，而我则直挺挺地躺在教室里冰凉的地板上。我的右眼失明了。“压力大而已，”校医院的护士下了简单的结论，并且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我抬眼看看那沉重得仿佛快要掉下来的天花板，发现其中一块嵌板上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几个大字：“麦尔老师是个大笨蛋！”大厅的那头，响起一阵及时雨般的电话铃声。和平队给了三个去向让我选择：中国、蒙古和海参崴（Vladivostok）。我不会说中文。我用不惯筷子。但中国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曾经走进学校里的一家旅行社，问去那里的机票多少钱一张。对方给出个“天文数字”，瞟了我一眼，好像在说：去挖点儿金子吧你。和平队在电话里告诉我，毕业三周以后就可以出发了。当天晚上会把各种表格快递给我。结果联邦快递不给送货上门，我辗转去机场才拿到那封邮件。打开硕大的信封，我仔仔细细地翻看每一份文件：《志愿者任务表》、各种体检合格证明、眼镜订购套装、《隐私法声明》以及签证申请，一切都真实可触，我真的要去中国了。去吧（go ahead），眼前的邮件仿佛在说，这两个字从未在我心里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去吧，去吧，去吧。那是1995年，中国当局对和平队的戒心很重，认为其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因此，我们这由十五个老师组成的队伍换了个新名字，“中美友好志愿者”。我的个人信息也被进行了一些“润色”。在中文里，我的姓Meyer读起来音同“卖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贫穷父母在集市上叫卖儿子的凄凉画面。在接受和平队培训期间，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在看见我名字之后低声轻笑，给了我一个中文名字“梅英东”。我用这个名字向中国人介绍自己时，他们总会一阵窃笑。每当这时我就觉得，还是“卖儿”比较好。和平队来到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我被派去的城市名叫内江，位于大河沱江的一个拐弯处。这是个不怎么发达和活泛的小城镇，以甘蔗的出产和海洛因的交易而著名。当地一个专爱揭露丑闻的作家在一本名为《天府之国魔与道》的著作中，对内江的毒品交易有过描述。我在这个地方呆了两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培训英语教师。这所学校位于县城外一座悬崖上，需要搭船前往，船上常常人满为患，乘客、蔬菜以及牲畜共同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早上，我的“闹钟”就是窗外刺耳的猪叫。没有手机电话，更无网可上，要和家里联系了，就用学校里提供的半透明纸，写封家书，放进信封，用鱼胶粘上邮票，再寄出去。校园窄窄的主路总是泥泞不堪，旁边有一家餐馆，地面是泥巴铺的，我就在那里解决一日三餐。最忙的时候，我一周上八小时的课，向那些二十出头，仿佛拥有无尽活力和智慧的学生们传授知识。日常生活就是打篮球、读小说和学中文。每月领八百块钱工资的我能生活得不错，这里除了当地特色的辣菜和“五星”啤酒之外，也没什么好买的。我从来不需要急匆匆地去做任何事情，因为没什么压力和必要。手表从我手腕上消失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以及学校的开学放假，就足以说明时间的变换了。1997年，我作为一名“中美友好志愿者”的服务期已满，就来到北京，继续教英语。在“乡下”呆了整整两年之后，北京于我，简直就是个国际大都市。当时，这座城市也和其它中国城市完全不同。在这里，市中心并不是一条条空荡荡没有人情味的宽阔林荫大道和千篇一律的公寓与写字楼，而是一汪汪相连的湖水，周围修着各式各样看上去十分亲切的建筑，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胡同。一条胡同的宽度一般和两边四合院院墙的高度一致。四川有着起伏的丘陵，其间间插着农田和开阔地，天空中总是飘着阴云，一年到头难见阳光。而北京则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头顶的天空总是清澈而高远，这里的气候总让我想起自己的故乡明尼苏达。我还在这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我对北京的感觉，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那就是：一见钟情。世间的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就好像高山之于登山队员。然而，从小的经历也让我对城市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我母亲童年时居住的底特律，曾经繁荣辉煌，现在则成为一座工业“废城”，贫富阶层分群而居。我父亲的故乡洛杉矶，一条条高速公路无情地取代了座座橘园，并且肆无忌惮地四处延伸。在我土生土长的明尼阿波利斯，人们竟然不得不在室内观看职业棒球大赛。我在那里的家位于城外一条偏僻得好似与世隔绝的泥路上，一排排榆树和桦树伸展着枝条立在两边。后院的栅栏只为美观而设，一片片玉米地绵延好几公顷。今天，那条路被铺上了砖，树木被修剪和砍伐，只为绿化某些公司的停车场而设。玉米地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别墅。一个教书匠微薄的薪水，是绝对买不起的。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甚至速度更快。每过几年我都会回到和平队生涯开始的内江，但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转过头来，充满怀疑地说，“你确定在这里住过？你指的方向都让我迷路啦！”我什么都认不出来了。渡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桥；河岸的峭壁也通了一条条公路；职业技术学校也升级成了一所大学。我下了车，站在一片雾霾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响起，“梅教授？”原来是那时的邮递员。他领着我，沿着铺饰崭新的人行道，来到我过去住的那座外墙铺有白瓷砖的楼房。那是十年前盖的楼了，状况仍然不错。但已经被指定为需要拆除的房子，即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宾馆。过去的那个校园，那个我曾经渡过生命中两年快乐时光的校园，早已经消失了。不过，等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再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变化时，也意识到这整体上是一件好事。我不是个刻意怀旧的人，明白不管看上去多美，也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穷当中。新校园有现代化的教室，宿舍里配有暖气，锻炼运动的场地也宽了许多，校园中的道路也铺了沥青，更加美观和安全。学校申请到一些请外教的资金，不再单纯依靠志愿者了。2001年，北京申奥的响亮口号中，第一句就是“新北京”。但早在我1997年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美化和翻新运动就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条条的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们心目中的地标正逐渐地消失着。可能你不久前还去吃过的老字号美味餐馆，逛过的热闹露天市场，甚至是造访过的温馨社区，在短短几周内就能面目全非，被夷为平地。这在北京已经是家常便饭。那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去了哪里呢？除了“反正不在这儿了，”没有人能给出别的答案。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新北京”一点儿也不陌生。这座城里的第一家星巴克于1998年开张。九年后，城区大概有六十家咖啡馆，将近两百家麦当劳和规模不相上下的肯德基；数十家必胜客，还有一家猫头鹰餐厅。每天城市的道路都在拓宽，上面行驶的私家车也以一天约一千辆的速度增长。一家北京报纸惊呼《自行车王国一去不返！》。在曾经荒凉的郊区，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而高尔夫球场（11座）和滑雪度假村（12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2003年，我在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教书。学校位于北京正在蓬勃发展的郊区。这片区域处处是奢华贵气，独门独院的别墅，因此被大家称为“别墅之乡”。我从市内乘车去上班的时候，总会经过一段布满购物中心的地带，还能看见一家达美乐披萨店。再有就是一些在建的房地产项目，豪华的大门上写着诸如“丽高王府”、“王朝花园”、“优胜美地”等富贵洋气的名字。我总是睡意朦胧地靠着校车窗户望出去，周围的学生们则在争论谁家的乡下保姆更蠢笨，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飘进我耳朵里。经过“美林香槟小镇”的建筑工地时，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工地外的大广告牌上有几个丰满高大，面带微笑的白人，手捧香槟正在开怀畅饮。旁边有一行英文：“同来喝香槟圣饮，一切烦恼远离你。”我觉得牌子上那几个人真是面目可憎。在“别墅之乡”，一切的确看起来很遥远，特别是真正的北京城和那里的一切麻烦。正值“非典”肆虐，市民们几乎中止了所有的户外活动，只有建筑工地还照常开工。在从学校返回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时，校车会经过一座桥，桥上有个大大的电子计时牌，正为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做着以“秒”为单位的倒计时。有一天我看到上面的数字是165，456，718；第二天就变成了165，369，211。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名人推荐

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活在一部作品里，融入当地的生活，并让这种探究走向深处。两年来，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教书；在当今的英语写作圈，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个世界。——彼得•海斯勒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愤怒地毁掉自己的文化。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快乐地毁掉自己的文化。——冯骥才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令人难忘地，麦尔记录了一座城的死去。尽管看起来有些极端，但这绝不仅仅是北京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我们美国正在经历的问题。——《纽约时报书评》有回忆，有历史，有旅行，也有对身体力行的呼吁，这本优美的处女作，表达了作者对老北京的恋慕，也是对一种正在逝去的生活方式的挽歌……对于北京而言，麦尔的这部力作就如同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于纽约。——《出版人周刊》

后记

一封写给老北京的忧伤情书    本书作者Michael是我在香港大学读新闻学硕士时一门课的教授。第一堂课，他说不知如何介绍自己，于是打开电脑里的地图、照片和资料，眉飞色舞地说起北京。他说起北京的大街小巷，大栅栏附近全城最好的一家酒吧，他所任教的小学，沙尘暴的天气和拆迁的情况。北京是我生活过七年，并且还将继续生活下去的地方。Michael的一番介绍，不仅仅勾起我浓浓的思乡之情，还让我颇有些汗颜，他说的很多东西，我可说是一无所知。    及至后来，我找到他，问他想不想把这本写北京的书出个中文版，他还是像往常看我们写的文章一样，露出灿烂的微笑，大声说，“好啊！”时值毕业季，我从弹丸之地的香港，将这本书装入行囊，带回硕大无际的北京，在南四环一间高层公寓楼里，完成了它的翻译。掩卷之时，有种百感交集的感觉，这座城市太大了，寄托了太多人的爱与悲欢，承载了太多历史的起伏变幻。手里的这本书，就像自称“外地人”的Michael怀着拳拳赤子之心，写给异乡老北京的一封忧伤情书。    与很多外国人写北京的书不同，这本书中的Michael，不是一个站在外面自说自话的旁观者。他没有简单武断地说，“拆迁是在破坏老北京的文化，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正如书中所说，如果你住在有供暖设施、全套管道的地方来说这话，难免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Michael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体验派。这也是我译完全书之后对他最肃然起敬的地方。好，你说胡同里的四合院全是旧房危房，要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必须拆掉重建。那我就进去住住，看是不是这样。而且他不是只住两三天，而是一住两三年。长期的胡同生活让他体会到夏天的燥热，冬天的寒冷，没有淋浴和厕所的不便。也让他的书摆脱了一般的批判性书籍“只破不立”的怪圈，而提出了很多的建设性意见。重要的是，他不像其他身在北京的“老外”，有种高人一等的“国际友人”感觉，而是真正融入了社区，吃着大娘包的饺子，喝着燕京啤酒，和光膀子的男人、随地吐痰的妇女一起去体会那鲜活而俗气的市井生活。也让他体会到在一开始吸引他的老建筑之外，这其中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社区文化，将随着拆迁而消失。    Michael给我们上课时，总是强调，写较长篇的特稿报道，语言可以极尽详细和渲染，但无论如何形容，都不可以说谎，要实地去看，写你亲眼所见的东西。在这本几十万字的书里，他给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新闻人做了一个榜样。除了要体验胡同生活就真正住进去以外，要写越南、欧洲和老挝的改造，与之和北京的改造相对比，那就亲自去河内、巴黎和琅勃拉邦，和那里的人们聊天，去当地的资料馆查询，得到真实的第一手体验和详尽的第二手资料；胡同里的山西人告诉他，乡下的生活比大杂院的单间还要苦，他不信，于是坐了通宵的火车亲自去那里看一看；读了冯骥才的书，就想方设法去天津找到他，聊一聊遗产保护，聊一聊共同的梦想；研究北京规划史时发现梁思成这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斯人已作古，便找到他的后人梁从诫，听听他的感受……所有这些亲身实践和努力，让他的书中真正做到了没有一句谎言。翻译这本书时，我带着一个新闻人的质疑精神，曾在网络上找到书中写到的某些人的联系方式，有的是著名人物，有的则是大栅栏地区客栈店主这样的小老百姓。电话打过去，大家都记得一个叫“梅英东”的老外，曾经跟他们说过什么话，聊过什么天，与书中写的如出一辙。这样的调查精神，试问今天的新闻人，有几个能完全做到。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评价以何伟（Peter Hesseler）和Michael Meyer为代表的中国事件纪实报道作家，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跟随美国和平队来到中国，全程跟踪中国的某件大事，写出连中国人也写不出来的深度报道。文章的作者说，“我们在自己的母语里流浪，他们却安然找到栖身之所。”找到这样一个栖身之所的前提，正是首先四处“流浪”，获取能够说服自己的证据，然后才能说服读者。这些自然都是文字背后的故事，然而作为局外人蜻蜓点水般的几句评论，与真正参与进来调查、取证、沉淀、积累所提炼出来的文字，分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Michael笔下的北京，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她有着独特的魅力。古旧的时光中，她是位大家闺秀般的美人，经过历史的修造和沉淀，变得像母亲一样温柔、慈爱和包容。人们在她的怀抱里经历起起落落，经历春夏秋冬。恢弘壮丽的紫禁城，护城河上的冰场，高大城门上的暮鼓晨钟，廊坊胡同中优美的柱廊，都是非北京不可的所在；吴吴最爱的四季小吃，小刘爸爸的鸽子，老寡妇的生平，朱老师记忆中的大树，都是别处不能给予的人生。另一方面，她又在过去与现在的大潮中急功近利。悠久的历史中，她很早就开始了自我破坏；外族入侵和内乱燃起的战火，让多少文化瑰宝付之一炬；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京城的“风水”被破坏殆尽。每进行一次改造，就会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不成家。北京越来越丧失了一个大国首都所应有的大气与特色，变得和其他城市并无区别。Michael说，北京是自己一见钟情的地方，他在书中的视角，似乎也像一个爱恨交加的情人，一面发现她无穷无尽的魅力，一面焦急她在世界大潮冲击下的变化。他融入到她的心怀中去与她亲近，又跳出来客观地提出意见和建议。胡同里的居民们，都把这个小伙子当自己的亲人来看待，而这个“老外”对北京的爱，不亚于我们任何人。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由于身体原因，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光。那正好是北京胡同交错，四合院密集的地区。身在美国的Michael得知以后和我联系，清楚地说出积水潭周围味道好的餐馆，让我和朋友有机会去品尝。每天从病房的窗外看冬日的夕阳，有Michael书中贝壳一样的屋顶，盘旋在上空的鸽子发出肃穆的鸽哨。当然也有在建的工地和起重机的吊臂。我也每每觉得心中好似有种似有若无的疼痛，默默地说一句，“再会，老北京。”    由于住院和其他原因，这本书译稿的完成比预想的时间要长，首先要感谢作者Michael Meyer本人给予我的信任、理解和鼓励。书中很多涉及中文原文的地方，他都尽可能地为我提供资料，替我节省了一些查找资料的时间；通过这本书我也阅读了很多关于北京历史与规划的书和资料，就像敞开了一扇新的大门。Michael的妻子和家人还积极做我译稿的读者，提出很多意见，为我斟酌字字句句。也在这里祝Michael可爱的儿子健康成长。同时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张吉人先生，给我充足的时间和无限的理解与宽容。最重要的感谢给予我的母亲何晓玲、父亲刘绪龙和婆婆杨小燕，在我艰难的时候，你们是我最安全的港湾。是你们的悉心照料，让我能够在病床上仍然坚持资料的查找和本书的翻译。当然还有我的人生伴侣廖阳勇，你做了我的第一读者，和我一起阅读已经翻译的章节，替我查找错别字，并在我住院期间帮我保持和外界的联系。你对我翻译水平的夸奖，让我可以非常愉快地努力下去；将已经翻译好的章节读给你听，成为我每天最期待的时光。谢谢你，给我温暖美好的爱，让我勇敢前行。    最后的感谢、祝福和决心给北京，感谢你给予我们爱与悲欢；祝福你仍然能做一位独一无二的美人；希望我也能像Michael一样，为了你能变（或“不变”）得更好，而努力，而前进。    2013年新年隆冬于北京

内容概要

迈克尔·麦尔 Michael Meyer

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上发表。迈克尔·麦尔曾获得多个写作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怀廷奖（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尔奖（Rockefeller Bellagio）。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再会，老北京》是他的第一本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走过大前门

第二章 叫我梅老师

第三章 Mocky与我

第四章“告别危房”

第五章 寒冬降临

第六章 拆之简史一： 燕都旧迹

第七章 《北京晚报》

第八章 幸福城中好时光

第九章 把感觉留住

第十章 春天

第十一章 拆之简史二： 皇城兴衰

第十二章 “去贫化”的贫民窟

第十三章 抢救老街

第十四章 夏日大回收

第十五章 过去时与将来时

第十六章 拆之简史三： 民国首都的现代化之路

第十七章 朱老师： 树的记忆

第十八章 “他有病了你不给他治，是你的责任”

第十九章 老寡妇的故事

第二十章 拆之简史四：“毛泽东时代”北京的工业浪潮

第二十一章 回音壁

后记 新北京，新奥运

致谢

译名对照表

参考书目

译后记 一封写给老北京的忧伤情书

编辑推荐

《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编辑推荐：我们爱上一座城，是因为爱上了那里的一个人。我们怀念一座城，是因为怀念着这里的一群人。一条胡同的因缘，一座城市的生死，一种历史的记忆！《华尔街日报》年度最佳亚洲图书！彼得•海斯勒、伊安•约翰逊、冯骥才联合推荐！

作者简介

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之都，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主题。

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这副“棋盘”的遗址仍留在北京城内，六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曼哈顿区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狭窄巷子也依然存在。胡同之于北京，就如河道之于威尼斯。几个世纪以来，胡同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即使现在的巷子还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

北京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城市。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这里定义为“史上最大的乡村”。尽管这里有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近一百家星巴克和一条覆盖到城市核心之外的新的地铁系统，但在某些北京人的眼中，它仍是一个乡村。

过去十年，就像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首都那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穿过天安门广场，百公里外的长城标志着这个城市宽广的界限。或许它的改变可以用这个小插曲来说明：

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对于路人而言，这两个口号都可以是正确的，北京又处在八百年一次的再建与重生的循环之中。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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