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共和
出版日期:2014-6
ISBN:9787301243782
作者:刘大先
页数:358页
内容概要
刘大先，1978年生于安徽六安，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获得中国作协2012民族文学年度评论奖、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出版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无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主编）、《陈查理传奇》（译著）。
书籍目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代序：批评五题
1.
规则改变
2.
批评的感受力与判断力
3.
知识等级、民族文化与文学教育问题
4.
文学的祛魅与返魅
5.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批评
史
现代民族转型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
革命中国和声与少数民族“人民”话语
新启蒙时代的各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
从差异性到再融合：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各民族文学
新媒体时代的多民族文学——从格萨尔王谈起
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
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全球语境——兼及多元性与共同价值
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问题
“西部文学”的发现与敞亮
文本
何谓文学人类学写作——潘年英论
民族文学的想象空间——吴岩论
新女性维度——叶梅论
血色浪漫的满洲——朱春雨论
当我们谈论少数民族文学，我们在谈什么——读五卷本《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选》
影像
人类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电影
文化遗产与新经济时代的少数民族电影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西藏表述
田野
新疆：文化安全与国家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意——广西田阳敢壮山的神话重塑与文化创意
民间现场四章
1、从剽牛盟誓到澜沧展演
2、我们时代的新美学
3、大地上的文化英雄
4、故事的灵魂不死
作者简介
中国多元族群文学的历史遗产与发展现实，显示了重新估量“文学”、正典标准、批评律则、美学风格的可能性。作为“人民共和”（政治协商、历史公正、民主平等、主体承认）的产物，“文学共和”（价值的共存、情感的共在、文化的共生、文类的共荣、认同的共有、趣味的共享）通过敞亮“不同”的文学，而最终达致“和”的风貌，是对“和而不同”传统理念的再诠释。本书以史、论、文本、影像、田野五个部分的立体结构，全面呈现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的学术脉络，探讨全球史与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人类学、区域政治、地方知识、性别意识、身份认同、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影像表述、仪式书写和文学生活。尝试通过“文学共和”的本土批评创造，丰富中国文学话语的多样性存在，希冀它生发出来的理念可以扩展与推衍为其他学科可以参考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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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相对于主流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处在边缘地位，还具有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向度。刘大先的《文学的共和》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在该书中，作者带着历史的、视野的和实践的自觉，重写了少数民族文学史、对少数民族进行知识考古和跨界重构并且完成了文学研究的田野转向。由此，刘大先通过自己的研究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更新和范式转移。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知识考古；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与文学生态中，“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既冷门又热门。冷门在：相对于主流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始终处在边缘地位，是研究视野中“在场的缺席”。热门是：面对新世纪以来日益凸显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显然更有发言权。由此看来，少数民族文学具有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向度，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刘大先近年的崛起殊为难得。作为少数民族研究界青年批评家的代表，刘大先的勤奋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内部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使在学科分断体制下走向隔绝和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学重新打开视野，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对话互动。这两方面都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大有裨益。《文学的共和》是刘大先最新出版的论文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中的一本，该书别有幽怀。这不仅由于刘大先独特的批评风格和理论色彩，更由于该书浓厚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较之刘大先早先出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宏大的理论建构，《文学的共和》更为轻盈灵动，更能展现他种类繁多的趣味和才华——对他而言，“理论的行囊” 依旧背在肩头，但放在行囊里的则是历史的自觉、视野的自觉、实践的自觉，带着这些，他稳步走上了文学之路。一、如何共和，怎样文学？打开《文学的共和》，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问题是：何谓“文学的共和”？“共和”这一看似政治化的词语如何与审美的、非功利化的“文学”构成一个词组？这两个词语的耦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和阐释能量？面对这样的疑问，刘大先给予了回答：我决定取名“文学的共和”，即意指通过敞亮“不同”的文学，而最终达致“和”的风貌，是对“和而不同”传统理念的再诠释，所谓千灯互照、美美与共；同时也是对“人民共和”（政治协商、历史公正、民主平等、主体承认）到“文学共和”（价值的共存、情感的共在、文化的共生、文类的共荣、认同的共有、趣味的共享）的一个扩展与推衍。 此处，刘大先所指称的“文学的共和”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其一，通过彰显多元共生的“不同”来抵达重叠共识的“同”的目标，这意味着各民族文化在自我发声之后向多民族国家文化的集体和声的皈依与升华。其二，“人民共和”和“文学共和”之间密不可分，后者是前者在文学领域的延长线，而“文学的共和”也具有政治、伦理与情感的连带效应。由此看来，“文学的共和”是个颇为庞大且有生产力的理论命题，涉及理论、历史与政治的诸多维度，还需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刘大先在此只是做了一个简要的提示，更为系统的理论建构亟待展开 ，目前只是这个概念的肇始时刻。恰如刘大先所说，“这本书算是个‘规则改变’的起始和‘文学共和’风貌的展示” 。《文学的共和》分为史、论、文本、影像、田野五个部分，从而建构起一个立体的结构。其中最为吃重的是第一部分 “史”。刘大先的前一部专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论”见长，职是之故，“史”容易被整合进抽象的理论思辨，仅仅作为“论”的材料。在《文学的共和》中，刘大先有意识地反拨前书的写法，以“史”带“论”，用五篇论文组成完整的历史序列，以历时性线索勾勒自晚清至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轨迹。由此，该部分构成了刘大先“一个人的文学史”，也彰显了他“重写文学史”的论述野心。“史”的部分的五篇呼应了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少数民族文学与各个时段的“时代精神”互相激荡，亦被不同的历史主题所统摄，产生不同的风貌。《现代民族转型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主要讨论晚清到民国年间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学的发生学。中国的“民族”建构是在近世的世界体系中产生的，文学起到了将“民族”建构形象化的功能。“何为文学”的认定是一套现代的装置和发明，也是一种后设的追认和溯源。诸多的个案说明近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族性意识并不强烈而是“暗昧未明”。《革命中国和声与少数民族“人民”话语》以细密的文献爬梳研究了“革命中国”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位置和价值。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与社会主义中国密不可分，它不仅建立在国家法理的认定与学理建设的“奠基性话语”之上，还也得到了一系列的知识建制与制度的保障（法律、教育、研究机构、文学调查）。同时，196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带来的“第三世界”弱小民族文学的发现和革命“新人”的缔造也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立密不可分，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制的一部分。《新启蒙时代的各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探讨的是198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在这个文化重新焕发生机的年代里，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参与了所有重要文学思潮并通过启蒙进行自我敞亮。而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也对“何种现代性”提供了思辨可能。《从差异性到再融合：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各民族文学》主要围绕1990年代后众声喧哗的文化语境展开。刘大先勾勒了此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的大的走势和趋向，认为新意识形态导致了差异性的生成，而文化多元主义与“民族性”的问题由此浮出历史地表。不过，新的“共同诗学”也促成了“再融合”，“多民族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提出的。《新媒体时代的多民族文学：从格萨尔王谈起》探讨的主题十分符合数位时代的新形势。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媒介形态，也催生了“隐形的社群”和新的主体性。面对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挑战，走向多元文学史观是可能的选择。上述的复述或许过于琐碎，但贯穿“史”的线索却是刘大先对“不同”与“和”的辩证思考——所谓共名与和声、多元化与现代性、差异性与再融合都是此主题的变奏。在他看来，尽管少数民族文学的族性意识在现代中国转型的不同时期具有或显或隐的表征，但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是以国家文学的“和”为前提的自我发声，国家认同与作为次属差异性认同的少数民族认同是同构的，少数民族文学是现代中国的时代“共名”在不同声部的和声。他更进一步指出，从“和而不同”到“不同而和”，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文学的共和》“史”部分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对应了“文学的共和”的核心意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社会主义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刘大先认为，中国革命对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意义是“翻身”，这给予了处于不同社会发展状态下的各个族群“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同时社会主义的“人民性”、“集体性”和平等基调也奠定了少数民族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基础。 同时，“唯有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变迁中才能准确定位少数民族文学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遭际与命运。” 少数民族文学脱胎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建制，两者是共生同构的关系，“文学共和”则是“人民共和”的投影和回音。面对“历史的终结”和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构，“文学的共和”为重拾社会主义与革命文化的遗产，为思考“多民族文学”与“多元文学史观”提供了新的理论参数。总体而言，如果说《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体现的是刘大先“理论的自觉”，那么《文学的共和》中的“史”则呈现出“历史的自觉”。他这五篇论文的写法各不相同，但都用详实的材料和后设的洞见重思了20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与嬗变的历程。他将少数民族文学“内在嵌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现代转型的整体框架，体现了“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命运共同体般休戚与共的联系。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擅长的理论思考和宏观概括。他改变了既往少数民族文学史重铺陈轻思辨的状态，写出了一个有立场、有态度的文学史。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知识考古与跨界重构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的议题。刘大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知识考古，回到问题的原点，不断追问“何谓少数民族文学”的奠基性问题。其二是跨界重构，在跨学科的知识领域和理论资源中重思少数民族文学。确实，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使它产生了与汉族或主流文学不同的研究取径，也使方法论问题格外突出。刘大先对学科方法论的重视和实践，体现了“视野的自觉”，即有意识地在新的学科视野和新的理论坐标中重新探索少数民族文学的相关议题。“视野的自觉”集中表现在《文学的共和》“论”的部分。例如，《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全球语境》在广阔的时空视野下重绘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外部语境。《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问题》以少数民族文学为对象，将“重述历史”的话题推进到更为普世的文化记忆维度，回应了主流学界最为热门的记忆问题。《“西部文学”的发现和敞亮》侧重探讨西部文学，全面追踪了西部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清理了相关概念与各种迷思。较之上述三篇专题论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两篇所思考的问题更为重大。前一篇中，刘大先通过词语的考古厘清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学，指出“多元一体”的缺陷并提出“多元共生”的可能性，还分析了口头与书面的不同之处，由此展开对整个学科走向的探索。在后一篇，刘大先不仅重新定义了“少数民族文学”，还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提出谏言，认为批评应该敞开文本，将文化研究引入批评，必须在本土立场上吸收其他批评资源（如民间文学理论、人类学、后殖民主义理论、黑人文学批评等等），从而达到“主体间性”的效果。从这些论文的写法，我们可以看到刘大先对知识考古的取径。他的行文思路往往是在讨论问题前首先清理关于概念的多重逻辑缠绕，回到词语原初的语境。譬如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对“民族”、“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的辨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对“西部”的追根溯源。在中国当下的学术生产中，很多概念被人云亦云、想当然的使用，却不知其产生的原初语境和核心意涵。而对严谨的现代学术来说，此概念与彼概念之间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尤其在具有泛政治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就此而言，刘大先的知识考古具有肃清源流的作用。刘大先的学术取径还在于跨学科视域与丰富的理论来源。他的理论武库十分强大，随手抛出的观点背后都有理论的支撑。从经典的文学理论到新锐的批判理论，从人类学到社会学再到政治哲学，他的理论观点如同万花筒般变化无穷。他不拘泥于某家某派，而是博采众长，为研究的主题服务。在理论的花哨与华丽背后，是他跨学科的知识系谱和去芜取精的主体建构。通过“跨界”的方式，刘大先从相关学科挪用新的方法论和理论资源，这些新加入的参数改变了既有的学科格局，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构。刘大先“视野的自觉”不仅体现在他的专题论文里，还体现在他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中。《文学的共和》“文本”部分的论文展示了刘大先鲜明的批评风格：他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作家作品，超越简单的文本阐释，投向更为广阔的思辨层面。他的视角的抓取往往来自跨学科的知识。《何谓人类学写作》用人类学视角来阐释潘年英，说明潘年英独特文体的生成机制。《新女性维度》用女性主义视角对叶梅作品进行细读，《民族文学的想象空间》通过吴岩的研究追溯科幻文学的世纪流变，《血色浪漫的满洲》对朱春雨《血菩提》的解读有文学史考古的意味。刘大先的跨界重构，打破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研究框架，引入了新的主题，从而增加了阐释的能量，他的作家作品论是少数民族文学进行跨界重构的最好的实践报告。然而，“视野的自觉”也可以超越少数民族“文学”，走向少数民族“文化”。《文学的共和》的“影像”部分是刘大先关于电影的论文。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媒介，而是少数民族这个定语，因此影视也是他致力钻研的领域。事实上，处在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文学性”也进行自我播撒和自我衍生，朝着视像文化转型，少数民族文学亦是如此。在刘大先的电影研究中，他最念兹在兹的问题是“再现”与“观看”的权力结构。《人类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电影》是一篇跨学科思考的论文。刘大先抓住主位与客位、他者表述与自我表述的核心问题，用人类学的视角来考察了少数民族电影，他总结的少数民族电影中常见的四种叙事模式也是围绕着再现问题展开。《文化遗产与新经济时代的少数民族电影》从“可展示性”的角度阐释“文化遗产”如何作为风景被置入少数民族电影中，“文化遗产其实也成为一种象征资本，它们作为差异性的文化符号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当中”。 而差异性与统一性的辩证是“新文化”电影讨论里的应有之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西藏表述》通过几个纪录片对西藏的再现说明不同视点的人对西藏的误读与想象，告知我们“想象的地图”式的猎奇和窥视与静态深描的区别。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如何再现自身，而不是被他者再现是一个重要的议题。面对现代性的冲击，民族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化、去日常化和可读性成为关注焦点，刘大先的电影研究正好回应了上述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刘大先更像是一个广义的人文学者。他的思考打破了学科的自我设限，驰骋在广阔的知识疆域中。面对文学的式微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性，他用开阔的视域打破学科分断，重回1980年代文学对“总体性”世界进行观照的传统。少数民族文学既是他专注思考的有限辖域，又是他无限思辨的学科起点。他的跨界不但带给少数民族民族的学科重构的可能，而且给汉族或主流文学提供给了差异的对位和另类的视野，展示出中国“复数的文学与复调的声音”。当世界变成“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平坦世界”， 注重差异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却给中国文学保留了内部张力与弹性空间，或许这才是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最大的意义和最好的回赠。三、“边走边想”：文学研究的田野转向毫无疑问，“少数民族文学”绝不仅仅只是“文学”而已，我们不能忽视的还有“少数民族”所指涉的情感、伦理和政治维度。因此，要做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就不可能囿于“纯文学”狭小封闭的角落，将现实的民族问题置之不理、掩耳盗铃。进而言之，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天然的公共性，这需要研究者有现实的关怀和实践的自觉。从这个角度看，刘大先是最当之无愧的少数民族文学学者。他似乎时刻准备着出逃象牙塔，行脚在路上，用实践来摆脱书斋的高墙对思想的囚禁。刘大先用脚步丈量中国，用笔耕理解中国，他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是建立在丰富的在地经验和旅行清单基础上的。恰如他的好友孟庆澍所说，在刘大先的世界中，“精英与草根、阅读与旅行、经院与人间、书斋与乡野、意识形态与社会行动从未构成过令人困扰的冲突，而是自然而然地生长为一系列富于张力、彼此生发的二元结构。” 所谓“二元结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刘大先的论文。一方面，从文章的文体看刘大先，他论文中生僻复杂的学术名词、旁征博引的论述方式、信手拈来的西方理论以及步步为营的逻辑推演无不让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严谨刻板的书斋型学者；另一方面，从文章的立场看刘大先，却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是一个“接地气”的学者。他经年对民间社会的田野考察，使他的论文脱离了学院精英的喃喃自语而对中国的现实和民族问题有切近之思。刘大先的吊诡之处在于他的修辞或许是书斋的、学理的，但他的思想却源自对民间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民间并非某个固定的群体或纯粹的阶层，它无疑纠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群落和力量，是无数关系、权力、利益诉求交织的产物。……这些地方表面波澜不惊，却蕴藏着深厚的底蕴；它们似乎古井不波，但有着勃勃的生机；它们看似混乱、肮脏、嘈杂，但却是我们国家最多数人口的实际生活。面对这样的现实，不应该闭上双眼；面对这样的时代美学转型，知识分子要做的可能是重新复兴对于民族民间的热情和信念。 唯有目光向下，重视民间的生生之力，知识分子才能“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刘大先向“田野”的折返和回归。藉此，我们才能理解《文学的共和》的第五部分“田野”的意义所在。《新疆：文化安全与国家认同》是刘大先在多次考察新疆后的思考成果，也是关于新疆问题的一篇政论式的文章。在新疆乌鲁木齐2009年的7.5事件之后，新疆的族群问题浮出历史地表，进入公众视野，其后新疆的暴恐事件频繁发生，族群问题成为聚焦点。就此而言，刘大先对新疆问题的考察尤为警醒。这篇文章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思考国家认同的议题，切中新疆族群问题的核心。他认为，对于处在“文明的冲突”的前哨地带、地缘政治异常复杂的新疆来说，看似软性的文化实则对硬性的政治具有巨大影响。文化的发达不仅可以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可以形成“文化屏障”，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而解决文化安全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文化认同的危机。当下新疆的分裂势力，某种程度上就是利用文化认同来疏离国家认同。因此，我们必须建构超越族群文化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不要过度提倡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而应该强调国民性和公民性，在尊重多样性的同时追求同一性，将民族权利问题放置在国家利益的内部。他更以调研的切身经验说明，少数民族内部并非是铁板一块，也具有多样性，诸如内地人将对新疆小偷的厌恶连带到新疆其他人的身上，就有以偏概全的误解。 相比关于新疆政治身份颇为沉重的讨论，“田野”部分另一篇关于广西旅游开发的长文轻松得多、也有趣得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意》中，刘大先用新闻调查式的非虚构小说笔法考察了广西田阳敢壮山壮族布洛陀神话的重塑过程，详细铺陈了此一“传统的发明”里民间民众、知识精英及政府官方在利益格局中的三方博弈。确实，近年来文化产业的鼓吹主要是受到市场力量的推动。那么，在创意与生意之间，在游客凝视与自我奇观化之间，本土的“小传统”如何被改写、挪用乃至消费？这些“小传统”又将何去何从？刘大先通过在地考察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刘大先热爱行走。他的旅程是双重的，既在土地上行走，又思接千载，在思想世界中穿行。他边走边想，且行且思。在他的写作中，常常以某时某地的文化现象来触动自己的启悟。这些旅行和思考的结果是考察记录，他挑选了“民间现场四章”放在《文学的共和》中。来自云南、海南、甘肃和湖北的有关仪式、舞蹈、音乐、故事的个案，与前述新疆与广西的个案形成对话。这些考察记录不是写人描景状物之类的美文，而是“文化散文”，其中充满了思想的闪光：跨国界的区域联结、民间藏污纳垢的新美学、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命运、故事的灵魂……他在这些考察记录中提出的观点无不包含着对少数民族文化现状的省思。文学研究的田野转向，是走出书斋的努力，也是走向民间的尝试。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将思辨寓于行走。刘大先在新疆个案里提及，部分少数民族精英的观点不能代表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同胞，“沉默的大多数”不能被精英所代言 。代表／再现（representation）体现了精英与大众的辩证，也提醒知识分子必须重视民众的声音，遵循他者的伦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既要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辨，又要对自己的立场保持警觉和清醒，转向田野不失为修正和调整自我立场的最佳学术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刘大先与书斋学者不同，他的学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工作基础上，这也使他更懂得政治的妥协性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较之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他的观点更为敏锐和切实。“只有鄙陋粗简的研究，没有边缘的研究对象，关键在于研究主体自己的学术格局和气象胸襟。”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固然是“少有人走的路”，但学科的边缘并不意味着研究者的自我边缘。较之其他学科，少数民族文学面对的是“异”的、多元的、复数的世界观、分类方式和知识体系，需要更大的学术自信和理论勇气。当代中国的现实诉求改变着学术整体的走向。恰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文学既冷门又热门，它是中国文学／文化／政治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存在，也是富于理论增长点和学术生产力的场域。刘大先近年来的思考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 -
新中国的成立，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在“前二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建构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学主体建构的统一进程，其民族性混融于人民性之中未得充分展现，然而正是国家文化建设需要重新审视和改造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学才能以“借腹怀胎”的方式获得命名以及对自身传统的承续。学者刘大先在新著《文学的共和》中提出的“文学共和”理念，重新正视了“人民共和”对少数民族文学兴起的历史贡献，也以“文学共和”的价值理想，反思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制约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局限：时代“共名”限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表述，各民族“文学共和”局面未能具有更为丰富充实的内涵。 在“文革”以后的新启蒙主义时代，文学在最初的阶段成为政治纠错和社会改革的先声。泛政治化的写作潮流导致少数民族文学被裹挟到主旋律合奏中，未能彰显自身特色，但也复苏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力，一些原先没有书面文学的民族也开启了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之旅。随后不久，主流文学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急切渴求中发掘和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贮藏，实现了新的美学生长。这种寻根潮流启发一些敏锐的少数民族作家关注本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文化遗产。乌热尔图、张承志、蔡测海、扎西达娃、色波等作家的“本族化”创作转向及定位，调动了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从本民族文化和文学母体中探取创作资源的能动性。少数民族文学收纳民族文化事象、呈现民族心理个性的“民族特色”日益显著，不断为中国文学空间增添新的质素。在刘大先看来，新启蒙主义带动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化趋求，使各民族的“文学共和”奠定在族群文学主体自觉的基础上，因而有了更具实质的内涵。 由此观之，“文学共和”是一种具有双重功效的文学史观，包含着辩证与客观的文学史认知。经由其检视和探照，既能促动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体贴和理解，避免了“后设性视角”导致的历史偏见，也能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变迁作出深刻反思，从中提取益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除此之外，“文学共和”的理念亦致力于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正名。它呼应了全球性的文化多元主义潮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之于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少数民族文学因为审美水平的相对滞后，在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处在边缘位置，长期被主流批评界视为国家文化政策照顾的产物而备受冷遇。“文学共和”理念的提出有利于冲破主流∕边缘的定势思维，它从中国文学生态良性循环的高度肯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价值，超越了片面的审美至上的文学评价标准。毋庸置疑，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利于盘活各种族群审美文化资源，在本土文学内部形成交流、更新和创造的活力源泉，从而改变中国文学的创新动力更多仰赖西方文学与文化资源的历史。“文学共和”的理念也力图破除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使人认识到各民族文学自我无法隔绝于他者而独立存在。很多民族的文学都是在与他族文学的交流碰撞中生成，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学的主体始终是流动、变化和生新的建构性质，而非抽象、纯粹和凝固的本质化存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多民族文学是一种多元共生的关系，正是“文学共和”的题中之义。 1990年代至今的社会思想文化难以形成趋同化的整体共识，文学发展日益陷入个人化、差异化和边缘化的状态，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倒也松动了主流精英文学话语的压抑性结构。全球文化一体化和同质化的趋势，加剧了少数族群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崛起。受制于资本逻辑和消费主义文化观念，少数民族文化刻意凸显自身“民族特色”，试图博取更多象征资本。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当前少数民族文学虽呈差异化的多元生长态势，但是一种强化本族身份认同的民族志书写已经成为较为显著的叙事倾向。在一些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甚至出现了只有单一族群人物活动的“单边叙事”，这与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历史和现实不相吻合。基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自西方输入中国后，成为少数民族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但对这一外来思想显然不能全盘照搬挪用。在刘大先看来，多元文化主义“如果没有某种共识作为基质，则容易走向我族中心主义”。因此，以文化多元主义为思想支撑的民族志书写，在强化族别差异和族群意识的叙事趋求中，无疑暗含着走向认同政治乃至狭隘民族主义的写作歧途。“文学共和”理念一方面倡扬文化平权意识，尊重不同族群独特的文学传统，彰显边缘与弱势文学的隐在价值，消解文学精英主义和一元论的权力话语结构，另一方面也以反思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呈示了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基本伦理立场，即文学的族群化追求必须关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事实存在。就此而言，“文学共和”不仅是一种极具启示意味的文学史观，也是一种兼顾少数民族文学价值建构和叙事伦理的富有张力的批评方法。其统揽全局的视野、辩证深刻的含义及高度凝练的表述，必将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研究领域内持续展现其理论活力。《文艺报》2014年12月05日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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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批评五章“涉及判断力与感受力、祛魅与复魅、知识等级与文学教育；”民间现场四章“包括云南、海南、甘肃和湖北的有关仪式、舞蹈、音乐、故事的案例，与新疆和广西案例讨论的政治身份与旅游开发形成互文。这些在目录中没有体现。 -
此书是作者十年学术精选集，以五个部分结构全书，所选的文章每一篇都是代表作，是一本研究多民族文学必读的书目。此书超越既有研究的窠臼，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知识格局、理论框架和技术路线上纵横开掘，说将传统陈旧的少数族裔文学批评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点也不为过。而将书名定为”文学的共和“，足以可见作者对学术的非凡追求、胆略和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