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传开讲

内容概要

谢金良，1971年生，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哲学），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中国美学）。曾任职于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先后师从易学专家张善文、道学专家詹石窗、佛学专家洪修平、美学专家王振复等教授研习中国学术。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大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刊物《道学研究》（香港）和《TRANS-HUMANITIES》（韩国）编委、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上海管理教育学会会员、上海美学学会会员等。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易学、经学等专业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美学教学与科研，研究方向是先秦诸子时间观与审美观、易学与儒佛道文化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穀梁传》的来源和作者

第一节 《穀梁传》的来源问题

第二节 《穀梁传》的作者问题

第三节 穀梁子其人引起的争议

第四节 穀梁子学问的渊源

第二章 《穀梁传》的成书年代

第一节 今文经和古文经及其学派

第二节 《公》《穀》成书的先后

第三节 成书年代难以确定

第三章 《穀梁传》的流传及其有关问题

第一节 汉代以前的口耳相传

第二节 西汉《穀梁》学的传承

第三节 《穀梁》在东汉的流传情况

第四节 《穀梁》学的研究概况

前言

第一章 《穀梁传》的来源和作者

第一节 《穀梁传》的来源问题

第二节 《穀梁传》的作者问题

第三节 穀梁子其人引起的争议

第四节 穀梁子学问的渊源

第二章 《穀梁传》的成书年代

第一节 今文经和古文经及其学派

第二节 《公》《穀》成书的先后

第三节 成书年代难以确定

第三章 《穀梁传》的流传及其有关问题

第一节 汉代以前的口耳相传

第二节 西汉《穀梁》学的传承

第三节 《穀梁》在东汉的流传情况

第四节 《穀梁》学的研究概况

第四章 《穀梁》学废兴的内因

第一节 强调礼乐教化 力主仁德之治

第二节 强调宗法情谊 缓和宗室矛盾

第三节 强调尊王思想 巩固皇权统治

第五章 《穀梁传》的正文训诂

第一节 正文训诂的内容

第二节 正文训诂的方法

第三节 正文训诂的术语

第六章 《穀梁传》文章风格略论

第一节 文详而畅 气峻以厉

第二节 辞清以淡 意婉以平

第三节 自问自答 逐层推论

第四节 貌似繁文 实有意趣

第七章 《穀梁传》传经的特色

第一节 开宗明义 正隐恶桓

第二节 倾向鲜明 手法婉曲

第三节 审慎周严 善于释经

第四节 表似训诂 正名尽辞

第五节 以历为例 以礼为理

第八章 《穀梁传》的思想倾向

第一节 亲亲之义 尊尊之道

第二节 贵礼贱兵 尊王攘夷

第三节 贵义重民 援古正名

第九章 研读《穀梁传》的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修订后记



前言


第一章 《穀梁传》的来源和作者


第一节 《穀梁传》的来源问题


第二节 《穀梁传》的作者问题


第三节 穀梁子其人引起的争议


第四节 穀梁子学问的渊源


第二章 《穀梁传》的成书年代


第一节 今文经和古文经及其学派


第二节 《公》《穀》成书的先后


第三节 成书年代难以确定


第三章 《穀梁传》的流传及其有关问题


第一节 汉代以前的口耳相传


第二节 西汉《穀梁》学的传承


第三节 《穀梁》在东汉的流传情况


第四节 《穀梁》学的研究概况


第四章 《穀梁》学废兴的内因


第一节 强调礼乐教化 力主仁德之治


第二节 强调宗法情谊 缓和宗室矛盾


第三节 强调尊王思想 巩固皇权统治


第五章 《穀梁传》的正文训诂


第一节 正文训诂的内容


第二节 正文训诂的方法


第三节 正文训诂的术语


第六章 《穀梁传》文章风格略论


第一节 文详而畅 气峻以厉


第二节 辞清以淡 意婉以平


第三节 自问自答 逐层推论


第四节 貌似繁文 实有意趣


第七章 《穀梁传》传经的特色


第一节 开宗明义 正隐恶桓


第二节 倾向鲜明 手法婉曲


第三节 审慎周严 善于释经


第四节 表似训诂 正名尽辞


第五节 以历为例 以礼为理


第八章 《穀梁传》的思想倾向


第一节 亲亲之义 尊尊之道


第二节 贵礼贱兵 尊王攘夷


第三节 贵义重民 援古正名


第九章 研读《穀梁传》的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修订后记


 

作者简介

前已述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史籍，对后世影响至大。其中孔子所删述的《春秋》以“微言大义”以寓褒贬而著称于世。为《春秋》作传之书，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从写作时代和流传情况来看，《左传》作之虽早，在汉代却未立于学官，至三国之后其学始大盛；《公羊传》、《穀梁传》作之虽稍晚，然以其为今文之学，于西汉先后立于学官，甚为汉代学者所重视。

虽然《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是以问答式解释体阐发《春秋》经义，又同属今文经，但对《春秋》文义的理解却是异大而同小，并常有互为诋讦违逆之处。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学者也往往互相驳难，企图压倒对方，以便在学术界取得正统地位。恰好，历代统治者也需要对这两部书加以品评取舍，从中确定一部权威的解释《春秋》的范本，来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务。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公羊》学和《穀梁》学数次争立学官的局面。尽管《穀梁》学总的来说敌不过《公羊》学，但由于它重在宣扬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重视礼治，提倡礼教，较之《公羊》学直截强调拨乱反正，对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要温和一些，在社会稳定之时，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汉宣帝倍加青睐，使《穀梁》学大盛，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公羊》学的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穀梁传》和《公羊传》都属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统治者可以对它们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汉代将它们并立学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传》列为“九经”之一，宋代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总之，《穀梁传》作为“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儒家经学典籍，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经典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很大影响。

具体说来，《穀梁传》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它宣扬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人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西汉把《穀梁传》视为对头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主要是阐述《公羊传》之说，但也有多处采用了《穀梁传》之义。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而《春秋繁露顺命篇》中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基本上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下来。东汉郑玄《六艺论》指出：“《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而论其“纯正”之说，大抵本于《春秋》义法，大力倡导诸如宗法礼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贵礼贱兵等思想观念，往往深得后世的重视和肯定。如《穀梁传》倡导的民本思想，晚晴学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指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又千古者也。”此说甚是。反观史籍，《穀梁传》的思想确实也被经常引用。如《宋书礼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穀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这是明引《穀梁传》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还有暗用《穀梁传》之义的，如《晋书温峤传》：“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温峤所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二句，当是化用《穀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这几句而来。

二是《穀梁传》学风朴实、不言妖妄，下启东汉桓谭、王充反谶纬之学，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三传中，不但《公羊传》喜言妖妄，《左传》亦多叙鬼神之事，在这点上，《穀梁传》是较胜一筹的。《穀梁传》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很不简单。另一方面，《公羊》为齐学(公羊高为齐人)，《穀梁传》为鲁学(穀梁赤为鲁人)；《公羊》兼传《春秋》的微言和大义，《穀梁》则只传大义。我们知道，《春秋》用极简练文字，概括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裁断，体现作者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所谓大义微言，就是体现在《春秋》里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级观念。分开来说，大义指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能从《春秋》经文的字句分析出来，所以显而易见；微言则出于主观的推测，不能从文字上来直接推求，所以隐而难明。因此，这也正证明了鲁学的朴实、齐学的夸诞。

三是《穀梁传》对《春秋》的阐释，成为历代注释家注解典籍的训诂材料。如《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的孔颖达疏，《周礼》、《仪礼》的贾公彦疏，《公羊传》的徐彦疏，《论语》、《尔雅》的邢昺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处引用《穀梁传》。此外，从典籍文本的内容上看，《穀梁传》作为正文训诂的一个范式，已初具后世训诂学的规模，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留下优良的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许正如章太炎《訄书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穀梁传》在儒家经学殿堂中向来殆如附录是事实，《穀梁》学向来属于“孤经绝学”也是事实。清人廖平在《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自叙》中曾坦言：“《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于是他冥心潜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传》，以《史记》为主，会通《三传》，专求大义，明辨义例，详考礼制，十易其稿，终成名作，使几成绝学的《穀梁传》又得以恢宏开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学虽得到最后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师廖平的倾力扶持，但也只是辉耀一时，之后不久又渐成绝响了。因此，今日学者倘无“扶微补绝”之心，苦心经营，那么重振《穀梁》衰颓之风恐怕又将是遥遥无期了。

以上主要是在综观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源流、地位、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不难发现，这部经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起过较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这部经书的研究鲜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读者对它知之甚少。

本书的目的，力求在对《穀梁传》这部古老经书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等作比较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并在必要处提出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读者能够重新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前已述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史籍，对后世影响至大。其中孔子所删述的《春秋》以“微言大义”以寓褒贬而著称于世。为《春秋》作传之书，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从写作时代和流传情况来看，《左传》作之虽早，在汉代却未立于学官，至三国之后其学始大盛；《公羊传》、《穀梁传》作之虽稍晚，然以其为今文之学，于西汉先后立于学官，甚为汉代学者所重视。


虽然《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是以问答式解释体阐发《春秋》经义，又同属今文经，但对《春秋》文义的理解却是异大而同小，并常有互为诋讦违逆之处。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学者也往往互相驳难，企图压倒对方，以便在学术界取得正统地位。恰好，历代统治者也需要对这两部书加以品评取舍，从中确定一部权威的解释《春秋》的范本，来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务。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公羊》学和《穀梁》学数次争立学官的局面。尽管《穀梁》学总的来说敌不过《公羊》学，但由于它重在宣扬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重视礼治，提倡礼教，较之《公羊》学直截强调拨乱反正，对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要温和一些，在社会稳定之时，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汉宣帝倍加青睐，使《穀梁》学大盛，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公羊》学的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穀梁传》和《公羊传》都属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统治者可以对它们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汉代将它们并立学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传》列为“九经”之一，宋代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总之，《穀梁传》作为“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儒家经学典籍，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经典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很大影响。


具体说来，《穀梁传》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它宣扬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人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西汉把《穀梁传》视为对头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主要是阐述《公羊传》之说，但也有多处采用了《穀梁传》之义。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而《春秋繁露顺命篇》中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基本上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下来。东汉郑玄《六艺论》指出：“《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而论其“纯正”之说，大抵本于《春秋》义法，大力倡导诸如宗法礼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贵礼贱兵等思想观念，往往深得后世的重视和肯定。如《穀梁传》倡导的民本思想，晚晴学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指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又千古者也。”此说甚是。反观史籍，《穀梁传》的思想确实也被经常引用。如《宋书礼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穀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这是明引《穀梁传》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还有暗用《穀梁传》之义的，如《晋书温峤传》：“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温峤所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二句，当是化用《穀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这几句而来。


二是《穀梁传》学风朴实、不言妖妄，下启东汉桓谭、王充反谶纬之学，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三传中，不但《公羊传》喜言妖妄，《左传》亦多叙鬼神之事，在这点上，《穀梁传》是较胜一筹的。《穀梁传》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很不简单。另一方面，《公羊》为齐学(公羊高为齐人)，《穀梁传》为鲁学(穀梁赤为鲁人)；《公羊》兼传《春秋》的微言和大义，《穀梁》则只传大义。我们知道，《春秋》用极简练文字，概括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裁断，体现作者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所谓大义微言，就是体现在《春秋》里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级观念。分开来说，大义指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能从《春秋》经文的字句分析出来，所以显而易见；微言则出于主观的推测，不能从文字上来直接推求，所以隐而难明。因此，这也正证明了鲁学的朴实、齐学的夸诞。


三是《穀梁传》对《春秋》的阐释，成为历代注释家注解典籍的训诂材料。如《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的孔颖达疏，《周礼》、《仪礼》的贾公彦疏，《公羊传》的徐彦疏，《论语》、《尔雅》的邢昺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处引用《穀梁传》。此外，从典籍文本的内容上看，《穀梁传》作为正文训诂的一个范式，已初具后世训诂学的规模，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留下优良的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许正如章太炎《訄书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穀梁传》在儒家经学殿堂中向来殆如附录是事实，《穀梁》学向来属于“孤经绝学”也是事实。清人廖平在《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自叙》中曾坦言：“《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于是他冥心潜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传》，以《史记》为主，会通《三传》，专求大义，明辨义例，详考礼制，十易其稿，终成名作，使几成绝学的《穀梁传》又得以恢宏开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学虽得到最后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师廖平的倾力扶持，但也只是辉耀一时，之后不久又渐成绝响了。因此，今日学者倘无“扶微补绝”之心，苦心经营，那么重振《穀梁》衰颓之风恐怕又将是遥遥无期了。




以上主要是在综观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源流、地位、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不难发现，这部经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起过较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这部经书的研究鲜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读者对它知之甚少。


本书的目的，力求在对《穀梁传》这部古老经书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等作比较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并在必要处提出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读者能够重新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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