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下) (平装)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8
ISBN:9787507311365
作者:逄先知编
页数:1885 页页

书籍目录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出版说明  1893年  1902年  1904年  1905年  1907-1908年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1924年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1月-6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

作者简介

这部年谱记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九年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他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反映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过程，并尽可能地表现他的胸怀、情操、气度和风貌。这部年谱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和光辉历程，直到取得全国胜利。这部年谱的编撰方针是：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大量使用和发展档案材料；注意汲取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经过研究考证有所发现和创新，澄清了一些出版物中关于毛泽东生平业绩的失实记载，写作上采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一般不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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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首次发表于新浪博客“蔚然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a5ab6a0101ffr9.html一毛泽东以媒体界人士入政，其起点在参加中共。此前的准备工作，则是因杨昌济黎锦熙等老师的关系，与蔡和森等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得到一笔钱（即章士钊募捐所得），创办文化书社，进入媒体界。其崭露头角当在组织驱张运动，扬名则在湖南《大公报》。毛在起步阶段，老师的帮助非常关键。将农家子毛泽东和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正是这些老师。毛事业的真正开始，是其所参加的共产党完成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之时。合作之后，毛曾一心一意回湖南老家发展国民党组织，发展了很多国民党的湖南籍党员，使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同一时期，在湖南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开展阶级斗争。事觉，为湖南省长赵恒惕追杀，跑路到广州。到广州后，受汪精卫推荐，任国民政府宣传部代理部长，在任共计不足八个月，但成绩卓著，渐次成为国民党左派之重要成员（这一过程极为关键）。当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损失严重，成为反对党。毛此时坚韧不拔，虽然灰心，但对共产党不离不弃（此点颇为不易）。其后，在八七会议上主张武装斗争，“枪杆子出政权”，开展秋收起义。失败后上山游击，采非常手段发展武装及组织，慢慢成为反对党领袖。历二十余年之奋斗，卒获成功。（以上写于2011年4月26日，见本博客《毛泽东：致蔡和森等》。）二自1929年6月以后，毛迎来了剧烈的党内斗争。在这一系列斗争中，他都是斗争的靶子，处于被动的地位。虽以毛的才智，可以屡仆屡起，然则，也只是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以后，毛不断被边缘、不断被打击的局面才得到改观。毛后来谈起在江西的这一段经历，颇为感慨。并说，如果没有在江西时期的数次被打倒，就没有我毛泽东。其意一方面是说我就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一段经历，对于毛的确刻骨铭心。我在高中时读到毛的这一自述，一直想对毛此段经历详加考察，借以观察毛对屡次打击之反应，并略推其原因。大学时，听罗晓军师讲宪法课，罗师曾用了当时流行的词汇谓“伟大领袖在这一段时期，那真是郁闷得吐血啊”，使我更加对毛的这一段经历感到兴趣。近日读《毛泽东年谱》至1933年6月，正是毛饱受斗争、打击的时期。反思毛被打倒的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不是毛本人的对错问题，这都是次要的。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要借助于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即江西苏区（或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使中共实现从一个名义上的政党（“皮包公司”）向有土地、有人民的实体政党的转变。这一大背景决定了，作为苏区首领的毛泽东，注定要被“驯服”。不驯服毛泽东这个“山大王”、“土皇帝”，则中共中央对苏区的控制无从谈起。这是大势。因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屡遭排挤、打击、斗争实属必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斗法，历时六年之久，最终以毛泽东的成熟、胜利而告终。略观此时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中央为达到目的，稳步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有拉有打，分步进行，逐步对苏区形成了实质性的控制。与之伴随，毛泽东日益远离权力中心。兹以毛泽东历次被打倒为线索，略述如下：（一）1929年6月22日，陈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围绕“井冈山的斗争”以来各方面问题进行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主张的党的集权制。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而陈毅当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7月底，毛泽东得了疟疾。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红四军七大文件。8月21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指示信，否定了红四军七大中否定党的集权制的意见，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对毛采取了支持态度。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汇报。9月下旬，朱德主持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毛收到通知，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9月28日，经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出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在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0月22日，陈毅携九月来信回红四军前委机关，并派人将信送给毛，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是为“一请”，毛不为所动。10月31日，红四军进攻梅县失利。11月18日，朱德、 陈毅致信给毛，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是为“二请”，毛仍不为所动。11月23日，中共红四军前委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是为“三请”，这一次，毛动身了。11月26日，毛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所谓“一病数月，这时身体正在恢复，约略可以随军”。从这一过程看，毛第一次被打倒后，是以得胜者的姿态，经过“三请”然后回来的。这一过程，中央对毛的支持是毛获胜的决定因素，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官复原职后两天，11月28日，毛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整训。随即，12月中旬，毛准备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亲自起草了长达三万字的红四军九大的八个决议案，可谓一手包办。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毛作政治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本博客曾转载该决议全文）。大会选举毛为前委书记，并选举11人作为前委委员，包括林彪等人，其中毛的人很可能占了多数。因此，毛的第一次被打倒，最终是以毛的全胜而告终。中共中央之所以支持了毛泽东，是因为这一时期对毛采取“拉”的政策，其意在于利用毛来统一红军各山头，壮大红军实力。并通过一打一拉，先打后拉，树立起中共中央的威信。这一年，即1929年，毛泽东36岁，经历的事很多。他在1月被追剿军包围，突围时极其危险，并一度与朱德失去联系；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被排挤、失掉前委书记；7月，得了严重疟疾，全身浮肿，差点死去，害病3个月，10月才治愈；年底复又官复原职。通过一退一进，毛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共红四军中的地位。毛泽东的36岁，可谓有失有得，非同寻常。毛一仆一起以后，威信得到巩固，中央也公开支持他。中央和毛的关系遂进入蜜月期。1930年6月，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达汀州，传达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遂由红四军扩大至红一军团。8月23日，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会合，两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会议决定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成立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至此，毛泽东的权力又进一步扩大至红一方面军，并且党政军一把抓，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9月24-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未出席会议，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上为第一阶段。到此时为止，毛泽东虽经历了短暂的失去前委书记，但官复原职以后，则处于快速上升期。中央有意培养毛泽东，使之发挥才干，壮大实力。但随后第二阶段，即中央逐步打压毛的时期开始了。（二）第一步是空降项英到苏区当苏区中央局书记。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等二十五人组成苏区军委。10月下旬，蒋、冯、阎战争结束，部署对根据地第一次“围剿”。10月25日，中共中央给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前委发指示信，指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之前，暂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苏区中央局。12月上旬，“富田事变”发生，中共苏区发生一次剧烈的内部斗争。1931年1月7日，中共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毛未出席，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1月15日，项英到达苏区，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周恩来为书记（未到职），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后未被中共中央批准）。这一步的展开，是在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鲁涤平率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之后。通过这一步，毛在党内职务全面下滑，由代理书记而成为九人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毛泽东对这一步的反应，是推动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设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暂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毛的用意，我推测是，虽然在中革军委做了副职，但仍需在其中某一个部门任正职，以谋取独立活动的空间和独立发言的名义（毛此后多次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通令）。这是很重要的。另外，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其用意则在于，不使因在中革军委这类中央机关任职而使自己与自己的嫡系部队红一方面军疏远，通过这种方式，对红一方面军施加影响，保存威望。在军事第一的情况下，这一点考虑， 也是极其重要的。同年3月，中共中央致函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各苏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也送他们。这是中共中央对毛的一次形式上的安抚。中央清楚，一开始要慢慢来，不能过分激怒毛。为什么称作形式上的安抚呢？因为有了中革军委，还要这个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干什么呢？这一决定的实质性意义仅在于，送报告给他们看，也就是说，中央的大事，使你们有与闻的权利。（此文未完成，原标题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互相斗争演变史及其分析》，写于2011年9月7日。）三在江西时期，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屡仆屡起，主要是依靠其军事才能和灵活的军事策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军损失惨重，人心不可收拾。在此种情况下，原有的统治中心为避免灭亡的命运，同时也由于毛泽东抓住机会，积极争取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的信任，并由周恩来最终推动，毛泽东开始掌握军事实权，并通过整编，实行新的组织路线，控制军队。但在毛泽东地位未稳的情况下，党内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事件。这件事贯穿着长征的后半程，直至西安事变后，即1937年3月23-31日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会议）并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才得到彻底解决。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采取隐忍方针，对张国焘、徐向前屡次进行拉拢，但均无效，后来中央决定由朱德和张国焘搭档，对张进行牵制。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一、斗而不破。二、用好用足中央的名义权威（因张国焘是另立中央）。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全力争取军事胜利。这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收拾红军的人心（当时的情况肯定是跟谁能打胜仗就跟谁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张国焘证明，另立中央发展极为不利，跟着正统的中央发展，北上才有出路。这一点在无数封中央发给张国焘请其迅速北上的电报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如果不打胜仗，电报是没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起了作用。张国焘遭到军事失败，北上却获得了成功，张国焘最终服从北上。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的第一步是高举抗日旗帜，东渡黄河，其实就是争地盘、发展红军。但并不顺利，后来先后被阎锡山部、胡宗南部赶回黄河以西。此后，又大力向甘肃、新疆方向进军，希望打通新疆以通过此路获得苏联援助（主要是武器等军需物资），但亦不顺利，西路军被甘肃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打得很惨，几乎全军覆没。在军事无大起色的情况下，毛将很大精力用于发展同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系，写了极多书信和电报，并派专人谈判，以抗日为旗帜，希望与这些军队建立联系、达成谅解、互不攻击。阎锡山不为红军这种攻势所动，但在张学良身上却获得了意外成功，这就是西安事变（一开始中共将西安事变称为“西安起义”）。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的意图是组成抗日联军，造成西北独立，成立军政委员会，形成大割据局面。但这一愿望并未达成。但西安事变在政治上仍具有很大意义，这就是南京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地位，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中共长期的工作起到了不小作用。总的来说，在长征开始以后、七七事变以前，中共在军事上基本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主要精力用于“扩红”，即招兵买马、发展队伍，壮大实力，慎于开战），但在政治上却取得了不小成就。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在1936年开始成熟，其初步考虑可见于1936年7月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以及1937年6月22至23日与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太平洋事务》杂志、《美亚》杂志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在此次谈话中特别提出了两步走战略，即“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年谱》中有一些毛的表态，非常有策略。同时，毛在此时期非常注意红军的能见度，一方面是热情接待国内的《大公报》等各方记者、青年参观团，另一方面是进行一些国际交往，如发信给西班牙人民支持其反对德意法西斯的斗争、发信给美国共产党等。另外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毛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非常注意策略，主动钻国民党的套，在名义上作最大的让步，但实际上又保持政策独立性（毛的主张见于1937年6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言的后半部分）。好比历史上刘邦项羽虽共尊“义帝”楚怀王，但二者政策其实是互相独立的。这个时候中国的“义帝”，其实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综上可见，毛在取得军事领导权以后，并没有为军事而军事，而是将重点转到了提出政治策略和进行思想改造方面，并使之与军事行动相结合，时时注意获取道义的正当性。这一时期，是毛确立大政方针、开始成熟的时期。（以上写于2014年1月5日，读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之时。）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2014年1月4日夜于渥太华2014年1月5日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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