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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画梦录》的何其芳，和投奔延安的何其芳，如二者仅有其一，都会失去一种神秘的魅力。前者只能作为一个唯美主义文人被对待，后者则会泯然于大批同类人中。一旦两相结合，则会成为一个浓缩了中国近代史的丰富而深刻的谜。他说《画梦录》“和延安中间是有很大的距离的，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真是至语。《一个平常的故事》极有信服力地讲述了一个改变的故事，即一个无比敏感、内向、孱弱、孤独的知识分子是怎样不能超然于与己无关的民众的苦难，并在看似格格不入的粗砺的不精致的艰苦的战斗生活中（自以为）找到了最大的幸福。也许理解了何其芳的变化，便能理解近代中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历程何以为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