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逻辑》书评

入门的好书

当今的时代充满了各种争论，如果你对社科感兴趣，那“自由”这个核心术语一定绕不过去，遗憾的许多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它的涵义理解简单而粗暴。如果你希望对这个核心词汇的种种内涵原理有所了解，如果你只想大概的理解而没有精力读那些政治哲学名著，那有三本书可谓是你快速入门、从各个角度了解自由和周边核心体系的最好选择。恰巧这三本书都以“自由的”开头：罗斯巴德的《自由的伦理》、霍耐特的《自由的权利》和博兰尼的《自由的逻辑》。三位大师从各自的角度，对一些基本概念做了精妙而浅显易懂的解读，绝对的入门利器！

其实他讲的是经济，不过经济的确可以看成是社会的最大面和基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书没有完全看完！作者在论述自由经济的重要性的同时间接的阐述了自由给了我一些启发，对自由的有了更多的了解，达到买这本书的最初目的作者花了大量笔墨论证了自由经济比其它经济优秀，包括具体数据这些我都没有细看，也没有去分析他说了到底对不对，也许我心中对自由经济是认同的关系把并没有讨论社会，而是讨论社会的经济和经济模式，这是我开始买书时的误区，不过还是值得一看的~：）

“失败的科学家”

前不久，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去世，引成了极大关注，从政府到党/中/央，到民间，纷纷悼念、悲伤（致少是个姿态），钱的声望在去世时达到了颠峰，与原子弹时代一样。钱的一生之所以成功，成功在于他符合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科学家”这个形象的愿望与期待：爱国、绝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将科学化为实际应用、高科技。不过，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过去，钱学森正代表了“失败的科学家”形象，这个失败不是指他的研究的失败，指的是他的科学精神与形象的失败，也就是“科学家”这个形象的失败。按迈克尔·博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的看法，科学应该在自治的王国里存在，而不是屈服于政府的政治需求。在《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一文中，博兰尼批判了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将科学看作是意识形态，其内容要由社会来决定；另一种看法是基于道德立场，主张科学家应当将目光转向充满世界的苦难。思考能够为其求得解除苦难的良方。不幸的是，科学在中国，正完全符合了博兰尼所反对的这两种情况。博兰尼一直反对的是科学听命于政治，他要求的是科学的自治，在他看来有意义的、推进历史进展的不是运用科学/技术，而是纯粹科学。在哲学的盛世之后，拓宽人们想象力、看法、视野、革命人们对世界理解的正是纯粹科学，但这种纯粹科学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纯粹科学是“无用”的。就像艺术家要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博兰尼也要求“为科学而科学”。1938年，英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的社会与国际关系部”试图推进科学的计划化时，博兰尼发表了《纯粹科学的社会启示》一文，从自由主义的观点阐述了纯粹科学的意义，结果是，“报告人和听众一致赞成纯粹科学的传统地位，支持其为自身的理由而进行自由的探求。由此以来，在英国科学计划化的运动一蹶不振，直至无足轻重的地步。”在“朝圣山学会”的三巨头中，哈耶克是市场自由的鼓吹者，波普尔是反极权的代表人物，而博兰尼则是科学自由的重要捍卫者。今天自由社会的繁荣，与这三位大师的守卫有莫大关系。博兰尼的思路是，科学不可以为福利服务，如果考虑到福利，科学就会丧失掉纯粹的立场与趣味，纯粹科学就会无立锥之地（正如在中国），应用科学就会大行其道，应用科学的危险在于，它将科学降低到技术的低处，让科学变成政治与社会的工具，从而脱离科学的高贵与自由的运行规律。一旦科学侧重应用科学，为谋福利服务，纯粹科学就会退出，这后面就会是科学的计划化。关于计划化，哈耶克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彻底地批驳过，在些不赘述，既然市场不可以计划化，科学更不可以计划化，计划化的科学会造就苏联的李森科那样的病例（此事稍后再说）。而科学的计划化，意味着科学的的不自由，而科学的不自由即是学术不自由的前兆，学术不自由，意味着社会已进入了计划社会——极权国家就此出现！这是博兰尼的思路，从他的思想体系出发，也即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过去，钱学森，代表的不是科学的胜利，代表的是科学的悲哀。因为钱是从纯粹科学下降到应用科学，将科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品，成为国家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极权国家主义的工具。这只是从博兰尼的思想去看，不代表我本人的看法。在极权国家，如苏联，用政治标准取代科学标准（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干的事）之后，出现了李森科这个被钉在科学史的耻辱柱上的变形人物，在这照抄一段博兰尼的原著：“他在公众当中的影响，竟使得几百名未受过正式科学训练的人——诸如农民和农学院的年轻学生——为企图达到‘植物杂交’的目的而搞起了嫁接的实验。李森科本人志得意满，宣科通过这种群众性运动，植物杂交‘如同丰饶之角上流出果实一样地流溢出来’。靠着这一主张的助力，李森科得到了政府高度的信任。他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成员，并且做上了苏联农业科学院的院长。到1939年，他的影响达到了顶点，竟至于可以要求农业委员会禁止此前育种场里应用的方法，强行采用新的方法——而这一方法，便是基于他自己的遗传学说，而与人们接受的科学观点截然相反。在同年的一份出版物上，他甚至要求在俄国彻底废除遗传学，以最终清除他的科学对手。”苏联政府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召开了一次会议做表决，在会议中，再次确定了“科学必须在苏维埃国家的指导之下进行”。所发生的一切，正是极权国家常见的荒诞。

时光如水，浮云易逝

时艰命蹇，常感所处，不是人间……无所遁逃於天地之间，心犹向往，林泉髙致。近读Michael Polanyi的《The Logic of Liberty》，唏嘘良久……　　　　西方正典诸如约翰·洛克的《自然法论文集》、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论》，《关于崇高与美的两种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起源》、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书，我却阅之甚晚，以致愚钝日久，蹉跎至今……今天看博兰尼的《自由的逻辑》，亦有拨开层层迷雾的醍醐灌顶之感。　　　　迈克尔·博兰尼先从十九世纪科学遭到疑云重重的哲学攻击说起，一条路径直指科学按其自身的资格讲话的要求；另一条路径乃是基于道德立场。前者导向唯物主义观念，要求一切科学遵循实践（功利）的需要；后者基于道德伦理的立场，流於激进的怀疑主义。然而，博兰尼清醒的认识到正是这两者导致了欧洲原有习惯法与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他写道：“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道德的力量会被如此引入歧路？为什么我们时代巨大的道德热情，会导向暴力与破坏的渠道？惟一能够做出的问答是：再没有可以用于疏导的其他渠道。激进的怀疑主义破坏了公众对正义与理性现实的信仰……”下一代没有得到充分的正当理性与正义的观念，充满了道德的火焰，却对理性与正义不屑一顾。丧失正当理性的激进怀疑主义，空有“改造社会”的激情，最终导向法俄大革命、纳粹的绝对暴力主导的灾难。　　　　之后，博兰尼细致爬梳、论证了科学的自治之必要。一战后30年代英国曾有过短暂的“科学计划运动”，博兰尼认为是荒谬的。学术自由和科学的自治，对于学术的良性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他用苏俄举例说明科学计划化在实践中行不通，学术领域的行政化和意识型态的渗透，导致科学发展的停滞不前。苏俄在短期执行的科学研究政策，也不得不加以改变……　　　　博兰尼还在《前后矛盾的危险》一章中详述了浪漫主义的嬗变过程。他这样写道：“浪漫主义（Romanticism）既是文学的运动，也是心灵的变革，而并不是什么哲学。它在系统思想上的复本，乃由黑格尔的辩证法建构而成。黑格尔关注的是普遍理性——这在康德手里变成幽灵经他释放出来，再覆以暖烘烘的皮肉。理性被宣布成没有能力判断历史的行为，同时被赋予了内在于历史当中的舒适地位……既然被视为更强大的兵团，理性遂变得战无不胜；然而，不幸的是，它同时也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之后，浪漫主义嬗变为虚无主义，再转化为民粹主义的狂乱，最后不可避免的导致了nazi、communism的悲剧。“瓦格纳与沃丁神殿毫无疑问影响了纳粹（nazi）的想像力；墨索里尼则自豪于罗马帝国的回忆。然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真正有效的观念，却是将民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战争模式，分为占有者和不占有者。”细观博兰尼的这一段论述，不由得为其惊人的洞察力所叹服！表面上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极端自我中心的人，最有可能滑向民粹和革命。他们根本没有信仰，所以也不担心失去什么……“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宣言其实已经毫不掩示的彰显了这一点……博兰尼很敏锐的看到了Romaticism-Nihilism-Narodniki-Communism(Nazi)的路径，让变相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各种扭曲人性的思潮无所遁形。虚妄之国理客中亦是如此，标榜“理性、客观、中立”，声称“不关心政治”，实则都是由浪漫主义者嬗变成的虚无主义者罢了。　　　　最后，博兰尼还有关于集中计划经济悖论的反驳。博兰尼推崇自发秩序、自由市场，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文章表示赞同。他写下这段文字，“在俄国革命以前，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教授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他所依靠的立场在于，在生产要素缺乏的情形下，便无法在工厂中间理性地分配生产要素，其结果是集中的指令性经济无法发挥作用。”苏俄1919-1921年间的集中的指令性经济的实验，在1921年列宁残酷镇压农民、工人、水兵的“叛乱”后，於3月间不得不停止这项荒唐的实验。政府只应是传统意义上的“守夜人”，市场经济是在自发秩序下的自由贸易和根据市场需求调节生产要素的工业化生产。唯其如此，由市场自发调节，才能最大限度符合民众的市场需求和投资人的利益。　　　　此书还有许多精义，有识者自去阅读体悟，余无复言。年深日久，惟有体味Schopenhauer的名言，“人生犹如钟摆，在痛苦与倦怠之间徘徊，这是人生两大终极要素。”逝水如斯，心向遥远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