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书评

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经历、相似的结论、孙逸仙未做完的功课

读完此书，发现黄宇和真是很客观，孙的优点，孙想法的局限，孙的异想天开，都豪不避讳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出版后，接受了某刊物的采访，谈了谈自己研究的心得：当时精英们价值观有所不同，但根本的心态和目标却基本一致，救亡为上，只要能救亡，感觉什么见效快就用什么，至于那点价值，是可以退让的。当我们通过此书把视野切向另一类被称作革命家的人物，结论也是类似，能救国的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只要能救国什么都可以牺牲掉。三民和中国式的马列唯一的不同无外乎：前者认为主要弱在寡，后者认为不仅弱在寡，而且也弱在不均，而且寡的问题也可以向不均让步；前者无法给出愿景，后者却给出一个美好的世界，哪怕此岸和彼岸之间是一片血海。原本以为孙中山的思想为49之后KMT转向宪政法治之路准备好了可能，但是看了书之中，却发现自己的这种猜想完全是一厢情愿，孙没有这么多的想法和规划，孙也没有什么那么多法律知识（虽然他的书房里面摆了15本原版法律书），孙只想着以国族的名义先全能起来再说。KMT从孙的三民上得不到什么现代化转型的思想资源。孙是一个理想者，一个行动家，也是一个近视者，他能学能活用，也能看到一些问题，但他也无法拨开所有的迷雾。他的理念来自所学，所看，所感，但深度有限，一个观点一旦向所有人提出要求也就难以获得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支持，孙既要全民、又要全能，没有利益上的分而治之讨价还价，两全之下永无实现的可能，所以无论是他的真实意图还是宣传口号都不可能获得铁杆的粉丝过于空泛的三民需要其他理念来打通与基层的鸿沟，所以无论是TG的工人、农民路线，还是早期与会门组织的短暂结合，还是后来以来传统的保甲制度，亦或是晏阳初等人的乡村教育，又或者是某种地方自治，都是三民潜在的合作者，和谁能携手并进，全看机缘。理念只有口号、要求，没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缺乏有效的规则和利益整合，所开展的活动只是短期利益的短暂结合（私心作祟的欺骗也就在做难免），毫无控制力，结果也与预想南辕北辙，这也是同盟会为什么逐渐失落的原因（只是一个目的一致但利益极度分化的同盟），KMT继承此衣钵，从二次革命脱离政党政治开始直到23年必须重组，实属必然。和黄仁宇的想象并不一样，KMT所依赖的理念不仅无法打通基层，连动员中层都有根本的问题，平均地权，政府统制一切，中层哪有生存的空间。而且孙所想象的全能也为KMT埋下失败的祸根，客观上造成矛盾的难以调和，一旦上台自诩为唯一的正统，那之前所有的合作者都可能因为KMT对全能政府的要求而变成现实或者潜在的敌人。悲剧化的命运此次埋下KMT唯有一种可能可以避免以上的厄运，尽快完成现代化的政治改革（变全能为以法律为准绳的竞争政治），很不幸，先天不足要在后天补回来谈何容易？宋教仁功亏一篑，常凯申上台之后能否有此高瞻远瞩尚不清晰，但其早期的尝试和个人多疑的性格都是失败。要求全能就要冒付出全失的风险，如果领导者恰好又是个赌徒，那迟早全盘皆输。从这个角度看，KMT能偏安台湾，简直可以叫做奇迹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是个未做完的功课，有要求，有设想，但是却没有任何具备指向性和可操作的内涵，与更具备实际经验的理论学说（马恩列思）相比有着先天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常凯申后来为什么要选择保甲制度、为什么要学德国的军事化管理，除了蒋本人的特点之外，也是在以各种方式弥补孙的不足），这是其根本弱点之处，当然也正因为其主义学说的不完善也就提供有其他选择的可能，这也给KMT后来赴台后完成政治改革走向正常组织留下了一定空间。救亡之下，赌一把的“革命”与持续的“改良”相互较劲，字面意义的不同毫无意义，从实质来看，二者颇有共通之处，本无优劣之分。三民主义的悲剧在于，这本是一个极具个人化的政治理念（有一定的卓见，也有更多的认识缺陷），其内容和阐释者的个人经历和思维理念密切相关，局限性不可避免，将一国、一省的资源和利益的整合寄托于这个缺陷明显的主义至上，而无更明确的方向，自然就难以适应纷繁芜杂的形势另一个话题，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真是个绝佳的定义，最早可能只有贫穷的民众，劳苦大众。在大众媒体还是个稀缺的传播方式时，民众被灌输民族的概念，从而将国内矛盾的注意力转向外部，以拓张的方式解决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国内的蛋糕不够分，那就去抢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逐渐和侵略性的帝国、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最后形成纳粹，军国的滥觞，给地区，世界带来灾难。但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本身的错，民族并无好坏之别，而是一旦通过宣传以共同体、学院、文化等抽象的名义动员起所有人的时候，该以什么方式来控制这个力量。如果没有法治的底线，那这股力量就会被个人、集体的疯狂、非理性所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