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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清兵逼近北京，卢象升受命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听说杨嗣昌和高起潜主张与清议和，卢象升坚决反对，面陈崇祯帝：臣主战！帝为之色变，良久才说：“抚乃外廷议耳。”次日，又赐予卢马匹、银铁鞭甚多，卢象升于是认为“果然外廷议也，帝意锐甚矣”，对于周元忠与辽东讲和之事，他面责杨嗣昌：“文弱，子不闻城下盟《春秋》耻之，而日为媾。长安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于是决策议战，而杨嗣昌、高起潜处处阻挠，“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因出师不利，卢象升被夺尚书职，以侍郎待罪视事，兄弟部队要么不配合，要么径自引去，当时是，“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三军捧出关之檄，将士怀西归之心，栖迟绝野，一饱无时”，暨南三郡父老请其“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卢象升不改初衷，遂于十二月进至贾庄与清军决战，“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讫未，炮尽矢穷”，高起潜拥兵五十里外而不救，卢象升“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杨陆凯惧众之残其师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以死。仆顾显者殉，一军尽覆。”后得其尸于战场，麻衣白网巾，一卒遥见，号泣曰：此吾卢公也。三郡之民闻之，哭失声。看明史这么久，很难有像卢象升如此令人扼腕叹息的，或者有之，可是像此传文写得感情外溢的实属少见。后来写到逻卒俞振龙言象升实死，杨嗣昌怒鞭三日，“于是天下闻之，莫不欷歔，益恚嗣昌矣”。为卢象升扼腕必有委罪之人，只能是杨嗣昌了，而对于杨嗣昌，《明史》却又似有刻薄之嫌，勿论其余，只论与清的战抚之议，当是时也，“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大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闭其语。”无论与清和议是对是错，能够说出来就是需要勇气的，像如此重大的决策，随大流，因成规对个人是最安全的选择，比如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逼近北京之时，崇祯提出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勤王的意向，可是阁部大臣深知此事意味着放弃宁远及三海关外大片国土，有“卖国”嫌疑，碍于名节，故推诿不决。对于名节二字，即使是皇帝的权威都可以舍而不顾！卢象升言“长安口舌如锋”，岂止当时，事著青史，千载之后，犹有骂名啊！“口舌如锋”四字，让人毛骨悚然。它超越了理性，往往落于意气之彀，最终趋于浅薄。卢象升畏此，选择主战，身死沙场，却落得后世英名。我不能说他的选择是错的。可是真正的国事呢！是战是和，做出选择太难了，可是不去选择，左右徘徊，犹豫不决，战又不尽战，和又不尽和，实是最大的失误，可是“口舌如锋”四字下，崇祯也不免啊！你看他听到卢象升主战宣言的反应就可知道，十几年间的攘外与安内间的犹豫，李自成兵临城下的妥协，你说他不怕么！杨嗣昌的想法非常明确和理性：“御边之策惟有关宁练兵五万，堪以不时出塞，乃堂堂正正之道。若欲行此，必须撤回近畿稍援之戍守，而后可拼力关宁；又必削平中原之草窃，而后可储供亿。则今日暇卜插之市，缓彼伺窥，而后贼可平，兵可练，纵使其时市事有变，我已有以待之，较今日之中原群贼，禁旅边兵皇皇调遣，孰为整暇？往年总理卢象升、总兵祖大乐剿贼方有胜算，势以边警撤回，遗憾至今。向使有人以计缓彼不来，贼已平矣。故臣以练兵为正道，开市为权宜，舍此而以陵京频试边烽，臣不敢知。”而即使权倾一时，受帝知遇非常，也无法压制舆论，事竟不可行。这难道不是杨嗣昌的悲剧么？ -
李邦华于崇祯二年加兵部尚书，整治京营占役（士兵受军官役使）、虚冒之弊，亲校营军，杜绝行贿之道，“自是军鲜冒滥”；又严格限制各级官员对营马、营帑的借耗，“自是营马滥借为稀、营帑遂裕”；对于三大营外的三备兵营，虽“饷视正军，而不习技击，益为豪家隐冒”，李邦华核汰五千余人。当时事，“崇祯知邦华忠，奏无不从，邦华亦感帝知，不顾后患。可是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矣”。至当年十月，清军逼近北京，“诸不逞之徒”，趁机造谣诋毁，邦华自危，遂被罢职。“自是代者以为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问矣。”李邦华的遭遇让我不由联想到朱纨，据《明史》，他“欲为国家杜乱源，乃为势家构陷，朝野太息。自纨死…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 所谓势家，是因朱纨执法太坚而骤失重利，并且被牵连进倭寇之案的贵官们，按照夏言的分析，这些人贪图走私厚利，与奸商勾结拖欠海商货款，并且利用权力采取武力驱赶海商索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是需要朱纨武力支持的，可惜又不愿其打击太多，否则会断了衣食之源，怎奈朱纨却毫不妥协的坚决执行“片板不许下海”的国策，势将倭寇一网打尽，并且一刨到底，“具状闻，语复侵诸势家”，于是才招来杀身之祸。想想真替朱纨可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执行者，也许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使命的正义性，至死都信心十足，可是不折不扣的执行国法，能够解决问题么？解决问题不应该多管齐下么，一味铁血用武就够了么？—当然从他的层面而言，这个要求太高了；也许国法本身就不尽合理呢？更何况随着时代的发展，明太祖的制度早就应该进行改革了呢！这些问题也许不应该苛责于朱纨，一个人总是有局限性的。可是总有一件事情不会变，那就是人情，无论是李邦华还是朱纨，你以国法或制度为理由的行为，是不是伤害了别人的利益？请不要说这些人的利益相比之下是可以被牺牲的，或者他们钻了制度的空子就应该被纠正，要知道，你是不能替时代和制度的不匹配埋单的，可是如果你伤害了他们，你一定会为你的所作所为埋单。按冯象所言：“制定法需要不时修订补充，人情常理却是（至少在理论上）经久不变的，犹如自然之法或神的正义。” -
崇祯初年，陕西饥荒不断，而“有司不恤下”，“由是群贼蜂起，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崇祯二年冬，清兵入侵，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勤王，延绥兵中道逃归，甘肃兵也发生哗变，担心被官府治罪杀头，于是“合于贼，贼益张“。《明史•杨鹤传》杨鹤于崇祯初年进左副都御使，协助都御使处理院事，故事，此职不应转调外任。杨鹤针对当时加派频仍，边疆丧师失律，士大夫构党相倾，进“元气说”，虽得到崇祯的肯定，却被秉政者认为“这学问要不得”，“养元气非其时”。当时陕西“流贼猖狂”，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又被传言畏罪自杀，朝中均视陕西为畏途，一拖数月。无奈，吏部会推，便趁机将一向“清慎自持”却不懂军事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担任陕西三边总督。《崇祯传》杨鹤对于关中叛乱，一味主抚，被人颇多诟病，最后遣戍袁州，次年死于戍所，即使其子杨嗣昌受知遇于崇祯，为父请恤，也没有得到批准。《明史》为其定性：“流贼之肆毒也，祸始于杨鹤”。时至今日，仍有纷纷之论，指责其愚蠢无能，导致明朝局势无法收拾。可是细考之当时，先不说杨鹤如何得任，朝廷用人是否适当。在其抵达陕西之时，适逢己巳之变，当地驻军奉命勤王，己方兵力空虚，何谈“剿贼”？杨鹤狱中供状：“初任半年，汉南贼遂荡平，延安亦粗底定。后因京师戒严，调将征兵，延边五大镇统兵一万七千余众，先后入援。又值延抚张梦鲸物故，陕抚刘广生、甘抚梅之焕亲自领兵出关东去，以致边腹空虚，贼复乘机蠢动。”杨嗣昌的申辩奏折也说：“臣父未任以前，业已蔓延猖獗。然沿边四府五镇未有他故，犹可弹压撑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陕抚连换八人，勤王五帅并发，精锐尽付东行，缓急一无可恃，而贼党始横。…臣父提卒三百，抚定神一魁数万众而散遣之，非得已也。”《明史》：军中无帅，鹤命参政洪承畴御之，连疏请诸将还镇，不果。不仅因为情势所迫，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杨鹤对于如何抚也有深刻的见解：抚局之关键在于如何安插，如果以抚愚贼，无异于以贼自愚。必须切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才谈得上真解散；解散之后还须安插，必须切实给予耕牛、种子，使之归农复业，而后才谈得上真安插。可是想得再细致，又怎奈情势不予？洪承畴叹道：解散安插言之甚易，行之实难，以数千之众，村落尽成丘墟，无居无食，何以度生！手头资料就两种，《明史》对于杨鹤似以埋怨为多，《崇祯传》似公允，但是没有更多的史料之前，不能轻易下结论。一人一辞，实属正常。读书不可偏信，说的正是此事。可是平心而论，史料如何算充足？众口何以辩事实？当是之时，纷繁复杂，任何人、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完整的描述解释事态的进程，评论更是有狂妄之嫌。世界和社会都是极度复杂的，极度复杂至几不能认识。从另一个层面上说，为什么要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呢？他们就这么重要么？比如杨鹤，一直以为他愚蠢无能，可是看到《崇祯传》，才恍然大悟，对于杨鹤，我现在至少理解他的选择，以及他的无奈，我相信，有许多有识之士，被我误解过，就其原因，一个人的能力改变不了社会，许多人只是背了大势已去的黑锅。对于杨鹤，我只能叹其生不逢时。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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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我倒是买了，还是不错的，价廉物美，不错的一套书，出版社的老书值得买，包装精良，没话说，就是开本小了点，2000年2刷，148元 -
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