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章节试读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U2 ： 当摇滚巨星成为时代的声音 - U2 ： 当摇滚巨星成为时代的声音

一个美国人卡特（Bill Carter）在一九九三年冬天去萨拉热窝提供人道帮助。他认为西方媒体忽视战火下生活的人们，所以和U2接触，希望可以在他们的演唱会上播出萨拉热窝人们
生活的真实画面。
卡特看到在萨拉热窝的庇护所中，年轻人听着摇滚乐，并且把音乐放到最大声，以对抗外面的炸弹声。他们也看MTV频道，看着和他们一样年纪的西方快乐青年，但没人在谈论他们面临的困难处境。于是，卡特每天在市区中寻找愿意接受访问的当地人，然后在U2演唱会上现场播出片段，让世人了解这些战火中的脆弱生命。
U2当时正在进行的Zoo TV巡回演唱会主题本来就是对媒体的讨论。于是， 当每天夜间新闻成为一种娱乐，U2的演唱会却在娱乐场合呈现波斯尼亚的悲惨真实新闻。这使得U2成员深感情绪难以转换：在演唱会上观看了十分钟的苦难，见到战火猛烈、人们四处逃窜的街头后，他们很难轻易地回到演唱会的欢愉。他们几度觉得无法夜夜如此下去。
最糟的一夜是在英国温布尔顿体育馆中的演出。镜头前三个萨拉热窝年轻女子哀戚地说：“你们正在享乐，而我们却这么不快乐。你们到底可以为我们做什么？”当波诺正要回答时，女孩却打断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怎么做，那就是你们什么都不会做。你们只会回到你们的摇滚音乐会。你们甚至会遗忘我们的存在，而我们全都将面临死亡。”
全场无声。U2、观众，与摇滚乐自以为是的政治介入，都遭到最重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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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伦和波诺是两匹脱缰野马，一跃跑出了“抗议歌手”的有限定义。波诺在越来越成为政治活动家的同时，反而越来越少写，甚至不写抗议歌曲，更多地“对酒当歌、漫卷诗书、吟咏落日、仰望星空，歌唱不会说话的爱情”。而老迪伦更从人性——也许还有神性——的角度，质疑了那种铁板钉钉的立场：
“真相是我脑子里所想的最后一件东西，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我也不希望它留在我的家里。俄狄浦斯去寻找真相，当他找到时，真相摧毁了他。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真相不过如此。我打算模棱两可地说话，你从中听到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立场。如果我居然无意中发现了任何真相，我打算坐在上面，直到它趴下。”（鲍勃·迪伦回忆录《像一块滚石》）。
这并非犬儒，迪伦无非再一次明确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功能首先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不是急于表明立场，而是善于呈示悖论。艺术的自由恰恰在于它并非一定要遵从道德的律令——即便在正义的驱策和真理的感召下，艺术仍然应当在美学的可能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之间风情万种。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an open conclusion - an open conclusion

问题是，如今的波诺和其他抗议歌手如比利·布雷格的不同是，虽然他和草根组织合作，他却不是站在街头的斗士，而是更多和政治以及商业精英合作。他已经是一个达沃斯人。8
“一个摇滚客站在街头路障旁拿着汽油弹，当然比拿着皮箱的世界银行报告更性感。”这意味着他知道去研究问题、游说政客，比起革命者的姿态是更不讨好的，但他认为这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他也相信摇滚迷自六○年代后已经成长了：他们知道革命不是在转角；世界的改变必须是一点一滴的。
波诺说得没错，我们不能只是活在革命的浪漫想象中，而是要有更多基础和扎实的工作要做。但是这不代表这些工作只能是在权力的走道中和精英握手。
毕竟他是一个摇滚乐手。
吊诡的是，当过去十年他的影响力变得无比巨大时，U2的音乐却不像第一个十年总是用音乐抒发政治关怀。他们大部分的音乐是与波诺的政治行动无关的。
只是，原本朋克革命是欲重新建立与群众的联系，一如深深影响U2的帕蒂·史密斯所不断强调的，但现在，当波诺以代表歌迷的声音在权力场域交涉时，他其实早已与群众疏离了。
U2在九○年代用Zoo TV Tour和Pop Mart两次大型巡回演唱来反思世界的娱乐化与商业化，波诺也一反他们在八○年代的素朴，穿上了最华丽的造型、戴上了墨镜来颠覆摇滚明星的形象。人们知道那是一种反讽。但事实是，他们的演唱会从此一场比一场光鲜华丽，而波诺再也没拿下过他的墨镜：仿佛当他扮起摇滚巨星后，就再也无法脱离那个身份，就被演唱会穿上的浮士德魔鬼服永久附身。
IMF主席一度讽刺波诺说：“你是个摇滚巨星。你是不是先赚了很多钱，然后发现了自己的良心？”波诺回答说：“不，我是先有良心后，才成为摇滚巨星。”或许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摇滚巨星，但他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摇滚巨星，U2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乐队。他们已无法逃离金钱与虚荣的魔鬼迷宫，他们已经成为朋克最要斗争的对象。
如果说，当年冲击乐队曾经鼓舞包括U2在内无数的年轻人成立自己的乐队，让他们相信三个和弦可以改变世界，那么，现在的U2似乎只让年轻人觉得遥不可及。
社会改革需要政策论述、政治游说，也需要草根组织、街头抗争。摇滚的政治行动也可以是多重的。U2确实展现了音乐的政治力量，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局限，看到一个摇滚巨星/政治明星与真诚的抗议歌手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
还好，U2之外，我们还有比利·布雷格、帕蒂·史密斯、九十岁的皮特·西格，以及更多在不同角落、用不同音乐类型追求改变世界的音乐行动者，在不断提醒我们音乐的力量。而音乐之外，从乔·希尔到U2，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还是乔·希尔死前的那句话：“赶快组织起来”。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第94页 - Bob Dylan/像一颗石头滚动

前方的道路将变得危险，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但我还是踏上这条路。眼前即将展现的是一个奇怪的世界，一个雷暴云顶、闪电边缘呈锯齿状的世界。许多人误入歧途，从未能回归正轨。我则勇往直前，走入这个宽广的世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个世界不但不是由上帝掌管，也不是由魔鬼掌管。--狄伦《摇滚记》
让人头脑昏沉的数学课上突然读到这些句子，意识便开始一点点涌上来。我知道自己此刻是麻木的、不清醒的，但仍能体会被深深震撼的感觉。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勇气和坚定，就像谁曾经说的那样。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第243页

一九八五年的Live Aid结束后，不像大多数人只是参加一场公益活动， 波诺和妻子去了埃塞俄比亚六周，实际了解当地状况。他慢慢发现饥荒固然和内战及旱灾有关，但非洲的贫穷
问题更是结构性的。
在二十世纪末，他开始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两千年大赦联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是由超过九十个 NGO 、教会、工会所组成的联盟，主要目的是要推动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在公元两千年前勾销五十二个较贫穷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支付的外债。他们在一九九七年找上波诺作为代言人。
从“大赦两千联盟”，波诺了解到非洲的问题固然和当地的政治腐败有关，但也和西方国家的腐败有密切关系。“西方国家为了战略理由，在冷战期间大量贷款给非洲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坏人，但只要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就能拿到大笔钱。这些独裁者拿这些钱肥了自己，但西方国家却要让现在的小孩的生活成为当时独裁者借款的质押。”
波诺对于自己角色的认识是：“摇滚乐是好的沟通者。我们用PA、录像带、歌词和T-shirt去传播信息。我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我的工作是鼓励乐迷成为这个计划的草根运动者。‘大赦两千联盟’在欧洲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但在美国则比较少人知道。然而在九八、九九年时，我们已经来不及去推动一个广大的草根运动，所以只能直接去
寻求和决策者沟通。”
于是，波诺开启了摇滚乐的全新政治介入方式：成为一个穿梭在权力走道中的游说者。波诺拜访了前后任美国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教宗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历任财政部长到最保守强硬的共和党大佬赫尔姆斯（Jess Helms）。他还认真向知名经济学者萨克斯（Jeffrey Sachs）学习相关知识。
“大赦两千联盟”在二○○一年结束。但波诺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反而是花了更多精神去推动解决第三世界的贫穷问题。
此时，三分之一的穷国外债已经计划被勾销，美国、英国、法国都勾销了穷国欠他们的外债，但是穷国仍然积欠世界银行和IMF的外债。另一方面，运动人士也开始认为公平贸易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更重要，因为贸易比外援更能让非洲走出独立自主的道路。同时，非洲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艾滋造成的死亡，因为有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民是艾滋病带原者，每天有六千五百人死于艾滋；估计到了二○一○年，全球将有四千万个艾滋孤儿。“这是每日都在发生的大屠杀。”波诺说。
对他来说，非洲的贫穷与死亡颠覆了西方人的许多传统观念：关于文明、关于平等、关于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让两千三百万人死于艾滋病。你不能享有全球化的利益，却不承担责任。”尤其是，“如果我们真的认为非洲人和英国人、美国人或者爱尔兰人是一样平等的，我们根本就不会坐视每年有几十万非洲人死于最愚蠢的理由：钱。”
二○○五年是对抗贫穷的关键年。联合国高峰会在这年评估“千禧年发展目标”报告，且由英国所领导的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G8）将把优先议题放在帮助非洲发展上；该年十二月在香港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重点也是如何结合第三世界发展和贸易自由化。因此，推动扶贫的民间团体把这一年称为“让贫穷成为历史”（Make Poverty History） 年；在美国，同样性质活动则称为“One”。他们要在这关键的一年全力推动西方国家致力于解决非洲贫穷问题。
这次活动并非重复二十年前的Live Aid演唱会，仅是以募款来解决非洲问题。Live 8演唱会是免费的，目的是要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给八大工业国领袖施压以改变政策，并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如果Live Aid活动需要的是音乐人的悲悯之心，Live 8 则需要改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制度。他们说，这不是一种慈善，而是追求正义，是“朝向正义的长征”（The Long Walk to Justice）。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第89页

琼·贝茨也曾问迪伦他俩有何不同。他说，很简单，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世界，而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改变世界。
所以，迪伦不是一个要娱乐或讨好观众的音乐人，他的政治性也不是为了抗议运动，不是为了改变世界。他是一个拥有众多面具并且可以回到过去、预示现实的魔术师，他只为自己而唱，只想一直往前走，虽然前方可能只是黑暗孤寂。他是一颗不断滚动的石头，即使没有回家的方向。
民谣音乐界一直是我必须离开的乐园，就像亚当必须离开伊甸园。这个乐园太过美好。再过几年，一场狗屎风暴即将涌现，很多东西要被拿来烧。胸罩、兵役卡、美国国旗，还有桥——每个人都梦想着兴风作浪……前方的道路将变得危险，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但我还是踏上这条路。眼前即将展现的是一个奇怪的世界，一个雷暴云顶、闪电边缘呈锯齿状的世界。许多人误入歧途，从未能回归正轨。我则勇往直前，走入这个宽广的世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个世界不但不是由上帝掌管，也不是由魔鬼掌管。
——鲍勃·迪伦：《像一块滚石》

《時代的噪音: 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笔记-Bob Dylan: Like a Rolling Stone - Bob Dylan: Like a Rolling Stone

这首歌真正巨大的力量不在于是否有深刻的社会分析，或是否能煽动人们起来行动，而是他抓到了那个时代空气中微微颤动的集体思绪，说出许多年轻人面对时代的困惑。他们知道眼前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巨变，一切既有价值都正在被颠覆；他们渴望改变社会，也希望追求个人的自主，所以要对抗一切传统权威。但是要去哪里寻找改变社会的答案呢？迪伦的回是，不要接受任何既有权威赋予的答案，要自己去风中寻找；最可怕的是不去寻找，是沉默、冷漠与不关心，拒绝去观看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人要有多少双耳朵 / 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
……
一个人要转多少次头 / 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同样是在那一年，六○年代学生运动最重要的组织SDS（民主社会学生联盟），发表了青年革命者对世界的看法：《修伦港宣言》3。这份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我们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这是和《随风而逝》一样的理想主义，一样的对权威的拒斥——他们拒绝直接承接传统自由主义
或共产主义所提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