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林》书评

一些quotation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要生逢其时吖，以前那个谁，什么伊斯在比较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人生后就得出整个结论，天才都是天才，只是后者的时代背景不同了，更多中产阶级的出现，使得贝多芬能够吸引中产阶级的市场而无须迎合贵族们的喜好。故事还告诉我们，要有眼光看到潜力股，他去Caltech读书的时候，Caltech刚刚成立没多久，在之前他拿到了Harvard的全奖，但是他据了H大，去了还是新手上路的Caltech，遇到了一帮Geek的教授，不成材都难。一些quotation，在线看得，没有页码。他姐姐甚至说，“我们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她说。“我们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他说，“我之所以喜欢数学，就是因为你可以达到完美的境界；而在拉丁语或其他语言的学习中，实际上是做不到完美的”“假如我遗漏了某些信息，我就一定要设法搞到这些信息；假如我还有某些该学而没有学会的知识，我就应当设法补起来。”“中学阶段的学习还使他懂得，不仅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在其他地方，都必须注意语言的推敲，这对他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Pauling读农学院的时候正好赶上美国发展产业，“美国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膨胀的阶段。国内原油产量增加了6倍；钢铁产量增加了5倍。汽车和航空工业呱呱坠地；电气化和流水线生产成为现实。随着规模越来越大，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竞争越来越激烈，传统工业越来越需要依赖科学研究来研制新的产品，改进旧的产品，并开发生产的新工艺。在20世纪早期，美国许多富有远见的工业家成为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识到基础研究的价值。他们意识到这些研究工作可以保持他们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在通用电器和贝尔电话公司的带动下，许多公司纷纷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据估算，在1890年美国只有4家工业研究实验室，而仅仅在一代人之后这一数目就已超过了500，而且以每年5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着。不久，大学就发现，为了保证能够获得熟练的技术工人，私营企业十分乐意赞助教学。课程和校园建设。这些大学曾经被认为是贵族精英的象牙塔，现在它们增设了更多的实用课程，并对上升的中产阶级的子女敞开了大门。”“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的汉弗莱·戴维在鲍林进入加州理工学院一个世纪前就曾说过：“在人类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新工具的运用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性。人们在各个时代取得的不同成就，其关键因素并非是他们的自然智力水平，而是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和人工资源。””“托尔曼则代表了研究生教育的灵魂：明确、严谨、领先。”“鲍林拜访了哈佛，在5月初来到了坎布里奇，呆了一个星期。他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住在有机化学家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家中（科南特很快就成了哈佛大学的校长），查看了新建的化学实验室，举办研讨会并出席招待会。鲍林只有28岁，对自己受到的关注受宠若惊，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事情——或大或小——他不怎么喜欢。在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采取自己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而鲍林发现，在哈佛大学，像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这些分支学科已僵化为互不来往的封地。他不喜欢那里的背后中伤、幕后政治交易以及对人才的贪婪敛聚。鲍林是美国西部平等思想的产物，他也第一次领教了东部地区的趋炎附势。他回忆说：“在那里有许多重要人物，他们只不过因为是出身名门就自命不凡。他们有钱有势，但毫无才能。我觉得在哈佛我只是一个二等公民。” ”“多年以后，爱娃对自己的丈夫说：“你知道，我并不觉得奥本海默爱上的是我。我认为他爱上的是你。”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鲍林想她可能是对的。”“在30年代早期，鲍林以每五个星期一篇的速度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其中之一是鲍林的书房要求被设计成晶体的形状：八边形，周围是书架，一面能够看见峡谷。另一建议要求两翼厢房的夹角正好是104.67度——碳的正四面体键角角度。设计师满足了他的第一个要求，但是劝说鲍林放弃了第二个想法，因为设计起来实在过于复杂。最后双方妥协，将角度改为120度，苯的键角角度。”“1939年，他阅读了《科学的社会作用》一书，作者是约翰·戴斯蒙得·伯纳尔，一位英国晶体学家。伯纳尔在这部长篇大论中详尽而又严厉地批判了科学在对待世界事务方面的无能，彻底摧毁了科学是不受世俗杂务烦扰的理性圣地的观念：“过去人们总相信科学研究会导致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伯纳尔说道，“但是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是经济危机，表明科学可以同样容易地被用来达到破坏的目的。要求停止科学研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并以此作为唯一的手段来维持一种可以忍受的文明。科学家们面对这些批评，不得不第一次认真地考虑，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如何才能有效地与身边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伯纳尔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名世界统一政府的倡导者。他提议科学家应当仿效一种运用自己的才能为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去为资本主义经济添砖加瓦。他还认为科学家们本身是创建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障碍。照伯纳尔看来，一个科学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属于中产阶级者的顺民，而最糟糕的情况则会沦为资本家的附庸，“受雇于国家、企业或某些半独立机构，如直接或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大学。因此，出于谋生的需求，科学家的真正自由被局限于其雇主所能容忍的范围内。”伯纳尔继续写道，科学工作者必须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让科学获得自由，它将更加有效地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 ”“律师：鲍林博士，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你是共产党员吗？ 　　鲍林：嗯，这个问题听上去像是在询问我的政治信仰。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不过我想这是例行公事。 　　律师：是的，我想请您回答…… 　　鲍林：我正在想着那些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一个受到威胁的同事们——起初他们中许多人反对效忠宣誓，接着他们一个一个受到失业的威胁，被要求放弃他们作为一个美国善良公民的原则，放弃他们的信仰——我意识到这就是政治压力。最终坚守信仰的只剩下少数一些人，大约一百名左右，他们最后落得被开除的下场。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会猜测我对于效忠宣誓的反对还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我能承受多大的压力。除非到了决断的时候，不然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会采取何种行动。我见过许多人，原先强烈地反对效忠宣誓，然而当他们看见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会失业时还是签了字。现在我发现我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觉得很难决定，仅仅是为了一条原则，是否值得无视可能带来的麻烦。然而，我觉得自己对于民主的认识没有错，我们只有捍卫民主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因此我拒绝回答任何有关我的政治信仰和组织归属的问题。因此，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1955年7月，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平主义者罗素，有感于比基尼岛试验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拍案而起，公开发表了一份由他本人、爱因斯坦和另外八位著名科学家签署的反对核战争的声明——这也是爱因斯坦临终前签署的最后一份公开文件。当罗素来函征求鲍林的帮助时，鲍林正好有事在外，几天之后，他就致电表示赞成这一声明，因此，他成了这份声明的第十一位签署人。后人将这份声明称为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 　　“人们担心，要是有许多氢弹投入使用，那就会带来普遍的死亡——突然死亡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将在疾病和衰弱中承受缓慢的折磨，”这份宣言这样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那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涌现。然而，我们会不会选择死亡，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忘记彼此之间的争吵？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向全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记其余的一切。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进入新的乐园的道路将畅通无阻；要是你们做不到，那么你们面临的将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