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辟邪文化

章节摘录

孕育生养是人类繁衍自身、延续种族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在世界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受到高度重视是很自然的。但在古代社会以及今天仍偏僻落后的乡间社会里，人们要想顺利地进行孕育生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十分可怕的后果。所以，在这个充满了被动和无奈、神秘和敬畏的过程中，趋吉避凶的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社会辟邪习俗就表现得特别突出。因为它能使焦虑忙乱中感到无奈的人们觉得毕竟有“法”可循，有“神”可佑，于是便产生了勇气和希冀、安慰和信心，客观上便有了一种治疗作用。当然其中更多的还是诞妄和无稽，愚昧和迷信。这在中国这个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有着浓厚的“重子嗣”的封建宗法意识及落后迷信习俗的国度里，有时就更显得甚嚣尘上，以至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还影响甚至支配着现代中国人的孕育生养心理及其行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妊娠辟邪在胎儿孕育阶段，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非常强烈，导演出许多的荒诞不经和愚昧迷信。但由于它们曾经是我们总体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而且产生过巨大影响以至或多或少还存在于我们一些人的意识中，支配有时甚至还决定着他们的某些行为。更何况其中也不全是糟粕，多少有些合理因素，能供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我们既往的历史和文化，并坚定建立新文化、创造新历史的信念和决心。(一)胎神避忌对于中国的传统民间文化，有人曾不无调侃地说：“中国文化有三多，即宗教多，神祗多，迷信方式多。”从某种意义上说确是如此，中国人的神祗及迷信方式多得使人有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有时恐怕就是深谙个中奥秘的行家也未必能完全弄清楚。中国人的想像力在此表现得可谓淋漓酣畅，往往一事一神，一物一神，甚至一事几神，一物多神，而且还根据需要随时随地不断制造出新神，使得中国的神祗形成了一个世界其他民族无法望其项背的巨大网络。比如中国古代典籍《上清黄庭内景经》甚至还专门为人体确定了八大神宿王，二十四其人，并说：“泥丸百节皆有神。”除了所谓“发神”、“脑神”、“鼻神”、“身神”外，还有专管生育的“肾神”。大概仿此例，民间也专门为胎儿孕育创造出了所谓“胎神”。这“胎神”可厉害了，只要有孕妇的地方，就有它的踪迹。它无时不在，随影附形，而且得罪不得。据说，“刀犯者形必伤，泥犯者窍必塞，打击者色青黯，系缚者相拘挛”。总之，不管以何种方式触犯了它，孕妇腹内的胎儿都会得到相应的损害。民问很多辟邪禁忌其实就是专为它而设立的。比如，怀孕期间孕妇不得动用剪刀、针线等一应什物，不得切割肉鱼，孕妇或他人更不在室内室外乱钉钉子。“胎神”虽然厉害，“惹不起可以躲得起”，但这么老躲避着也不是个办法，而且日常生活也不能因为妇女怀孕就完全停顿下来，怎么办呢？这里就显示出我们民族思维的二重性了，一方面看待任何事物和行为都用一种神秘的眼光，另一方面在这样做感到很不方便时，便要“人定胜天”了。尽管这仍是以神秘的方式来进行对抗的，但毕竟已是积极的抗争而不仅仅是消极躲避了。据任骋先生《中国民间禁忌》一书介绍：民间常常用一张红纸，上写“胎神在此”四字，安贴在室内某处，意思是先把胎神暂时请到一个安全的处所，就可以翻箱倒柜，钉敲穿凿而无所顾忌了。还有的人家则预先请和尚、道士来祈禳一番，或贴上咒符，然后再办那些原来有所顾忌的事。如果事先没有准备，无意间碰着了“胎神”，便要举行一些所谓“安胎神”的仪式。情节轻微的，只需用扫帚在“动着”胎神的地方，比划着轻拂三次，同时须口诵：“请胎神退避，庇佑母子平安”，就可以了。据说扫帚是有灵力的，而且家家必备，使用方便。另外，旧时轻贱妇女，说妇女是专司洒扫的人，而且民间又有骂妇女为“扫帚星”的，因此用扫帚去安胎神，也有以孕妇本命去安胎神的意思在内。如果情节比较严重，触动胎神后已经造成孕妇肚子疼痛或其他不适，则必须请道士、法师来作法祈禳，并加贴安胎符、镇煞符，以保母子平安了。这虽然几近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但还是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神的独特态度，是典型的中国式“幽默”。而且为了行动方便，民间还总结出所谓“胎神”的活动规律，以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规避。有按农时节气变换来总结“胎神”活动规律的，还有按月令变更来总结“胎神”活动规律的，这里有二种方式：一种是按妇女怀孕的月份来定的；另一种则是按月份定死了的。此外还有所谓以天干地支来推算“胎神”活动方位的，它们大都出自游方术士或江湖郎中故作神秘的玄言，由于过于复杂，民间一般百姓并不采纳，因此自生自灭。“胎神”本来便是神秘思维捏造出来子虚乌有的东西，但人们均谈得煞有介事，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民间神秘思维的发达想像力。这种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高度统一，以及看得见的世界受制于看不见的世界的模式，正是原始神秘互渗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曾云：“夫欲令儿子吉良者，交合者当避丙丁日及弦望晦朔，大风、大雨、大雾、大寒、大暑、雷电霹雳、天地晦冥、日月薄蚀、虹霓地动，此时交接，人神不吉，损男百倍，令女得病，有子必疾顽愚，喑哑聋聩，挛跛盲渺，多病短寿，不孝不仁。”孙思邈是唐代名医，一代“药王”，其著《千金要方》在我国中医学界也有相当的地位，但上引一段如果隐去这两者，我们能相信它是引自中医经典名作吗？孙思邈尚且为此，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就在同一个地方，我们还可看到孙思邈对交合之地的选择要求：须“避日月星辰、火光之下、神庙佛寺之中、井灶圊厕之侧、冢墓尸柩之旁”等。但你能说这完全是扯淡吗？明代名医张介宾就分析得很中肯。他认为：古人所谓天德月德及干支旺相，当避丙丁之类的说法，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但又必须看到“天日晴明，光风霁月，时和气爽及情思清宁，精神闲裕之际”男女交合下种，一定能生出健康聪明的孩子来，这是因为“胎元禀赋实基于此”。这就比较清晰地剥离出了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关于交合时间及交合地点避忌中的科学合理因素。尽管张介宾自己有时也采用与孙思邈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语言叙述自己的合理思想。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因为总体氛围是神秘的。所以中国古代的科学合理思想就总是这样包裹在一层神秘的外衣下悄行于市的。所谓“医巫不分”的说法，就是对此种情形的绝妙概括。民间孕育生养中的诸多辟邪行为及方式也应作如是观才算中肯，因为它们同样是这种总体氛围下的产物。

前言

中华文化以其悠久、丰富、广博、生命力强而著称于世。在辉煌的中华文化中，辟邪文化占有独特的位置。只要稍加注意中国历史与现今的民众生活，便会发现辟邪的对象、辟邪的器物、辟邪的仪式是那样的丰富多样，而人们辟邪的观念、辟邪的心态、辟邪的行为又是那样的古怪深奥，诱人探寻。历史上，生活中，每一种辟邪现象、辟邪行为和辟邪器物均蕴藏着中华文化的丰富信息，诸如民风民俗、伦理道德观念、传统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处世哲学、社会心态、行为规范、地域文化特征，等等。然而，辟邪现象这种十分丰富的文化载体，长期被简单地斥为迷信而遭到学界的忽视；而其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与现状都说明，对中国辟邪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一、中国辟邪文化的主要内蕴与特征概略地说，辟邪文化是人们通过忌避、祭祀、祈祷、祝颂、特异的行为等方式达到消灾避祸、驱魔逐邪、求吉祈福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与今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辟邪现象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天体星辰的运行，若发生某种不寻常的变化，人们就会认为将有恶运降临，需要辟邪；气象的演变，雷电风雨雪霜的肆虐，也会使人联想起神灵震怒降祸，故要设祭禳灾；在江河湖海中行舟、在深山老林里劳动，都随时会遇上邪恶妖魔的侵扰，人们当然也需要祭神求灵；大人小孩患病，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自然被当做邪气恶鬼附体，必须采取种种辟邪的行动。在中国古代，婚丧嫁娶、耕作渔猎、远行经商，均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因此，立神敬奉、辟邪求吉，是人们的愿望，由此派生出各式各样的辟邪规制、辟邪器物、辟邪习俗、辟邪仪式和辟邪求吉术。古人演戏，许多都包孕着辟邪禳灾的意蕴；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其独特的语音和形状，也衍生出众多的辟邪方式；中国古代繁多的巫术、厌当术、起犯术、傩舞与傩祭本质上都是为辟邪消灾、祈福得吉服务的；古代妇女的生育过程，充满着凶险和痛苦，于是也产生出众多的辟邪手法；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它们各有其独特的辟邪体系；序时年节，伴随的是各式复杂的祭祀活动，而辟邪则是永恒的主题。因此，辟邪现象广泛而深刻地渗透进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积淀成中国人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构成中国的辟邪文化。所以，探讨中华民族的辟邪文化，有助于科学地掌握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有益于认识现代中国人行为的趋避模式，这对现代文明的建构是有重要意义的。从根本上而言，辟邪活动导因于人们无力抗拒而又渴望能够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祸患。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世界，虽有风和日丽之时，但又常常暴雨狂风成灾；人世间虽有温情脉脉之处，但往往又充斥着仇视、权谋恨与争斗。因此，人们无不深感生存之艰辛，时时要承受突如其来的巨大灾祸。为此，人类借助于不断发达的智力，创造出种种花样翻新的工具，同时还努力改善社会组织，以之消解各种灾祸，减轻人间的痛苦，这些努力无疑起着并必将继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人类在免于灾祸方面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想完全消解灾祸则不可能。特别是，人类在承受和消解自然灾害之外，又制造出许多人为之灾、幻想之祸，使自身永陷苦海之中难以自拔。因此，辟邪活动实际上即是人们企图躲避灾祸、改变恶运、祈福获吉的一种特殊的行为。中国辟邪文化的特征是什么？这也是现代人要理解辟邪现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既然辟邪行为多起因于人们无法改变和抗拒的灾祸，那么，贯穿于辟邪活动始终的当是某种精神性的转换。在现实的生存中，人们对许多灾祸邪祟束手无策，尤其是基于认识水平低下产生出的众多神灵鬼怪的幻想，人们在其面前更是只有诚惶诚恐的份儿。这样，人们便创生出多种辟邪的仪式、符咒、器物，试图影响或左右这些非人间力量所能控制的东西，以求生活的平安顺畅、得福免凶。从科学的物质的角度而言，这些努力无疑毫无用处；但从精神与心理的层面来说，这又具有一定的作用。例如在孕妇临产的辟邪方面，中国古代有所谓“临产禁水法”，只需念叨一段特定的咒语，便可避免生产期间受到鬼祟的为害。咒语糅合了儒释道三教的观念，对孕妇的顺利生产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但若孕妇深信此咒可以辟邪，可召来那么多神通广大的神灵环护其左右，紧张的情绪必可缓解，心理上得到某种慰藉，这恰恰是孕妇顺利分娩的重要条件。所以，辟邪行为对现实中的人而言，并非在客观上有任何实用价值，而在于给恐慌、心悸、忧虑、害怕者以某种精神鼓励和心理安慰。不可否认的是，有时人们精神上的踏实，确可转化为肉体上的抵抗力，从而真的达到了消灾避祸的目的。中国辟邪文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即用忍受小灾祸试图实现逃避大灾难的愿望。中国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早就意识到，天灾人祸鬼魅是不可能完全消解的，为了使生活更为顺畅、生存环境更如人意，一些物质上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所谓的“破财挡灾”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说明。推崇吉祥通灵之物，是中国辟邪文化的又一特征。吉祥与凶兆、邪恶、晦气正相反对；通灵是妖魔鬼怪的克星，因通灵之物即是与法力无边的神灵相互沟通，可借助于后者的力量降魔除怪。所以，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将吉祥通灵之物用作辟邪。稻米是南方人的主食，被人誉为“金珠玉粒”，珍贵无比，在民间很早就用做吉祥物来辟邪。浙江一些地区，新郎发轿迎亲之时，必须用袱巾装一包米置于彩轿内，此称“坐轿米”，当地人深信可驱邪祟，保佑新娘平安。民间又广泛盛行用铜镜辟邪的习俗，人们在住宅的大门或窗棂上，高悬一面镜子，俗称“照妖镜”，人们坚信，这样做，鬼祟至门窗，必因现出原形而落荒逃遁。……三、对中国辟邪文化的现代沉思每个人从降生到死亡，要经历无数的沟沟坎坎。众生不是病魔缠身、无名中毒，就是财源枯竭、生产受损，甚至丧妻折夫、儿女早夭。这一切，在中国古人看来，皆是邪祟鬼怪的危害。它成为中国辟邪文化产生的最深厚、最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中国辟邪现象长期延续不衰、在人类已跨入二十一世纪门楣的今天仍然广为流行的最深层的根源。从根本上说，思想的雾霭不能靠“利斧”去驱散，历史的现象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中国辟邪现象导源于先人科学知识的贫乏、生产力的低下，其中蕴含着大量愚昧、迷信的成分，迫切需要我们对其中落后的积垢用科学来加以澄清。从总体上看，中国辟邪文化是光怪陆离的复合体，是精华与糟粕交融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操作系统。可以说，中国辟邪现象既有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积淀，又有无孔不入的滋生蔓延的土壤，更内含衰荣再生的顽强生命力。正因为它是复杂的，就更需要我们去整理它、分析它、透彻地理解它。随着当今世界范围“中国文化热？的兴起，辟邪文化与海外汉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民俗民风的宣扬遥相呼应，在现代中国有复炽的苗头。这种精糟不分、清浊难别的现象是很令人担忧的。如果不去考镜源流、明辨是非、正确引导，陈旧的风气和腐朽的习俗将会再度在民间蔓延。鉴于此，我们撰著了这本《中国辟邪文化》。我们希望以此书引导读者在吸纳古老中华生存智慧的基础上，学会怎样抛弃愚昧和迷信，勇敢地直面人生境况，用科学的精神、现代的技术来战胜邪祟劫祸，从而极大地改善自我的生存状况，获得顺畅幸福的生活。

后记

说起辟邪(也有学者使用“避邪”一词，其实不妥，因为就语义而言，“避”是消极被动的，无法概括“辟邪”积极主动的一面)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认识，辟邪器物、辟邪行为、辟邪现象时不时地就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说到辟邪文化，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而把辟邪文化作为人类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模式来加以审视与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正是鉴于辟邪文化不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已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并深入到中国民众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体系之中，探索这一未曾被开拓的学术领域就显得意义非凡。这本书是几位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关于写作分工：郑小江撰绪论和第八章(佛教道教中的辟邪)，陈石俊撰第一章(序时年节祭祀中的辟邪)，孟广明撰第二章第一节(生养辟邪)，黄细嘉撰第二章第二、三节(婚嫁辟邪、丧葬辟邪)，万振凡撰第三章(衣食住行辟邪)，万建中撰第四章(商业百工辟邪)和第七章(语言图像傩戏巫术中的禳灾祛邪)，宋三平撰第五章(辟天灾人祸之邪)，曾群洲撰第六章(辟鬼魅之邪)。本书配图部分由作者提供外，部分由黄勇拍摄、提供。一并致谢。

内容概要

郑小江，1957年6月生，江西万载人，专门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尤擅生死哲学的研究。中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教学名师。曾任南昌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总编辑、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现任江西师范大学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哲学系硕士生导师、教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实学学会理事。     已出版专著《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穿透人生》；《传统——现代人的两刃剑》；《中国人生精神》；《西方人生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拷问人生》；《中国死亡智慧》；《杨简》；《祸福之门》；《生死智慧》；《善死与善终》；《中华贤哲》；《超越死亡》；《生命终点的学问》；《寻找人生的真谛》；《八千里路云和月》；《神游千古》；《中国生命学——中华贤哲生死智慧》；《学会生死》。主编的著作有：《解读生死》、《宗教生死书》、《禅宗大师马祖遂一》、《江右思想家研究》、《六经注我》、《中国神秘术大观》、《中国死亡文化大观》《中国生育文化大观》；《中国辞邪文化大观》；《疗救人生》、《感悟生死》。另在《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文史哲》、《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书籍目录

绪论 中国辟邪文化的科学透视一、中国辟邪文化的主要内蕴与特征二、中国辟邪现象的一般规律三、对中国辟邪文化的现代沉思第一章 序时年节祭祀中的辟邪一、感天应地中升腾不息的时俗之光二、步入困顿的渴求：祭祀辟邪三、宣情泄意中的虫蛊鬼疫之虑：年节辟邪第二章 人生礼俗辟邪第一节 生养辟邪一、妊娠辟邪二、产期辟邪三、育养辟邪第二节 婚嫁辟邪一、准婚姻阶段的辟邪规制二、新娘护身辟邪的器物三、男娶女嫁过程中的辟邪形式和法术四、婚姻裂变与再婚的辟邪方法第三节 丧葬辟邪一、死亡：永恒的辟邪主题二、丧葬礼俗中的辟邪习俗和仪式三、葬地墓室辟邪和风水缺陷的禳除四、居丧和祭扫活动中的避凶求吉第三章 衣、食、住、行辟邪一、衣服、饰物辟邪二、饮食、便溺辟邪三、住宅、起居辟邪四、行旅、社交辟邪第四章 商业百工辟邪一、行业神的形成及其祈禳功能二、农事中的敬祀与驱恶三、蚕业的祛祟习俗四、渔业的信仰与禁忌五、大山林中的神秘力量六、手工业的凶兆观念及禳灾方式七、戏业的祖师信仰和辟邪途径八、商业辟邪第五章 辟天灾人祸之邪一、天体辟邪二、气象辟邪三、江河湖海辟邪四、病害辟邪第六章 辟鬼魅之邪一、繁杂的避鬼实物二、千形百态的镇鬼神灵第七章 语言图像傩戏巫术中的禳灾祛邪一、语言的魔力信仰与民众心理二、文字图像：民间辟邪意识的直观载体三、消灾的常用手段——替身厌当术和起犯术四、民间鬼神信仰的活化石——目连戏五、驱送瘟神邪鬼的放逐巫术六、禳祛的傩舞与傩祭第八章 佛教道教中的辟邪一、森严的佛法：佛教中的辟邪二、画符与念咒：道教中的辟邪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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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辟邪文化》将引导读者在吸纳古老中华生存智慧的基础上，学会怎样抛弃愚昧和迷信，勇敢地直面人生境况，用科学的精神、现代的技术来战胜邪祟劫祸，从而极大地改善自我的生存状况，获得顺畅幸福的生活。

辟邪现象广泛而深刻地渗透进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积淀成中国人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构成中国的辟邪文化。所以，探讨中华民族的辟邪文化，有助于科学地掌握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有益于认识现代中国人行为的趋避模式，这对现代文明的建构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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