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书评

人类学家很好（可以念第三声或者第四声）玩咧

人类学家都知道研究计划根本是虚构小说，追根究底不过是开口要求：“我认为这个很有趣，能否赏些钱让我去看看？”田野研究不像CCTV10里风光如画的纪录片，要面对各种匪夷所思的困难，有时候苦尽还不见得甘来。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在世界面前天真好奇。他们拥有强大的抗击打能力，随时准备切换“备档心情”，以及面对凶险无聊时坚持自娱自乐的小强般的幽默感。旅行结束剩下的除了一身伤病，还有像小孩子吃饱一样被满足的好奇心，以及重新审视自己目光。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选择重返生活极不舒适，有时充满危险的世界抑郁，足资证明面对好奇撩拨，人的记忆有多短暂，常理判断又是多脆弱。

动人的田野笔记

这是一部打动人的作品，让人捧腹又感动。不得不承认，作者讲故事的本领了得！那些场景描写条理又生动，画面感极强，像在看一部搞笑的动画片。我看，此书可以改编成连续剧了。在幽默的笔调背后是田野中的孤寂、挫折、伤痛和怀疑，可敬的是，作者用打趣的方式书写并直面这些挫折，笑对人生。但这些对亲历者来说，远不是我们读起来那么轻松。作者生日那天在雨中大哭的情景，想起来让人心疼。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还有人耐下性子，放下安逸的生活，深入异地，展开踏踏实实的研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怀疑这本书是否会像某些电影那样，带动多瓦悠部落的旅游业发展。总之，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机敏的秉性和达观的人生态度都值得我们琢磨和学习。好书！

很搞笑的一本书

刚开始读这本书是被书名忽悠了，之后才去图书馆借阅的。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很普通，并没有序言中写的那样搞笑，于是略微失望，但我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也幸亏如此，我坚持读了下去。后面的内容没有让我失望，很有意思，很搞笑，作者把他在非洲的生活写的妙趣横生，精彩之极。我记得在看这本书的那一段时间经常会无缘无故的笑出来，搞得我的室友以为我得了病。总体来说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我对于人类学并不了解，但是很喜欢这本书，至少在我看来作者还是很严谨的。总之很喜欢这本书。

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1）

引言：“直到我在多瓦悠兰的最后一周，才获准前往参观造雨的神山……马修急得翻白眼，恳求我不要去：我会送命。我提醒他白人不会被雷打死。卡潘老人（注：祈雨酋长）要我脱光衣服，他也一样。他开始咀嚼一种特殊植物，根据气味，我认为那是“基尔由”（geelyo）。卡潘老人将嚼烂的 “基尔由”喷满我全身、涂抹我的胸膛……”上面的这一段文字来自《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腾讯教育推荐的 “10本值得和孩子一起读的好书”，被称为另类文体的“田野笔记”的畅销书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此近期发奋攻读。作者奈吉尔•巴利，绝不是一个想猎奇非洲原始村落文化或者仪式的游客，而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前大英博物馆人类博物馆馆长，工作生活在现代伦敦的英国人；而“多瓦悠兰”是他的田野研究对象——非洲喀麦隆“边远”山地中的一个原始部落。是的，原始的意思是绝对的刀耕火种、以树叶蔽体，整个部落（村子）还过着我们中学课本中曾经描绘的人类最古老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村落，这可是人类学家理想的田野研究对象，从研究一个绝对与研究者“异文化”族群，追溯人类社会结构、文化框架中的发展与共性。因此作为人类学家，要参与观察一次田野对象的正常的、不受干扰的仪式活动，前期必须“融入”这个村子，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说他们的语言，同时让村民像对待空气一样对待这个“外来者”，并通过种种手段获取当地人的信任，才可能获取“观察”部落重要仪式的机会。总之，上面所提及的“参观”活动，是巴利在多瓦悠兰呆了十八个月、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并成功地被多瓦悠兰人接纳的唯一白皮肤“当地人”的最后一个月，艰苦争取的一次机会。跟着当地部落非常重要的人物——祈雨酋长卡潘老人，去他那神秘的工作场地——“造雨现场”，并观察记录整个的造雨仪式，然后从众多部落重要的仪式活动中，试图找出其中“科学的理论依据与联系”，来诠释多瓦悠兰人的世界观和文化结构。上面所描述的这样的机会，是他在喀麦隆经历了疟疾、车祸、被当地庸医拔错牙以及自己不得不安装一副绿色假牙、艰苦地当地语言学习（多瓦悠兰语是当地富裕土著都嫌弃使用、可能不超过500人使用的多声调土语）、生活习惯调整等等种种磨难后，获得的弥足珍贵的田野调查时机，条件就是：他必须全裸着、像当地人那样带上阴茎鞘、冒着“被散布悬崖的荆棘刺痛屁股”的危险，徒手爬上陡峭的山顶，为的就是让卡潘老人给他展示造雨的秘密。山峰处一条河流垂直而下，冰冷瀑布下有一个大岩石，里面有一个大洞，放置一些大而矮胖、看似水瓮的陶瓮，装着颜色不同的石头，分别用来祈求阴性雨和阳性雨。卡潘对着这些石头喷吐“基尔由”，将石头捧出给我看。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涉河而过，来到一个巨大的白色岩石旁。卡潘老人说，这是多瓦悠兰的最后防线，如果他移开白色大石，大水将淹没世界，所有人都将死亡。……我们急速奔回村子，享受温暖、洗澡，穿衣。卡潘老人回去自己的茅屋。他已经让我看到了全部的秘密，也解释了各种不同的雨，以及如何用红赭土涂抹镰刀制造彩虹，甚至让我看了祈雨瓮的地点。我满意了吧？我的确很满意，致上丰富的酬劳，酬谢他分享秘密。还有一件事情：我从未看过他真正造雨。他可以示范一下吗？这只是人类学家田野笔记中的一个部分。如实地记录和描述经历的活动，仪式以及仪式后面解释，挖掘出所有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以期待挖掘或者诠释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所呈现的不同的“世界观”（vision of the world）。这就是巴利，做为一个人类学家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探究多瓦悠兰人祈雨酋长造雨仪式的动力。卡潘老人-多瓦悠兰人的祈雨酋长，部落人相信他可以“呼风唤雨”。巴利曾经问过卡潘老人，他是不是能让老天爷下雨。卡潘老人“像只天真的老乌龟看着我：‘唯有神才能让天下雨’……‘但是下星期如果你来，我让你看我如何协助造雨。’”对于这些看似无厘头的对话，人类学家需要保持高度的文化敏锐力，从这些问答中，找出研究对象对于自然、外在世界的看法和联系。而每一个民族对于自然、世界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就构成了人类不同的‘文化多样性’，只有多元的世界观才可以支持人类的繁衍生长的能力，这是人类学家所坚持的理论依据。因此，人类学家必须保持客观、科学、不干扰的态度深入了解观察对象对世界的看法。刚刚我没有看到他（卡潘老人）朝祈雨石吐草药吗？待会儿，从这儿到波利镇之间会下雨。我们最好趁天未黑就下山。他是不怕黑的，言下暗示他具有传说中在夜里变成豹子的能力。下山途中，我们碰到了超级大雨，我必须像山羊般纵跃深渊裂缝。好几次，我几乎四肢着地爬行。卡潘老人吃吃笑，指着天空说：“看到了吗？”暴雨入盆，我们必须呐喊说话。我叫到：“够了！叫雨停止吧！”。他眼睛淘气地一闪：“一个男人可不会在一天内结婚有离婚。”马修与卡潘老人对此场大雨洋洋得意，至于我，没有更多证据，不会相信这种极端违背我文化背景的事。我和他们一样，只是看到想看的事。田野场上，人类学者极少被周遭的“假”信仰干扰，他会将它们一一分类，然后看这些数据如何拼凑成图，学着以平淡心面对这些信仰。以平常心面对观察者所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甚至极端违背的“世界观”，并把看似零碎的片段，超越时空、语言、文化阻碍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图画，这是人类学家的角度。假如我们尝试用人类学家的角度去思考，那一定很有意思。读完《天真的人类学家》，我发现“天真”其实是指你用一种包容、不加评判的态度对待一个集体认同的文化或者观点，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首先，你要找出这个集体认同的文化是什么。这时，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假如你是巴利，一位人类学家，你将付出怎样的努力和代价，融入我们的族群——生活在现代大都市（成都）的中国人,选择观察我们怎样的日常活动,文化仪式，才能将我们对环境的态度和世界观，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图画？你会不会像人类学家那样思考，雾霾的天空是怎么造成的？在我们“部落”里，有像卡潘老人一样的“祈雨酋长”协助老天爷管理天气吗？我们呼吸的空气，气候的变化，由谁去掌管呢？如果天空注定面临灰暗，我们有没有卡潘老人的“最后防线”警示世界末日的来临呢？最后我们的“大白巨石”会在哪里呢？该评论首发于微信公众账号“一一路径”（yiyipath）

今天，你的天空可清朗？

这是非洲喀麦隆多瓦悠部落的问候语，《天真的人类学家》作者巴利在当地天天与土著如此互致问候。该书第一部《小泥屋笔记》俺曾在04年看得笑四，极其欢乐。前段小报推荐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含《重返多瓦悠兰》的全本《天真的人类学家》，重读时发现，尽管还时常失声笑出来，但不象N年前那么捧腹了，原因在于，中间去的两次印度，在那里的每一日，冒出各式各样不可预测的惊奇，和各种隆重仪式----节日，祭祀，庆祝，婚娶，神灵，孩子剃头，都堪比多瓦悠。1、电影时光新德里大巴扎有个电影院。告示写着19：15上演《阳台》。买完票发现票面上写着19：30。跟售票员确认，其疑惑表情想了想，不很确定地说：19：30。时间尚早我们去喝了点东西，19：10回到影院，电影已经开始了。。。。满场印度男人及男孩。是那种经典古老的印度电影，夸张的表情、跌宕的音乐……邻座把电影中人的台词一句句抢先念出来，待屏幕上以同样的印式夸张语调重复他的话时，其就一幅“你答对了”的咯咯笑。片中某正面帅哥英雄每次露面，全场的印度男人小孩齐声一致喊出他的对白，然后等帅哥重复该句台词时，全场热烈鼓掌、各种欢笑。不念台词的静默期间，一个小孩跑进来，大声喊：“老爸，老爸，快出来，老妈找你有事儿！”然后电影戛然而止，大家步出影院，在大厅里和马路上喝奶茶、吃点心，我们判断为中场休息，也就回去了。2、创造就业印度超市，收银处有4个人，一个负责念出商品名字，一个负责输入电脑，一个负责收银，一个负责装袋。印度南部的阿旃陀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没有壁画只有雕塑，每个石窟还是安排一个老太太值守。我在一个石窟被值班的老太太抓住，回答了100个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之后才放我走。印度某王宫被猴子占领。游客买票进入后，有带棒子的保安护送直至抵达皇宫室内。保安沿路驱逐院子里的猴子，保证我的安全。3、动物清晨，一边在院子里对着菩提树喝茶早餐，一边惊骇房东男主人举起步枪瞄准树上的猴子。我问“你们不是不伤害动物的么？”房东控诉猴子以前偷走他的裤子、单只鞋子、粮食的斑斑劣迹，最后说他的枪是没有上膛的，愤怒且严肃认真地瞄准放空枪是为了赶走猴子。。。 山上寺庙，观摩男孩剃头礼。寺庙也被猴子占领，从人们手中抢食物，抓住印度女子的裙裾。然后女人就一边挥舞着棒子一边绕寺行走参加仪式。她们看到我惊恐的表情，问，“你们中国没有猴子？”末了，女人们下山，发现鞋子全部不见，然后满山搜寻，找回被猴子捡去的鞋子。不只猴子遍野，山上孔雀啥的随处可见。野外孔雀是害羞的动物，集体行动，看到人走太近就躲起来。所以我们躲起来看孔雀。有次看到一只大象起舞，四肢舞步优雅，令人倾倒，长鼻轻轻甩，尾巴悠悠摇，饿痴痴看了半天，心醉神迷。首都德里火车站的站台，一头牛在走来走去散步，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寺庙供奉的食物，随时会有一只羊或骡子冲进来旁若无人美美享用。4、医疗和一个日本姑娘看当地女人在湖里洗澡正高兴，日本姑娘掉湖里了，脚划破了。陪她去医院绑扎，外头火辣的太阳，医生护士偏要在一个无窗黑乎乎的小屋子里给她消毒绑扎，我贡献出手电，护士为医生高举照明。最后，没人管我们收钱，免费医疗。。我病了，发烧腹泻，卧倒在床。精舍借宿的其他西方人拿来一个香蕉，“这对你的拉肚子有好处”。 5、宗教锡克教金庙每天例行一个重要的仪式，早晨将圣书从卧室抬到办公场所上班供人瞻仰，晚上再护送回卧室休息。我在仪式队伍中，问锡克教徒“这本书。。。。”，对方严肃纠正，“这不是本书，他是活着的，他是第13位guru。”住各种宗教的寺庙里，锡克教寺庙分发饭食时需要做出手心向上乞食状，耆那教寺庙因为食客缺乏自备零钱威胁不卖饭票给你，但那寺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山野幽静只一家小卖部，只好每天去买零食，否则会没饭吃。 6、休闲印人很浪漫。海边看日出，老太太、襁褓中的婴儿都出席。山中看落日，每一块石头上都站满人，跟魔都帝都的地铁一样拥挤。公园里，一群成年大男人兴高采烈地玩滑滑梯，国内幼儿园里那种。7、交通印度县城和县城之间的公交车。司机光着脚丫子踩着油门刹车。在中途的某个路边小店停下来，提上一个音箱，接上电线开始播放印度神曲。印度的火车卧铺是超售的，白天所有人会自觉给没有座位的人让床。到了深夜，有卧铺位的人可以睡下。我睡梦中被拍醒，看时间是清晨6点，懵懵懂懂望向拍我的胖女人，她郑重道：“你可以起床了，我们要坐了。”8、节日快过节了，人们盛装。发现此地人以穿耳洞然后以各式物件撑大，以能戴上硕大无比的耳环为美。公交车里，对面女孩侧头望窗外，耳洞里是一节黑绿色5号电池。洒红节就是男女老少全城出动互相泼洒五颜六色的水然后相对大笑。五颜六色的房东告诉五颜六色的我，这个节日有个意义是消解人们之间的仇恨和不快-----在节日这天，找到有芥蒂的亲友，喷他个满头满脸，然后互相大笑泯恩仇，是印度人孩子般的社交方式。9、乡居住家庭旅馆。发现墙壁掉屑在靠墙的床上。为防止睡觉时石灰飘进嘴中，喊来房东，很快处理好了。后来又发现马桶坐垫有污垢没打扫干净，又喊，房东小女儿拿来一个黑色塑料袋，熟练且平静、显然不是第一回地说：“你可以用这个”。乡下小镇，杂货店永远有看不懂的小商品。饼干放在玻璃罐里，日本姑娘买的时候我知道原来是按片卖的。糖果则按颗卖。成龙拍《神话》的村子甚美。村民都知道jack chen。他们问我：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会武功？听说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习武、武艺高强啊！印度公共场合有免费饮用水系统。食肆的桌上，一律水壶、杯子自行取用。印人能仰头悬空倒水入口，不触杯沿，潇洒熟练。我如法效仿，总是洒到脖子里或衣服上，只得将水倒进随身杯里再行饮用。

天真或许才能坚持下来

对于工作，我们都希望能够做一行爱一行，而实际上，却往往做一行憎一行，因为很多外表美好的工作，一旦落到实处都充满了琐碎与不快，如果洞悉了这些还能坚持下去并从中获得乐趣，那就是真爱了。《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是这样一本道尽人类学田野考察真相的书，也可以说是一本人类学的入门书，但没有人类学著作常见的梦幻感，反而是用轻松诙谐语调写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艰辛和人类学家的真实心态，因为太真实，以致出书后引发业界争议，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借此一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程倒也不错，而且作者写得诙谐幽默，单纯当作风土故事看也很不错。作者奈杰尔·巴利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前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馆长。这本书是描写他去喀麦隆北部考察一个叫做多瓦悠人的部落，研究其习俗与信仰的过程，是他的田野考察笔记。笔记有二部分，第一次考察与第二次考察，因此有了二个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是第一次考察内容，绿底上面放了作者的相片，很简单；广西师范大学出的包括了两次考察笔记，封面郑重许多，不过前面加了个导读特别讨厌，破坏了不少阅读的乐趣，就好像去看一部悬疑片，有人一开场就附耳告诉你“那个端盘子的就是凶手”一样。笔记中从项目发起、申请资金开始，到飞抵喀麦隆、入住多瓦悠人的部落，进行考察为止，历时近2年，和多瓦悠人呆了近18个月。这其中可以说每一步都极其艰难，先是费尽周折搞定英国的研究机构，填了若干表格申请到了一笔研究经费。如果说英国机构的官僚让人撇嘴的话，与喀麦隆相关机构打交道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宇宙，没有时间观念、索取贿赂、欺骗不断……这些都是常态。一般人可能还没进入就退却了，但作者却以惊人的韧性斗争不止，最终入住部落，学会当地语言，获取了大量资料，并形成了自己理论框架，完成考察，达成目标。在其中，感触颇深的是，没有贴标签。哪怕那些人的行为已经让人觉得很崩溃了，作者也能够用很风趣的口吻讲述，不批判无恶语，让人哈哈大笑之余感受到其中的艰辛。比如他刚到就感染了疟疾，先是被村民拿土方治得差点一命呜呼了，幸亏朋友及时把他送去医院治疗，但后面还是会时不时发作一下。开了一辆老破车赶路，因为路面状况不好，出了车祸，牙齿松动，被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硬生生拔了二颗门牙（没有麻药），但这两颗门牙是好的，而这个拔牙的人根本不是医生，是临时工，平时打铁营生，居然穿了大褂就敢动手给人拔牙，无怪乎一般人都不去医院呀。门牙掉了讲话漏风，只好找了一个有证书的牙医，给补了两颗牙，但质量不咋地，吃饭、说话时假牙经常就能飞出去。本来是件很悲惨的事，没想到在当地被追捧，因为大家觉得这样很酷，不少人还敲掉自己的牙齿换上这样的假牙，想想也是无语了。田野考察就是旁观，与村民居住在一起，尽可能不干扰村民的生活，但要了解其中的风俗文化又必须与之沟通，如何能进入这种状态呢？所有的学术书中都没有提，只写了到了当地很快就学会了当地语言，与村民进行了沟通，那是怎样实现的呢？他通过实际情况发现，需要一名助理！他通过这个助理解决语言、生活问题，后期还教会了助理帮助搜集资料（小小的利诱非常有效）。但每个人讲的话都真真假假，需要各种手段去验证，也处处说明这个人类学家真的很“天真”，就好比村民生病了不是去医院，去找巫师，问是哪个神诅咒的，巫师会用植物做排除法，即使作者忍不住出手给病人吃了药，治好了，巫师也认为是神安排的，并无矛盾……所有一切都是按照祖先传下来的方式进行，如同每次见面冗长的问候，“你那天空还晴朗吗”。居住在部落就好像回到远古，没有电，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娱乐，最可怕的是没有精神层次的交流，每天都过着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吵吵嚷嚷、讨价还价的日常……这些在常规的人类学书里根本找不到，但这些都是实际的生活、工作内容。面对这些真实的琐碎，更能体会做学术的不易与艰辛，忍不住感叹，做学问不仅需要天分，更需要韧性，人类学或许还需要掌握一些人情世故，以及一点好运气。

非洲：知识论的困境、稚嫩无知与利益

提到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是避无可避的，即便当你有幸与一位人类学家促膝长谈，即便他如何刻意回避，云里雾里地在生涩的人类学术语里绕弯，最终一不小心还是回漏出几句马氏经典。马氏对于人类学的影响在于那本《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更在于他去世之后，其遗孀出版的那部《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西》书让这位费孝通的老师名闻天下，而《一》书几乎让其惨遭“鞭尸”。在《西》书中马氏孤身入丛林，与土著建立笃厚友谊，在他的笔下的土著不论在道德和仪态上都堪称不凡，而他自己怀着喜悦和感激满载而归，著书立说。而《一》书中的的马氏却极度苦闷，大骂土著是“黑鬼”，攻击土著孩子，甚至杀人的心都有了。这样的反差让我想起了一个如今变得越来越普通的词：精神分裂。日记一出，引发各方讨伐，马氏弟子苍白辩驳，随即无力抵抗，节节败退。但这件公案在事隔许久之后，格尔兹的理论却似乎为马氏及其弟子讨回了些颜面，而他的解释即是：知识论的困境。他说：我们无法直接面对土人的世界，而是隔着多重象征的面纱，宛如雾中观花，我们亲眼看到的，不过是土著人用各种符号装饰过的世界。这样的困境不仅是马氏的，也是所有人类学家所面临的困境和悖论。作为多数的外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体会这般困境之于人类学者的纠结与痛苦。但巴利的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却把一无所知的我们从水泥森林中提起，不由分说地投到喀麦隆原始山地的经验环境中，让我们在能一窥神秘多瓦悠部族的生活与文化的同时，更使得我们浅显但真切地体会这种困境的存在与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对非洲究竟有多少了解？或许有人看过《走出非洲》、《上帝也疯狂》抑或《卢旺达饭店》、《血钻》之类的电影，相信只看过前两部电影的与只看过后两部的对于非洲应有不同的印象；抑或诸如我的一位朋友，为了一窥非洲大陆的神奇（其实是为了那份踏足非洲的虚荣）跑去欧洲人在毛里求斯开的渡假村里晒几天太阳，吃几顿非洲海鲜，之后被“遣返”回办公室，在午餐时间与同事分享非洲时光时所描绘的那份被放大和修饰过的印象？其实我们都不了解非洲！下面我来谈谈我之前对于非洲土著最重要的几个印象：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是狩猎高手，他们对于植物的分类和使用可谓神秘而准确，对于疾病的治疗也有独到的方法；其次，他们生活得无忧无虑，过着桃花源一般的生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是和善而朴实的，忠诚之于他们似乎是与身俱来的一种本能。而巴利告诉我，对于多瓦悠人而言，那都是浮云。多瓦悠人很少打猎，偶尔出门打猎，几乎空手而回，而将责任归咎于有人施咒或者祖灵的侵扰，而且多瓦悠人对于疾病的判断是采取占卜的方式，也就是说对于疾病的诊断完全基于偶然，他们对植物的分类也是极其模糊，甚至随便，因此多瓦悠部族的高死亡率也就不足为奇了；多瓦悠人并非如我想像般自在，他们如同现代人背卡债和房贷一样，几乎终身背着聘金债，甚者债务能欠上几代人，每个男人几乎都深受其害，但无人提出要废黜聘金制度，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女儿以后拿不到聘金；多瓦悠人任何良好品行几乎都是建立在利益的获取上，也就是说，多瓦悠人的和善、朴实和忠诚品质的注脚都是中非法郎。《天真》一书读过之后最大的感触不是：“我终于了解非洲了”，而是“我永远无法了解非洲”。但是我不了解非洲对非洲并无大碍，最多让我的那些对非洲抱有天真幻想，并立志要去非洲体验不同人生的朋友们平添些顾虑，但对于那些有权有势并立志要改变非洲的理想主义者们，他们无知的结果将是对其个人甚至整个非洲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巴利所提到的美国黑人人类学家巴布，此君天真地认为不应让他的非洲兄弟们做他的仆人，因此坚持家务园艺自己一手搞定，他认为这是对黑人兄弟的尊重，然而对于非洲当地黑人社会而言，他们社会的生活肌理的大部分都是由非强制性的馈赠与义务所支撑的，换而言之，他们认为美国人，无论白人黑人，都应该在他们社会体系中扮演家父长的角色，他们富有，因此必须为当地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作为一个西方人因有的义务。而巴布的行为显然没有尽到他的义务，所以他在当地就被冠以吝啬鬼的”美名“。巴布自称他曾经对非洲稚嫩无知过，其实他几乎从未真正对非洲成熟有知过。巴布的稚嫩无知最终只是为自己在非洲留下了个坏名声，但另一些所谓的国际公益人士对于非洲的帮助可谓具有摧毁性的作用。巴利提到一群西方人来到非洲，出于善意教授非洲人种棉花，至于种出的棉花对那些可能几年只穿同一件衬衫，而且是全家将这一件换着穿的非洲人有什么用处，一位德国参与者没好气地回答：“管他妈什么用，真不行就卖给白人呗”。这次棉花推广运动的后果就是非洲许多地方只种棉花，造成非洲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最终闹出大饥荒！以上说地这些都是算是好心办了坏事儿，也算“情有可原”。但在非洲的西方人所干的勾当大多与其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利提到多瓦悠地区的自来水工程。对于同桌吃饭的和平工作者，这个工程需要大笔预算，可以借此大战拳脚，博取长官欢心，而且自来水工程还需雇佣许多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使其大权在握；对于传教士，自来水工程可以大大削弱祈雨酋长的威信，甚至可以说是对异教是一次致命打击，这样对于推广基督教自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最终自来水工程给当地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但和平人士和传教士们却达到了他们各自的目的。而巴利提到的这些例子相信只是冰山一角。在当今世界，有无数团体和个人都在大声疾呼援助非洲，但其中有多少是出于真心，又有多少是出于利益的考量我们无从考究，但需要呼吁的是，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要帮助非洲，请先了解非洲。

Africa?China?

作者第二次要返回多瓦悠兰做人类考察时真的感动到了我。非洲之旅乏味吗？--是的你有没有病得要死？--有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了不知所云的东西，并且忘了问很多重要的问题？--是的你什么时候要回去？--我虚弱发笑，但六个月后，我回到了多瓦悠兰文章中许多非洲官员的官僚作风，让我惊觉自己身处的国家竟然这么得类似非洲。不过这类问题不易多做思考，还不如把他当成纯小说来读。书中提到罗马的治安一塌糊涂，我好奇询问度娘，到真的是翻出几篇游记提到类似的事情。看来我们普遍对罗马抱有奥黛丽赫本似的浪漫情怀，真的是太不切实际了。

民俗可怕的哟

天真的人类学家，封面会想到大卫林奇导演的橡皮头，体验之诡谲迷离如出一辙，只不过作者和译者语言诙谐降低点惊悚度。西非灵魂大搜索（一部英国电影又名变形博士）+异教徒（拜太阳神的部落蛮荒烧）。酋长，割礼人（民族志的上等红肉），巫师，掌地师，文化相对论，这里是人类，那也是人类！只有高头讲章的知乎，没有“行乎”，诗意和远方，永远被签文件跑（七个）部门延宕！总有助理想搞事情！（少瞧不起随波逐流，因为一人无力改变，但我一直会激赏振臂高挥者！）狗舔人，蜕下白皮，仙人跳，狒狒吸吮，杜撰一个富来尼情妇，不同部落鄙视链。戏谑CP友情与敌意的结合，故意破坏环境，无法分辨男女轮廓，男女各组皆有秘密说与（他们以为会保密的）作者，然而作者还是（以学术研究之名义）自私（自身有此认知）的传播出来。一个女人的采访保住作者观点，社科（写论文）无法全然严谨（研究人类与人类文化科学实验不能），新颖创见和一定佐证足矣！

有趣的人讲有趣的故事

就像听一位朋友讲他过去的事情，讲他在异国和官僚斗争，克服语言文化描绘一个民族的样貌，用金钱腐蚀或者说交换生活的便利。别人眼里的痛苦都成了段子和谈资，看着不累很愉悦。恍惚会觉得那是虚构的世界，但转瞬又感觉是真实的在某个地方的人和他们的传统以及故事。最感慨他在听姑娘说怀孕也可以进打谷场时的欣喜，差点就全盘推翻的理论被保住，就像险些流产的孩子，不知是不是因为怀孕的他进了不该进的打谷场见了男人的血性劳作。

人类学家的游记

这是一本很厚的游记，看起来并不费劲，但也没有叫你手不释卷的吸引力。我基本上看上五六章就会烦，然后放下第二天继续看。作者的第一人称叙述看起来感觉有点隔膜，可能是很多事情写得都比较简略，所以缺乏临场感。但总的来说还是挺有趣的，也可以了解很多非洲的事。作者笔调幽默，读者会经常想笑。但每当这时候我就想起，如果作者来的是中国，他肯定还是这么幽默，读者还是会经常想笑，但这回嘲笑的就是你我身边的这些事了。于是我就不那么想笑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和喀麦隆其实是半斤八两，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幽默方式带有较强的异化和贬低意味。我认为这是一种发牢骚的方式，称不上客观中肯。让我比较吃惊的有这么一段话（164页）：“伴随西方性观念的改变，田野工作者对性接触的立场也大幅改变。殖民时代，你不能与非我族类（包括社会阶级与信仰的不同）发生性关系，现在界线已逐渐模糊。你很难想象早年的女性田野工作者可以自由行走‘野蛮人’中，不必担心受侵犯，只因为她不在可性交对象的图谱里。现在情况改变，单身女性田野工作者似乎有必要与田野对象发生性关系，以迎合‘被接纳’的新观念。田野调查结束，却未与田野对象发生关系，会让同僚诧异甚至谴责，宝贵的研究机会白白浪费了。至于男性田野工作者，他们有更多露水姻缘机会，通常都是金钱交易，较不引人侧目。”这本书其实是两本合在一起出版的。根据维基百科，第一部的英文版 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 Notes From a Mud Hut 出版于1983年，第二部的英文版 A Plague of Caterpillars: A Return to the African Bush 出版于1986年。因此书中所写已经是差不多30年以前的事了，不能以此推断英国人类学者或喀麦隆的现状。

人类学游记

巴利是位据说有名的英国人类学家，跟另外一位更是大为有名的列维·斯特劳斯有得一比。诚实说来巴利这个名字以前不熟，斯特劳斯的名著《忧郁的热带》似乎倒是鼎鼎有名。对于只是在各式各样的学问里面偶尔打打鱼的人来说，”名著“这个东西往往并不出于自己的见解，而要受专门研究这门学问的人的惠，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可是一个人的爱好兴趣，实在差异大得很，有些时候就难免有眼无珠，对名著也爱不起来。只好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修为不足，名著的金光能闪瞎了狗眼，也未必能开化顽固的榆木脑袋。借着这个勇敢的诚实，我也就大大方方的承认，以前也试着看过《忧郁的热带》，不过读了几十页，没有看下去。巴利这个风格的书好像更合我的意--不像是什么人类学专著，只是一个倒霉的人类学家勇敢莽撞的旅游经历罢了。对于普通人来讲，看了能哈哈一笑，又不用纠结什么麻烦的专门词汇，看完了也就忘掉干净，实在是比较切合读闲书的要求。闲书读来轻松，却也不是什么轻松的闲书都能吸引人的眼球。这书吸引人的首要的一点，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乐观幽默的态度。书中讲到的各种各样的灾难，比如各式的疾病体验了，饮食起居的困难了，出外访问的危险了，与官僚机构打交道的气闷了，只要抽出这么两三件来，就足以让我畏难却步了。不在英国过舒舒服服的西方人生活，却跑到这未开发的原始人群中受苦，还能在相当的水准上表现自得其乐的精神，就冲着这一点，看这书就不能算浪费时间。更何况，这形形色色的事情，惟妙惟肖的勾勒出的不仅仅是多瓦悠这个原始部族的种种生活情态，连整个喀麦隆的人情世故也都捎带着让人了解了。在文明世界里呆久了的人，自然当觉得这是个多么奇怪疯狂的世界。不过读完这书至少会让人有所感悟，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却也有真实存在的理由。你我所习以为常的可能也不过只是因为习惯了，未必就有百分百正当的理由。习俗、道德、制度、文化。。。这所有的一切都需根植在特定的人中，并非就那么自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虽然各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巴利还是更青睐英国的文明世界了，这毕竟是他所习惯的--不过，既然许多的中国人也可能认为英国的这个文明世界也还是强于自己的，那么似乎各样的文明就有分出高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又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还是不妨留给那些闲人去做。这些多瓦悠人并没有多么去希望也沐浴在西方的更高的文明中。我们的解释当然简单明了，是因为他们愚蠢到根本就不懂得分辨，所谓的”弱智儿童欢乐多“。这往往也是引发我们深切同情的原因。在沐浴着现代文明的人群中，很多人往往会羡慕儿童的简单快乐，似乎很乐意回到孩童的时代；可是儿童的欢乐从根本来说也是缺少理智和自主的欢乐，跟多瓦悠人的似乎也并没有本质区别。这让我深深困惑。

角度，可笑与智慧

《天真的人类学家》真好看。好玩，特别是在看有人评价普动第四版没意思以后，才意识到要把一本书写到非专业的人觉得有趣真不是容易的事儿，虽然这本不能算专业书，但涉及了很多专业内容。（真心觉得普动是我大学四年最喜欢的一门课，其次是解剖学……)人类学要稍微好一点儿，因为说的是人，对人比非我族类要关心一点怎么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作者所写又真是非我族类的非洲。以前听过对非洲人奇怪的概括，比如吃了睡睡了吃什么的，一直存疑。所谓不去思考的人类民族有可能真的是不存在的吧（别的生物那就不知道了），作者所接触的这个民族的一些习惯似乎有有很多类似中国的智慧（或者厚黑学之类的东西？），而作者对这种“智慧”的理解让我联想起来《寻路中国》什么的。虽然一个是记者一个是人类学家，都是以部分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接触的这个民族（承认局外人的这个说法来自gossip girl,完全无用的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部分局外人说不定是唯一能够站立的角度了。最终作者是要把这个民族的文化提升到（概括到？）一个完整的理论层次的，而这一种概括似乎是不需要涉及到研究单位的大小的（这一句纯属职业病）。（非洲的文化多样性其实也是最高的？）理论人类学？~~~~~~~~~~~~ 零碎 基本只写序言没提到的两性关系真的很有趣啊，各种各吃，不觉得其实其实达到了某些高度发展的境界么？field work的艰苦与超越。

上帝才能忍受的田野调查

我想，这样的田野调查，上帝才能忍受：不谈和现代文明的差别了，光是作者因为恶劣的卫生环境，几次染上肝炎，还烂掉了一口牙齿，就够受了。难得在这样的环境下，作者还保持着自己的风趣幽默的态度，冷静的忍受着并且记录着周围发生的一切，这就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当你看到非洲小国政府糟糕的办事程序和效率，你会庆幸自己虽然生在王八朝，比这好上十万八千里（虽然那时十几年前发生的，估计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当你看到非洲土著居民流露出来人类天生的自私无情时，你会为自己生活的文明社会而暗自欢呼，还有那些不可理喻的土著风俗，简直让人发狂。然而作者的文笔实在很风趣，透着英式冷静的幽默，丝毫感觉不到夸张做作，也没有学术著作的孤傲，让读者轻轻松松的体验到作者所经历的一切，也体会到田野调查的艰辛。当然，本书翻译也很出色，能感受到作者的原味，综合众多理由，强烈推荐。

了不起的人类学家

这本书摆在“想读”的分类里两年之久，今天才终于真的看完。奈吉尔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类学家，贯穿始终的英式幽默下是各种细想其实难以忍受的境地。远离故土血亲，远离熟知的一切，来到嘈杂而非宁静的非洲大陆，经历繁琐的官方程序，病痛，难以接受的风俗，啼笑皆非的误解，没完没了的琐事后还能坚持下去。作者从始至终没有将自己摆在高一等的位置,或将自己置身于拯救者或文明人的身份，而取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没有用上帝视角去怜悯同情所研究的对象。他将多瓦悠兰人真正的视为与自己平等但是行事不同的人种去尊重和尝试理解，这是最难得的。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其实不过是那份“我想知道”的赤诚之心。更宝贵的是作者是用这样风趣自嘲的态度写下的两段他在多瓦悠兰经历，读来如此轻松有趣，让我这样跟人类学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也有了机会了解到这样一种学科工作，了解地球另一端的多瓦人。知道更多自身世界以外的事，也惊觉这个种族种种荒谬之处竟与自身也有某种微妙的相似之处，让我惊觉自己种种的荒谬与愚蠢，惊觉之后却也接受自己的这种种荒谬与愚蠢。越来越觉得最宝贵的不再是财富，而是经历。我以自己的方式来过，见证，尝试，了解，这才是我的唯一印记与收获。成功或者失败，都不过是一种罢了。Ps.第一次在看完一本书后在豆瓣上留下这么罗哩叭嗦的一段，混乱的不成样一如我自己，哈哈.

天真而有趣而坦诚，但是不坑爹。

好有趣的!好几次看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作者很诚实地记录，以至于一开始读到非洲原住民那些“原始”的想法，会觉得好坑爹，是人类么！但是，这些是研究的价值所在对不对。然后，一下看掉1/3之后，再隔上半个月，保证会一口气看完剩下的2/3。至于前面讲了些什么，真的是不记得了。大不了再复习一下咯。反正很有意思。

永远天真，永远热泪盈眶

刚刚读毕。正如我和便便说的那样，世界上的“好书”不胜枚举，宛如银河群星璀璨，但一个有个人口味和观感偏好的人不见得会一概囫囵吞枣，所以碰到的有趣的书并不多见，即使你事前看了诸多书评，碰到几多推荐，读书终究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兴趣问题。而这本书毫无疑问是本有趣的书，是本会在作者一本正经的叙述下让你忍俊不禁甚至捧腹大笑的书，作者身为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其专业性自不待言，但本书只有通识性的道理，不会让你面临毫无人类学专业素养而尴尬不解的难堪，田野调查的艰辛成就了我们读书时的愉悦，一本书本上的《上帝也疯狂》，谢谢作者[愉快]

现代的格列佛游记

《天真的人类学家》是关于人类学的吗？不不不，如果你读完这本书，接着去读一本人类学著作，你一定会觉得哪里不对——在读这本书时培育起来的愉悦感一定会瞬间荡然无存，让你陷入无趣、失望和轻微的焦虑。读完这本书，你应该接着读的其实是《格列佛游记》、《镜花缘传奇》甚至《撒哈拉的故事》。只有这些书才会让你持续那种在读《天真的人类学家》的愉悦感，因为它一大半来自于这本书里猎奇的经历，而不是什么人类学的理论或者知识。那么另外一小半愉悦来自于哪里呢？那绝对来自于作者英国人的身份。英国人，那可是自带吐槽天赋点的民族。每一件倒霉事儿、愚蠢事儿或者当地人如何如何不靠谱的事儿到了作者嘴里，都自带弹幕效果，让它们显得“既操蛋又没有那么操蛋反而还有点有趣”。这种解构能力真是妙不可言。比如刚下飞机时被抢劫的经历：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任何没有棕黑膝盖的人，一出关就会被各种人盯上。骚动中，有人一把抓走我的相机箱子，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热心的行李夫，但当他一溜烟抛开，我马上知道自己错了，连忙拔腿追赶，嘴里喊着各式平常用不到的法语：“救命呀！小偷！”幸运的，车阵挡住了他的逃窜。我抓住他，两人一阵撕扭。结局是我的脸上挨了一拳，小偷抛下相机。一个热心的出租车司机载我去旅馆，只超收了我四倍车资。比如说起刚开始的时候与当地人交流不畅：村人冲上来与我握手，吱喳说这不标准的富莱尼语。我在伦敦时曾学过富来妮语入门，至少会说：”很抱歉，我不会说富来尼语。“这个句子我练习过许多次，说来快速流畅，更显得不可解。……当然，除此之外，许多作者的经历对曾经有异国生活经验，特别是”不怎么发达的异国“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更是心有戚戚焉。我想，有一个最近经常出现在旅居手帐、游记里的词完全不适用于描述这本书里的生活经验——风物。虽然貌似是讲的同样的东西，但只有精致的日本或者欧洲的某些地方能用得起这个词，而多瓦悠兰，或者是西西里，大概只能用”奇遇“或者”笔记“了。语言的魔力，真是有趣。

世界少了它依然会正常运转，但那是另一个世界了

如果没有看《天真的人类学家》，我对非洲的美好印象就永远地止于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了。至今仍记得里面的种种事情：芳邻里，每到吃饭的时候，美好的芳邻就过来借刀叉，三毛索性送了一套新的给他们。结果吃饭的时候，还是过来借刀叉。理由是，送的那套是新的，要收起来，吃饭还是得借她的。三毛家有了一个小冰箱，率真的邻居要把东西放在她家的冰箱里。有一次牵了只骆驼？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一个无法塞进冰箱的东西，要求三毛的冰箱替之保存。三毛诚恳相待，冰箱放不了这个东西。受尽委屈的芳邻说：你伤害了我的骄傲。观浴记里，三毛潜入黑暗气味浓烈的浴室，一堆非洲妇女带着小孩在里面，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用石块刮身上的黑浆。如果此刻孩子饿了要吃奶，妇女们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天赋使命，刮着澡也不会把喂养下一代暂停下来。直到开始看《天真的人类学家》，我才慢慢从二十多年来零星记得的《撒哈拉沙漠》中的种种事情里拔出脚来，才知道世界上有另一个人，把非洲的故事写得更有趣，更好笑，而且笑点更多，笑得完全停不下来。这个人就是来自英国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 Nigel Barley。这的确是一本令人捧腹不止的书，读完你会发现，书的封面与封底对此书的推荐，与书的内容本身高度一致。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难得而珍贵的体验。作者对自己遭遇的记载，有一种旁观者的冷静姿态，以充满哲思的语言，讲述他深入多瓦悠兰后的种种遭遇。“遭遇”好像不是个中性的词，用“经历”更恰当一些。少有从自我角度评判剖析他族行为，也没有所谓文明社会对荒蛮之地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当然，这或许是一个人类学家的基本素养，但我对他那种朴实智趣的述事风格深感喜欢。和很多人一样，里面的一些内容，让我看得握不住书，随便拎出几句就能感受一二：翻译难题轻易解决，干脆不翻。菜单选择只有两种：吃或不吃。我选择了吃，结果却没吃。世界少了他依然正常运转，这实在太侮辱了。一个热心的出租车司机载我去旅馆，只超收了我四倍车资。多瓦悠人从不指责我说谎，只是摆出一种奇怪表情，尤其是听到地下铁、英国人娶老婆不用付聘金等漫天大谎时。面对一个喜欢划杠杠、打圈圈、在书本的空白处乱写乱画的读者，也不知是它的幸还是不幸。如果可以的话，这本书恐怕也会走上笃信某种宗教，以寻求从现实中解脱的道路。捧着这本书，我用大体克制和文明的态度，付出了很多的忍耐和坚持，才做到没有在每一页上都留下我的笔迹。因为有时候在辗转回家的大巴上，颠簸在所难免，毕竟划得太过洒脱，还是有失体面。让这本书堪称完美的是，翻译也是极棒的。这么说不是表示我看过英文原版，也不是想显得我的英文水平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而是单纯从中文版来看，用的字词就很妙。从来不会看着看着，忽然冒出一句属于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歇后语，甚至某一句广为流传的杜甫李白的诗。这样的事情，在看译文书时也不是没有碰到过。如果碰到，你会咋个感受？所以，在没有外来文化干扰的情况下，阅读这样一本妙趣横生的译本，这个体验无疑是纯粹的，愉悦的，感觉被慎重对待的。而最被慎重对待的是，译者对原文的注解也做得非常细致，认真，甚至可以说较真。看这样一本人类学家的经历记载，对于我等围观群众来说，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人类学这门学科本身，但是译者对此的严谨态度，却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这态度类似于在即将沉没的泰坦尼上演奏的音乐家，即便四周的人类都在仓皇逃命，无人听闻，但他们对待音乐还是非常庄重的。这庄重态度一以贯之，再铁石心肠的人，也无法做到从始至终视而不见，就如我中途屡次审视自己：不能观顾着乐，也要停下来，享受学习。于是我知道了不是所有的非洲部落都会有女性割礼，而绝大部分的非洲部落都会有男性割礼；对“同类相生”、“相似律”、“接触律”“戏谑关系”等等专业术语有了点朦胧认识；而对“敌意证人”的注释也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一分了解：指凡传召证人，其作供内容与书面供词不符，以致与传召方原来之举证目的相反，传召方可向裁判庭申请，将该证人列为敌意证人。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证人”言之灼灼，列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词，这种人也称不可靠的证人。看完这本书，我决定把它列为我的2015年度书籍。因为它妙趣横生，因为文字优美，因为严肃认真，因为它无可指摘。同时，我也希望2016年，自己能在百忙之中，或者无所事事的理想生活中，再把它看两三遍。我相信，世界少了它依然会正常运转，但这毕竟是一大憾事。说到这里，忍不住从正在看的“一本毫无用处的万能文学手册”——《为什么读书》里顺一段话来：为什么读书？为了变得不那么狭隘，为了不再抱有偏见，为了理解。为什么读书？为了理解那些思想狭隘、抱有偏见以及不喜理解的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读书？也许是为了脱离恶趣味，也许，是为了面对恶趣味时，能够无动于衷，保有我自己妙趣横生的世界。2015.11.26

那些有趣的人类

奈吉尔•巴利是一位人类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不同社会的生存状态，这就要融入其中，去观察具体的细节。这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工作，因为经常要告别“文明”的生活方式，与那些所谓的“野蛮人”混在一起。他需要适应怪异的食物，艰苦的自然环境，不厌其烦地提问，此外还要学会尊重，学会各种各样的语言，了解他人的禁忌与习俗。好在，奈吉尔•巴利乐此不疲，在严格的论文之外，他还有闲心写一点笔记散文，而聚合起来，就成了这本颇厚重的书。与大多数人类学家笔下的唠叨不同，这本书异常有趣。人类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的日记是普通读者绝不能看的，因为他们远离人群，整天靠日记来意淫，要么罗里八嗦，要么没完没了讨论学术话题，全无业余的那份休闲感，让人觉得不给加班费，实在有点对不起他们。本书则是从趣味的角度来写作的，作者充满一种发现的快感，善于个人的体验融入其中。作者有点像阿甘，笨手笨脚，但有一种悲悯与同情，他融入不了他所观察的社会，但他会欣赏，会拿自己开心，所以，它很温暖。对于在城市机械重复节奏败坏的现代人来说，本书仿佛是窗外的新鲜空气，颇有营养。

失落的诗意与原始的激情（学期总结）

在几乎被人类学的诗意冲昏了头脑恨不能马上背起竹篓前往现代文明无处遁形的荒野挖掘人类文明被遗忘的一角或者拯救边缘土地上的边缘群体时，这盆冷水泼得很及时。作者也算达成了他的初衷，“这本书或许能调整其间的不平衡，让学生与非人类学领域者见识到：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间有何关联，并期望让从未做过田野工作的人也能感受些许田野经验。”（P7）以一本充满激情、趣味和真相的田野札记结束本学期的读书会，对于初涉人类学学科的读者来说，意味深长。我想这本书在令人捧腹的同时，也在戏谑之间挑明了许多有关人类学的伦理常识，尽管作者致力于揭露“血淋淋的田野真相”，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对于人类学复杂而炽烈的爱、这门学科独特的令人欲罢不能的魅力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神奇和美妙之处，都在作者的笔下自然流淌出来。我相信，《天真的人类学家》绝对不会吓退任何真诚热爱者，反而变相挑动起跃跃欲试者的神经。《天真的人类学家》有两条较为明晰的主线，一条是作为田野历险主角的作者所经历的那一段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另一条是跳出事实框架背后的人类学家情怀和人类学研究伦理。故事是最佳的增味剂，读者沉浸故事的波折情节和琐碎但却必要的细节，却不至沉迷其间，因为作者很可能在下一秒忽然转换语调，谈起了他作为人类学家面临的种种生理、心理和伦理险境，谈起整个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和困境，让读者感受到自己微微上扬的嘴角上垂挂着深沉的思考。为探索文化象征主义与信仰系统，作者前往北喀麦隆多瓦悠人所在的部落开始了两段田野调查，分别是十八个月和三个月。好了，好戏开场了。从申请研究经费和研究许可，到入境、前往目的地、安营扎寨，找向导、学习语言、习惯当地生活方式，再到逐渐熟习一整套异族文化系统（伴随着各种可笑但还算未致命的错误），其间各种难以想象的岔子百出，到最后心力交瘁的读者也已经具备了作者所谓的“人类学家的心态”，直到全书的第九章末尾，我才终于看到“现在，我可以开始此行的研究了”（P122)。整本书第一次深刻触动到我是作者在选择前往哪个聚落时的一段描述，“每个我咨询过的人都建议我住在平地多瓦悠人聚落……山地多瓦悠人则野蛮、难相处，崇拜恶魔……根据此类信息，人类学者只能有一种选择——住进山地多瓦悠人村落”。（P44）书中这类的情节太多，尝试可怕的食物、观看魔性满满的仪式、选择最危险的道路等等，人类学家似乎在安逸和危险之间别无选择，后者天然具备的不可测性和偏离日常性决定了它是人类学家的第一选择。也难怪作者在前往非洲研究之前写下遗嘱。也许此刻我只能默默致敬。书中涉及许多人类学研究的伦理和视野，给了我这个门外汉许多启示。一方面是对人类多样文明保有的人道主义的尊重和珍视。在谈到人类学家对割礼文化的高度兴趣时，作者这样解释，“是因为他们将异民族视为纯然他者，如果割礼仪式能被解释，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形式建立关联，这种他者性就可被移除，人类学家便觉得获致何谓人的某些普同意义”（P238）；面对即将灭绝的尼加人，作者深受打击，并感到自己的研究迫在眉睫，“因为一个族群如果失去认同，最令人类学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特殊世界观……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着人类可能性的萎缩”（P268），读来让我深受感动。另一方面是在研究过程当中如何保证“出入自如”，即参与异族文明内部同时保持不干涉、不左右的立场，作者在向多瓦悠人解释女阴割礼和铺设水管问题上，就面临着这样的伦理挑战，“研究一个族群的行为与知道该族群的行为，理论上，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P277），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渐深入的参与和了解，作者已经渐渐以家父长心态视其为“我的族群”的人民，情感上的牵绊更为接下来的研究提出挑战。当然，贯穿整本书的是作者此行的研究目的，所以阅读过程中最牵动我心的自然也是他的每个假设能否在田野调查中得到证实。第一个深深抓住我的是他对打谷场象征体系的假设，即小米生长与女性生育的关系。在经历了被推翻、深入挖掘、重新建立的过程之后，作者写道“我的小米生长与女性生育对称模型终于保住了。人类学门外汉绝无法体会这么个小消息所带来的满足”（P133），我记得自己当时可算松了一口气，对作者紧追不舍的追问和巧妙灵活的提问方式暗自佩服。不过可惜的是，不是每个假设或者每次探索都能如预期进行。对尼加人乳房切割术的假设就遭到无情的推翻，“……全是天生的身体畸形，而非我先前揣测的文化象征。荒谬之感迅速取代苦楚失望。细雨降下，我坐在岩石上放声大笑数分钟不止，马修与尼加人都不知所以瞪着我”（P271）。这幅画面简直堪称电影情节，天真的人类学家所要经受的起伏人生尽显其中。更别提作者心心念念的割礼仪式，到最后竟然“因为一场不寻常的黑色毛毛虫瘟疫”无缘得以与研究者相见，“我拿出要呈现给奖助委员会的报告表格，深吸一口气”开始写他的研究报告，结尾处有无尽的酸楚无奈和执拗坚守，真是五味杂陈。穿梭于两种迥然相异的文明，往往会产生时空脱节的失落和无措感，作者在多瓦悠部族呆了十八月后返回家乡的那一章描写，深深触动我的心。“返乡的人类学者不期待英雄式的欢迎，但是某些朋友的平常以待实在太过分了……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P188），除了感性层面的分裂和错落，返乡的人类学家在认知上也完全蜕变，“我曾对第三世界文化和经济的最终救赎怀抱模糊的自由主义信念，现在则遭重击”。我想绝对的局外人才能够无比坦然摆出中立立场，颂扬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伟大和美妙，而缺少那些只有近身关切才能有的无限的忧心和感激。回归作者在开篇和结尾都提及的疑问——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到底是为了什么？“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P6）；“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和时光飞逝感。你因自己毫发无伤重返一个安全、可预期、黑色毛毛虫瘟疫不会推翻宇宙时间表的世界而如释重负。诸此种种，都会让你以全新眼光审视自己，或许如此，人类学到头来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P340）我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发言权，只是想起两个月前读书会上老师的一段话。也许穷尽一生做学问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那些个人性的疑惑，与他人、与世界无关，对外界有所造福也不过是目的之外的附带品吧。仔细想想，倘若将研究与个人生活、主体疑惑结合在一起，并最终让这些疑问在自我可以接受的方式和程度上，得以解决，那么，这已经是不枉此生了啊。在最后，我有必要感谢译者如此用心的翻译，她的细致和精确不仅体现在译文里，也体现在她颇为详尽的注释里，她的许多注解对于初涉人类学及渴望进一步了解这个领域专有词汇的学生而言，都有莫大的指导作用。我一直坚信，对于写作者来说，最为暴露其本心的是他的文字，不管他使用怎样戏谑、不屑或苦楚的口吻，最后文字本身会出卖他，让他强烈的爱与依恋一览无遗。在本文的结尾，任何探究作者心意的讨论都嫌多余，让他曼妙优美又自我袒露的描绘，说明他在失落的诗意背后，所隐藏的那份作为人类学家的原始的激情吧。“热带地区，太阳西沉速度极快，只有短暂黄昏，随即陷入无边黑暗。一轮凸月自锯齿状的花岗岩山头慌张浮起。远处山坡红光点点，那是村民焚林烧掉茂草，以期新草再生。热气加上百万只蟋蟀的低鸣声、温柔的月光，都让阳台成为打盹的好所在。菜园里，约翰对着日益圆胖的南瓜满足咯笑。后院里，鲁宾正在抚摸簇新脚踏车的黑亮油漆，发出得意笑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拥有全新的东西。厨房里，厨师马西尔口操法语与英国圣诞布丁绝望奋斗，并祈祷雨季降临。一切，十分正常。”（P216）学期总结：一路走来，我想我们站在终点回望，才能恍然感受到这一本本专著所架构起来的世界，而书单建构者的良苦用心和微妙规划，也只有在此时才真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地为我们所领悟。回顾本学期阅读过的著作，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奠定的“历史、结构与人性”的框架下，书目内容对阶级阶层、民族种族、性别与性身份以及年龄世代这四个人类研究的维度都有所涉及。尤其对于我这个阅读极端西化的读者来说，本学期的书目大大加强了我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其中《叫魂》让我在回味一段奇异历史故事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坠入史实映射的复杂当下；时间往后推移，中国步入近现代阶段，许多中国人所特有的、被自然化的品性到底如何及为何形成，它们对于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如何延续，都在《乡土中国》里被费孝通清晰呈现；建国以来的中国在翻云覆雨中走过跌宕命途，而闫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对当代中国许许多多问题的解释，已经融入了我的认识观，极大地减轻了曾经的疑惑带给我的困扰，更让我逐渐形成了自身看待祖国和国人的方式。走出中国问题，《跨国灰姑娘》无疑为我对于全球化时期，尖锐的阶级阶层、民族种族和性别性身份问题的理解，打开了一扇窗，视野的开拓和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反思，使我逐渐懂得那段话的深意“在你们所加入的学术共同体中，那些最有名望的思想家并不把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相割裂，他们舍不得冷落任何一方，以至于不能容忍这样的分割，并且要力图使两者相得益彰”（《社会学的想象力》P211），并无数次地想起在第一次读书会上听到老师阅读并阐释这段话时，我内心无以言表的深深的感动。在这最后一本书里，我忽然有种要在泪水和欢笑中走完一段旅程的感触，《天真的人类学家》闪烁着天真又炽烈的光辉，带领我这个初涉人类学的学生，走过了一段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人类学之旅，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这学期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我想我总能在不恰当的时刻把自己的感性暴露无遗）。未来的路还很长（像所有结束时的套话里所说的那样），但我们不应忘记最初上路时，那些带给不谙世事的我们万千感慨和恍然大悟的点点滴滴。对于未来的研究，但愿我们在见识到诸多被剥落的诗意后，仍能积攒起某种类似原始本能的激情。

当文明遇上“野蛮”

作者作为一个人类学研究人员，前往非洲喀麦隆一个村子做研究。去之前读了很多文献，收集了不少相关资料，带着问题去实地了解当地习俗，尤其是关于割礼的习俗。正如作者所说，作为人类学家，看到此处的一个个体，他们不再是一个个体，而代表个体背后代表的群体。作者到了之后，找了当地的小男孩当向导和翻译，学习当地语言。与作家相比，这就是学者认真的地方吧。在倒数第二章，非洲裔美国黑人巴布也来到这里做市场研究，来前学习斯瓦斯里语，来了后，发现全无用处，尽管文明社会做了诸多准备迎接”野蛮“，真正遇见时，有诸多出人意料之处。周围的一切都影响到巴布，他与妻女通行，显然她们也收到影响，这种外出做研究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出真知吧。这本书的翻译文笔非常精美，从头看来，犹如看一本小说。里面有主要人物，有线索（这里的线索贯穿始终，那就是作者此行的研究”主题“），有精彩的小细节，还有许多小插曲。当文明世界来的人，观察多瓦悠人的生活，便有另外的解读。”野蛮“在人类学者的眼里，就像生物学家看待濒临灭绝的物种基因一样，它们在时间长河位置上，是对等的。这些仪式存在了几千年，自然演化至今，作者不是以一个旅人的心态，去批评，去介入，去改变原来的形态，而只是客观地描述清楚这样一种文明的内在理路。这里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不过到现在也没有通上自来水，人们喝水有讲究，衣服全年只有一件，直到穿烂为止，很多蔬菜在这里无法种植，因为干旱。人们没有什么娱乐消闲，在这里时间过的非常缓慢。人们从不知电影为何物，尽管有西方人，过来放映性教育片，帮助人们避孕意识。但是这里是不需要避孕的，因为医疗条件差，营养不良，还有先天性遗传畸形，死亡率高，导致生育率一直不高。在这里，人们只有很少的啤酒可以喝，多数还是自己用小米酿造的。这里拥有多样多样的植物，也吸引文明世界的研究者，来此收集稀有的种子。在性事方面，这里很小的男女便可以通奸作为生活的消遣，一个男人可以有几个老婆，只要他下得起聘礼，如果付不起聘礼，老婆可以离开。或者爸爸付不起聘礼，儿子出生长大后，帮助父亲偿还。在这里，性生活是要付费的。但真正的性，又是保守的。男女同房，不能看见对方的裸体，因为这是禁忌。男人身体的潮湿与干燥，同天地气候的潮湿与干燥是一体的，也是有季节性的。叔父辈的妻妾在他们死后，子侄辈有义务纳来供养。在这里，妇女作为一种生殖力，也作为一种财产。在医药方面，此处医疗格外简陋。人们熟知各种外科小手术。如果生病，他们会以为是被施咒了，被巫师诅咒了。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依然迷信其中的古老的传说，置信不疑。又因为处于热带地区，很多巨大的蚊子，血吸虫在此繁衍，再加上饮用水不卫生，饮食问题，患上肝病，疟疾风险大。各种疾病并没有在这里，得到更多研究，也没有任何可言可言，他们有的，只是习传的经验。因为长时间的无人说话，独自自处，人自然变成自言自语的人，回到城市生活后，一时还适应不了城市的一切。如，城市的饮食，城市的人际，城市的热闹与喧嚣。相比起一本小说，或者一本调查报告，这本书，兼具小说魅力，同时，又具有调查报告详细入微的优点。为什么，作者会把书名叫做“天真的人类学家”呢？我猜想，大概是作者自嘲又自谦的说话。个体的研究，改变不了古老的习俗（人类学的研究任务也不是去介入改变），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外来者，能够做的，不是彻底的改变，而是开一个两种文明交流的缺口。就是首先，让自称文明的世界，了解到人类生态的另一种形式。微小的个人，能做的只是去尽管了解，从时间长河来说，或许对后来者有些帮助。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除了被作者描写的丰富非洲文化见闻感染外，也为本书作者，肯花近两年时间去研究部落习俗感到钦佩。虽然作者行文幽默，其中所克服的困难，依然让人难以想象。甚至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很欣赏，这样带有志愿者精神的学者。想起，在非洲义务服务多年的怀海特医生，作家，在非洲研究猩猩的古道尔女士。也想起，看到的纪录片上，野外探险的无数勇敢的人们。尽管他们各自怀有不同的目的，为了文化也好，为了乐趣也好，为了金钱也好。

原谅我吧，真心看不懂...我是不是又无知了...

其实我真的很纳闷为什么这本书在豆瓣中评分那么高，看了之后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看不懂，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代沟的问题，反正就是看不懂，他把多瓦悠人写的很奇怪：他们好像都只相信神啊、基督啊之类的东西，没有点儿科学的意识，哪怕是一丁点儿科学的意识都没有，什么受伤了、生病了、人际关系之类的感觉就是全靠巫师啊、酋长、好吧貌似还有肤色什么的有关系，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呢？即使这些都是祖宗传下来的，那也是有缘故的吧...可是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作者貌似没有写出来，我也没有领悟到...作者写出来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各种费解、各种不懂，从始至终作者对于多瓦悠人这种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至少我现在看到了一半也没有看懂他们的价值观究竟是怎么样形成的，除了巫师还是巫师，除了野蛮还是野蛮，没有一点儿高贵的东西，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还真不相信一个民族、即使是发展的有些落后的民族就没有一点儿值得大家伙学习的东西，可是我在书中还真的没有看到那些个闪光点...作者把[祈雨]这一部分写的比较详细，可是我看了又看，我还是没有看懂为什么巴利和卡潘老人去祈雨的地方看了看之后，就开始下雨了，我也没有看懂那个蓝色弹珠对于祈雨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我想我是不是无知了...从这本书中，我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巴利有个汽车，他很厉害；巴利是个白人，妖魔鬼怪和疾病都不会找到他，他很厉害；巴利有一个煤油冰箱，多瓦悠人都没有看到过，他很厉害；巴利可以无性过活，而多瓦悠人性生活很活跃或者说很泛滥，他们厉害....总之他就是很厉害，很与众不同...还有一点我很纳闷，多瓦悠人的政府就那么黑暗吗？就那么没有一点儿光明可言吗？那政府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不懂...我是不是又无知了...其实吧，我感觉整篇文章写得最好的，就是那个【导读】了，咳咳，我怎么有种买椟还珠的感觉...不过我真的感觉那个导读与题目【天真的人类学家】更接近一点...整片的文章倒是与题目有些不符，似乎叫【多瓦悠人简介】更明了一点儿，原谅我没有文化吧，想到一个这么俗的名字...我真的很纳闷，究竟是我真的不懂还是我太偏激了还是我理解的方法不对还是怎么怎么样了...求指导..求进步..

十八般武艺的人类学家

记得上完第一节人类学课程后，身边的同学普遍有一种想法，转系到人类学系跟老师做田野调查去。听着老师在课堂上的描述，人类学家到处去体验全新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多么丰富精彩的人生呀！估计老师也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在课堂上一再强调，田野调查真的不如大家想象中有趣和精彩，更多的是无聊与困扰。如何切入当地生活，如何获取真实有效的材料都是一个个现实的问题，哪有时间去风花雪月载歌载舞。老师推荐的书中，有《天真的人类学家》。我想老师真是推荐对了！《天真的人类学家》如果要换一个名字，完全可以叫《人类学向往者的幻灭书》。在此书中，人类学家走下高高在上的殿堂，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类学家在调查过程中的无奈与挫折。与其他人类学著作的一本正经不同，《天真的人类学家》是一部无奈与惊喜交织的旅行笔记。字里行间里都充满着作者的自嘲与幽默，这也是我最欣赏的地方。田野调查据说是人类学家的“成人礼”，所以，作者在多年的纸堆研究后，也决定开始一次田野调查，目标锁定喀麦隆的多瓦悠人。可是，当书写到四分之一时，传说中的多瓦悠人还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作者一路从英国颠簸来到喀麦隆，跟奖助审查委员会，机场海关，地方官员斡旋与斗智斗勇，在他的笔下我们见识到了行政机关的踢皮球与低效率。从字里行间随时都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无奈与抓狂。是啊，人类学家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份神秘职业，谁会轻易相信你从遥远的都市来到这不毛之地只是为了看一群土著人如何生活，搞不好是伪装的间谍。幸好，作者用他的耐心、机灵以及无赖搞定了这一切。多瓦悠人，我来啦！简陋的生活条件就不说了，一切回归最原始的状态，所有的标准都倒退回最低的水平甚至不存在。人类学家绝对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看着作者的描述，我经常在想，他在看到那些割下的头颅，到处泼洒的排泄物时，是如何做到风轻云淡视而不见的呢？我只能自我解释为他已经见怪不怪了。要是我在现场的话，估计已经忍不住反胃了。还有对着腐烂的大脚趾自己动手术，挖出虫卵来。顶着绿色的牙齿到处走来走去，还有自己用吹风筒补牙。我觉得人类学家到火星生活都没问题了。在日常生活中与当地人交流就是人类学家工作的一部分。作为外来者，有一点好处，就是大家当你是个中性人，男人女人都愿意把心里话跟你讲，虽然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酋长的老婆就愿意和你唠嗑。当然，你也可以视为收集素材的又一途径。可是，这也有不好的一点，就是当地人并不愿意将部落里最核心的秘密跟你讲。我想这也应该是最困扰人类学家的问题吧。如何在不打扰当地正常生活不干扰当地人价值观的情况下获取有效真实的材料。作者为了确认跟割礼仪式的有关种种，连续爬了七八遍一不留神就会摔个粉身碎骨的搭讪去拜见祈雨酋长，用珍贵的啤酒引诱部落里的人，一点点地把需要的素材挖出来，寻找蛛丝马迹的能力比侦探还厉害。其实，在更多的时候，当地人不愿意讲，根本原因其实在于，他压根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它是好的。为什么它是好的？祖先说的。为什么祖先这么说？因为它是好的。请让我膜拜下这万能的祖先。所以更多的时候，人类学家是在看着看着，说着说着，突然就将过往沉淀在心中所有的材料用一根线索串联起来，恍然大悟，这一刻，颇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或许，成果的取得，更多的时候是取决于天意。时隔半年后作者重返多瓦悠兰，准备亲眼见证割礼仪式的进行，结果，一场天降的黑毛毛虫灾难将割礼仪式无限期延后。到底是人算不如天算哪！看书的时候，我最关心的是，已经渐渐习惯了当地生活的人类学家，回到原本生活的社会后，要如何才能重新适应。作者在多瓦悠兰待久了，连带猴子进剧院看戏这种事都做出来了。可惜作者没有细说，不过，那句“你什么时候来拿两年前拉在我家的套头毛衣”，让人颇有时空交错，恍如隔世之感。虽说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会让许多对人类学神往的爱好者却步，但其实，我觉得它也帮人类学做了一个很好的广告——想知道如何和行政机关打交道吗？想知道如何和“外星人”打交道吗？想有一颗强大无比的心脏吗？想知道如何笑看人生起起落落吗？想学会补牙和小型自助手术吗？来人类学系吧！我们会打造十八般武艺的人类学家！

假如给穆斯林看美国肥皂剧

我一度对人类学很感兴趣，如果我现在不是在工作而是读研究生，那么很可能我读的就是人类学。不过，基于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还远没有衣食无忧的地步，加上我的家境+这个国家的物价+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提示我还是先工作会比较保险，于是人类学只能是心中的点好奇罢了。人类最大的困惑可能不是对宇宙的认识，而是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身份的困惑。每个人小时候都有第一次出远门的经历，由此确定了自己身处的世界不是楚门的世界。接触一个外地人，一个外国人，了解他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是如此的不同，又是如此的相似。坐火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沿途的风景连续变换，你却看不到全貌，显得不真实。而坐飞机，如果天气好，你可以看到飞机从地面起飞，往目的地方向飞去，然后如放大Google地图一般降落。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就好像是在人文的地图上进行了一次飞行，给身份找到了一个坐标。早期的人类学家是伴随着殖民者来到的落后地区，他们带着文明的馈赠也带去了文明的溃疡。后世的人类学家就像对待一个混得不太好的远房亲戚一样小心翼翼地对待落后地区的民族，既不能伪善地不干涉不卷入，又得保持一定距离并且不冒犯。《天真的人类学家》书中充满了作者的各种牢骚，其实离“多瓦悠人是劣等民族”的论断只差这一句话而已。中国的思想政治课老师会告诉你，民族没有优劣之分，民族都是平等的；然而这是十足的伪善，同时我们又说，英国人的后裔对美国土著百般欺凌，这是以强欺弱，还说落后就要挨打，给自己民族的近代史写上这四个字的注脚。作者在多瓦悠人土地上的见闻，如果撇开人类学的专业眼光，这也足以引起所有标榜人道主义的NGO之类的组织人士的惊呼了。多瓦悠人的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多瓦悠人没有洁净的饮水，他们懒惰，经济状况一塌糊涂，他们对疾病的认识停留在巫术的阶段，医疗卫生服务可以说完全没有……更令人发指的是，作者最想见证的多瓦悠人男性割礼，是一个感染风险极高的活动，会造成死亡或不育，而多瓦悠人对死亡和不育有其它解释。这就好比你看着一个无可救药的偏方信徒咕噜咕噜喝下剧毒的草药，你不会去说服他放弃这个偏方，反而，你得冷静地把这件事情记下来，而且用清晰的前因后果分析它。这一切的正当性悬于一线，那就是人类学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甚至超越了阻止所有愚昧状态的人类同胞投向死神和炼狱怀抱的人道主义价值——或者说，人类学才是人道主义的根基。作者在书中屡次提到殖民时代的诸多善举，最好实行下来却造成了更大的恶果的例子，以此提醒自己不要大发慈悲帮倒忙。这只是经验之谈，无法掩饰书中也屡屡提到的，人类学家来到这个村子，麻烦了诸多人士，却好像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那种对于自己伪善的处事原则的羞愧之情。后来，你能跟理解多瓦悠人的烦恼，但多瓦悠人仍然只会礼貌性地和你打招呼“你的村子，小米收成可好？”。但实际上，你的烦恼，可能没有他们那么紧迫和致命，但数量上和复杂程度上多多了。这就像书中提到的，如果给穆斯林们看美国的肥皂剧，他们多半无感，因为一夫多妻制的穆斯林，不会因为有了妻子又爱上了别的女人而烦恼。人类学家就是要把那些人性当中，制度性的因素剥离开来，才能展示人性的真正核心。对那些制度性的因素作出逻辑自洽的解释，展示某个群体是怎样认识自己的——这种认识，带有那个群体自己的主观性，无关对错，关键在于解释本身。如果没有人类学，人们更容易把那些自我解释的东西当做真理信奉起来，而对异类强烈讨伐。可是，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会接受一夫一妻制的社会的道德谴责吗？而你，会接受多瓦悠人因为你没有施行过他们那样的割礼而对你进行的嘲笑吗？人类学家就像人文学科中的地图绘制者，把人类社会中多姿多样的形态细细描绘出来，衔接起来。原来，无论一个民族跟我们是多么的不同，但都能找到人类的共鸣。而那共鸣的部分，才是人文学科一直寻找的价值核心，而不是其它任何民族性的自我解释。联系到现实，那个因为小三而导出一场自杀闹剧的原配，她如果明白婚姻在这个文明社会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那么她也许会明白自己的种种做法是不是具有正当性。众多的网友如果真正是细细体会过千奇百怪的人类们同样歌颂的爱与真情，可能就并不会把自己当成真理的代言人了。因此，在启发智慧，让人类更加清醒的认识自己这方面，人类学应当是所有号称人道主义，或者道德的事物的基础。它或许不能证明人道主义或者道德本身的正当性，但却可以揭示伪道德，或者解构道德本身。这或多或少，会让人类少犯很多愚蠢的错误。

天真的幻想

说实话，看到中间几次不耐烦看下去了，不是作者写得不好玩，而是厌倦于喀麦隆官僚的独断蛮横，厌倦于多瓦悠人的贪婪乃至无赖，我开始焦虑作者怎么能继续忍受那样的生活与工作，开始怀疑远赴异域历尽折腾的意义何在，开始不理解作者的动力何来。或许如作者自己所写——“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选择重返生活极不舒适、有时充满危险的世界一隅，足资证明面对好奇撩拨，人的记忆有多短暂、常理判断又是多脆弱。”好吧，或许人类学就是不能用常理来推断的一个领域。这本书，彻底击碎了我对人类学、对田野调查的“天真”幻想。曾经，我以为而立之年自己才发现真正喜欢的专业；曾经站在厦门海边那个中国最好的人类学系门口神往万分；曾经梦想着此生能到田野调查圣地西南大山里去走一趟。而看着这本书，我几度庆幸我只是个爱好者，可以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看别人吃得苦中苦才写下的文字。物质的困苦是其次，精神的折磨和对意义的怀疑却会是致命的。喀麦隆一个贫穷偏僻的小部落，他们生活与仪式上的细枝末节，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会有多大？我知道这个问题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因为民族不分大小，文化勿论高低。可是从作者开始田野调查的动机、以及选择调查对象的偶尔性来看，我觉得他也不止一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吧。好吧，至少此书没有改变我对那句话的赞赏态度——人类学的目的之一，就是降低我们的民族优越感。

赵丙祥：疯子、捣蛋鬼与人类学家

疯子、捣蛋鬼与人类学家——《天真的人类学家》导读赵丙祥很多人都看过一部能让人笑到抽筋的老片子《上帝也疯狂》，那位布须曼土人尼苏（N!xau）精湛而自然的本色演技实在让人惊叹。实际上，在人类学界内部，布须曼人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著名人群。人类学家显然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构思和拍摄。在影片开始的那些经典镜头，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展现出现代文明的荒诞之处，这是一个由时钟控制的“朝九晚五”制度。相比之下，布须曼人没有这样一个严厉的“时间”上帝，他们生活在一种自由而散漫的“原始共产主义”之中。最让人惊叹的，当然是他们拥有的无与伦比的自然知识，如动物、植物、水等等。这副形象之由来也久矣，虽然它本身遵循着一贯的好莱坞模式，但也很符合传统人类学家笔下的土著人意象：他们虽然在物质上几乎是家徒四壁，却享有一种柏拉图精神恋爱式的自由与丰满。卢梭用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称呼——“高贵的野蛮人”，无独有偶，结构人类学的教父列维－斯特劳斯也把卢梭视为这个行当的真正祖师爷：卢梭在写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为了体验“原始人”的生活和观念，于是跑到乡下隐居起来，“体验生活”。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卢梭第一次发明并践行了后辈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田野工作（fieldwork）”，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在“乡野”（field）中干他的“活计”（work）。这种关于“原始人”和“人类学家”形象的温馨想象原本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可是，哦，不！一部该死的著作发表了，而它的作者恰好又是另一个更早的人类学教父，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中国的人类学家与这位教父也颇有渊源，他有一位有名的中国弟子，名叫费孝通。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在1967 年出版了他的私人日记（《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A Dai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一经出版，就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不但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几乎遭到了“鞭尸”，他的遗孀更是触犯了人类学共同体的众怒，尤其是马氏本人的及门弟子。何以如此呢？马林诺夫斯基在这本日记中的行径和他在那部开山经典《南海舡人》（又译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的形象简直是天差地别，在《南海舡人》中，马氏孤身闯入原始丛林，与土著人建立起笃厚的交情，那些土著人即使称不上是无私和文雅，也绝对不是自私和粗俗，而马氏最终也满载而归，在伦敦出版《南海舡人》， 一朝成名天下闻。但在日记中呢？马林诺夫斯基不但在精神上极为苦闷，有时甚至想跑到海滩上恸哭一场，他大骂特罗布里恩岛人是“黑鬼”，还曾挥拳打落了他雇用的土著“孩子”的牙齿，恨不得杀了他。他们不但总是试图勒索他，甚至还背信弃义，本来答应他可以随船队远征的——当然，实际上出尔反尔的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因为他不肯从口袋里掏出当初答应付给土人的足额英镑（作为随同出征之报酬）。他妈的，它根本不该发表！很多人类学家肯定在心中这样咒骂，这是自掘坟墓！但在乔治• 史陀京等人的猛烈炮火下，即便马氏及门弟子们的辩护最终也显得苍白无力，比如说马氏本人其实在内心里是很尊重土人的，可这样的辩护辞在根本上并不足以维护人类学家正在失去的清誉。直到克利福德• 格尔兹在这桩公案过去之后，才真正为马氏（以及人类学家）挽回了一些颜面，在一种明贬暗褒的策略下，格尔兹将马氏分裂症解读为一种知识论的困境，即我们无法直接面对土人的世界，而是隔着多重象征的面纱，宛如雾中观花，我们亲眼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土著人用各种符号装饰过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马氏如果泉下有知，不必为他当初的做法苦恼了，安息吧，这不仅仅是老前辈你个人的事儿，而是所有人类学家（以及知识人）的困境和悖论。人类学家该为此举手加额。当然，人类学家此后还在不断经历类似的伦理困境，最近一次最大的道德危机则与阿富汗、伊拉克有关，一些美国人类学家为了获得研究经费，秘密参与了美国军方计划，负责在这些国家调查风土人情，说穿了，就是为军方提供情报！《纽约时报》将这事儿捅了出来，这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干涉当地人的生活和价值观，那可始终是人类学家的神圣教义啊。于是，美国人类学家的代言人马歇尔• 萨林斯不得不发表了一封公开的谴责信。多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露丝• 本尼迪克特也曾为美国军方写了一本《菊花与剑》，至今却没有多少人谴责她。政治正确性啊，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玩意儿！但万幸的是，人类学至今仍被视为一门“高贵”的学问，当然了，它的“高贵”代价是根本不为大众甚至很多知识分子所知。在中国，人类学家通常遭遇的尴尬是，当你向官员或老百姓解释你的任务和使命时，对方一边拨弄着你的名片，一边做恍然大悟状：“哦，你们是研究人类的！”这里的潜台词是：“那你跑到我们这里干什么？”这种让人蛋疼的可爱场合会立刻叫原本心雄万夫的你面如死灰。就此而言，人类学家远远不如其他同行那么自信，比如说吧，社会学家往往给人一副心怀天下的印象，他们表情严肃，常怀拯民于水火之大任，在他们面前，人类学家会觉得无处安放手脚，并且常常患上令人尴尬的失语症。有一次，我与一位社会学好友在某地开会，我俩中间逃会出来，去参观当地的一座大庙名胜，我这位朋友一路沿中门长驱直入，而我则多少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老在琢磨应该从门的左侧进去呢，还是从右侧进去？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风格的社会学家面前，人类学家更像一个游走四方的道士。当然了，这种小插曲只是聊博一粲。究其实，这门学问之所以能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安身立命（在美国，如果你所在的学校自称是一所University ，就应该有一个人类学系，虽然可能只有一个教授，两个副教授，外加几个助教），是由于人类学家在骨子里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疯子”和“捣蛋鬼”。几乎在每个社会中，都有疯子或傻子的身影，福柯那厮说得很对，这些前现代的疯子并没有被视为“精神病”，而是游荡在社会的边界和缝隙之中，而在现代人眼中十分荒唐的是，这些家伙还往往都被当做先知和智者供奉起来膜拜，他们往往成为萨满、巫师和预言家。如果你读过韩少功的《爸爸爸》或阿来的《尘埃落定》，就可以理解人类学家其实就是丙崽和傻少爷。人类学家当然还没有狂妄到自称是先知的地步，不过，在学术这个行当中，他们的确是一群时不时说些反话、疯话和怪话的家伙。虽然你不得不承认，人类学家是一个耽于幻想的群体，他们曾经炮制了很多“神话”，他们也曾作为“帝国主义的仆妇”而饱受谴责，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一直在打破各种各样的神话和寓言，也让学术共同体内的其他行当和行家时不时倍感蛋疼。但是，要成为“捣蛋鬼”，就必须经历“田野工作”这个“成丁礼”。要命的是，对人类学家来说，这个成丁仪式的唯一内容和目的就是在肉体和精神上不断摧残自己，并且你还得乐此不疲，不管是真心还是假装！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捣蛋鬼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中间经历的所有这一切：巴利（本书作者）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像非洲人一样大吼大叫，言语和动作都十分粗俗；他磕掉了门牙，去补牙时，又被一个医生手下的临时工不由分说拔掉了另外两颗好牙，还得照常付费。这还不算完，他的假牙最后变得绿油油的，像极了“食人族”！他想改善生活，养了一群鸡，好不容易等母鸡长大，快要美美地享受鸡蛋时，他的当地助理得意洋洋地前来报告说，他已经把母鸡都宰了，因为下蛋会让它们“流失精力！”在多瓦悠人看来，鸡蛋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想想看，它们是母鸡从哪个部位挤出来的？不止如此，他还得剥掉在欧洲社会中穿上的那身文明的外衣，甚至动用小时在幼儿园时学到的舞蹈动作，在一场名为“打死富来尼老妇”的仪式中扮成一棵树的样子，而这棵树必须是赤身裸体，通体仅戴着一支用某种植物外壳做的阴茎鞘。多瓦悠人不但可以嘲弄他（他还和一位妇女结成了一种“戏谑”关系，可以互相嘲弄，说荤话），还时不时挖空心思盘算怎样才能从他的口袋里挖出钱来。哦，身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你最好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知其他学科的人会如何看待这一点？），当你在猎奇对方时，土著人也在猎奇你，“你顶多只能期望被当成无害的笨蛋，可为村人带来某些好处。人类学者是财源，能为村人带来工作机会”。这让我想起在前几年曾在社会学界流行的一个笑话，一位社会学家和某大报记者下乡，刚一进村，一个小伙子就跑过来，握住他们的手热情问候道：“是中央派来的吧？”那位记者大为感慨，“看，我们的老百姓多淳朴啊！”这让社会学家哑然失笑，你真的那么以为啊，那厮话里有话呢，他其实是在说，“北京来的啊？见过中央领导吗？别在我这儿装了！”千万别当人家是笨蛋。不但多瓦悠人让巴利抓狂，他还见识了更多让人抓狂的人和事儿。在火车上，他遇到了一位德国农业专家，负责在喀麦隆北方推广外销棉花种植。这位农业专家的推广计划成功吗？不但成功了，而且是疯狂的成功！由于当地农民花了太多时间种棉，粮食生产随之被搁下了，结果呢，不仅粮食价格飙涨，还造成饥荒，全靠教会的救援计划才使百姓免于饿死。但更令人发疯的是，这位德国农业专家并不沮丧，为何？因为他已经证明棉花种植在喀麦隆已经生根！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问题。这就是很多专家乐此不疲的。而且，与他在大学中接受的教育十分不同，他发现，传教士并非如人类学家一直批判的那样，是一些“猖獗的文化帝国主义者”， 相反，他们大都十分谦虚，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相较之下，西方人已经抛弃的某些态度如“种族主义”，却令人惊讶地正在非洲人中间流行，比如打着发展旗号进行经济剥削、愚蠢的种族主义与残暴酷行等等。那种浪漫的自由派观点在非洲（对了，肯定还要包括亚洲、美洲的很多地方）遇到了麻烦，非洲的所有优点并非都是当地的，而所有的缺点也未必都是“帝国主义的遗毒”。当巴利与一位大学生聊起扎伊尔境内屠杀白人的惨剧时，这位大学生说，活该，谁叫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白人。那么，这是否代表你愿意娶多瓦悠女人为妻？“他瞪着我，好像我疯了。富来尼人绝不能与多瓦悠人婚配。他们是狗，畜生而已。”他根本不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但是，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两样？这是非洲人的种族主义。那么，欧美文明培育出来的非洲后裔又会怎样？他还真的就遇到了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巴布。巴布研究市场贩子，对他这种研究宗教或仪式的人类学者不屑一顾，因为后者无视“经济剥削的事实”。但是，且慢，巴布真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派”吗？他从来不庆祝圣诞节，而是过某一个不知名的节日，结果却发现非洲人从未听过这个节日。他还强迫妻儿每周必须有一天说史瓦希里语，却又发现喀麦隆人连这种语言都没听说过。他强迫全家人住在茅屋中，因为痛恨让他的“非洲同胞”操持无尊严的卑贱杂役，于是拒绝聘用洗衣工、园丁、修理工，却让父母辛苦操持家务。这招致非洲邻人的迷惑和愤怒：你算是什么男人，居然住在贫民窟，谁不知道美国人都很有钱？一个声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派的人类学家，竟然还没搞明白喀麦隆社会的通行习俗是“富人—穷人”的庇护关系，前者有义务为后者提供工作机会、福利和礼物。巴布最终中断了人类学研究，回到美国去了。但巴布并未放弃他对非洲的想象，他在美国开设了有关非洲文学的课程，继续生活在关于非洲的美好幻象中。这样的面对面经历真会让你恨不得当场嗑药：这个世界怎么了？！当你想象多瓦悠人（甚至整个非洲人）整天生活在神秘、浓厚的巫术和象征世界当中时，却发现他们对巫术抱着漠然的态度，那玩意儿一点也不神秘。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巴利本人的钱袋，以及留下的那点“财物”。他这样一个搞“文化和象征研究”的人类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谙熟了喀麦隆社会的政治—经济潜规则，如贿赂，而巴布这样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却自始至终活在一个文化想象的世界中。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非洲折磨之后，他终于可以回英国了，不幸又在意大利被小偷洗劫一空。他发愁的是，丢失了护照如何过海关，但他发现罗马海关官员只要他签一个名字就可以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呢？在喀麦隆，签任何一个证件都至少要耗你一个月！不得不怀疑其中有诈：“你的意思说我不必大喊大叫、威胁你，或者给你钱？”这可真是讽刺，他已经被非洲人“驯化”得不适应欧洲的文明了，变成了身在英国故乡的一个“异乡人”。人类学家读到这里，必定会心地一笑：世界少了他依然正常运转，这实在太侮辱了。当人类学旅行者远行异乡，寻找印证他的基本假设，旁人的生活却不受干扰、甜蜜行进。他的朋友继续搜罗成套的法国炖锅。草坪下的刺槐依旧长得很好。返乡的人类学者不期望英雄式欢迎，但是某些朋友的平常以待实在太过分了。返家后一个小时，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简短说：“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但是大约两年前，你丢了一件套头毛衣在我家。什么时候要来拿？”你觉得这类问题岂在返乡先知的思虑范围内？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现在“作为英国人” 对我而言，就像“假扮多瓦悠人”般作态。当朋友与你讨论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你好不容易才慢慢恢复过来，逐渐靠回忆适应了你在欧洲的本土生活，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好准备重返那片已经让你崩溃的土地。大不列颠人类学家都是真正的“砖家”，但凡一个从异乡的田野中回来的人类学家，都得做好准备挨漫天飞舞的板砖，恨不得当时就飞回异国。据“谣传”，有一位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在伦敦演讲时，被英伦的这批家伙们拆得四分五裂，差一点当场放声嚎啕，发誓再也不去伦敦。巴利没有写自己的惨状，但可以想到，那帮老少家伙的凶器必定五花八门，凶悍无匹。他也最终发现，理解多瓦悠人整个象征体系的奥秘是他们的割礼，但这个问题顿时让人垂头丧气，他还没看过多瓦悠人的割礼！是啊，在喀麦隆，你不得不抱着一只自己投怀送抱的猴子去看电影（还得给它买票，看着它在你怀里和其他观众从牙缝间对射果皮），你被崩掉了牙，你害了疟疾和肝炎，你被勒索了财物，你受够了非洲的官僚作风，你的汽车从悬崖上掉下去差点把你摔成肉酱……但，这又怎么样？你发现，你已经对田野工作“上瘾”了，看来，人类学家发明的“民族志”这种谋生技术真是“阴险”啊。那些已经完成田野工作这个成丁礼的人类学家也足够“阴险”，直到此时，才肯在寥寥数语中与你分享人类学部落的“秘密”： “啊，你回来了。”“是的。”“乏味吧？”“是的。”“你有没有病得要死？”“有。”“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忘了问许多重要问题？” “是的。”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 我虚弱发笑。但是六个月后，我回到多瓦悠兰。又一幕悲喜剧发生了，由于当地发生了一场毛毛虫灾，虫子把所有的小米都吃光了，因此多瓦悠人无法举行割礼了！你辛辛苦苦说服基金委员会给了你一笔钱，不远万里重返多瓦悠兰，却被放了一个空！一切都跌入了冰点。可是，一个转机突然就在此时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巴利似乎处在一个有可能作出一个震惊人类学界的重大发现的关口上：他听多瓦悠人说，邻近的尼加人都是没有乳头的，这可能是一种“失落的乳房切除术”！太了不起了，因为人类学家只知道阴部割礼，还从未听说“乳头割礼”！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足以让巴布名扬天下了，苍天真是有眼啊！到达尼加部落后，一个又一个惊喜接踵而至：当他们的酋长脱下长袍时，他看到，那原本该是男性乳头的地方只剩两小块平坦的褪色斑点；随后，酋长的驼背兄弟也来了，他也没有乳头。最让人惊喜的是，一个女子出现了，她是酋长的妹妹，她竟然也是平胸！天上真的掉馅饼了，巴利再也控制不了激动的情绪：我将谨慎抛到九霄云外，指着她的胸部问：她是生来就这样，还是（狡猾地问）切掉乳头，看起来更美丽？大家都笑了。当然是生来就这样。谁会割掉自己的乳头，那不痛死了？ 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就是：尼加人没有乳头，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畸形遗传造成的，全是天生的身体畸形，而非先前揣测的文化象征。这太荒谬了！巴利坐在岩石上，不由得放声大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缩影，多数时候百无聊赖，兴奋和愉悦却在某个时候不期而至，你以为已经做出了一个振奋的发现，却原来只是一个意外，你痛恨那个让你死去活来的社会，在返乡后又会为之缱绻不已。你以为文化边界十分明晰之时，却看到各种观念飞去来器漫天飞舞，当你被迫承认“地球村”已经建成之时，土人又会你绝望地意识到大家都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文化的边界是如此的牢不可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是“土著人”， 与多瓦悠人并无根本的不同，巴布就是一个例子。你深深地卷入了他们的生活，又游离在他们的社会之外。或许，这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在学术共同体之内的角色。这宛如一个疯疯癫癫的角色，嘴里不时嘟囔一些在别人听起来可笑的昏话，又如一个宫廷俳优（尽管这个比喻肯定会让人类学家十分不爽）， 在滑稽的表演中暗藏机锋。福柯曾经描述过他的一次阅读经历，他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读到了一本不知哪个年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或许就是博尔赫斯杜撰的一个书名，这个分类体系在我们看来都十分荒唐），其中充满了令人奇怪的分类，如皇帝所有的、有香味的、乳猪、刚打碎瓦罐的，等等，他顿时放声大笑，声振屋瓦，在笑过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只有在一种看似荒诞的思想及其“分类”面前，另一种思想的“边界”才清晰地显示出来。这正是知识捣蛋鬼的价值和意义。向奈吉尔•巴利致敬！这本书是他赠予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最好礼物之一，尽管在人类学的知识殿堂中，它可能永远也进不了经典著作的书架，但这显然是最用心、最有心的人类学作品之一。它丝毫也不输于詹姆斯•克利福德的那本《摩洛哥田野工作之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它更真诚，更实在。同样，它也不是一本猎奇之作，当然，即使没有人类学专业知识的读者也不会遇到任何阅读障碍，但愿在捧腹大笑的同时，能够领略到人类学家一直倡导的文化包容之心。虽说我们已经明白，这个世界足够复杂，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常怀无力之感，但在一片含泪的微笑中，在打破一些幻象的同时，还能让我们保留一些苦涩而甜蜜的想象，而它并不是虚妄的。感谢何颖怡女士，不用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汉语译文之一。2011 年5 月北京海落（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充满英式吐槽的回忆录

有些书,你会读得很投入,地铁坐过站的那种投入. 这本便是其一. 这是一个人类学家去西非多瓦悠部落做田野考察的回忆录. 全书处处是英式吐槽. 有些槽点我看完就迫不及待的想分享给旁边的人. 比如多瓦悠人让狗把舔葫芦瓢,再拿来给作者当喝啤酒的杯具,以示对他的尊敬. 作者当时一脸黑线。人类讨厌无聊，哪怕是在非洲深处的尚未现代化的部落地区，事照样多。一年多时间, 作者与多瓦悠人,富莱尼人,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喀麦隆政府官员, 法国士兵打交道. 多瓦悠地区,并非如我所想象中的非洲那样充满野性与杀戮. 相反, 作者在书中展现一个节奏慢的出奇的社会. 人们没有时间观念,只有季节. 对死亡,收获,天气与性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看到大概三分之二, 我开始感慨: 文化真不该分高下优劣. 只要生活于其中的人能自圆其说自得其乐,那又何必去在乎文化之好坏呢. 倒是我们这些进行对比的人会为多瓦悠人担心. 觉得他们卫生条件不好,人均寿命短等等. 反倒是多瓦悠人自己根本就不care. 多瓦悠人倒是在乎割包皮仪式，在乎小米啤酒，在乎巫师，在乎水。看这书过程中， 我联想到自己对学法语的苦闷。作者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把多瓦悠语搞定. 我却还在看不起法国而拒绝学法语. 境界之差 高下立判. 模仿作者,我干脆放下对法国的成见, 把自己当一人类学家面对一种部落语言的形势来学习法语. 这样或许抗拒心理能绕过去. 先写这些，回头再修改哈。

天真而不浅薄

社研课请人类学的老师来讲座，讲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者的“成人礼”如何浪漫又残酷，有趣又无趣。看到又美又活泼的女神状老师在藏区做田调的时候与藏族妇女无异的照片，整个教室一片惊呼。于是顺着推荐开始看《天真的人类学家》。以猎奇的视角看，这部书记载一个大多数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非洲村庄的生活细节，作者文笔生动而有趣，常常让人忍不住笑出声。以人类学研究的视角看来，作者作为外来的观察者一方面努力适应当地社会的种种规则和习惯，一方面又不能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作为另一种文化的代表刻意改变当地的生活。这个过程虽然困难重重，却也妙趣横生。人类学家的天真，在于面对全然陌生的文化之时表现出的种种怪诞可笑之举，也在于他们对“他者”与“未知”的好奇与热切。人类学家绝对不会因为甜党咸党争论不休，反而会因为有人和自己吃不同口味的食物而兴奋不已。（吾辈就是想吐个甜党咸党的嘈）

能自嘲才是真快乐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的目的是展示“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之间有何关联”，读完后我最大的收益一是感受到艰涩人类学论文背后那个复杂多样而鲜活的人群，回忆起专业英语课上读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中某篇那种云山雾罩的情形，已觉天空稍稍晴霁；二是在作者笔下，荒诞与混乱并不因时间过去幻化成传奇或田园式牧歌，而是呈现为一种文化之间的断裂与迷茫，作者面对各种意外、无奈时那种自嘲和“冻结思想”的态度，尤其值得学习。作者依次交代了缘起、选题、申请、筹备、出发、进入、参与、思考、返回、重返的过程，每个环节都不能“像奖助委员会的人认为世界是循研究者设定的直线乖乖运作”、“民族志学者是全知博学、应付裕如，效率卓著的调查机器”，而是充满了偶然和变数。同时也将那种常见的崇高热血的姿态转化为更加务实自嘲的“我认为这个很有趣，能否赏些钱让我去看看”“？比如第一章作者详细写了他先后对东帝汶、费尔南多波岛的兴趣和规划，然后笔锋一转，因为这两地突发的战乱或饥荒，他只能抓住同事一句建议，“像弹球机里的球，被弹向多瓦悠”。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作者的“神吐槽”，是本书幽默风格最直接的表现，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俯拾皆是。吐槽对象主要是当地的混乱、敲诈和贪贿、官僚主义、物质匮乏和卫生观念的落后，大体来自文明与次文明的隔膜：“在非洲，人们喜欢试炼各种人际关系，直至它们崩盘为止”；但也包括人类学内部的自我粉饰和形式作风，教会和各种组织在这些地区事与愿违的“帮倒忙”工作。几个例子：p1“英国的学术生涯奠基于几个经不起考验的假设。第一，如果你是优秀的学生，便会成为不错的研究者。第二，如果你研究做得不错，书铁定也教得不坏。第三，如果你善于教书，便会渴望去田野调查。上述关联统统不存在。”p14“如果你碰到英国旧属地的人，使用你无法辨认，甚至连基本音都很陌生的语言，那可能就是英语了。”p15“过去几个月，我生活的一大重心是预防注射。……我领了恐怖的一大箱药品，以及一张那种病症应该吃哪种药的单子。这些病症我在预防注射时几乎都得遍了。”P25“因为公文往返的拖延，我的田野调查已经过了两个月，却连一个多瓦悠人都没见过。忧虑萦绕心头，我害怕多瓦悠人根本不存在。地方官的文献不是忠实记录了吗？“‘多瓦悠’三个字在土语中便代表‘没人’。”我曾想把这些吐槽都记录下来，但读完全书之后发现最重要的是他的态度：一方面被拔牙、发烧、肝炎之后继续冲回仪式现场记录的勇猛；另一方面是他反复提到的不会失去耐性也不觉挫折更不期待精彩的事情发生的“换挡心情”、“当我的期望落空，人们允诺我的神圣誓约破灭，我就遁入田野工作的备档心情，和多瓦悠人比赛谁能熬得更久”，两者相互交替。真正有胆识远赴重洋进入田野的人，或许做到后者比前者更难。P55同时，在这种跌跌撞撞推进的神吐槽中，作者记录了他学习语言、进而了解种种称谓（动植物人亲属关系）、通过称谓的对比思考社会结构、关注疾病、仪式和交换-馈赠关系等过程，将多瓦悠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系统展现出来。在多瓦悠社会，“男女分开生活，一个男人可能妻妾成群，却终日与男同伴相处。女人则与其他妻妾和女邻居共同生活。”他们各自耕种，各自开伙。结婚时聘金是牛只，但往往拖欠。婚姻破裂后的再嫁，是第二任丈夫给前夫送聘礼牛只，前夫可能又拿牛只去偿还遣其他妻妾岳家的牛只。并且即使婚后，妻子仍会继续收过夜费。各种职业之间常常是继承的，如被视为邪恶和隔离阶层的铁匠及他的妻子陶匠，还有“真正的种植者”、“真正的猎人”、“祈雨酋长”、“疗者-占卜者”等等。在多瓦悠，“人类变化与宇宙变化的时间必须双轨搭配”，而割礼仪式是这种时间对应的核心，因为干湿与雨季旱季的对应、山和丛林湖泊的对应，揭示了祈雨的意义，联系起播种与收获、生殖与死亡，区分出性别沟壑的禁忌，又搭建起社群中在亲族之外的更重要的“戏谑关系”，彼此结缔了戏谑关系的人可以在仪式上扮演比亲属更重要的角色；同时割礼的源头-民间故事“打死富来尼老妇”又暗示了多瓦悠人与邻近地区富来尼人的交错关系。“田野工作与淘金相似，三吨废物才滤出一盎司黄金”。而作者在这个陌生的社会中逐步探索并且整合的心路历程正通过一次次走弯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失望，一次次调整展露出来。比如他在遇到德国人进山放映电影，无比兴奋地决定写篇“影视人类学”的小文，在兴致勃勃请村民报告录音了几天以后，他突然发现，早在放映电影的次日，因为完全看不懂，村民们已经有过聚会，请一个“熟谙都市文化”的外出务工者以“民间故事结构”（令作者狂喜的发现）讲述了电影的故事，这篇小文宣告流产。在践行之中对一门学科的各种手段和方法的反思自有其价值。P55“我觉得无比虚弱，无比孤寂……面临这种情境，我和多数人类学者一样遁入资料收集中。我相信人类学论文之所以充斥资料搜集，并非源自它具有高度价值与趣味，而是来自‘凡有疑惑便搜集事实’的态度。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可理解的研究进向。田野工作者无法预知那些事实到头来很重要，哪些不重要。一旦他将某些事实记录在笔记本里，写论文的时候很难舍弃不用；他会记起搜集此资料时，他在大太阳底下跋涉了多少英里，花了多少小时才逮到正确的人。”P56与其说人类学者是被接纳，不如说是被当做无害的笨蛋，或者财源。P63“慢慢地，我累积了一大堆录音谈话、笔记与解说，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我可以随时挑出一段，与助理逐字研究，要求他更正当初的翻译，厘清某些词汇、信仰，解释同义词。一旦这成为标准程序，我的语言学习能力激增。”P91“我必须检视所有的亲戚称谓。我不能用法国的亲属称谓来询问村人，那毫无用处。但是多瓦悠人使用法文亲属称谓的错误倒是可以用来参考。”……“我采取另一个策略，请大家介绍我认识他们的丢思，然后我们坐下来，辛苦追溯他们的关系。”P94“一般人的想法里，非洲人通晓各种有关动物植物的乡土智慧与民间传说。”……“多瓦悠人的真貌是，他们对非洲丛林动物的认识比我还少。”P128“多数时候，我的发问只是散弹打鸟，希望能撞到一两个可以继续发挥的问题。象征主义领域的困难在你很难判定哪些资料可以用来解释象征体系。你试图勾勒多瓦悠人的世界——他们如何构建与解释自己的宇宙观。但此类数据大半属于意识不及的范围，你不可能直接问多瓦悠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它太模糊了。解开宇宙观之谜，某些词汇信念甚至某个仪式的结构都可能至关重要，你必须将它们组织起来。”P133“人类学门外汉绝无法体会这么个小消息带来的满足。多年的单调苦读，数个月的生病孤寂与乏味，连续数个小时的蠢问题，就统统值回票价。人类学领域里，假设获得证实的机会很少，理论模型得以确立正是我亟需的士气提振。”P144“底片没了，笔记也没了。但是，照片和笔记不过是激发概念的工具。”P190“田野工作的完成与否完全是定义问题而非事实认定。……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能感觉某些句子是刻意模糊逃避或勉强，也能察觉某些数据不恰当或无关。”P221“通常人类学家尽量不去影响他的研究对象，虽然他知道影响势不可免。充其量，他只能让一个士气瓦解、边缘化的民族恢复对既有文化的价值观和自我价值感。但光是撰写有关某个民族的专题论文，他笔下有关此民族的自我印象呈现，便势必蒙上他的偏见与先入想法的色彩，因为关于异民族的客观真实并不存在。而这个以民族如何看待这种印象，很难预期。他们可能排拒反抗，也可能改变自我去迎合并趋近这种印象，最终成为僵硬扮演自我的演员。”P247“这是人类学著名的比较法。我们原本对某习俗只有一知半解，直到双方拼凑后，才窥知全部的意义。”P267“因为一个族群如果失去认同，最令人类学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特殊的世界观。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数千年互动与思考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对人类学家来说，一个民族的人数多寡无关乎它的重要性。”P331"人类学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相同，否定的结论，发现假线索，盖棺定论的死胡同，以及未经亲眼目睹的仪式，都甚难获得学术肯定。”P335“人类学的铁律是当你研究的异文化看起来越来越正常，就是你该打包回家的时候了。”作者打包回家了。他遇到的怀着田园牧歌梦的寻根者-非裔美国人也打包回家了。他们俩的经历在导读中已经呈现出有趣的对比。作者说， “田野工作和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p6）“当我们像返回地球的航天员踉跄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务必的文化里”，（p190）“你因自己毫发无伤重返一个安全、可预期、黑色毛毛虫瘟疫不会推翻宇宙时间表的世界而如释重负。诸此种种，都让你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或许如此，人类学到头来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p340)。多样的可能性和自由选择的权力，寻找镜子和他者的自觉，也许就是所谓个人成长和所谓自私的原因吧。

看过一点现在看来别有韵味

人类学家尽量不去影响他的研究对象，虽然他知道影响势不可免。充其量，他也只能让一个士气瓦解、边缘化的民族恢复对既有文化的价值观与自我价值感。www.chanhoufx.info人类学家巴利离开大学讲桌前往喀麦隆某少数民族村落进行实地调查，历时年余取第一手资料，回来除发表专著外，另有考察手记一本，里面充满挫折与奇遇。

广袤田野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在做研究时的心得和过程，其中不乏幽默有趣的观点，多的不赘述，我只提我很有感触的本书末尾的一段话。“写报告是件危险的事，一旦白纸黑字，它就变成田野采集成果，自有其生命。你无法想象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我应该只字不提割礼并未举行（反正也不会有人注意），聚焦于我做了些什么”。我该写个漂亮大纲论述我与多瓦悠疗者的研究，让人觉得这本来就是我前往多瓦悠兰的目的。奖助委员会的人常认为世界是循研究者设定的直线乖乖运行。民族志学者是全知博学、应付裕如、效率卓著的调查机器。人类学家却都知道研究计划根本是虚构小说，追根究底，不过是开口要求：“我认为这个很有趣。能否赏些钱让我去看看？”

各种启发

翻译错了有点多，很多名词翻得我一头雾水，比如把documentary翻译成文字电影，全是文字的电影？其实是纪录片的意思。reflect应该翻译成映射，却被翻译成倒映。但是除了名词之外，句子翻译还是很生动的，即使是通过汉字，也能感受到原文的幽默生动。书中有关作者办手续的描写，占了不少篇幅。作者办手续办到陷入矛盾的境地，最后到了引渡回国的地步，这个情节是非洲官僚主义的写照。当我们思考为什么非洲那么贫穷时，官僚主义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制度的繁琐，无法造成良性自由的商业环境，而欧洲人的剥削，以及作者讲到的非洲本地人的垄断，也是贫穷的原因。象征是多瓦悠人思考的根本方法，他们将打猎的失败和通奸联系在一起，把男孩的成长与烧陶进行象征。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其中偶然的联系被人类捕捉到，并进行联系，这是多瓦游人理解世界的方式，而现代人大多也是运用这种方式进行思考，只是我们多了实验来进行验证，以至于这种象征多了一种理性。白人和黑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一样的，之所以有人变成了人类学家，有人却在祈雨。其实是因为他们思考所基于的素材是不同的，白人的思考基于教育所给予他们的知识，而多瓦游人的思考基于传统，基于祖先的遗训。你不能说这种思考是低级的，因为人无法超脱环境进行思考。所以多瓦游人，也无法在没有经过教育的情况下，而轻易理解白人社会的事物。但是从他们的机敏完全可以让我们肯定他们的智商。最后，作者对于非洲女性的嘲讽语气，让我些许有点不爽，其中暗含的优越感，不言而喻。

天真的人类学学生

　“我在恩贡山有一座农场……”，这是凯伦布里克森在《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里面的第一句话。我去夏威夷的时候，奥巴马的老乡们坚持说他是“俺们的总统”；但阅毕他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发觉他对于自己肯尼亚亲戚的描述饱含深情；作为人类学的学生，早有耳闻大名鼎鼎的《白马赛》（the White Masai），这个日后在和美国朋友交换看法时被她誉为“神经兮兮的白女人一见钟情了一个马赛人然后就结婚了又离婚了”的故事；我爸去刚种族大屠杀后的卢旺达当志愿医生两年，回来给我讲种种非洲神奇经历。所有这些，都坚定了我去肯尼亚的决心。 　　 　　去程飞机上耳边不断回响《英国病人》里面史诗般壮阔的交响乐（其实人家说的是北非贝都因人），看着一部在马赛马拉拍的荡气回肠的狮子母女故事而泪流满面。迪拜时一个巴基斯坦外籍劳工吓唬说肯尼亚人都喜欢暴力解决问题，他有一个朋友就在那儿。不过鉴于他先前说那个朋友在埃及来着，而且本着亲身体验田野的态度，所以决定对于他的话置之不理。等待转机时，看到一个黑黄混血小孩，亚洲眼形非洲头发焦糖色皮肤，一口流利中文，煞是可爱；旁边坐了一个闭眼休息的非洲男人，鲜红冲锋衣鲜绿迷彩裤下着皮毛平地鞋，很有safari狩猎风。我激动地想，天哪，我终于要去非洲了，人类学家心中的圣地，我的第五个大陆！脑中不断闪现无数著名研究非洲的民族志，比如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 　　 　　 下了飞机，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伍等待出海关，这才是对于非洲式办事效率的第一次体验。我心急如焚，怕接我的人因为不耐烦而逃走——她其实实在是一个好人，专门从肯尼亚打国际长途过来解答我各种愚蠢的关于疟疾抢劫等问题，只是有着非洲式的稳如泰山状电邮应答方式，无论如何写信从来不回复，最后在我的多渠道轰炸下终于来信说，亲爱的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要来。于是我因为这句话而热泪盈眶，因为永远难忘当年半夜两点去乌克兰无人接机语言不通的经历。结果出去没有看到接机的人，其实我并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她大概也不清楚，只是找一个“白人”而已。我心乱如麻，赶紧去买手机卡，结果说300先令一张，再付300先令充值。我对于肯尼亚钱没概念，Lonely Planet（LP）写着与人民币11:1（后来先令一跌再跌，成了15.6:1）。被告知想要买手机卡必须换钱，于是又奔过去换钱。刚掏出数额巨大的600先令“大钞”（事实证明，确实是大钞，能让我在恩贡体面的饭馆吃上六顿午饭，算起来不过少于人民币40元），就被一张非洲笑脸所迎接，我终于有着落了，还省去了花冤枉钱买手机卡。我坐在拥挤无比的小汽车里面，因为堵车，穿过尘土飞扬无比颠簸的土路，路过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基贝利，终于到达恩贡。在恩贡花了50先令（3块人民币）买了一张手机卡然后又充值50先令。 　　 　　 我一下飞机就被拉到办公室，然后到我住的地方。第二天我去贫民窟家访，对比才知我住的有多么奢侈（相对还算便宜，15000先令一个月包吃包住包洗衣服），竟然有自来水、热水澡、抽水马桶和电。穿越重重臭水沟，嵌满废弃塑料袋残片的土疙瘩（下雨后非常泥泞以至于无法行走），座座用硬纸板和废木料还有波形铁皮搭成的低矮房屋，走到日托学校。后来将这一段路描述给同学，说有时候还是觉得挺苦的。结果同学说我早就以为你大老远跑去非洲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苦了。于是赶紧闭嘴。一周后有幸去了一趟首都内罗毕，才知道原来人家也有现代化的都市，市郊凯伦以《走出非洲》丹麦女作家命名，竟然有和在中国超市一样的干净明亮的大超市，我泪流满面。原来非洲不都是贫民窟。后来又遇到在内罗毕工作的校友一枚，带我开眼界地逛了赌场高尔夫球场高级酒店咖啡馆马术学校，我当时还以为我仍然身在迪拜。日托里面一群非洲宝宝及当地人激动地唤我Mzungu，就是白人。在他们的分类体系中，除了黑人就是白人（这件事引起当地加拿大医疗志愿者的不解，他们认为我应该在分类系统中属Asian亚洲人才对，于是就这一问题还严肃地小心翼翼问过我）。有些人看了香港功夫片认得中国人了，于是每每见到亚洲长相的人就激动的说Ching-Chang，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后来问了无数当地朋友，他们说是从功夫电影里面学来的，对此我深表怀疑。后来的后来，一次我看《生活大爆炸》里面嘲笑谢耳朵政治不正确又种族主义的妈那集才知道，原来这是无知的对于中文的替代名称啊。后来来自香港的伊娃终于忍不住，“警告”众人，再说这个姐跟你急！（敬业勤奋的伊娃在肯经历了因在公车上站立而被逮捕然后行贿后出狱又上法庭还有被抢劫未遂等各种传奇经历，这是后话了。） 　　 　　我的工作内容包括教授日托学校的学生，管理学校，帮助老师制定课程，一周三次家访贫民窟艾滋病的家庭并更新家庭成员档案。日托学校的学生年龄从一岁多到六岁都有，按照年龄分为四个班级。孩子们的热情犹如一把火，每次Mzungu一出现，就不断喊how are you,逐渐喊成一首歌。每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的脖子腿双臂上总是挂着一堆小孩，他们热爱握住手不放，当时无奈我只有两只手，于是在利益分割不平等和稀缺资源分配不当时，他们内部会以互相厮打作为再分配的协调手段。他们大概觉得这个白人很有趣脾气很好，总之如果我单独上课他们总是闹成一团无比激动吵闹，于是他们的老师进来吼他们，强迫他们站直双手抱胸，他们顿时如绵羊办服帖。我先前有一年半的教学经验，乌克兰的高中生十分害羞很配合从来不捣乱，问他们懂不懂也害羞微笑作答；而在中国给成年人当英文老师更是容易。由于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阵势”，且反感小学时被老师强迫背后双手挺直强权式教育，所以非常震惊老师强硬的“治理手段”。但迫于形势，我每次上课必须带上这个老师当翻译加“保镖”。上数学课加减法就是画圈圈然后从一开始数数，结果我引进的心算加数手指在这里统统不起作用。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教蒙古舞和英文歌，唱“Old McDonald had a farm”(老麦当劳有个农场)，挥手臂扭来扭去。我一共设计了三个项目：图书馆项目，开眼看世界，和红心。给他们看我旅行各国的照片和视频，介绍我的文化和家乡，介绍我去过的国家的风土人情，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广阔，并不只是他们眼前的贫民窟。这是开眼看世界。另外，我发现其实他们的图书室有很多英文的好书，但是没有分类没有加以合理利用，而且先前有其他外国实习生带当地小学的学生去图书室开展艾滋病教育的时候，有丢失图书室财物的现象。于是我买了很多标签贴纸，把几百本书一一编号用excel列目录，课余让低龄的孩子去触摸图书，并指着图片重复对应英文单词，他们甜蜜的小脸微笑着，重复那些单词。我从小有很多很多的书可看，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一日可以无肉但不可无书。我希望这些孩子们也可以养成这种习惯，受益匪浅，走出贫民窟。一次我给他们看电影E.T.的“第三类接触”，即外星人的食指和人类的食指指尖相对，他们觉得太有趣了，纷纷和我试验这一动作。我就注意到，他们的指甲很长很脏，还喜欢不断放在嘴里面吮吸。我赶紧去买了一个指甲刀，然后一个一个给孩子剪指甲，他们排了队，大约五十多个孩子，于是那天我剪了五百多个指甲。我最喜欢的那个甜甜的一岁八个月的玛丽抱住我的腿不放，我感动到要倒。我最后告别的时候，亲她的脸，她习惯性地对我抛出电眼，甜蜜一笑，我又被深深击倒，结果她并不懂我要走了，也许很多年都看不到她了。最后的项目叫红心，类似于中国小学里面的小红花。这个概念对于非洲老师太新颖，我不得不解释了无数次他们才明白。我让他们把所有孩子的名字写到一张黄色的大卡纸上，然后和他们一起讨论制定了规则政策并且翻译成斯瓦西里语给孩子们讲解。这些孩子并不是被父母疼爱并悉心照顾的，所以我意识到学校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重要，他们甚至在这里可以吃上一顿免费的午餐。德育教育也是我所重视的，于是在课间活动的时候，我和朱迪老师合作，以戏剧的方式来教他们如何正确的捂口鼻打喷嚏和咳嗽，在何时应该说谢谢，不能随便拿走别人的东西和食物。他们看到我和朱迪老师装模作样的演戏感觉十分滑稽，不过倒是效果显著。后来他们找我帮忙拧瓶盖的时候总不忘说一声谢谢，而不是直截了当递过来瓶子喊一声“白人”，一开始我还以为让我喝水。我爱的另外一个孩子叫尤怡，马赛姑娘，日本名字，巧克力缎子皮肤，不到两岁。只要老师不抱着她就哭，于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增加了抱尤怡的一项。但是由于很多小孩见到我就哭，大概因为我长得像是一个白魔鬼，或者皮肤掉色了，尤怡也不例外。尤怡还喜欢边哭边用手在左耳聚音，以便听取自己的哭声音调是否准确。在我实在无奈的时候，我唱起小时候听过的我们蒙古的摇篮曲《波如来》，结果尤怡就不哭了。正当我暗爽之时，谁知歌声一止，哭声即来。后来我和孩子们告别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他们给我唱歌，但是还说明天见。 　　我还是希望教成年人英文，因为我有教授成年人英文的资质证书以及教学经验。教小孩实在太有挑战了。于是我半天教小孩，半天教成人，主动请缨教NGO里面艾滋病妇女。她们的英文参差不齐，于是我问她们想要学什么，她们说学服装相关的英文还有怎么写EMAIL和申请工作。我就带着我的小电脑每天让她们一个一个适应键盘帮他们申请电子邮箱。最后的一堂课她们竟然集体打出了一封给我的电邮! 不过让她们守时是一件很令人恼火的事情，他们遵循肯尼亚时间，于是每次我必须等待他们一个多小时才能上课，尤怡的妈妈玛格丽特甚至说我们是黑人就不会遵守时间——肯尼亚时间其实也有好处，我和两个高中生约好两点半在巴克雷银行门口见面一起去内罗毕赌场换钱，结果因为各种事情耽搁和难以拦到公车，我三点二十才到，结果他们也刚到，笑眯眯的说时间正好，谁也没迟到。于是我跟妇女们说，如果你们迟到超过十分钟，今天就不上课。结果他们就学乖了。 　　我的工作内容还包括家访。全都是被丈夫抛弃的患艾滋病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住在每月600先令（不到40元人民币）租来的贫民窟房屋，周围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还有鸭子和山羊啃垃圾喝蓝绿色的污水，有肮脏不堪的孩子光脚在泥泞中玩耍。某些女子在极度的贫困下还保持着一定的尊严，尽可能维持破旧棚屋里面的整洁，床单拉直，沙发背上铺着白色钩针的饰布。我最害怕看到的，是她们当中某些人年轻的脸上带着破罐子破摔的神情，一副对于生活的现状无动于衷的表情。没有结过婚，甚至和我同龄，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染上艾滋病，遭到男友抛弃，神情漠然。只有受过教育的肯尼亚人才会讲英文，而她们大多都不会英文，我的翻译是一个患重度艾滋病的乐观的苦命女人，有时她会在我提问的时候在沙发上睡着。她们的艾滋病大多都是她们的配偶传染给她们的，但是那些贫民窟的男人们，发现她们得了艾滋病后，就抛弃妻儿，又去找新的女人。贫民窟的女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强奸，也不明白在自己不愿意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需要说不。我分给她们写着肯尼亚政府、免费、桂林乳胶厂、中国制造的安全套，以及卫生棉。想要给她们以保护和女性的尊严。更骇人听闻的是，贫民窟流行强奸幼女，认为和两岁女童发生性关系可以治愈艾滋病。我自诩坚强，但是多次在家访后落泪。甚至在贫民窟内部也有对于艾滋病人的歧视，没有人会买艾滋病人煮的香蕉。我遇到见到生人尤其是白人神魂未定的小孩，见到在乌干达上免费学的艾滋病妇女的大儿子，见到生来腿脚残疾还没来得及变黑的婴儿（他们生下来几周后才逐渐变黑），见到嘴唇发紫一遍又一遍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见到因为艾滋病被自己如妈妈般亲姐姐抛弃的女子，见到患艾滋病已有七个孩子但仍然收养了一个被抛弃的无家可归孩子的母亲，见到漂亮可爱无比却等待艾滋病诊断报告的男婴……我曾经在下雨的时候穿过贫民窟，泥泞湿滑到无法行走，我想起那些家访妇女曾经告诉我，如果下雨的话棚屋里面就会一片狼藉。我那时不懂，但是那一次就明白了，屋顶漏雨，雨水甚至可以瓢泼直下，地面是泥土的，他们只能躲在破木板搭的床或者床垫上裹着破布看屋里的汪洋和泥泞瑟瑟发抖。 　　有一次我完全不能掩饰我的泪水，是为了一个九岁的脸色发青嘴唇发紫的由母亲而患上艾滋病的男孩，他告诉我他很饿。因为母亲没有钱买牛奶和汤，他只能吃白水煮米。而他需要吃对于身体伤害很大的药，必须饱腹才能服用。我当时坐在气味刺鼻，地面凹凸不平，苍蝇纷飞，家徒四壁，黑暗低矮的棚屋里面，开始掉眼泪。当大学里的姑娘们因为减肥而节食的时候，当人们觉得食物过剩以至于要浪费的时候，这个男孩，告诉我，他很饿，因为没有吃的。很多女人，当谈到她们的愿望的时候，都说，需要钱买食物、修房屋、交房租、给孩子上学。反而这些家访的妇女并没有直接向我要过钱，而是其他一些比她们生活状况要好很多的人，那些占了无数善良外国实习生便宜的人，伸手毫无廉耻的要钱。我甚至担心，如果我通过机构捐赠，这些善款甚至都无法递到她们手中。因为我看到我捐赠给贫民窟妇女的美国买的半新凉鞋，第二天就穿在机构负责人的脚上。我拉着那个孩子的手，问他想吃什么，只用了100先令就买了他三天的口粮和牛奶，还有蔬菜。他啃着炸面团，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贫困。贫困就像是一把钝刀，一点点慢慢切割着人。我们谁也不能选择父母和家庭，我第一次无比无比庆幸我没有生在这里，有一个患艾滋病的绝望贫穷的母亲，一个毫无责任感抛弃家庭的父亲，自己十几岁就有了孩子，以及无边的绝望，因为疾病和贫穷，慢慢吞噬所有的希望和生活，还有人的尊严。同时又觉得无助，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不可能一一满足。尽管很多机构和实习生作出贡献，但受益人群总只是少数。当地的法律和政策仍不完善，执行不利。希望日后我可以成为一个在政策层面的国际决策者，帮助和影响更多的人。 　　 　　慢慢体会到，在恩贡这个小城，白人就意味着有钱。所以能和我搭上话的妇女开始讲述自己悲惨身世崩溃经济状况，路上小孩跟我要零钱吃零食，买东西总是被小贩索要只超过正常价格的几倍的Mzungu价格。我作为一个白人竟然每天挤Matatu公共汽车而不打的，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每次我一上车立马一片静寂，一车人都注视我。我每天吃巧克力也是因为有钱。有偏远马赛村庄的年轻男孩问我有几副太阳镜不行就给他吧，有恩贡年轻人送我去内罗毕时向我要我的MP3，有司机说如果他送我去机场我嫌我手机过旧扔出窗外他立马去捡，有办公室助理让我留下我的相机（而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了前志愿者留下的两台），有听说我要去那库鲁湖让带上女儿并付车费和门票钱的社工，有动不动让我捐钱资助（开始要三千先令后来又怕我不给就说其实一千多就够了）和索要强效中国蟑螂药（“我们这儿没有，让你爸妈给我邮过来！”）的社工，有想要我去买午餐给她们觉得心安理得的社工们，有直截了当让我资助他们去国家公园玩的贫民窟学校老师，还有不会讲英文专门请人写了潦草的英文信让我资助她三个孩子上大学的马赛妈妈。一个公车售票员问我“你结婚了吗”，然后在我下车的时候想要多要我20先令；而我的一位在内罗毕的美国教会朋友说一个售票员看到她一分钟就说能不能和她结婚然后一起回美国。他们总是好奇我竟然有自己的手提电脑（“多么小巧好看！”）、相机、手机（“我就是想看看中国产的手机是啥样的”——其实我发现我家访的时候那个贫民窟的有一个酒鬼女儿的大妈用的手机和我的一模一样）和MP3，总是反复抚摸叹息然后问我多少钱。结果后来我结识了两个人特别好的在美国NGO工作的运动员朋友，他们自己有整洁的单间办公室电脑相机手机，所以对于我的各种电子设备习以为常我还有点不习惯，甚至有轻微“失落感”。我曾经告诉过日托校长，一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女老师我的运动鞋多少钱，结果她有点吓到了，然后当她告诉我她的皮鞋100先令（合人民币6元）我也吓到了，带着深深的羞耻感和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对付各种对我电子设备价格的追问。 　　每每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会惊讶地下颌下沉一点，后来逐渐发展成下颌无法闭合，形成O型嘴，看上去有点痴呆嫌疑但好处是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到吃惊。前面提到的伊娃在“行贿”了5000先令之后方才被放出牢房，而她取一个从香港父母那儿邮过来的包裹还被告知需要交6000先令的提取包裹费。一部分人的思维体系中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是白人，你有就有钱，你有钱就应该给我们这些没钱的。以前我们的Eric在住的地方被偷了电脑和钱，于是我去旅游的时候把电脑托付给在内罗毕的朋友，把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在此提醒各位，一条多兜裤简直是居家旅行老少咸宜的必需品。《天真的人类学家》里，有这么一段：“热心兜售纪念品的小贩，…是极富魅力的绅士，知道只要货品标价超高，白人都会照单全收。他们会向你推销不错的木雕以及号称‘真实古董’的垃圾。买卖过程带有游戏气氛。开价大约是合理价的二十倍。顾客骂他们是土匪，他们咯咯笑着同意，把售价降到正常价的五倍。他们与疲惫的欧洲游客有着类似顾客/恩人的关系，颇乐在其中，知道自己开价越疯狂不合理，便越能制造乐趣”。至少在马赛马拉，这绝对都是事实。在C3的《那些非洲的男人们》一书中，也反复提到非洲人的金钱观。不过还好这只是一部分人，我接触到的受过教育或者多数有工作的当地人不是如此。 　　白人也意味着地位。当地人尤其是男的如何“有幸”和我一起散步，总是兴致勃勃地与陌生人打招呼，生怕别人看不到他们身边的这个白人。也有好事者问我身旁一腼腆的非洲小伙，是不是和这个白人结婚了。很不幸的是，我看到后殖民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观念：在我工作的日托学校，一个叫朱迪的老师说我多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肤色，你这样的头发，朱迪很美但是和你一比还是你美；我想嫁一个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会打老婆。我说你也很美啊，非洲姑娘的腿都又长又直。但是她还是觉得白人比较美，而且持这种观念的人不在少数。可怕的后殖民后遗症。 　　说到后殖民的审美观，我一下联想到头发。头发是非洲女人永远的痛。那些女大学生无数次强调能长出我这个白人这样的又柔软又长的头发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他们的头发都是细密的羊毛卷，非常坚硬，且一沾水拉直的头发就卷回去了，像电话线一样。说实话我很像亲眼目睹一下这一神奇的物理实验，但是她们从不给我这个机会——她们干脆就不洗头发。甚至去理发馆也不常洗，而只是用刷子和吹风机使劲吹直了，周围空气中浮动着大量灰色的粉末——美发师告诉我这是非洲头发纤维，以及，奇怪刺鼻的味道。但是大多数姑娘们的洗头发时段是去美发店做头发的时候。中产阶级每天都冲澡，但是从来不洗头。男人的头发如果听任持续长啊长啊长啊，就会长成Afro非洲爆炸头，不过这个大概是上世纪的流行，所以没见过任何一个人有这类发型。我本着一定要努力尝试并融入当地文化的心态，视死如归地走入一家周围总有山羊在吃野草的美发店，颤颤巍巍地询问价钱，答曰编辫子，300先令，半小时完成，不用假发，可以洗。我说你在开玩笑吗，真的是300先令吗，真的吗，不收其他费用吗（我已经习惯了白人价格）。美发师吃惊的望着我以为我大概是疯了。之后我坚毅坐定，把头献给美发师摆弄，被告知由于昨天洗头发了所以不必洗不然加收200。我忍受头上所有的毛发都被一条一条耐心变成小辫子的痛楚，暗暗呲牙咧嘴还不忘朝镜子拍照。中途美发师冲出去半晌，我就半头辫子半头散发的等，半小时后她神情自若的回来，继续工作。终于编成满头小辫，一律朝右倾斜，辫子间露出大条头上的皮肤，缠上不同颜色的皮筋，我完全不认识自己了。结果各种办公室的社工和艾滋病妇女都不厌其烦夸我美。我得意洋洋地走在路上，感觉头顶凉——微风拂过我裸露的大块头顶皮肤（这个决不能简称为“头皮”），但是无论如何也吹不乱。后来当我的头发被马赛马拉肆意的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我开始严重怀念这个发型。不过我发现我必须忍受有些路人对于我更加惊讶的注视和嘲笑——作为这个小城为数不多的几个白人之一的白人梳着这样的发型简直太好笑了，倒是日托的孩子们对我有了一定的认同感（Mzungu怎么发型和我一样？），学校老师说你真伟大其他白人就不屑于梳这个发型。我当时认识两个运动员朋友就是在我梳了这个发型然后吃Matombo（牛杂）的时候，他们十分惊讶我梳了本地人发型，吃着白人从来不屑于吃的牛杂，他们一直觉得这姑娘太实在了，一点不像他们以前见到的其他白人。结果我坚持了三天不洗头发，最后终于崩溃。站在莲蓬头下发觉其实被骗了，根本带着这一头小辫子没法洗。于是我开始恶狠狠地拆，太多了拆不完。当我头发恢复如常，大家都有点失望。 　　其实最让我开眼界的是Matatu，也就是当地公共汽车。一个面包车，改装成公车，里面可以坐14个乘客。但是14个乘客只是都市传说，没有人真正相信。我是到了肯尼亚才知道原来人体的伸缩性可以如此之大，可搭坐在两座之间的过道上，可挂在车门上，可调整姿势以适应低矮的车顶，可四人挤进仅供两人甚至一人的座位。Matatu这个词源自watatu，三的意思，当年三先令可以坐公车去任何地方。我采访贫民窟的一个孩子，问他长大想干什么。他说Matatu售票员。售票员简直就是Matatu的灵魂，他们窜上窜下，招徕生意，做各种车上杂技动作，向顾客收钱找钱，还永远捏着叠成一小条的纸币还有一大堆硬币，用硬币或者手掌拍车身告知司机停下或者继续开。在车上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售票员座位，于是他们成了身体柔韧度最好的那个人。每个车都因司机和售票员的个人品味不同而装饰得不同，各种颜色，各种涂鸦，各种贴纸，但万变不离其宗，一样大小的面包车，上面漆着一条黄色，写有起点和终点。非洲人热爱音乐，每辆车都放大声的各种肯尼亚音乐和美国黑人音乐，呼啸而过。有的甚至有电视，不断播放MV。不过在内罗毕有警察，如果你胆敢在公车上站着，你就进监狱吧。 　　我最喜欢的当地餐馆叫‘the Touch of Spice’，特别好的名字，索马里老太太开的，有可爱的女招待，还有可爱的室外白野餐桌椅。不过总有挥之不去的苍蝇，有时端上来的玻璃盘子边缘留有一个可疑的灰色指印，我几乎都可以辨别出是哪根手指。我一开始还在寻找别的餐馆，想要换口味，结果自从吃了Bonabet café的未烤熟的鱼和Green pasture油腻腻的薯条之后，我打定主意还是每天都到这儿来吃午饭。只有三种菜：白菜，sukuma wiki,还有managu。Sukuma wiki意为push the week（推后这星期），以前主妇为无米之炊而愁，怕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就拖到下周才吃，我一直没搞清楚这个英文或者汉语的对应是什么。Managu大概是菠菜，很可口，用手抓着玉米面膏吃。还有穆斯林风味的Pilau，是黄棕色米饭加牛肉。一次我要Matombo即牛杂，结果索马里老太太说你确定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一再确认之下才勉强端来，然后还偷偷好奇注视我这个神奇的白人竟然吃牛内脏。Homestay吃的很好，简直把吃东西上升为一种仪式，无比重视。每次吃饭前都要祷告，大桌上铺上桌布，然后每人面前有一块塑胶垫，每个一个盘子，绝不少于四种菜肴，每盆菜肴都有大勺，饭前饭后都有奶茶伺候。我离家几千公里作学生独自生活多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对此排场十分惊讶。 　　 　　肯尼亚每天都给我新鲜的意想不到的体验，有衣衫褴褛形迹可疑的流浪汉拦住我要给我讲故事同时把装钱的大罐子举向我，有贫民窟里面一个用英文向我问好并拼命拉住我胳膊不放的男人，有在政府工作给我午饭买单的陌生人，有讲漂亮英文受过良好教育周游列国的大学生，有成熟友好自尊想要学习音乐的在美国NGO工作的长跑运动员，有太年轻就被迫坠入无爱婚姻接受割礼郁郁寡欢的马赛新娘，有热爱祖国乐于带我这个外国人到处转转的年轻人，有在韩国念书的在学校里面是唯一非洲人的大学生。有美丽的托着一湖粉红火烈鸟的奈瓦莎湖，有各种野生动物声明贯耳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有五彩缤纷的马赛市场，有如噩梦般又让人难过至极的贫民窟，有低矮阴暗的马赛泥屋。通过读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女性Wangari Maathai的传记和与当地人深度访谈，我了解到很多当地民俗和传说，以及现在依然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腐败受贿和部族主义(tribalism)。 　　肯尼亚的大学生，热爱自己国家，讲流利英文，有礼貌有教养，对待外国人亲近而不狎昵，对于自己国家的缺点好不掩饰而正面对待，不掩耳盗铃般辩解而是希望日后对此作出改正。因为他们，让我觉得这个民族非常有希望、国际化和有前途。在马赛马拉认识几个来自世界各国的讲英文的年轻人，德国的莉莉说喜欢肯尼亚是因为人们都很开心，英国的卡米拉说想要在这里找工作呆上四年，美国的梅格说她工作的教会NGO是少数不腐败的机构之一，俄罗斯的维多利亚说肯尼亚景色真美。同车的印度裔肯尼亚穆斯林夫妇说，你怎么能跟各国的人都交上朋友呢，我们也喜欢和你聊天。我笑，对我来说哪有什么国别区别，我走过五大洲去过十大国，常常思考人性和文化，有多少是我们共享的，有多少是让我们离间的。我甚至相信，如果语言不是障碍，人性是相通的，那些美好的和丑恶的。 　　 　　回国途中披着马赛人的Kanga披肩，带着非洲大耳环，甚至骄傲的觉得自己其实是白皮肤的非洲人。被各种亲朋好友邻居拉着讲当地趣事，还问说在黑人堆里面怕不怕。这一问一下激起我各种对于肯尼亚人的热爱和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我说，大多数人都很好，热情善良快乐，身材很美，是天生的艺术家，能唱能跳会做美丽的工艺品，我爱他们我爱那个地方。“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而种种异文化经历都让我以全新眼光审视自己，不时蹦出几句斯瓦西里语，想念肯尼亚的奶茶还有sukuma wiki和matatu，想念美丽惊人的湖水和草原，想念马赛市场，想念我贫民窟的孩子们，想念我的朋友们。非洲，我还要再来。 　　 　　

你的天空晴朗吗？爆笑田野，闪光的体验

虽说我们已经明白，这个世界足够复杂，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常怀无力之感，但在一片含泪的微笑中，在打破一些幻象的同时，还能让我们保留一些苦涩而甜蜜的想象，而它并不是虚妄的。巴利开始田野的目的就很“功利”并带着一种玩耍的态度“或许田野调查还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我讲课内容不再拖拉无趣。当我必须传授陌生的课题时，可以像我的老师那样，把手伸进装满民族志轶事的破布袋，炮制出一些曲折复杂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安静个十分钟，田野经验也会赐我贬抑他人的全幅技巧。”但是他又十分的真实“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和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你那里的天空晴朗吗？”这是我见过最诗意也是最好玩的问候语，西非多瓦悠族的生活不能用有趣、田园来形容，只能说那里真的有不一样的文化和习俗。巴利说在西非，人们喜欢试炼各种人际关系，直至它们崩盘为止，也有不可抑制的欲望，非要探测人际关系的极限不可。我隐约觉得这和我们现在的处境有点关系却又道不明。生命充满了“当时当刻”是完全合理的事情，许多行为事后观之，根本诡异不可解，但形式逻辑纯粹因时因地而异。回头看看很多奇怪不理解的过去，放到当时当刻又那么合情合理。在爆笑的田野之中，点点闪光的感悟比比皆是，无论是一些与人相处还是学术研究上。昨晚看到最后他说：写报告是件危险的事情，一旦白纸黑字，它就变成田野采集成果，自有其生命，你无法想象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确实是这样，想想后面自己面临的田野考察，到时候便能更加体会深刻。巴利说：民族志学者是全知博学、应付裕如、效率卓著的调查机器。人类学家却都知道研究计划根本是虚构小说，追根究底，不过是开口要求：“我认为这个很有趣，能否赏些钱让我去看看？”中国现在民族学科是有发展，我们都在研究自己，但是却很少走出去研究他国他人。我们的人类学资源都是西方化的原始资料，没有自己的认知话语结构，我再次想起导师和我们讲的学术研究的“去西方化”，或许这是这本书让我思考最多的吧~BTW：这本书真的很好笑，轻松有趣，也会引发小小思考。

人类学的罪与爱——《天真的人类学家》读书笔记

人类学的罪与爱——《天真的人类学家》读书笔记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互有交叉。在我看来，人类学往往以边远族群或早期民族为研究对象，而社会学侧重于成熟社会的运行状态和社会关系。民族学注重资料的收集与记录，带有史学味道；而人类学长于对这些资料、现象的解释。人类学是一种对人类及其“世界观”（vision of the world）多样性的发掘与保存。人类学家在研究某些人数稀少的南美洲部族时，必须与考古学并进。许多时候，正是对边远族群或早期民族的美好或奇异想象，赋予本质乏味的人类学怪诡气息，“散发一股崇高气息与神圣的不切题”（P5）。《天真的人类学家》的作者巴利，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专注于文化象征主义与信仰系统的研究，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北喀麦隆一个被忽略的异教山地民族，研究多瓦悠（Dowayo）的头颅崇拜、割礼、哨叫语言等仪式现象与文化元素。全书风趣幽默，巨细靡遗地将其动身、辗转、接触、深入、离开、重返多瓦悠的历程娓娓道来，研究与纪实相伴，糗事与学术相随。有纪实文学的味道。书前的序也写得风趣，基本上概括了整本书的趣旨，并且在文风上一脉相承。多瓦悠文化中的割礼仪式在巴利的研究中，多瓦悠人的割礼仪式是重中之重，被认为是理解多瓦悠人整个象征体系的奥秘所在。他还为此专程在六个月后又重返考察，只为一睹现场真容实况——可惜还是因为一场黑色毛毛虫瘟疫导致作物绝收而扑了个空。多瓦悠割礼仪式一开始是由受割礼男孩的姊夫为他装饰身体，然后这些男孩在乡间四处游荡，所到之处的人家必须供给伙食。一旦大雨降下，男孩就可以接受割礼了。割礼过程的设计旨在造成恐怖效果。男孩在十字路口被剥得一丝不挂，然后在割礼人制造的恐怖氛围中被带到河边树丛执行割礼，整个阴茎被割开，还不许哭。受完割礼的男孩必须隔离在丛林里九个月（如同怀胎九月），避开女人（以免让女人流产或不孕）。没接受割礼者被视为拥有女性污点，不能举刀发誓，禁止参加所有男性活动。同一批参加割礼的男性则成为关系亲密的“戏谑者”，可互相戏谑揶揄，甚至随意拿取对方的财物。多瓦悠所有生命危机、岁时祭典都以割礼词汇描述。很多仪式的结构由割礼蜕变而来。如部分葬礼上，有一个裸体男孩与尸体抵背而坐，男人割断绑在男孩阴茎上的红带子，模仿割礼。头颅祭仪式亦翻拷自男孩割礼。多瓦悠人死后，尸体以屈膝抱缩的坐姿下葬，但露出脖子，两周后砍下头颅，装到瓦罐里放在茅屋后面的丛林。若亡灵骚扰亲人，就要举行头颅祭。宰杀牛羊牲畜，将血、排泄物或啤酒洒在这位烦渎的祖先头颅上，让危险的祖灵远离村子。只有小丑能触碰头颅，他们在仪式上插科打诨，恣意取闹。早年，还曾需要活人献祭。据估算，全球约有七分之一的男性接受割礼。针对各民族广泛实施的割礼，人类学最常见的解释为包皮是“真正男人”不应有的女性元素。文化的任务就变成修正“不完美的自然”所留下的痕迹。（P238）J.G.Frazer在人类学著作《金枝》中说，一些部族在进行成年礼仪式时，是假装杀死已到青春期的孩子然后又使他复活，使其灵魂与祖先相连。巴利也认为，多瓦悠人的“割礼仪式透过死亡与更生，让男孩从呱呱坠地的不完满状态，蜕变成一个完整的男人。”（P75）心理分析学家Bruno Bettelheim则认为，包皮割除、阴茎割裂是男性忌妒女性生殖力的象征表现。男性的阴茎割裂在象征上是要模仿经血与女性生殖器。但是有关割礼的象征意义，人类学家尚未达成一致，有人认为是象征牺牲、承受痛苦，有人认为是婚前准备、象征生殖器神圣、警告不得滥交、卫生措施、象征去势，以及向神祗补偿生命之价值等，尚没有一种说法被普遍接受。（详见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 第十册——人类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231-232页。）疾病及其诊治多瓦悠人将疾病分为传染性疾病、头部巫术、亡灵骚扰与污染性疾病。唯有传染性疾病与巫术导致的意外伤害可用药草治疗。从病征确定疾病须使用多种占卜。最常见的占卜术是在手指间搓揉一种名为扎布托（zepto）的植物。口中喊着患者可能罹患的各种病名。扎布托断了，当时所叫的病名就是正确疾病。接着占卜者再用同样方法找出致病因子是巫术、祖灵或其他。最后才是确定疗方。（P102）污染性疾病则需要出动专家——割礼人、巫师或祈雨酋长。疾病的因果关系判断往往模糊暧昧。最可怕的污染性疾病来自铁匠与他的妻妾（制陶者）。（P103）在多瓦悠文化里，铁匠与他的妻妾（制陶者）是隔离阶层。村人认为性病与出血性疾病都肇因于制陶与炼铁的活动。（P288）隔离规则包括不能与族人共食、一起汲水与耕种，也不能与其他基层婚配。殖民时代以前，被指控施巫的人必须接受审判。即用生理和身体的测验（如吞食毒药、决斗）来判定有罪、无罪或者权利归属。（P105）人类学的想象与贫困作者巴利坦言，田野工作和淘金颇相似，每三吨废物才沥出一盎司黄金。（P110）事实上，在田野与书本研究报告之间，是人类学家的想象与验证。巴利发现，小米生长与女性生育之间存在着对称模型。多瓦悠文化里，人的繁生与植物丰收交互影响，而且是好的影响。譬如女孩初经来潮，必须被隔离在小米磨坊。又如，唯有姻亲可互赠发芽的小米。铁匠阶级不能与一般人发生性关系，所以也不能踏入女人的小米田。换言之，小米的生长周期与女人的性发展有许多阶段性平行关系。（P131）快要成年的男女被视为即将收成的作物。多瓦悠人特意安排受完割礼的男孩与新收成同时进入村子。（P143）当然，想象也包含偏见、先入为主，乃至毫无来由的臆测。如寻找“失落的乳房切除术“就是这么一遭荒腔走板的笑料。与生俱来的畸形遗传（所有人都没有乳头），被胡乱猜想成潜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文化象征。这大概就是书名中“天真”的其中一个含义。人类学的行业伦理之一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但现实中显然无法完全避免这样的困境。据说，在阿富汗、伊拉克，一些美国人类学家为了获得研究经费，在调查风土人情的同时，秘密参与了美国军方的情报计划。田野调查还要防范艺术品掮客的按图索骥。在发表论文时记得变更地名，以免艺品掮客把它们当作走私买卖、偷窃文物的导览。田野调查是一份耗时费力的受罪活，几乎“是一连串烂日子的集合。”（P300）“真正花在研究的时间不到百分之一，其余都用来补给后勤、生病、社交、安排事情、从这儿到那儿，还有最重要的——等待”（P98）。对此，阅读这样一本学术研究的副产品，有助于研究者调整心态、早做准备。例如，田野工作者的助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寻找到一个得力的助手关乎调查的顺利、准确与否。想想看，“对民族志学者而言，数据真假至关重要，却必须透过一个识字不多、忠诚度摇摆不定的学生作为中介，实在是极端挫折的事”。（P66）而准备一套出席典礼的西装、之类的忠告，则被证明纯属多余。田野工作者除了要克服语言、生活、疾病乃至虫鼠的困扰，要提前打预防针、写好遗嘱，还要与种种偏见与误区斗争。巴利对喀国的官僚作风、窘困环境深受其害但仍能调侃嘻之。他的切实经历再次证明，“田野工作者的特征包括心情要能随时换挡”（P41），一旦面临远离预期的情形，要能及时切换心情。要学会入乡随俗，礼数周全，譬如在多瓦悠兰地区，要备上啤酒与烟草作为赠礼，拜访当地行政首长与部族酋长。但是烟草又不能当着众人面赠送，因为多瓦悠人视烟草为无主物，见者有份。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像是一次深度的体验生活，虽然遭罪，终究让人难忘。在作者描述的西部非洲生活场景里，每每有《动物世界》或《走出非洲》之类影片给人的意境感觉。例如《雨季与干季》一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干季真的降临，大地焦干，变成短草覆盖的荒地。多瓦悠人的生活形态也改变了：除了由灌溉系统的高山区，其他地区都休耕，直到下个雨季来临。”（P146）2012年3月14—4月16日午后 于绍兴《天真的人类学家》，（英）奈吉尔•巴利著，何颖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35元。推荐指数：★★★★。图片来源：豆瓣

难得的平等视角中的非洲

今天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序言中看到说，有的书是常读常新的，就想起了这一本。这实在是本有趣的书，最爱编故事的小说家都写不出这么丰富奇特的非洲历险，最爱讲笑话的幽默大师也及不上作者时不时蹦出的英式冷幽默。因为看到尹珊珊的微博，说看这本书看到笑的从椅子上摔下来了，因为好奇所以从图书馆借来看，也被逗得不行。其实李承鹏的书、韩寒的书幽默程度也不亚于巴利，但巴利胜在真实。那些简直反人类文明的非洲人，各种各样在非洲的奇葩欧洲或美国人，作者笔下每一个都那么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狡猾的、势力的、懒惰的，都有其可爱之处。其实要写非洲，很容易就写成一部苦难史，那些吃腐臭肉，生病也不得治，食不果腹的生活确实可以令你我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感到可怜可悲。可是真的要感谢作者，没有以一个救世主的眼光来看待多瓦悠人。谁需要同情呢？同情有什么作用呢？谁是谁的救世主呢？我以为实在没必要。如果作者用煽情的笔触来写写非洲那些苦难，的确可以赚读者不少眼泪，但并不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真正的非洲，也不能产生真正的感悟。庆幸作者所述始终是平和而略带幽默的，这样自然而平等的叙述才真正让人放下心来感受那一趟奇特的非洲之行，仿佛和作者一起探索者这个原始的民族粗鲁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代码，每一个抽丝剥茧的瞬间都令人期待。这本书让人惊喜的西方不仅仅是对非洲人的描述，还有对各种白人在非洲的记叙。那些来自真正现代文明发达城市的白人或黑人，带着各自或神圣或奇特的理由呆在这片环境恶劣的土地上，感谢作者没有把他们描绘的伟大与无私，那些人性中的弱点与小秘密他们也难以逃脱，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更真实，因为人性本就是善恶并存的不是吗？不夸大，不俯视，不介入，不煽情，不妖魔，我实在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写旅行与非洲的书了。收获颇丰，是我今年上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

天真？蠢萌？可爱？

《天真的人类学家》读后感筱雁豆瓣上有人说，读这本书是冲着“天真”二字去的。我想说：“呵呵，我也是。”曾几何时，“天真”二字已经成了“蠢萌”的代名词？说起“天真”，先分享一段我读研时候的故事。当时我们好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的课是“汉语言文字学”，讲许慎的《说文解字》。给咱们上课的是一位说起来大家都能理解的“老学究”，戴着啤酒瓶底那么厚的黑框眼镜，上课不乐意用黑板，偏偏要用实物投影仪拿着笔在板上划拉，他的字又是小而潦草，难以辨识。那天他拿出张纸放在投影仪下边，问我们：“看得见吗？”可怜我们一个个又是扶眼镜又是睁大双眼地费力解读，最后特不好意思地承认：“看不见。”学究老师脸上浮现的甚为诧异的表情让一众学生更感无地自容。然而，他扶着眼镜仔细端详了那张纸，然后慢悠悠地说：“哦……你们是看不见……这上边儿……没字。”众人绝倒，只觉心中羊驼如千军万马奔腾而出。所以，因为“天真”二字，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起一脸无辜的蠢萌学究样，哪怕我其实对“人类学家”的定义不甚了解。百度百科上说：“总体而论，人类学是以各种层面理解人的整体，特别是强调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考古学这四大领域的知识整合并用，故为一种带有浓厚博物学气息的学科。人类学家也同样试图全面学习各种人类层面的知识，但在各学科日趋专精的今天，人类学者不再以博物学家的角色自居。”好吧，因对一个名词意义的探究，衍生出另一堆我不理解的概念，无论是关于博物学家，还是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家，我都不清楚。也罢，就这么天真地去开始阅读吧。作者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他深入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部落里研究该部族的生活，尤其是研究当地盛行的“割礼”，这本书由“小泥屋笔记”和“重返多瓦悠兰”这两部分构成，前一部记叙了他首次去多瓦悠兰进行田野调查长达18个月的漫长历程，后一部叙述了他回到英国后时隔半年重返多瓦悠兰欲观当地人“割礼”的经过。整本书充满了英国人的英式幽默，把作者实际经历时一些痛苦不堪的细节以轻松诙谐的笔调描述出来，让人忍俊不禁。例如开篇他谈到田野调查的好处时，这样写道：“或许田野调查还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我讲课内容不再拖拉无趣。但我必须传授陌生的课题时，可以像我的老师那样，把手伸进装满民族志轶事的破布袋，炮制出一些曲折复杂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安静个十分钟。”我读到这段话，忍不住联想到了自己的课堂。初登讲坛，我也曾兢兢业业写下上课打算要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在课堂上不折不扣地去完成预设教学任务，但多年过去，我也发现，其实学生们真正打起精神，甚至眼中闪烁光芒的时刻，不是他们学到了多么有用的词汇句型或语法知识点，而是老师见缝插针地给他们讲八卦透露个人经历的时候。而个性八卦且好高谈阔论的本人，也只有在此刻才感觉摒除职业特性带来的严肃性，而活回了真正的自己。作者在多瓦悠兰的那18个月，使他剥掉了在欧洲社会中穿上的文明外衣，不知不觉中，他学会了和非洲人一样大吼大叫，言语和动作都倍显粗俗，他学会了和当地人一样讨价还价，甚至用他不怎么熟练的多瓦悠语在法庭上装可怜，尽管他发现其实“对多瓦悠人而言，法庭是公共娱乐，因此不吝芝麻小事都要告上法庭”，所以法庭上诉讼双方都如同小丑之表演甚或谩骂都让观众兴奋不已。他记述了一次他被人告上法庭的经历：他雇了一个园丁，让他帮忙种些番茄、小黄瓜、洋葱、莴苣等，结果发现红萝卜被蝗虫吃了，牛破坏了洋葱，只剩下莴苣，但却是整整三千颗同时播种再过一周就全部熟透的莴苣。作者写道“我必须承认：我被从天而降的‘北喀麦隆莴苣大王’头衔吓得说不出话来。我绝无可能应付这么多绿色蔬菜。我连拌生菜的醋都没呢！”这句子短却传神，这位天真的人类学家看到真正三千颗莴苣时的目瞪口呆的神情顿时跃然纸上，我读到这儿就笑个不停。然后作者就与园丁就酬劳多少而起了争执，园丁要求支付两万中非法朗，而作者只肯付五千。于是在莴苣继续生长、熟透、腐烂期间，两人上法庭展开拉锯战，还分别偷偷给酋长送了六瓶啤酒。最后酋长裁定作者付一万法朗，双方皆现出犹豫之色，表示勉为其难，最后园丁说为表示感激作者的慷慨退给了他一半的报酬，也就是最后园丁拿到便是作者最初提议的金额——五千。对此事作者的评价是“大家的尊严都保住了，皆大欢喜。我始终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人能解释”。就是在这样全身心投入到当地人生活的过程中，作者才积累了第一手的资料，但他不自知自己也被多瓦悠人给逐渐同化了。“小泥屋笔记”的最后一章是“英国异乡人”甚为有趣，作者历经艰难，总算完成田野调查的任务最终回到英国，却发现他受制于“一种奇怪的疏离感”，一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尤其是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感到极为不适。他还会不自觉地循西非规矩大吼大叫地追赶送奶人，因为根据西非规矩，这行为是立场坚定的表现，而在英国，这绝对是难以忍受的粗人行为。对于一个人在异文化环境中，克服了最初阶段的文化休克，然后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了该文化的一些习惯和行为表现这样的现象，我一直很好奇，由于自己从没在异国逗留超过1个月，也就没有亲身经历。回想起当年英国外教Katherine说到度假回英国，突然发现自己在对话时只会用中国人常用的“哦”“嗯”之类的语气词表示回复时深感惊恐，因为英国人更习惯于用更加积极和具体的话语来回复，比如“Yes, of course.”、“I understand”等等。如今读了这段描述，我觉得对Katherine当时的猛然醒悟却又惊恐无奈的心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我相信，但凡人类学家要能鼓足勇气踏上这么一段未知的研究旅程时，都是胸怀壮志想要成就一番伟业的，否则这么多的不适、艰险、痛苦他怎么一一忍受。可是书读到后来，作者也逐渐表露他在研究过程中的无奈，这种无奈的情绪也难免使他探究的脚步迟滞了下来。有这么一段话表露了他的心迹：“坚守人类学伦理殊属不易。通常，人类学家尽量不去影响他的研究对象，虽然他知道影响势不可免。充其量，他也只能让一个士气瓦解、边缘化的民族恢复对既有文化的价值观与自我价值感。但光是撰写有关某个民族的专题论文，他笔下有关此民族的自我印象呈现，便势必蒙上属于他的偏见与先入想法的色彩，因为关于异民族的客观真实并不存在。而这个异民族如何看待这种自我影响，很难预期。他们可能排拒、反抗，也可能改变自我去迎合并趋近此种影响，最终成为僵硬扮演自我的演员。不管结局为何，我们所谓的‘纯真’（也就是一件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能如此）已经荡然无存。”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游泸沽湖，一群人热热闹闹地冲进当地一户摩梭人家，却惊讶地发现这家人的年轻人们都已外出进城务工，惟留下妇孺。说是想观察一下普通摩梭人家的生活，却醒悟到那家的老妇用织布机编织也好，当晚我们去参加的篝火晚会（据说摩梭年轻人靠篝火晚会跳舞相识然后走婚）也好，无非是他们为了增加些许收入的精心表演而已。本来摩梭族的母系氏族模式和走婚制都是世代相传、浑然天成的，但却因我们这些异族旅行者的闯入而变得僵硬而充满粉饰，早就脱离了最初的自然形态。我们嘻嘻哈哈地买下了老妇羞涩地推销给我们的土布头巾，却发现付出了高于在本地人市集上售卖的成倍价格。或许我们会愤然认为摩梭人淳朴不再，但究其根源，又何尝不是因为我们自身对其文化的入侵呢？读完全书，发现作者两次造访多瓦悠兰，其实最终仍然没能看成他想要看的“割礼”，而他的另一位来自美国的黑人人类学家巴布也最终中断了人类学研究回美国去了。这难道就说明作者这一切的付出与承受都白费了吗？绝对不是。我相信，这段经历，应该是他人类学研究历程、甚而整个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段宝贵回忆和收获。那个巴布并未放弃他对非洲的想象，在美国开设了有关非洲文学的课程，而我们的作者也写出了《天真的人类学家》这么一部真诚实在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笔记作品，让我们在捧腹之余，感受到人类学家的文化包容之心与为达目标而坚忍不拔的毅力，就算这非洲之行对他这个“天真的人类学家”而言，只是幻象被打破之后的“苦涩而甜蜜的想象”，也是足够。最后再说回我们那位文字学老学究老师，他课程结束的当天是2月14日，有同学收到男友送来的玫瑰，便转赠给老师留作纪念。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他手捧一大束火红的玫瑰，还不忘随时扶一扶那眼镜架，不知所措地说着“这个……那个……”，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一向只活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而不谙世事的他，带着这股天真气（或蠢萌），看来还蛮可爱呢。

《天真的人类学家》——爆笑的科学之旅

在科学界，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人类学已经不算是一门显学。把一个世界边缘的无足轻重的部落介绍给文明世界的人看，远远没有研究更快的手机硬件、更畅销的手机软件来得赚钱和受欢迎。（尽管显然和新计算科学比起来，没有什么学问领域还算得上显学。）不过人类学家所需要的耐性和能力一点也不比任何其他专家差。甚至，他们所处的环境要更加恶劣一些。他们在做学问的同时，还要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奇怪的风俗习惯、以及，最重要的，从未有过经验的奇特语言作斗争。在阅读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文字时，不禁总是让人心中生出一种敬畏来。可是也让人很好奇的，这些人究竟是如何在那样的地方采集风物、研究人类的。巴利的这本书真是道尽了人类学家一肚子的苦水。可是也许是因为在研究多年之后他才回头思考的这件事，使得亲历者心中免不了的暴戾变成了幽默的语言。这种幽默的确充满了英国人的双关语和反讽，一个人躺在床上一边看一边乐不可支。可若是回头一想，这拿自己开玩笑的言语当中竟透出了人类学家多少的无奈。田野调查从来也不是一件真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反之它充满了令人难以坚持下去的苦难。无论是低效率的非洲行政官僚、无可匹敌的害虫和天灾、没有任何抽象思维能力的原始部落人口，都在一次次挑战巴利的极限。如果换了是我，想必当时就已经疯狂了。可他竟还能在之后谈笑风生地对付这段经历，的确是非常人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末他写道：“我虚弱发笑。但是六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多瓦悠。”这就是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的宿命，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裸猿》的作者认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观察的都是进入了进化歧途的人类，并不能给出一个这个物种进化的真正的轨迹。这我深以为然。而且田野调查的结果也从来未必准确。但是无论如何，文明世界的人们还是应该去做这件事情，用文字记录下那些奇特民族的故事。只要我们自己的文明一天不断绝，我们就也有义务让自己的这些同伴们的文明不备断绝。他们虽然进入了进化的歧途，却有资格让自己和我们结构一样的头脑中存在的东西成为这个星球的一部分。前两天所看的《江城》，似乎就有作者从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人进行田野观察的嫌疑，的确让人多少还有些悲哀。最后想说，之前看到过一个段子，说中国学者的待遇还是太差。完全做学问的学者可能在中国就快活不下去了。中国人类学家有哪个肯花几年时间，和不毛之地的部落人一起生活，从他们的语言入手学习他们的文化？即使学者们有心，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说服自己。学者也不是圣人，记载别人的文明首先还是得填饱自己的肚子。希望中国人类学界也能写出这样的段子书来。话说回来，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段子，不论是当作增广见闻还是当作搞笑漫画都十分合宜。我已经把它推荐给了好多朋友。

他们“采菊东篱下”

一、在2015年深冬将至的日子里，我读到了一本充满热带气息的书。北半球长眠于冰雪与寒冷之际，西非北喀麦隆的多瓦悠村庄里，铁皮屋顶在烈日炙烤下散发着层层热浪，在空气里氤氲上升；大雨磅礴潮湿的地表挥发着浓烈的水汽和挥之不去的腐败肉类的气味；湿热粘稠的空气里反复熬煮的小米稀饭散发出厚重酸涩的味道；低沉吟哦高声嚎叫从头颅祭的男人人群中传来，伴随高温下挥之不去的腥臭血液和粪便恶臭一次次霸道冲击鼻腔…“天真的”英国人类学家Nigel Barley跋涉万里来到西非小镇多瓦悠兰渴望探索“多瓦悠文化的意义”，在“人类学调研”和“多瓦悠的真相”中碰得鼻青脸肿，换来了一幕幕吊诡的田野真相。西非的田野真相远未止步于此，还有避无可避的奇特生物的半夜侵袭、无辜丧生的门牙、猝不及防的携带病毒的针筒、难以逾越的语言障碍、拖沓闲散的行政效率、身份的百口莫辩和迥异激烈的文化碰撞。如果你是一位对非洲旅游兴趣盎然的观光者，建议你合上这本书，这里没有热情澎湃的撒哈拉和毛里求斯海滩边的原始部落，只有永不下葬的祖先头颅、无药可救的疾病和在潮湿干燥中交替的流血生殖器。二、仪式是多瓦悠人生活的核心。医疗，丧葬，婚姻，天气都依靠祭祀进行。巴利的人类学调查也围绕着多瓦悠的头颅祭，祈雨仪式，繁生仪式进行，小米生长与女性生育对称模型的成立，“失落乳房切割术”理论的破灭，只有经历过多年的孤寂苦读，疾病与环境的折磨，“旅程”的曲折颠簸，“异教文化”的洗礼，方知人类学得失个中滋味。在一次次文化的碰撞中模型与真相接近又打破，最终“异文化看起来越来越正常”，而回到英国每每忍不住破口大喊，人类学家的文化宽容之心俨然开始熠熠发光。作者对人类学的一腔热血伴如同被拔下门牙浸湿前襟的鲜红，深刻地烙在了多瓦悠龟裂明黄的非洲土地上。三、“但是一如非洲常态，秩序井然的工作必遭无数琐碎小事打断。我必须停工一天，对入侵茅屋的各种生物宣战。”（p.133）多瓦悠的蜥蜴，山羊，狗儿，白蚁，树蛇，蝉，蝎子和进了全村孩子肚子的老鼠，诙谐饱满令人动容，一幅幅生动的西非田野徐徐映入眼里。重返多瓦悠后，作者的生活变得明确而熟稔，田野调查也有了追寻的目标，一切看似游刃有余，然而割礼将至的日子里，一场毛毛虫灾让一切化为泡影，徒然的遗憾背后，是人类学学科的困境与悖论：种族，文化，伦理和人类学家每每暧昧的处境。痛苦而又甜美：痛恨那个让自己伤痕累累的社会，返乡后却又缱绻不已。四、读这本之初的你我都是“天真的人类学幻想者”，田野调查的细节和点滴在此之前不为所知，只有和作者一起经历过一番啼笑皆非荡气回肠的历程，方知学科背后深厚的人文情怀情归何处。原生文化的疏离，异族文化的涵化，杂糅纠结撕裂着尴尬的学者，辗转反侧满怀深情。

人群中的幽灵

特想问问作者巴利，他在写正经报告和这两部调侃日志时，哪一个更让他费尽心思？ 是不是他把那些按照人类学方法论所无法归纳和总结的事实全都放进这两部日志中了。跟我写“市场战略分析”一样，在星巴克坐个大半天，写在纸上给老板看的不知所云，写在心里的一堆客观事实却耗了三大杯咖啡。正经报告就一句话，“按照老掉牙的市场分析方法论，我们将跟往年一样，一无所获”，而心里想的狗屁理论，解决客户痛苦客户痛苦，客户才不痛苦呢，痛苦的是我们，我们痛苦在于如何先制造客户痛苦，之后再假装我们能解决它。 对于我们能成功制造哪些痛苦，我倒是如数家珍，关键是我们也不太擅长解决之道，况且造痛苦的借口已经越来越少，而制造痛苦的厂家越来越多，客户的健康状态越来越好，久病成医的经验高超。显然，巴利对于人类学的交差报告，我更感兴趣，希望借以了解这位善良而宽厚的牛津博士如何为多瓦悠人的文明定论，如何在不颠覆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处理他那些所见所闻。这日志是巴利自己内心的交代，他动用了感情并几乎搭进去性命，舍不得放弃那些宝贵的细微体验，那些无法放入人类学家理论著作中的微笑，气味，动作才是鲜艳欲滴的多瓦悠文明，巴利写这本书的目的，我猜想一是给自己个交代，二是等到哪天他自己反刍时，能想起一些苦难后的美好。 几乎越倒霉越糟糕的旅行，过后越能带来丰富的回味，二十多次藏区我只津津乐道被野蜂叮了38个大包，不顾命地在悬崖上鼠蹿那次。印度之行，我依然怀念贫民窟的住宿和半夜停电，崩了我们一脸灯泡碎渣那次。 巴利的多瓦悠正是如此，当我看到他病的奄奄一息，扒在村口岩石上动弹不得，放声大哭时，我知道他将记忆这次“精神崩溃”很久，久到他回到西方文明下午茶世界无聊到窒息时。研究一群异族宗教文化的人类学家必须有一种幽灵特质，他们把自己当死人一样飘在人群中，只看只听，记录并不参与，验证并不评论，对显而易见的对错和喜怒哀乐都毫无反应，你是活死人，不可能跳进去用你自己的文明标准扮演法官，扮演上帝，你最好别说话，只把耳朵张开。 任何异样文明的行为和道德标准都是通向“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契机，如果在中国竖大拇哥代表赞赏，在喀麦隆就是侮辱和谩骂，可见拇指和中指是可以替换的，不能替换的是人类用手势表达情感的这一动物功能。 作为幽灵的高尚情操还有忍受各种气味，各种不公平待遇，千奇百怪的生活方式，但是幽灵回报是在同等长的生命中，他们可以穿越体验不同人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活上很多辈子。凡人只能作为中国人或城市人，男人或者女人活一辈子。 幽灵就不别再抱怨吃腐臭的肉，住羊圈，喝满是寄生虫的水了。如果一个人能活得跟幽灵一样的高尚，这个世界哪里还有战争，还有政权，还有宗教。存在，有时需要突破文明的标准才会越来越宽广。文明除了给人类带来好处，还给谁带来好处呢？ 山海树花，羚羊和豹子呢，都沾了人类文明哪些光？ 它们无需文明，却都有享受夕阳和风，月朗星空的能力，只要微微仰头即可。人类则需要作出努力，在晚霞和微风中，如能吟个诗，手里把个盏之类的才行。人类被文明统治得太久了，只因文明说了一句恒久不变的假话，那就是“人类是万物之灵”，于是人类就穿着皇帝的新衣，开始逛大街去了。巴利就是人群中的那个孩子，大声说“皇帝什么也没穿啊”，这时此皇帝正指责和评论彼皇帝的新衣式样怪异，不端庄，或者不实用呢。 我们需要人类学家，无害，无用，象人类的镜子一样，照到我们最初的裸露和真实。

我曾做过田野，我看到了（原题：你所知道的和你不知道的人类学）

2003年的时候，《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出版了简体本，那时我刚在人类学的大门附近亦步亦趋地徘徊缓行；2008年，从老师那里，我复印了《天真的人类学家：重返多瓦悠兰》（续篇）的台版繁体本，稍能抚平的，是我在学术岔道上踯躅焦虑的心绪。2011年的夏日，我看到了“小泥屋笔记”的合集。与此书相伴的将近十年，虽早已不是“天真的人类学家”了，但每一位与“小泥屋”相伴成长的人类学者，都还依然怀着一颗“天真”的心。 而本书的作者奈吉尔·巴利，作为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前馆长，就是这样一位常怀“赤子”之心的“天真人类学家”。用他的眼、他的口、他的笔，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为我们描绘了非洲中西部北喀麦隆生活的一群山地民族———多瓦悠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把浪漫、真诚又不乏豁达的人类学种子，种入了每一位读者的心里———当然，还有他的牙、他的肝！ 人类学家穷折腾 在排除了“活在列维—斯特劳斯阴影下”的南美，政治动荡的印尼，“恶臭浊热、疾病丛生”的赤道几内亚之后，北喀麦隆一个异教山地民族偶然进入了巴利的视野。几篇法国殖民官和旅人所写的东西，从“国际非洲研究所”调出，“头颅崇拜、割礼、哨叫语言、木乃伊，素以顽强野蛮闻名”，打开了巴利在今后两年中生活的黑洞之门。 这一切的源头与某个怪异学术团体神秘的“成人礼”———田野工作———有着密切关联，在这个团体中，哪怕你有着博士学位，利用汗牛充栋文献堆砌过恢宏的理论大厦，别人只消一句充满同情的“从未做过田野调查”，便足以摧毁你全部的自信。因为，“他们曾做过田野，他们看到了”，而你没有。于是，巴利先生需要离开牛津大学的课堂，前往西非的前法国殖民地。 确定了田野地点，第二步就是要“说服奖助审查委员会”，“强调自己的小小研究对人类的续存将产生广泛影响”，实际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搞来一笔调查和旅行经费。只是，经费支出的说明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为了多瓦悠人“基本民族志数据”的收集。 和机场海关打交道，和地方官员打交道，这份名单中至少还有莫名其妙的西方旅行者、地方教会的欧洲传教士、当地掮客、卖春的肥胖妇女、地方警察局长、县长这些各色人等，这时是到达田野两个月之后，一个多瓦悠人都还没出现在巴利的眼中。这已经不知是《人类学的问询与调查》指南中提到的第几步了。这时你会很焦虑，因为跨国银行的汇票不知在那个外国支行的抽屉里歇着，最后由于过期直接被寄了回去；这时你会很沮丧，因为所有的官僚都知道“不知道”、“不行”就是多瓦悠人的名字。没有热带雨林，没有宝藏，没有穿草裙的原始美女，只有非洲的干旱和无情。 不过，巴利的忍耐为他赢得了胜利。身体发福，穿着长袍，“佩剑，戴着太阳眼镜”的多瓦悠酋长，在覆辙茅草的泥屋下等着我们的人类学家。和酋长一起等待的，还有疟疾，“迎面撞墙，扑翅掉在你脸上”的热带蝙蝠，三个星期的大雨，偷走粮食的人…… 为什么要去观察“割礼” 或许你会问，人类学家为什么要这么穷折腾？按照《裸猿》作者、灵长类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问题，人类学家为什么要“分散到天涯海角那些死水一潭，长期停滞的文化中去”，带回那些“奇异的婚配习俗、奇怪的亲属称谓、怪诞的原始宗教仪式”？这就不是一句“奇妙的异文化”、“成人礼”，或者一句“酷”就能一语带过的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的观点或许值得参考，我们对人类群体（尤其是对应于某种特定生态环境之中）的社会行为———也即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充满好奇，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我们不能把一群人放到一个给定的环境当中，把他们当作实验观察对象。但现实世界中，那些生活在“天涯海角”，海岛、丛林中的小规模人群，提供了替代性实验的可能。我们能通过他们在当地环境下发展出的“极端”的文化模式，了解人类社会自身在道德、伦理、智能或各种适应性方面的最大极限。简言之：用极端情况来暴露人类良知的底线。 另一方面，这些异文化同样肩负着提供更多“选择路径”的重任。如果同样的原因在不同文化中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就不应对本文化中的某一观念或信条，当作永远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并入“强迫症”一般报以苛责的态度。例如巴利发现，多瓦悠人和世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婚前怀孕不算污名，反而颇受欢迎，它证明女孩的生育能力”。按照这一思路，如果我们能记录并揭示尽可能多的“异文化”现象，并将它们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并置”开来，或许就是对某种偏见最好的攻击与修正了。那么，巴利博士千里迢迢，历经万难的终极目的———观察多瓦悠人男性成年礼“割礼”仪式———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他究竟是想丰富我们对成人仪式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还是想说明“伤残”行为对男性勇气的体现呢？这点，他好像忘记告诉我们了…… 无害的白痴 虽然带着为人类文明整体添砖加瓦的美好愿望，但是，要把每一种文化中与众不同的那一部分记录下来，没有现成的文献和资料，少不了民族志学者的亲历亲为。把发生的转瞬即逝的文化行为全都“扫描”下来，以文字的形式“输出”，变成可供所有后来者参考、比较多“文本”。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用，也不知道下次再来时，那些“天涯海角”的人们是不是被海啸吞噬了（安达曼人）、被火山爆发掩埋了，或者被反政府武装消灭了，只有把所有的东西统统记录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错过可能发生的事情，错失与记录对象交流沟通的机会，少不了要与土著一起生活。于是，作为文化记录者的巴利就必须带着土著翻译，住在酋长家边上的小泥屋外面了。 学习语言，是沟通与记录的第一步骤，既要有不懈尝试的毅力，也要有足够坚实的厚脸皮。“多瓦悠语言里，猥亵与正常只是一线之间，音调稍加改变便会改变疑问质询，使正常句变成问句，还是最猥亵不堪的字眼。”不仅如此，他还“常以蠢笨问题类似主人，还拒绝理解他们的答案。甚至还有可能将答案透露给外人知道”，并让当地翻译替他抱歉。好在土著有种先天的免疫机制，至少可以把人类学家当成“无害的白痴”，至少在经济方面能为村子带来一点实惠。 与土著的生活有苦有乐，人们之间的交往难免，何况还是与一群文化迥然，习俗殊异的异民族。文化上的问题还不及解决，生活上的困境又接踵而至，脚趾缝里跳蚤产下的卵，足以让人奇痒无比，寸步难行，治疗方法要以“安全别针挑出，不致刺破卵囊”，可为了担心留下虫卵，只有“挖下好大块肉”。如果这还不是最糟的，那么开车出门，掉落十多米的上坡，撞上了颚骨，撞掉了门牙，也还没到尽头，为了拔牙装假牙而在非洲医院中招得了肝炎才是真正的欲哭无泪。身体上的苦还都不算，如果像巴利那样千辛万苦回到家里，等来一句朋友的问候，“你两年前忘记在我家里的毛衣什么时候来拿？”你还会如此热爱这门学科吗？答案是肯定的。他用调侃轻松的口吻吐槽了人类学家在田野里能遇到的所有事情，欢乐之余，那是一种自信，因为他能毫不含糊地说出“我曾做过田野，我看到了”，而你没有。这是一份真爱，还有你可以感觉到的———骄傲。版次:GB21 版名:南方阅读 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9-18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be6/93c1c3.html

“田野工作”與“引導性問題”

《天真的人類學家》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是一個人類學家記錄自己到非洲一個小村落里做人類學研究的發生的事情。文風幽默，敘事簡潔，通俗易懂。 我覺得讀後的收穫還是挺大的。“田野工作”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個人類學教授站在牛津大學的講臺上，各種理論與觀點侃侃而談，但是，當一個學生問他，老師，你有到過田野去嗎？老師，你爲什麽不到田野去呢？我們決定是否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最喜歡問的就是做這件事情有沒有用？有什麽意義？上大學以來，我是很害怕思考意義的人。意義本來就是很浮的東西，沒有一把秤砣可以衡量意義與付出，極端一點，你說反正活著以後都是要死的，那現在活著有意義嗎？ 如果說作用，那是我最看不起的，我們的人生是不是有用的？這名人類學家是悲催的，他去了非洲，得了很多病，就像那坎坷的假牙。他也吃了很多苦，像錢財被偷，做什麽事情都被坑這樣的事情簡直是一個常態。最好笑的是，當他爲了看割禮，第二次去了那個村落的時候，結果卻因為一場農作物的蟲災而取消了割禮，還有千里迢迢去到另一個村子以為發現了切割乳房的民族，結果卻是一種遺傳生理缺陷。在出發之前，他也思考過田野調查的意義，衡量過付出與回報，他以為，田野工作的價值並不高，許多人只是陳列了事實，而對於這些事實的解讀卻沒有足夠的能力，而人類學更看重的是儀式背後的寓意與淵源。我猜測他最後的研究成果未必能夠比得上他出版的這一本書的價值更高。不管怎樣，他還是去了，而且是去了兩次。你說，他有得到收穫嗎？那是肯定有的，多或者少罷了。你說，他會後悔去了嗎？那也是有的，或多或少罷了。斤斤計較的人一般不會有太多非傳統意義上的成就。做是一種選擇，而不做卻是一種放棄。昆明事件之後，人心惶惶，一個朋友想要出遠門，另一個朋友說，你還敢出門啊。好像我們待在家裡就是最安全的，如果這是對的，可是我們安全了，那麼然後呢？ 我可以說，他們做過這件事情了，我看他們的照片和文字，我就可以知道了做那樣一件事情的感覺與經驗了嗎？那麼只需要有一個人讀過詩經，那其餘的所有人都不必去讀詩經，只需讀他的讀書筆記就足夠了。人確實有豐富的想像力，但是從間接的途徑獲得信息與感受，這跟實際情況是不一樣的。儘管付出是需要承擔回報多少或者為零的風險，但是我付出過，我就不一樣了。我真真切切地明白，噢，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有的人說，你知道了那原來是那樣一回事，那又怎麼樣。這種“那又怎麼樣”的說法，是一種非常無恥的言論，漂亮又怎樣，有錢又怎樣……諸如此類，一種是嫉妒的心理，於是催眠自己不要去在意與攀比，好像這樣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庸常。你到非洲做過田野調查那又怎樣，看你一身受苦的樣子。那我也說，我就不打擾您的舒舒服服的安然人生。這裡並不是否定與諷刺，只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忙忙碌碌可能一無所獲，舒舒服服也可以自我滿足。我並不鼓吹什麽過程比結果重要的心靈雞湯式的言論，我覺得結果很重要，收穫也很重要，只是，我以為目前沒有收穫，不過是因為還在通往收穫的路上。每次出門旅行，老媽總是說，要多拍一些照片，這樣才能證明你到過一個地方。但是，我們是證明給誰看呢？我跟很多人一樣，喜歡把自己吃到的好吃的，到過的好玩的地方發到社交軟件上。這是炫耀多於分享的心態，我覺得這樣的心態沒有什麽錯誤的。但是，我想說的是，這並不是我最終的目的，可能我只是喜歡這樣一種在外的狀態。有一句很文藝的話說，旅行，是爲了更好的回家。我覺得挺對的，每次在外面，我都想回家，回家以後，就會特別幸福。然而，如果要我一直都待在家，我就會瘋掉。有一段時間對此心灰意冷，我以為我更想要的也不過是一個安安穩穩的生活，可惜，不甘心始終勝過的恐懼與疲憊，一定還會重新出發。六十億人就有六十億種活法，我還是選擇一種能夠讓自己驕傲的生活吧。我以為，這一切也可以是一個讀中文系人的田野作業，就像一個人的採風。你看你以後的文字裡，那些蘇州與上海，那些廈門與鳳凰，這不是刻意的，因為，我真的到過田野去了。在這本書的豆瓣主頁，很多評論是一些讀者自己的田野作業的分享，我以為這是同樣一種炫耀的狀態，你看看呀，我也到過田野去呢，我的收穫很大呢，我還要再去呢。有時候，田野工作，比起勇氣，能夠讓人堅定的是他人肯定的聲音。這也許是人性的一個弱點，自己對自己的肯定沒有把握，他人卻可以主宰自己的選擇。在永恆的死亡面前，意義這種東西，我認為是沒有太多深究的必要，就像這個人類學家，他說，如果他到了田野去，以後在課堂上可以跟學生們說起自己在非洲的時候怎麼樣怎麼樣，這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很好呀。“引導性問題”讀了這本書，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看看一個專業的人類學家是怎樣做田野工作的。考究最有價值的方向和地點，籌集資金與獲得支持，千方百計到田野去，學習當地的語言，觀察當地的人，與當地的人結交朋友。這一切都是爲了獲得自己想要的信息，於是我們很容易走進一個陷進，因為一個先入為主的意圖，爲了獲得我們想要獲得的東西，我們會不自覺地傾向於去誘導他人說出自己想要的答案。是的，誘導性調查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我一下子醍醐灌頂。這位人類學家想知道所有的儀式，特有的習俗與禁忌，還有思想，以及背後的意義。但是他不能夠直接問這個是不是有這樣或者那樣的意義呢，他的詢問有時候得到的回答還會很無語。書中有一段對話記錄：“你們爲什麽要這樣做呢？”“因為它是好的。”“爲什麽它是好的呢？”“因為是祖先要我們這樣做”“爲什麽祖先要你們這樣做呢？”“因為他是好的。”有一段時間，我對毛很感興趣，我覺得自己對他的認識與評價或許是很偏激的，我又想或許老一輩的人並不會像我這麼消極與偏激，那時候問了村裡很多的老人，像奶奶和外婆就被我折騰了好一段時間，乃至上學期到老人院做志願活動的時候，我也忍不住去問老人們對他的看法。毫無疑問，我的一切提問都是有誘導性的。因為我心中已經預設了一個答案，我以為大部份的老人對毛其實是由心地敬仰的，哪怕在最艱苦的年代與最荒唐的年代， 哪怕他生前死後的社會變化，生活變化如此巨大，我還是認為他們的敬仰是不會改變的，這是一種徹底性的一生的意識形態的洗腦。所以我很希望聽到老人們告訴我，他們如何崇拜他，我想聽到老人們勸我，不要這麼偏激。然後我就可以一臉正義地對老人們進行我的意識形態裡的洗腦。然而，事實是，大多數的老人還是有自己的判斷的能力，他們能夠分辨他的正確與錯誤，有的老人當年也不是一種真心的敬仰，可能只是一種人云亦云的狀態，哪怕我曾經問過一個有紅衛兵經歷的人，他儘管並不承認自己當年是錯誤的，但是他也能清楚的判斷時代的荒誕。總之，我并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哪怕我不擇手段。大一的時候，基礎寫作課的老師有教我們怎麼去設計調查問卷，當時她也說到一些選項的設置的引導性的問題，當時我並沒有很在意，我以為本來選擇題就是一種很引導性的題型，人與人的直接的交流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後來我才逐漸明白，從問題設置就開始不合理。我們都在不擇手段去獲得我們需要的答案。我很喜歡這一種錯誤和缺陷被自己發現的突然領悟的心情——噢，我也有這樣的毛病呢！！！十六週之前需要交社會調查報告，目前沒有方向，但是這本書教會了我一些做研究與調查的方法，真是很合乎事宜。好奇的領域有很多，想法有很多，可是能力卻有限，我們長大也不代表我們有能力，所以才需要鍛鍊與學習吧。2014年3月13日寫於宿舍。

Is the sky clear for you ?

听到老师推荐《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后，我带着对人类学的兴趣和刚开学时那股想好好学术的冲动，去图书馆卖力寻找这本书。粉绿色的封面相当好看，上课时我常常把它带在包里，有空拿出来看看，捧腹一下、思考一下、惊讶一下。。。可是我发现，这本书被我整整续借了五次（已经是极限），陪伴我六十多天，问题是为什么我还看不完？问题应该不在于这本书，而在于我个人的拖延症。读着这本书，脑海中慢慢能勾勒出作者巴利的形象，他必定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自嘲批判的勇气。还未开展田野工作，作者就遇到了一系列困难，根源在于令人绝望的官僚主义和无聊程序。看到这段时我很有共鸣，熙熙攘攘地排队、准备各种文件、填无数表格、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收集各类印章。。。经历完这些令人辗转奔波的官僚程序，也不一定保证事情能顺利完成。我也经历过或者看着别人痛苦地经历这种过程。一份相同的表格填好几遍，一份表格换来一式三份的表格，经过数小时的跑文，换成更多的一式三份的表格，然后送到某个地方去盖章，虽然这些表格的下场——正如作者所说的——“不是被白蚁蛀食，就是被丢弃不看”。作者毫不掩饰的吐槽真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即使我们还得被这些繁复无用的程序折磨，但和这位人类学家产生共鸣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庞然过时的法式行政体系加上非洲的文化氛围，足以打败全世界最勤劳的人。”作者在田野工作开始前就产生了这样的体验，但他却一直未被打败过，带着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自嘲批判的勇气，他的旅程继续行进。田野工作中作者遇到的困难挫折数不胜数，悲情指数堪比多啦A梦中的大雄。糟糕的食物、难以想象的恶劣居住环境、各类受伤骨折、摇摇欲坠的门牙。。。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作者跑去多瓦悠简直是自我折磨，怪不得要说人类学家是疯子，怪不得说田野工作是人类学人的成人礼，这个成人礼的唯一内容和目的就是在肉体和精神上不断地摧残自己，并且还得乐此不疲。人类学的研究，本就不该居于庙堂，应该身处江湖，身处田野啊。虽然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田野工作者，但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一个很不错的属于田野工作者的本领：心情能随时换挡。为我在如何处理困境方面提供了思路：当面临无法解决的令人心情沮丧的事情时，不妨切换心情，让事情去自生自灭。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乐观的方法，至少在这本书中屡试不爽。读这本书的时间格外漫长，从3月到5月，让我恍惚中也有一种经历田野工作的感觉，至少是漫长的旁观。认识了多瓦悠这个有趣的民族，尽管现实中他们实在离我太遥远，看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程度的文化冲击，但是接触异文化对我来说也是不错的体验。人类学的第一节课，我看到这段话：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并且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平等的，彼此承认对方的存在和尊严，彼此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它为我看待异文化时提供了思路，比如看到多瓦悠民族的许多令人费解的行为和想法，惊讶太多就算不成熟的表现了，我应该试图以“本地人观点”思考，理解并且接受这些“不同的样子”。多多接触异文化，我相信这是一种能够让我们受益匪浅的经历，“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更平和，更宽容”。多瓦悠民族有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多瓦悠人总是描述事情的“应有的状态”，而不是“现有的状态”。虽然这样会混淆外来人员，外人会觉得不可理喻，但觉不能轻易否定这种描述方式，或许这还是多瓦悠人智慧的表现呢。多瓦悠人的时间观也很特别，作者对此的评价是：在多瓦悠兰，时间不是一件可安排的事。“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机”诸如此类的回答常常搞得外人很抓狂，但转念一想，他们自己还不是生活得很自在，何必纠结于时间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多瓦悠的传统游戏---债务操纵，复杂的绕弯的债务体系看得我很头疼，但他们特有的环环相扣的讨债方式，有时想想真是执着得可爱。多瓦悠人在篮子里抹牛粪，成为装食物的器皿，在牛奶里撒尿，防止牛奶凝块，把装酒的葫芦瓢给狗舔，吃臭不可闻的肉食，甚至热心的老太太帮作者嚼椰子果肉。。。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民族落后，连干净和脏都不分。听老师讲了秩序与象征这一节，我渐渐能接受了。所谓污秽，其实很多时候与卫生学无关，而是指位置不当的东西。在讨论洁净与污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特定的某种秩序观念。如果理解为多瓦悠人的秩序观念和我们不一样，那就能较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现象了。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今日，你的天空可否晴朗？ Is the sky clear for you ?“非常晴朗，你呢？” “我的天空也很晴朗。”----作者形容为“长串如蔓藤般的问候公式”，我倒是觉得不错，你的天空是否晴朗，多浪漫多有情趣的问候方式啊，听到这样的问候，一天的心情都会好起来吧。至少至少，这本书教会了我一种有趣的打招呼方式：Is the sky clear for you ? 听到这样的问候，彼此的心情一定会愉快起来，就像这本书粉绿色封面带来的那种愉快一样。（大二选修了一门人类学的公选课，这篇是期末作业）

轻松幽默 很好玩

是在微博上看到张泉灵说这本书挺好玩的所以就下来读一读。只是放在ipad里，坐地铁的时候打发时间用。后来发现吧，笑点低人群，公共场合还是不要读这本书了好吧。。。XD可能是作者自己的奇葩经历，加上翻译确实文学功底过硬。所以反正我这种离开田野工作极其遥远的工科生，也是津津有味的读完全书欲罢不能，看书这种果然也要靠缘分呐

冰雪融成了春天

关于教育制度弊病的批评中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即我们的教育扼杀了孩子绮丽无边的想象力。在标准答案的世界里，冰雪融化之后只能是水，类似冰雪融化之后是春天这样的回答只能换回一个大大的叉。教育的隐喻用于人类学是再合适不过了，“天真的人类学家”可以被翻译为跳出冰雪融成水这样标准答案的孩子，没有任何预设的立场和偏见地观察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观察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既定的标准答案，经验与观察成为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手段。人类学，尤其是以原始部族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是对人类生存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既包括物质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震撼。自我的存在是不可知的，或者说是不自知的，从物质到文化，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只到“他者”的出现，“他者”是一种参照，借以关照自我的存在，这也正是传统人类学的巨大价值，除去意识形态因素以外，为“主流”人群提供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化图景，借以重新审视自以为不言而喻的存在。人类学家是一个“苦逼”的职业，巴利对其在喀麦隆田野调查细致的描述以及引述马林诺夫斯基回忆录中关于田野调查的吐槽都让人印象深刻。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而言，脱离自己的文化与社会本身已经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更何况在此基础上要试图融入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文化的社会。想想那些完全不通的语言、奇特的生活方式、特殊的饮食习惯以及不羁的社群文化，顿时对人类学家肃然起敬。早期人类学专注于原始部落的人类研究，非洲的草原、大洋洲的荒漠以及拉美的雨林成为自然的田野，人类学家试图通过队最原始的地方文化的深描来探求人类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这样的后果便是局限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过于极端地以孤立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使人类学似乎变成了一门以猎奇为己任的学科。人类学自身在后期有了多向度的发展，但最具影响的还是在于人类学方法和思维在各个学科的被接受与被采用，田野调查这一重要的研究方法成为众多学科使用的质化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对象的观念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共识。行文至此才发现标题和文章相去越来越远，需要一个回转来收尾。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是自我存在的重要基础，但也正是这种认同，会使我们陷入一种不自觉的忽视甚至漠视。正如文起提及的问题，冰雪融成水成为大多数人本能式的反应，于是生活便如水一般，看似灵动，实则总会囿于地形的起伏。倘若换一种思路，把冰雪融成春天，那么平淡的生活也会变得浪漫一些。

三个不天真的思考

一言以蔽之，这本书讲述了一位天真的人类学家，在非洲一个原始民族dowayo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的故事。他一是以自己特有的视角和趣味带我们领略了非洲原始居民的生活，二是再现了真实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过程。也就是说，原始居民的生活是一条线，作者作为人类学家的观察和搜集活动是另一条线，二者的交汇互动共同构成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全面景观。读完这本书，有以下的一些思考和感悟：1.文化不分对错，只讲语境与历史吗？从文化相对论的视角来看，文化是不同且各具特性的，包含了不同的期望与理想，因此只有从该文化本身的标准级及价值才能了解及评量该文化。（P147）在它诞生的18世纪初﹐就有法国学者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民族学分析时提出﹐不要以欧洲人的道德标准去看待土著居民文化的思想。由此观之，巴利通过对多瓦悠族生活的观摩与记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现代社会似乎格格不入的部族生活形态，他们重仪式，尚巫术，娱乐法庭，爱金钱，习惯大喊大叫，于我们逐步建设与倡导的文明社会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在他们的社会却是正常不过的。例如，饮酒在英国和爱尔兰无所谓对与错，而在中东国家却是错误的，要受到官方的惩罚；贿赂在美国法律下是非法的，而在许多国家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商业惯例。因此，对于文化与信仰，确实需要一种开放的眼光，不必苛求一个古老的民族必须追赶现代化的节奏，野蛮与文明并非界限分明。然而，对于这种原始部落文明，确实有些值得忧虑的地方，例如，作者在书中指出“他们享受自由以及啤酒、女人带来的感官满足、自觉富足与自尊。可是一旦生病，他们便在痛苦与恐惧中毫无必要地死亡”（P107），这个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很“可怜”。那么对于这种文化中的落后部分也应该一并接受吗？还是靠外力去强制改造是被允许的，也是可取的呢？在作者治疗好自己的肝炎后，“多瓦悠人大感惊奇，也开始用芭乐叶治疗肝炎”。这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有益的改变”还是“对它们的文化而言是一种破坏”？2.对人类学家搜集到的资料可信度和完整度的反思。其一：可信度。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到了自己遇到的语言障碍，这是每一个田野工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在面临语言障碍的情况下，作者搜集到的资料的可信度如何保证呢？在巴利的研究中，作者虽然雇用了一个助理，帮助他克服语言的障碍，但是作者也明确提出，“对民族志学者而言，资料真假至关重要，却必须通过一个识字不多、忠诚度摇摆不定的学生作为中介，实在是极端挫折的事；更惨的是，大家对他的期望各有不同。”（P65）这其实反映了作者的一定无奈的心理。因此，这个助理的可靠指数是有待商榷的，他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性作用将直接决定作者收集到的资料的真实。其二：完整度。作者在“英国异乡人”一章中，写到了自己重返故土之后的一系列变化和不适应，比如不会作决定，舍不得丢掉空瓶子和纸袋，礼貌性地谈话变得困难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多瓦悠族的生活形态已经很深入地影响到了作者，当研究对象的生活对研究者而言是司空见惯的之后，那么研究者对它的敏感度是否会因此下降，从而忽视对重要资料的收集？因为作者也说到，“田野工作和淘金颇相似”（P109）当观察对象成为熟知的对象之后，是否能淘到金便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这也就是资料完整度的问题。因此，正如黄道琳写的导读中提到的，“巴利这本书对人类学的最大贡献，我想那应该是它使我们对民族志研究抱持着带有怀疑的兴趣以及附加条件的信心。”民族志研究获得的资料的可信度和完整度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因此，民族志研究的成果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探讨。3.对人类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的赞赏。一是为了追求真理身体受到的损伤，“与其他田野工作者一样，我的健康毁了一阵子”（P194），不论是在调查过程中还是调查之后，人类学家的健康一定程度上都受到损伤。二是，巴利公开承认了调查过程中所遭遇的顿挫、困难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摧毁了人们对田野工作的浪漫幻想，回归真实，这是一种人类学家的大气和坦白。如黄道琳所言，巴利“看待问题的方式表面上看来只是戏谑有趣，骨子里却很严肃健康地交待了田野工作的局限和希望。”让读者保持着一定的怀疑和兴趣去阅读人类学专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并且，作者也道明了自己从多瓦悠调查中获得的能力，“看人类学专著会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能够觉察某些句子的刻意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觉察某些资料不恰当或无关。”（P194）故而，坦白面对人类学调查的局限和困难对调查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三是，作者不久又回到那个让他“虚弱” 的国度，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类学家精神的体现，让人赞叹。

我的小泥屋笔记

我以为，到了大学终于可以红尘滚一下滚，结果还是掉进一个更大的圈套里。大学第一周，我对教育的最后幻想全部破灭。还算配合得跟老师打了两年混合拳。勇敢的巴利活着从喀麦隆回来了，我不陪你们玩了。前几天参加了两次创业沙龙。短暂的思维碰撞，熊大哥一句“心中要有概念”，开启了我对梦想全新认识。在场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人应有的激情与活力，而不是如课堂般的死寂。巴利在田野工作中才学到敏感识别哪些材料闪烁其词的能力，这是科班里难以教授的。我以为武林高手真的可以闭关悟出来，最后发现，还是不如让生命像触爪一样，不停地向未知的版图扩张。走标准化流程保证我能进入市场，可我却难以做我自己。读书是一件奢侈至极的事。“了解一个全然陌生民族”是巴利的大志，那些用多少血、泪和啤酒换回来的笔记，没有他们才真正要了巴利的命吧。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甘冒那么大的风险闯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就不怕因为什么神秘仪式被煮了吃了？就不怕夜晚走在荒山野岭被野兽吃了？在巴利悲凉生活的映衬下，此刻我能在一张平滑的桌面上看着这本“无用书”是多么奢侈而幸福的事。作者令人钦佩，他真的活下来了，并一步步接近自己最初的梦想，一步步了解多瓦悠人，理解多瓦悠文化。他的工作是纯研究，多瓦悠人不理解他。他在旧纸堆里寻找支持研究的数据，少得可怜，一点点收获便值得欣喜若狂……有时候想好好读书要拿金钱换时间，这是有闲阶层的游戏；穷人要好好读书就更奢侈了，一穷二白也不能放弃的事情，世界都不能阻止你了……书中开始的照片让我对多瓦悠人们有些恐惧，尤其是 “割礼”。在我接受的文明里，不会在我的生活里接触到很多赤裸的人体，对于尸体我们也只剩下合法的火葬了，性是禁忌的、被管束的，再开放也不会随随便便毫无选择……在我看到的描述里，种种都使我怀有恐惧，头颅祭、吃腐烂的臭肉……可渐渐地，熟悉了就不再恐惧了，我开始接受他们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甚至觉得他们有点可爱。越来越觉得他们就像个孩子一样，只是少了点我们认可的文明行为的教化——对世界的解释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有时候令人觉得好气又好笑，什么“神逻辑”。“谁是庆典的主办人？”“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我没看到头戴豪猪毛的人。”“他今天没有戴。”巴利在书中提到，他用药救好酋长弟弟的病，是他第一次觉得他们可怜。由此可证，现代医疗是有价值的。想起那个陪作者抬杠的女人玛丽约，那是多瓦悠人里唯一一个似乎知道作者在做什么的人。她是否会成为多瓦悠族群的启蒙呢？早期人类谁是那个点亮星光的人呢？我们现在面对多瓦悠人，他们何尝不是我们的原始状态——祖先崇拜、面对未知世界的神话解释、多元标准、自相矛盾的话语……学会直立行走的人们，如何不感动于自己当初的爬行。

天真的人类学家

重读完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就好像结束了一场疯狂的非洲之行。想像中原始部落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多么浪漫而诱人，但其实它只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在喀麦隆的多瓦悠部落里，充满了众多的人类恶习，他们那么自然，以致于成了惯例。通奸、懒惰、谎言、巫术、贪财等等，把农药丢到水里毒鱼，恨不得用机关枪扫射残余的大型动物，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摧毁人类学家的田野幻想。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旅行是最大的敌人。没完没了的换乘各种交通工具，与当地效率低下而腐败的官僚系统搏斗，各种各样的疾病、没完没了的等待，当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也许你还在路上，还从未见过你的田野调查对象。时间所剩不多，但调查却还未开始。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开篇第一句就说：我恨旅行。我想，这就是人类学家的悲剧吧！但它的确是一本开心之作，令人捧腹。即使你完全不懂人类学也没有关系，你尽可以把它当做一本游记来读，跟着人类学家深入非洲原始部落去旅行，了解不可思议的多瓦悠习俗，参加他们的聚会、仪式，或者试着和他们成为文字上的朋友，或者围观作者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笑话。也许你永远不会去喀麦隆的丛林，永远不会跟多瓦悠人打交道，但阅读此书绝对是一个有趣的体验，它完全超越了一个旅行者的个人体验，向你展现了一个你永远无法理解的世界。当一个人类学家在非洲饱经磨难，蓬头垢面地重返生活的时候，会极为不适应。正如巴利所说的，“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你因自己毫发无伤重返一个安全、可预期、黑色毛毛虫瘟疫不会推翻宇宙时间表的世界而如释重负。诸此种种，都让你以全新眼光审视自己，或许如此，人类学到头来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巴利的人类学叹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如同读完之后的掩卷沉思，爆笑之后的一分钟沉默。

田野调查，只是看起来很有趣而已

1、“人类学家对“沟通民族志学”颇感兴趣，因为每个民族针对哪些事可说、哪些事不可说，都有自己一套规范，还有搭配其内容与脉络的风格。”2、人类学家对割礼之所以维持高度兴趣，是因为他们将异民族视为纯然“他者”（otherless）。如果割礼仪式能被“解释”，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形式建立关联，这种“他者性”就可被移除，人类学家便觉得获致何谓“人”的某些普同意义。仿佛人类学理论如能解释性习俗，它们便能解释一切。【普同性：人类在所有时间与空间中共具的物种特性，而非特殊文化所模塑者。Roger Keesing说人类学是研究普同性与独特性的学问，借着比较的眼光来看生活方式，企图跨越时空的最大极限，区分哪些特征是基于人性，哪些特征是源于特定时地和人群。】3、文化的任务是修正“不完美的自然”留下的裂痕。4、这是人类学著名的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的实际运用，一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我们原本对某个习俗只有一知半解，直到双方拼凑后，才窥知全部意义。【比较法：人类学中探索不同的风俗、习惯与制度之间，在不同文化间重复出现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行动、事项）。】5、因为一个族群如果失去认同，最令人类学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特殊“世界观”（vision of the world）。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数千年互动与思考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对人类学家而言，一个民族的人数多寡无关乎它的重要性。【世界观：一个民族对于所处的世界、驾驭此一世界的力量与本体，以及人类所处地位的看法。】6、虽然人类学研究人，但它与研究对象保持某种距离，并且不将研究对象视为单独的个人，而是某种集体文化的代表。研究一个族群的行为与指导该族群的行为，理论上，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虽然人类学家也不可能完全不改变他所研究的族群。7、人类学里，“喜欢与否”常是用来评估你是否了解一个民族的标杆。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类学家不喜欢某个异民族的某些事情，这是民族中心主义。如果他对这个异民族的某些行为不表赞同，那是他受到错误标准的影响。人们经常忽略人类学家最不喜欢的文化往往就是他自己的文化（也就是他最了解的那个文化）。至于人类学家的“喜欢”，则不受非难苛评。他如果喜欢研究对象的某些文化面向，绝不会有人批评他民族中心主义或错用标准。这个奇怪事实让民族学论文产生诡异的偏倾，在其中，田野工作者被勾勒成满心欢喜沉浸于田野经验带来的无上乐趣。或许因为如此，真正的田野经验会让菜鸟大为震惊，进而质疑自己对此项学问的投入。8、民族志学者是全知博学，应付裕如、效率卓著的调查机器。人类学家却都知道研究计划根本是虚构小说，追根究底，不过是开口要求：“我认为这个很有趣。能否赏些钱让我去看看？”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选择重返生活极不舒适、有时充满危险的世界一隅，足资证明面对好奇撩拨，人的记忆有多短暂、常理判断又是多脆弱。

今日你的天空可清朗？

前段日子的积郁在读完此书后，烟消云散。首先这是一本行文间充满快乐的书，记录着有趣、闻所未闻的事，借着作者的文字，假想自己也这么远行了一番，忽觉生活无限美好。有时候你觉得苦逼，只是因为你所感受的世界还远远不够广阔。这便是读书的妙处，是一本好书应有的奇效。之后每每我觉得不太高兴，我就在心里问自己：“今日你的天空可清朗？”这是多瓦悠人见面必说的问候句，等同中文的“吃饭没？”我答自己：“我的天空很清朗，你呢？”心情就会变得奇好。如果你自觉眼前的生活非常糟糕，那么我强烈建议你读一读这书。至少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常常一个人发出奇葩的笑声，还有仿佛感同身受地发出“嘶——”的吸气声，并且深深感恩眼前的生活——干净整洁，事事井然有序，并且安静平和。在吃饭时，我常常跟羊羹说，这真是本有趣的书，越看越好看。然后滔滔不绝地给他讲里面各式各样的田野调查趣（qi）事（pa）。书的封面是清新的薄荷绿，配上白色的字体，要多天真有多天真，一如我当初对人类学的印象。说起来，我对所谓“人类学”的最初印象还是源于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填报志愿时，翻那本报考指南，我心仪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图书馆学，一个是人类学。要么看书，要么看人，这样的大学专业挺乐呵不是？不过后来阴差阳错，我又转投了编辑出版，辗转又去了外语，最后研究人与书的美梦都没成。于是当我在家里的书架上发现这本书时，我决定认真拜读，潜心了解当初我放弃了的专业是玩儿什么的。我们将主角换成第二人称“你”，或许能更好地入戏。你是一个有稳定工作但从没去过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某天你闲得蛋疼，于是你决定去一趟野外做研究。经历几番挫折，你选定了非洲北喀麦隆的一个异教山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那里生活着多瓦悠人，讲你听不懂的话，但有你感兴趣的一切。在你尚未到达目的地之时，你就预先缴了许多昂贵的学费。你知道要合法进入一个国家，必先要跟当地政府打交道。然而对于那些削尖了脑袋想要更加靠近现代化的当地官员来说，他们实在无法理解居然会有政府愿意掏钱让你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研究一群他们认为比畜生还要下贱的野蛮人。他们认为你必定是间谍或者毒贩子，打着一个白痴的幌子试图混入他们的国家，如果不认真处理必定会危及他们的国家安全。你需要出示各种各样的文件，被当做皮球般在各个官僚主义严重的政府部门中踢来踢去，必要时你还得进一趟小黑屋接受审查。好不容易你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你就得填写数不清的表格，支付各种贵得离谱的印花税和手续费，以得到几个盖在纸片上的章。很多时候给钱也没用，人家就是要你等个十来天才给你一个戳，以示威仪，在蛮荒之地时间最不值钱。我必须承认，书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产生了浓浓的幸福感，那种“原来XX都这样，我不是一个人”的感觉，真是仿佛找到了组织般亲切，怎么说呢，好歹我们这边还有“15个工作日”这样的承诺。然后你到了目的地，花光了大半座银山，开始堕入欠债的地狱。为什么？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管在哪儿都是万试万灵的铁规矩。你得掏钱“感谢”报告人（即提供民俗资料和线索的当地人）来获取更多的情报，用非洲珍罕的巧克力贿赂酋长的狗为你驱赶半夜跑进你院子里在灶台上跳安眠曲的大山羊，任何通过广袤的朋友圈与你扯上关系的人都应受你庇佑，生老病死、婚丧节庆你都得掏钱，还是大头。非洲土地的规矩，有钱人就得为穷人的“不方便”埋单，因为穷人替你干活，他还比你弱势，你理所应当得照顾他，且不能拒绝他提出的要求。这也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富人接济穷人，多么和谐呀（至少在穷人的角度来看）。在背包客的游记里几乎看不到这样的“人道主义”记录。以前读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曰“芳邻”，讲述的就是他们在坟场区小白屋的邻居不断以“借物”为由，打乱她与荷西的生活。来借的多是些钉子、餐具、拖把等琐碎物，大多数时候，夫妻俩都慷慨借出。偶尔三毛断言拒绝，就会遭到对方义正辞严的一句“你伤害了我的骄傲”。为此三毛写道，“每一个撒哈拉威人都是很骄傲的，我不敢常常伤害他们，也不敢不出借东西”。当时觉得这样的邻居真是可气又好笑，现在看来，跟作者巴利的“接济”故事应该是同一回事。三毛夫妇被撒哈拉威邻居当成了理所应当“庇佑”他们的富人（尽管事实上他们才是真正的土豪），因为他们有许多当地人见都没见过的新鲜玩意，譬如红药水、指甲油、高跟鞋、亮闪闪的刀叉等，于是他们自动将自己划归了弱势的一方，一旦请求遭到拒绝就大喊“你伤害了我的骄傲”！事实上，文中出现的各式非洲土著和当地人确实都非常骄傲，他们讲究面子，讲究排场，还喜爱追赶白人的潮流。戴墨镜是潮，有自行车是很了不起的事，他们还爱用彩色的塑料花去装饰。我天朝建国初期，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也爱这样装饰自己的爱车，尤其是去相亲的时候。我是很难想象这个画面，毕竟现在的人都不这样做了，但撇开时代，至少这种做法的确能带来排场感，不然谁会用来泡妞啊！要有小汽车，那就更不得了，你会成为四下乡里最受欢迎的人（大家都热爱搭便车）。回到人类学家的田野之旅。若要与异乡人融成一片，首先要入乡随俗，接受对方的礼节，如前文所述，拒绝是非常不礼貌且不友善的行为。因而你必须要“欣然”接受一些在都市人看来可怕至极的土著待客之道：如只为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宾所准备的散发着浓烈腐臭味、膻味的烤山羊肉。要知道非洲的小地方管理混乱，买啥都不容易，荤菜一般平民只买得到蹄子、内脏——这些如果是中国人，估计会吃得很欢，但非洲人不好这口，肉才是上品，一般只给贵宾吃。由于气温的原因，就算有肉也难以保存，所以不管啥常常都“有点”臭味，土著人表示已习惯，鸡肉味嘎嘣脆。你作为客人，不习惯，也得欢喜地吃上两口。另外，当地人还嗜酒。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他们常常酿一种小米啤酒，“浓稠似豌豆汤，怪味似煤油”。如果你想表示亲近同他们一起喝酒，他们会掏出一只葫芦瓢，把它递给狗（至于那小狗的模样你还是不知道为好）舔干净，再满上一瓢给你喝。而你要做的就是接过“一口气喝干它，满足地吐气”。前述的一切，只是田野调查生活中的一小个片段，你还有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作者称为无事可做的“换挡时间”，需要熬过去。多得无法打发的时间、恶劣的生存条件、无人能对等交流的苦闷、随时被打断的工作、毫无隐私可言的生活、还有思乡和疫病才是田野调查最大的敌人。不好好调节心理，人都会被逼疯。幸好作者巴利幽默非常，简直不像英国人。再怎么血肉模糊的真相，他写出来，你都能笑中带泪地读过，然后深刻领悟，啊，原来这就是人类学，一门苦逼且不被理解的学问。至此，我已深深明白，我确实不是学习人类学的料。正常的啤酒我也喝不了几口，对气味敏感的鼻子也接受不了腐臭膻腥的烤羊肉，平时我连鸭子和鹅都不沾筷子，因为不喜欢那股味道。我轻率地放弃人类学不是偶然的概率事件，而是冥冥中自有的安排。我合上书，安静地感受着命运是如何如何保护了我娇气的性子。但如果你因此判定非洲很可怕，多瓦悠人的生活很可怜，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生活一点也不让人羡慕，每日朝九晚六，车水马龙，被时间追着跑，太过死板，毫无自由而言，甚至割个包皮还要装模作样地跑到医院去打麻药，躺在手术床上大半天却只割下一点点，“像个娘们似的”。忘了说，这书里有很多让男性看了会蛋疼菊紧的描述，譬如割礼，多瓦悠人习惯不用麻药，整个阴茎割开，事后也不消毒，蹲在河水里止血。为此死去的男孩数目不少，但这并不影响割礼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大事。至于现代社会的玩意，他们表现出的是好奇，在缓慢的日子里关注一下，取取乐。书中出现过的唯一让“高贵的野蛮人”艳羡的就是作者的故乡——欧洲娶妻不需要牛只和小米，零成本。多瓦悠人结婚成本高昂，因为他们闲散惯了不擅劳动，几乎无家财可言，可偏偏他们的聘礼却不便宜——好面子的人不管在哪儿，嫁娶的成本都不会低。一个成功娶妻的多瓦悠人很有可能要各种耍赖才能撇去一部分聘礼娶到如花美眷。当然了，在上海丈母娘面前，这些都是浮云啦。故而，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最大的看点在于感受文化冲突。作者洋洋洒洒的记录，除了各种独特的非洲习性和宗教仪式，鸡飞狗走的日常生活以外，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土著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撞击冲突。当地土著尝了现代化的甜头，想要迎头赶上，最后昔日的传统，一部分被日渐腐蚀殆尽（如墨镜、啤酒的流行和对金钱的追逐），一部分依旧负隅顽抗（如现代医学技术和正规教育的普及），最后闹得不土不洋；西方殖民者看到那贫瘠酷热的大地，本着主的仁慈要拯救未开化的野蛮人，衣食住行各方支援教化，结果闹得社会、自然问题比原来还要多，在进退之间犹豫不决。诚如作者所言，人类学，不过是一门利己而自私的学问，更多时候只为研究者个人而服务。外语也一样，学习它带给我最大的益处，便是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分外敏感。当然，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窥视也许并不会帮助你理解一个异文化，但你一定会更加了解自己，了解你土生土长的文化，就像有些人去了国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母国是这么一回事；宇航员站在月球上眺望地球，才看清自己的母星真正的模样。在文化A与文化B之间的模糊交界处，我总能找到些有趣的点去乐呵，这也是我如此享受本书的原因之一。

读书笔记

作者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在那种情况下，没疯掉而且写了两本妙趣横生的书，真是佩服。翻译得很好，如：”笨得很，我居然趋前致意。“抄几句：返乡的人类学者不期望英雄式欢迎，但是某些朋友的平常以待实在太过分了。返家后一个小时，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简短说：“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但是大约两年前，你丢了一件套毛衣在我家。什么时候要来拿？”你觉得这类问题岂在返乡先知的思虑范围内？派崔施有个怪癖，走到哪儿都随身携带折叠椅。据说他曾在佛科住了一年，那里完全没有家具，令他沮丧万分，因此和朋友前往加路亚买了一张折叠椅，并发誓永远不与它分离。他甚至与这张椅子共舞，直到担任宪兵的表亲苦口相劝为止。村人冲上前来与我握手，吱喳说着不标准的富来尼语。我在伦敦时曾学过富来尼语入门，至少会说：“很抱歉，我不会说富来尼语。”这个句子我练习过许多次，说来快速流畅，更显得不可解。当我说“牛蹄”时，并非是用牛蹄部位做成的食物，而是连皮带毛带蹄、货真价实的整只牛蹄。我努力进攻，却连牛皮都穿不过。突然食欲全消。奥古斯丁却以行军蚁精神将整只牛蹄吃到皮肉无存，只剩骨头。我赢得了令人艳羡的“固执”美名。如果有人约了和我见面却爽约，我就会拿本书坐下来等，直到他现身为止。我觉得自己终于赢得西方式胜利，打败了多瓦悠人的时间观。狗儿波尔斯狂爱巧克力，每晚给它一小块，便足以诱惑它整晚守在我的茅屋前赶山羊。后来波尔斯招来老婆、小孩，变成家族事业，迅速消耗我的巧克力库存。多瓦悠人每次看到我的狗随从们浩浩荡荡跟我深入丛林，都觉得好笑，还给我取了“伟大猎人”的绰号。有一天，我与烟草店老板一起外出吃饭，不知为什么，突然幸福感紧紧包围我，后来我才发现我坐的是布套扶手椅。在多瓦悠兰，我不是坐在石头上，便是坐酋长的摇摇欲坠的折叠椅或者教会的硬背椅，这是数个月来我第一次坐到扶手椅。

鲜花之下可能是牛粪

首先，我觉得应该表扬下这本书的翻译。翻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你想把一本书翻译的流畅，通顺，并且把原作者的意思准确无误的表达给非原文语言的读者。此书的译者非常的用心，对于许多人类学上的术语和作者在田野考察中描述的仪式，习俗，血缘关系，他都与作者信件交流搞清楚它们的真实意思。反观国内的许多译著，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原作者是一个喜欢搞冷幽默的英国人，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的乏味，无助，困苦，灾难，臃肿的非洲官僚机构，收受贿赂的官员，低下的行政效率，荒唐的银行制度。即使是面对他调查的对象-多瓦悠人-他也总是抱有“习惯成自然”的抱怨态度，而对于他所遭遇的一切坎坷与不幸，他又总能用一种乐观戏谑的淡定态度去面对，同时还能以一种特有的幽默方式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并不美化自己的工作，甚至也不美化自己的专业。在他看来，“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于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其结果或许会服务较大层面，却不能以此论断它的本质。”他也诚实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挑选田野考察地点，如何提交申请，如何获得研究经费。这些东西在许多粉饰一新的调查报告和个人游记中是无法看到的。当然，他对那些喜欢粉饰自己崎岖坎坷的经历的同行丝毫不留情面，总是用自己悲惨的个人经历揭露他们鲜花之下隐藏的牛粪。事实上，这本书只能算是原作者田野考察的笔记，更多地是从旁记录了他如何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顺便介绍了一些他的研究成果。如同我们在许多电视，电影结尾看到的那些花絮一般。如果将原作者交给科研机构的调查报告比做经过后期精心制作剪辑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电影，那么这本书则记录的是电影拍摄过程中发生的形形色色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各种笑场穿帮镜头。也许，作者就是想告诉那些不了解什么是人类学，什么是田野调查的读者，这东西就跟你们家楼下二大爷卖的烧饼是一个样，看着挺好好的，其实挺磕牙的。http://www.jdxyw.com/?p=1797

以天真直面悖论

文/来颖燕 发表于2011.9.25《信息时报》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因为他的这部名著《天真的人类学家》，而被称为“人类学界的卓别林”，可以想见在人类学界的著述中，这是本怎样的奇书。它的“奇”，首先是因为虽然它的属性无可争议地会被划归在人类学民族志的范畴，却在风格上与大多数的民族志截然不同——既抛却了晦涩的学术术语，也没有难以令非专业人士敬而远之的人类学理论，而是以一种学术著作罕见的软性视角和英国式的风趣幽默，真实有趣地记录了作者两度进入非洲喀麦隆某个不知名的部落，对多瓦悠兰部落进行田野研究的过程。所以，凡阅读过这部著作的读者，第一印象往往是“超级好笑”。而这部著作的真正“奇”处绝非仅在于革了人类学著作严肃风格的命，而更在于其背后体现出一种富含反思精神的另类田野思维。广西师大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将巴利的两次多瓦悠兰之行所做的田野笔记——“小泥屋笔记”和“重返多瓦悠兰”整合为一。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这部作品，当时的感觉是这倒像本旅游小说。因为作者的写作视野并没有局限在他此行所要探究的多瓦悠兰人身上，而是将自己行程中遇到的窘境、轶事和困惑一并纳入写作图示中。而传统民族志，往往都是将笔墨着力在如何全面展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上。有着一种视角上的全知全能的优越感。而这往往使得想要揭开被研究者脸上蒙纱的希望越加渺茫。正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民族志的著述者们要想使自己呈现出来的资料完全客观中立，就像要求人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充满矛盾。这一悖论，近年来越来越深地困扰着人类学学界。而巴利虽无法摆脱这一背景，却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志著述方式——仔细描摹他步步深入目的地的田野经历——从如何获得签证开始到与当地传教士的意外结缘，从经费问题到沟通困境，来直面这一悖论。而这些看似与学术无关的问题却极真实地体现了田野工作的当时性，并且这并没有令多瓦悠兰人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状貌退居后台，相反让多瓦悠兰人变得真实可触，同时人类学家自身也变得有血有肉起来。其实，就连田野工作的“发明者”马林诺夫斯基也曾经在他的一本著述中流露出自己并非全知全能，而是有缺点的凡人，但据称，这样的论调激起了人类学界的愤怒——本该是以一种完美姿态，甚至是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姿态去揭露一个陌生而原始的世界，怎么可以持有自我怀疑的态度？但当质疑之声渐渐退去的时候，这一论调迫使人类学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时隔多年，巴利在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中以天真的态度和实例，再一次袒露了田野工作的困顿，以一种宽容之心巧妙地直面了人类学研究中的悖论。虽然，巴利之后，这个悖论依然存在，但巴利的迂回和智慧，却让我们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而后得以一种直面而非回避的态度勇于反思，而这样的反思令人类学这一学科生机勃勃。虽然这本著述里巴利所致力描绘的田野经历，因为渗入强烈的感情色彩，并且角度独特而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它不愧是一本有价值的著作。尽管它的风格需要不断的把持，以免使实验性的民族志沦为猎奇和哄人开心的另类材料，但巴利的用心和苦心发人深省。

那个在多瓦悠兰的英国人

从前的我对人类学这个科目知之甚少，也并无“君子不器”之类的高瞻远瞩去翻阅其他领域的书籍，只愿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是，一辈子总是会有那么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让你读到一本爱不释手的书籍，面对从未听过的知识，一页一页如饥似渴地翻着，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科目产生兴趣。《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是这么一本书。 此书风趣地记录了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在非洲喀麦隆对山地多瓦悠人村落两次田野工作的经历，将真实的田野工作现场，翔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它与一般的田野笔记比，一点也不“学术”反而更像一部休闲读物。正如它的中文简介所描述：这是一部令人捧腹不止的人类学笔记，通过幽默的笔触，了解人类学者如何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无论是严肃的读者、无聊只想打发时间或者是向往非洲原始部落的异国情调而蠢蠢欲动的旅人，这本书绝对是一个有趣的选择。 但是，在有趣的同时，此书并非毫无学术价值，他清清楚楚的展示了一个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全过程，让人安坐家中也可以感受在非洲从事田野工作的艰辛。同时，可以读出作者也在怀疑人类学中田野工作的作用。在作者眼中，田野的的重要性被夸大了。田野调查仅仅是老教授坚持“神祇崇拜”、不可废止，是一个人类学家有经历的见证，或者是一个人类学教授用来“镇住”顽皮的学生的一个谈资。总而言之，觉得田野工作没什么用的作者迫于peer pressure. 踏上了前往喀麦隆的航班，来到热情的非洲大陆。迎接他的，不仅仅只有恶劣的气候和肆掠的疾病，还有猖狂的小偷和腐败的官僚。等他一一应付过去后，已经两个月过去了，而他却连调查对象也没有看见一眼。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开始田野调查，但是工作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便是要克服语言障碍——学习多瓦悠语，当中闹出了诸如把“我家正在煮肉”说成“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做爱”的笑话，使我在人满为患的自习室忍不住发笑。与此同时，他还得克服当地恶劣的居住环境和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千方百计地融入这个族群。当我读到作者因为车祸，差点在异国他乡送命，生日时在滂沱大雨中因为受伤无力移动身体而放声大哭时，我也可以隔着书本感受到他的绝望和悲伤。当以上问题都不成为问题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何从调查对象那里获得资料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于人类学者的提问，多瓦悠人常常是绕圈子打转，多数时候，巴利的提问只是散弹打鸟，多瓦悠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使调查举步维艰。多瓦悠人的解释总是绕圈子打转。我问：“你为啥这么做？”“因为他是好的。”“为什么它是好的？”“因为祖先要我们这么做。”我狡猾问道：“祖先为什么要你这么做？”“因为它是好的。”我永远打不败这些祖先——他们一切解释的起源与结束。还有，多瓦悠人惯例的表达方式，也总是令来自西方社会的作者困惑不已。我问：“谁是庆典的主办人？”“那个头戴鬃猪毛的男人。”“我没看见头戴鬃猪毛的男人。”“他今天没戴。” 我相信，如此令人抓狂的调查工作绝对不是孤例，而是贯穿于巴利在喀麦隆的人类学调查活动，甚至普遍存在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是每个人类学研究者心里的痛。 虽然，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去描写自己的田野经历，但是，他绝对没有忽略对研究对象多瓦悠人地介绍，全书字里行间都有多瓦悠人形象生动的描述。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居然对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一个丛林里的黑人族群有如此深的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性格特征，全都跃然纸上。对于我这种初涉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人来说，此书甚至可以当作民族志来阅读。可以体会到，本书作者本来就有一种并不企图追求文体的创新，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让人们见识到“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间有何关连。”正如此书导语上讲：“巴利看待问题的方式表面上看来只是戏谑有趣，骨子里却很严肃健康地交待了田野工作的局限和希望。他以轻松诙谐的语调论述了自己的田野经历，并把自己对田野作业理论的种种看法寓于论述之中，它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而非说教。”我相信，对于初涉人类学的朋友来说，此书确是不可多得的人类学的启蒙书籍之一。

天真的学术宅

每天在阅读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不错的点子出现在我脑中，稍加发挥，这些点子都可以演绎为一项有趣的研究。但是，这些点子至今仍然仅存于空白处的批注之中，仍然只是一段空想而已。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或者投身到田野之中去做研究，这种罪过对于一个从事或试图从事社会研究的人更加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对一个从事过田野工作的人类学者很佩服的原因。不止在一个地方听说过，人类学是自娱自乐的学科。尽管很多人包括我对这种说法深感荒谬，但是“娱乐”这个词我却觉得颇为贴切。人类学的话题往往十分有趣，这也是我曾经考虑过学习人类学的原因。但是细细想来，搞人类学却十分不易。《天真的人类学家》是我睡前的娱乐内容之一。但在其中，一方面你能感受到田野工作的不易，也就是说你得要忍受痛苦、疾病、孤独，还要学着放弃所谓的文明和肉体。当我读到人类学家为了更深入被当地接纳，甚至可以与报告人交合的时候，我便觉得做一个女人类学者千万不能“不疯魔不成活”，特别是我周围的女人类学者要三思而后行啊！当然社会学者也有这种危险，我还记得当年听潘绥铭讲座的时候，这位研究性社会学的学者说到：我研究性工作者，有人问我，你招过吗？我说，我招或没招你都会不信，那我干脆就不说了。另一方面，你会反思起你曾经的那些研究能产生多大的意义。正如书上说，“那些专家，每解决一个问题，却又制造出两个……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而作者在申请去多瓦悠兰研究时，也同样遇到了“研究意义”的问题，从而不得在陈述上一改再改。而我那些烂东西和自以为很珍贵的点子，能产生多大意义呢？事实在，在研究进行之前，谁也说不清楚。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勇气，给别人一个理由，在大脑中虚构出一些治病救人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我的那些烂东西和点子，也有某种“自娱自乐”的味道。即使你给自己的娱乐一个崇高的理由，鼓起勇气踏进田野，也会发现事实不同于你构想。我想起我的学位论文，我曾经愚蠢地用5块钱去购买调查对象的15分钟时间，并不是说这场交易不划算，而是这种方式会陷入一种困境：我们是金钱关系，却想获得出于朋友关系才能得到的内容。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不得不佩服人类学者的投入态度甚至是献身精神。人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人与人之间也差序有别。正如多瓦悠人的世界分为“干”和“湿”，我们也同样存在着“敌”和“友”的想象。所以，天真的何止是人类学家（No offense），我们何尝又不是在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最后自作自受呢？

人类学祭司的成年礼

蠢萌的人类学家，傻萌的喀麦隆官员，懒萌的多瓦哟人。看完书后，现在闭上眼睛全是，萌化的奈吉尔·巴利，一脸天然呆蠢蠢的，小小的手紧紧抓着箱子，掌心因紧张出了好多汗。刚出机场大门，他茫然地四处张望，然后就被热心的当地人帮忙“搬了”行李，然后一路狂奔2333333;炸毛后，心里的小人跳出来疯狂吐槽胖胖的喀国官员和狡猾的原住民，但是最终只能默默低头看脚趾玩手指2333333……这本书画成搞笑漫画必火也许每种科学研究都有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教材上留名的前辈们作为科学界大祭司，努力塑造维持科学家孜孜以求，温文尔雅的形象，仿佛天生的博学，挥动着祭司的金杖，虔诚地求祈，神明便赐下恩露，然后万民歌颂，一派其乐融融。但是总有些新出道的传教士，譬如本书作者，向往着大祭司的荣耀，离开温馨美好的教堂，天真而轻率地踏入了现实的漩涡。很快田园牧歌就被击碎，代之以无聊、寂寞、空虚、厌烦，桎梏重重的科研单位，愚蠢与贪婪的审批官员，游戏人间淡漠的研究对象,还有物质匮乏，经费短缺，被人敲诈，病毒性肝炎，烂泥路与车祸掉门牙…终究传教士从天堂摔到了人间。要么苟且应付糊弄一篇论文出来，升官发财不亦乐乎，神职蜕去华衣成了谋生的职业;要么就是天生的蠢萌天真，以乐天派的执着坚持下去，刺破真相，将虚浮的神圣升华为真正的虔诚;要么就摇摆两者之间，挣扎着，痛苦并快乐着。巴利咬牙哭着笑着完成了这场科研人员到科学家的成人礼，接过前辈大祭司的权杖。这一次，他没有和前者一样，他解开了伪装的神圣荣耀法袍，重新披上了破衣袈裟。幽默的口吻，徐徐道出事实苦难，竟然如释迦般慈悲～

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2）

“时候终于到了（已经拖延了太久），该搬进村落里了。多瓦悠人分为两类：山地与平地。每个我咨询过的人都建议我住在平地多瓦悠人聚落。他们比较不野蛮，多数会说法语，生活用品供给也比较容易。山地多瓦悠人则野蛮，难相处，崇拜魔鬼，什么也不会告诉我。根据此类信息，人类学者只能有一种选择——住进山地多瓦悠人部落。 —— 《天真的人类学家》”这一段是英国人类学家巴利在他的田野日记《天真的人类学家》中，在进入“田野”之前，当地人对多瓦悠人的描述。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I” （见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大概讲述了一下作为人类学家思考的一些原则，即他们需要在不干扰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通过“参与观察”田野对象的许多文化和仪式片段中，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图画来。那么，让我们试着跟随巴利，去解读多瓦悠人——非洲喀麦隆的一个山地原始部落——如何看待水、以及如何处理他们同水资源的关系。“在多瓦悠兰，时间不是一件可以安排的事情，某些物品如烟草亦然，你无法画出己有与他有的界限。刚来时，我很困扰马修（注：作者的贴身助理和翻译）总是自行享用我的烟草，没有一丝不告而取的歉意，可是打死他，他也不敢私自饮用我的水…..在多瓦悠人的文化中，烟草和时间都属于弹性很大的领域。烟草不可以据为己有，朋友有权翻检你的口袋拿去烟草……”“多瓦悠人的铁匠（被认为是“不洁”的等级）不得与族人一起汲水，必须等人主动奉水；一般平地多瓦悠人不能饮用山地多瓦悠人的水，除非主人奉水；祈雨酋长不得饮用雨水。这全是交换体系的一部分，规范上述三个团体的女人，食物，饮水的交换。因为我不予其他团体交换女人或者食物，可以有自己的饮水规范。除非我将饮水奉到他们手上，多瓦悠人绝对不会碰我的水。非经邀请就喝我的水会招来疾病。”从巴利的田野笔记中，我们可以窥见多瓦悠人的一些社会规范。很明显，女人、食物和饮水是“有限的资源”，才用于交换体系，以界定不同团体之间的互惠关系与社会网络。换句话说，由于多瓦悠人相信违反规范的结果会遭致疾病，才巩固了多瓦悠人遵守对饮水的规范。多瓦悠人的水源是来自山地多瓦悠人居住的山泉水，因此平地和山地多瓦悠人的交换体系必须区分开来。铁匠在族人中属于“不洁”的低等阶级，因此交换体系也需要区分。祈雨酋长负责同“老天爷”讨价还价，因此绝对不可以饮用雨水。这种规范，在人类学专业术语里被称作交换体系[1]，人类学家往往通过研究某个民族的交换体系来理解人类如何产生的分配和再分配原则。总之，跨过这些繁琐的人类学专业术语，多瓦悠人绝对是将女人、食物、饮水视为“可交换的个人资源范畴”，在此逻辑上，“通奸”在部落的人看来，并不会觉得羞耻。族人也不是“一夫一妻”制，会根据男人的地位和财产（可出的聘礼，通常是迷你牛的数量）来决定女人的数量。因此地位崇高的祈雨酋长——卡潘老人，拥有十三个老婆之多。当然卡潘酋长还拥有多瓦悠人的水源地，在雨季，大家的饮水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在旱季，族人需要通过从水塘、或者小河中汲水来保证饮水。只有卡潘酋长不能从水塘中汲水，因此他同老天爷的特殊交换关系，规范了资源交换的一种公平互惠原则。而卡潘酋长，也会通过摆弄他秘密造雨地的一些石头这样的“专业”技术，来控制部落雨水，保持族人与气候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至于食物的交换关系，部落交给了其它职位的酋长打理，比如掌地师（Master of Earth）,司管万物的生长。不管这样的逻辑在我们看来是多么不可理喻，多瓦悠兰人却保持了近千年的延续，让部落过着一种相对自己自足的生活。综上所述，多瓦悠兰人通过这样的规范保持着部落水资源的可持续与平衡。尽管他同其他非洲原始部落一样，面临疟疾和疾病的困扰，但是遵从部落的规范也构成了多瓦悠兰人独特的“文化”和集体认同。他们相信，不遵守这样的规范，会导致灾难和厄运，而部落唯一同“老天爷”做交易的祈雨酋长——卡潘老人，也相信同上天的交易在于族人的共同遵守对于水的规范，如果平衡一旦被打破，族人不仅需要承担疾病或者厄运的后果，如果他同“老天爷”谈判失败——当他摆弄的造雨石不再灵验，他会判断为“老天爷”认为族人没有遵守规矩，因而会造成恶劣的后果。“那个巨大的白石头就是多瓦悠兰人的最后防线，一旦被移动，整个世界将会被淹没”。（参见“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1）”）看完《天真的人类学家》一书后，我也陷入一种胡思遐想。作为一名人类学粉丝，并生活在成都的现代女性，我十分庆幸自己没有投生在喀麦隆的多瓦悠人聚落，因为按照他们交换体系的逻辑，女人可以被交换，并终将成为稀缺资源[2]。但是我也非常赞叹祈雨酋长的“技能和智慧”，不管怎样，多瓦悠人成功地保住了他们的饮水资源，以及同老天爷的公平交易，确保适当的降雨以及不会被洪水淹没的“最后防线”，使他们独特的文化在地球上延续了上千年。但是，如果我是人类学家巴利，我又会怎样观察我们的“部落”，我们的文化与‘老天爷’的关系呢？我们是怎么看待 “被污染”的天空的呢？首先、我们并没有按照多瓦悠人的逻辑和交换体系，将水、食物、女人作为一种可能稀缺的、归于己有的可交换资源；同时我们也没有构成一种“集体认同”，相信人群与天气之间，存在互惠的交换原则。虽然厄运有可能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给我们带来疾病。但是我们只能被动地防御，带上口罩或者逃离城市到乡下去。我们并不像多瓦悠兰人认为干净的空气像女人、食物与水一样，是同每个人相关的，可交换产生互惠的有限资源，我们也不愿意遵守部落奉水的规范，以预防疾病的降临。同时我们也不相信，是我们的行为造成了雾霾的天空——我们同天气有一种互惠交换的关系。这样，即使我们能有像卡潘酋长这样 “智慧”的人，摆弄神秘的造雨石，也很难保证他会给我们一个干净的天空。假如我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呵呵，面对成都的雾霾天空，我想我们正在面临卡潘老人认为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人类重大难题。[1]“交换体系意指个人或群体之间有关宝物、权力、货品等互惠性转让的规则。研究一个社会的交换范式与交换机制，自然导致研究一个社会再分配的制度。法国社会学家莫斯认为相互的馈赠象征人类社会性的相互依赖，因此与亲属制度与社会阶层制度混成一团，并加强这些制度的结构。[2]列维-施特劳斯则将亲属制度视为交换范式，而女人正是最终的稀有物资。该评论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一一路径”（yiyipath）

不天真　但烂漫

　　很有意思的田野笔记，很有意思的描写了人类群体的价值取向，利益取得和欲望满足的方式。流畅的笔端记录了一个小部族对民主、商业模式、医疗、教育还有生和死。当然躺着中枪的还有那些热衷援交的国家。　　不知道作者有没有第三次回到多瓦悠兰。

转：尹珊珊

在我读过的书里，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描写一场大雨的细节是我看过最好的：暴雨如鞭，全身衣服两秒钟瞬间湿透。没见过比这更简洁有画面感的直接描写。人类学家的书我总是读得如痴如醉，他们有很多自己都不一定发现的才华，我若有那种体力和勇气，志向就是成为那样的人。有一个观点我我三年以来从未变过：全世界最好笑的书，叫做《天真的人类学家》，无论我心情多么糟糕经历多么悲惨，只要翻开它看一会，就会笑得像个实验室的猴子！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笑的书，他肯定进不了人类学经典，但真的好有诚意，好好笑，好好笑！

一些笔记——我们的异乡和他者

我看完整本书，再翻到前面的那些图片，感觉一下子亲切了不少，毕竟我刚开始看的时候，看了两眼就觉得那些照片好无聊了。。1、田野经验是乏味的证书。2、人类学不乏数据，少的是应用这些数据的智能。这行业有所谓的“捕蝶人”，用来形容许多辛苦搜集资料的民族志学者。他们根据地域等分类法，不断累积资料，却无力解释他们。3、老实讲，我觉得田野工作或者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他们深陷于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4、完工的人类学专论与血肉模糊的原始事实间有何关联。5、人类学家怀抱热情与某一民族共同生存，深信这个民族守护着一项关于其他人类的秘密。6.你顶多只能期望被当成无害的笨蛋。7、多瓦悠人到底相信什么，不是直接问他们即可得之，你必须每个阶段都参酌各种解释，才能忠实反映他们的思想。真正花在研究的时间，不到百分之一。其余…………最重要的，是等待。8、当人类学旅行者远行异乡，寻找印证他的基本假设，旁人的生活却不受干扰、甜蜜行进。……返乡的人类学家不期望英雄式的欢迎，但某些朋友的平常以待简直太过分。1（爱因斯坦时光旅行者的逆向出现）9、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总是怀抱疏离的严肃态度，审视正常生活。10、田野工作的完成与否完全是定义问题而非事实认定。现在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能察觉某些句子是可以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察觉某些数据不恰当或者无关。11、人类学家尽量不去影响他的研究对象……他笔下有关此民族的自我印象呈现，势必蒙上属于他的偏见与先入为主，因为关于异民族的客观真实并不存在。12、人类学家之所以对“割礼”维持高度兴趣，是因为他们将异民族视为纯然“他者”（otherness）。如果割礼仪式能被解释，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形式建立关联，这种他者性就可被移除，人类学家觉得获知何谓“人”的某些普同性意义。13、田野工作似乎由两种日子构成，一种是事后完全无法重建的一大片时间，因为啥也没发生；交替出现的是活动密集的日子，好像搭乘云霄飞车，在好运与灾难间爬升又坠落。14、人类学家异于常人处在我们拥有切换“备档心情”的能力，面对灾难性挫折，便遁入其中。备档心情是停止生命活动、不起一丝情绪，任由恐怖厄运或小麻烦淹没自己。15、人类学里的“喜欢与否”，常用来评估你是否了解一个民族的标杆。背后逻辑：如果不喜欢某些事情，就是民族中心主义。人们常常忽略人类学家最不喜欢的文化往往就是他自己的文化。至于人类学家的喜欢则不受苛责。16、技术过程不仅用来产制物品，也提供我们对其他事物的思考模型。比如泵让我们思考心脏作用机制……17、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常见于人类学。从某个角度来看，整个文化都可视为用来规范女人、物品、权利义务、讯息等交流的系统。人类学一个经典研究就是有关礼物馈赠，指出它在连接人与团体、形成社会基础的重要性。18、人类学与其他学术领域相同，否定的结论、发现假线索、盖棺论定的死胡同，以及未经亲眼目睹的仪式，都很难获得学术肯定。19、人类学的另一铁律就是当你研究的异文化看起来越来越正常，就是你打包回家的时候了。

让人捧腹

　　我非常喜欢这部书的感觉。它确实不是一部经典的人类学作品，无法与《金枝》《忧郁的热带》相比。但我还是非常喜欢。　　此书算是作者的野外考察经历。是工作笔记与日记的杂和体。主要是作者很会自嘲。把对文明世界，独立后的非洲官僚主义都轻微的嘲笑了一番。读来令人捧腹。不过放下书后我又会想，谁最值得嘲笑。　　显然书中人群分为欧美的文明人，独立后非洲的上层官员们还有就是原始部落人们。显然最“野蛮”的是后一种，可是读完此书后我觉得也许最野蛮的是我们。我们看待他们就象他们看待我们一样不理解。但他们过得不象我们所认为的不好。可怜的文明人呀！

打死也不要做人类学家

看《天真的人类学家》之前，我还有些担心，这本书会有些难读。人类学家写的书应该很枯燥、很严肃、很论述吧。结果，这本书全部没有。这本书很有趣，我读的过程 中会时不时大笑出来。除了是作者的语言风趣以外，也有故事的不可思议性。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更像是旅游纪实文学，而不是人类学，适合所有人看。在这本书里，作者真实地写下，他去非洲研究多瓦悠人的所见所闻。文字里没有矫揉造作的修饰，更没有夸张掩饰的成分，相反，字里行间里处处充斥着朴实、客观的叙述。让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了解到一个做研究、干实事的人类学家的工作与生活。尤其是他们进行田野工作的艰辛：既要面对各种机关部门的刁难与拖沓，又要面对生活环境的恶劣带来的各种不舒适。作者在非洲做研究的时候，就曾患过两次肝炎、得过一次疟疾、有两根手指因车祸骨折、有两颗好的门牙给医院里的技工误拔而带来各种麻烦、脚上因吸血寄生虫的祸害而挖掉了一大块肉……这些身体上的苦难，已经 足够吓住我了。再看看他们做研究时生活的环境，就更让人觉得可怕。为了更贴近被研究的多瓦悠人，人类学家决定直接住在他们村里，自己建了一座与当地人类似的茅屋。晚上睡觉随时要遭到蚊子、老鼠、蝎子等各种虫子的骚扰；公山羊、牛只随时可以闯进去拉一泡臭哄哄的屎恶心死你；由于天气炎热，想吃一餐不腐臭的肉是天大的难事；连鸡蛋都是不容易吃到的，好不容易用肉换回来的鸡蛋，10只里面可能有10只打开来都是恶臭的……所以，虽然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作者也很有趣、书中的文字也很有趣，甚至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似乎也很有趣，但是，我也是绝对不想要去体验一下的。真正的田野研究生活，实在太太太可怕了。哪怕是让我去非洲的村子里旅游，不，去非洲的一些落后城市旅游，我都是不愿意的。但是也正是这些艰苦的环境，让我们发现作者是一个多么有趣又乐观的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不仅能够开心地做研究（当然也有低落的时候），还有勇气二顾多瓦悠兰。我对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这本书开始，我尊敬像他一样的所有踏实做研究，真正干实事的学者、学家、科学家、行为艺术者等。再说说作者研究的非洲原住民吧。这是一群另类的存在。他们有时候落后得可怕，有时候又散发出淳朴的可爱气质。而且，不管外界如何快速发展变化，他们始终自成一体，自给自足，不附和、不羡慕，坚守祖先遗留下来的坚固的原则和信仰。这样的原始民族，让我好奇，也让我感叹。读书就是有一种魅力，让我坐在广州的某个咖啡馆里，了解遥远的非洲的山村里的一群从未谋过面的原住民。这也是这本书的魅力。

人类学的困境和超越

左页“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是在1939年，这一年，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出版，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为他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作为中国人类学的扛鼎之作，它的出现其实源自一次偶然，也和一场伴随费孝通一辈子的伤痛有关。出国前，费孝通和刚刚新婚不久的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人类学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妻子王同惠因失足不幸溺水身亡，费本人也身受重伤。而《江村经济》正是基于费在这次受伤后，其在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马林诺夫斯基是现代人类学的开山鼻祖，得到他的肯定，那是所有人类学学人的梦想，他开启了人类学走向原初社会进行田野调查的历史，奠定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在费的记忆里，对他“另眼相看”的马氏严厉又和蔼：“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他骂我懒汉。”也正是他，把弗雷泽和《金枝》挡在了现代人类学的科学大门之外。这位依靠传教士的见闻录，躺在家里撰写人类学报告的学者，被马氏戏称为“坐在摇手椅上的人类学家”。从此，田野调查成为了人类学的一项“独门绝技”，是这门学科获得尊荣，学者获得权威的必备利器。不过，在奈吉尔·巴利的眼里，“所谓的田野调查—其重要性被夸大了”，而那些传教士也被喜好“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给严重地妖魔化了，他们既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异域风情的卖弄者，实际上，他们为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很多确实可信的资料，也为土著带去了现代文明。所以，在他的著作《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重返多瓦悠兰》中，巴利用了一个奇怪的、充满了戏谑的章节标题——《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因为正是马氏把田野调查过分浪漫化，从而改变了整个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或者说，正是马氏欺骗了年轻的人类学者，把他们引入那艰苦、荒蛮的初民社会。马氏去世之后，其遗孀（在费孝通的记述中，马氏还是个鳏夫）在1967年出版了他的私人日记《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在这部充满了颠覆性内容的私人日记里，马氏不再是《西太平的航海者》一书中的谦谦学者：不仅与土著和气相处，也喜欢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位充满了抱怨和挫败感的“西方入侵者”，他不仅大骂特洛布里恩岛人是“黑鬼”，甚至打落了土著“孩子”的牙齿，恨不得杀了他。这部书稿的发行，让对于田野调查还抱着幻想的人类学者沮丧不已，这就像成龙电影里的幕后花絮，浪漫的幻想破灭于工作的真实还原。巴利的《小泥屋笔记》只是这种幻灭的延续而已，其实说来并无特别之处，要说它的独特，或只在于这本书语言的文学化和幽默感。而这部充满了“段子”的小书，也的确就是一本以讽刺和颠覆著称的书籍，它反叛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整个人类学界的古板、迂腐。但是，这种颠覆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似乎并没有带来，像《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带来的那种学科幻灭感，反而更是让人类学充满了迷人的诱惑和妙趣横生。在我看来，这是巴利和《小泥屋笔记》最为奇妙一个地方，它靠颠覆和挖苦传统人类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为起点，却以让读者真正喜爱上这门学科为终点。正如赵丙祥在最新中文版的导读里，描述人类学家对于原初社会的感受，“你痛恨那个让你死去活来的社会，在返乡后又会为之缱绻不已”。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一直没想明白。这是我在大学刚刚学习“人类学概论”时，老师推荐给我们看的第一本人类学著作。当初阅读的感受已经几乎忘却，我也没有因为这本书而真正爱上这门学科，因为对于刚刚入门的学生而言，对这门学科还没有任何幻想，所以也没办法体会巴利依靠触犯和颠覆权威带来的快感。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会对不穿衣服的原始人感兴趣？当然更让人惊讶的是考古学，竟然对死人甘之如饴，不过后来发现，据说考古学也在人类学的大范畴之内，才稍稍有些明白。惊讶、好奇无疑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生存，以及人们从事，投入人力研究它的最为重要的动机。毕竟，它难以给研究者带来任何的实际利益，也无法培养人们在现代社会生存的技巧。巴利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否定的不是研究者的根本动机，而是人类学家虚伪的假面。在对多瓦悠兰的研究中，他的好奇心促使他不敢遗漏任何一场重要的宗教仪式，以及任何一个文化的象征物。所以，在结束了第一段路程，返回到了英国，6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多瓦悠兰。在结束首次多瓦悠兰之旅后，巴利写下了一句特别意味深长的感叹，“当他们（指人类学家）像返回地球的航天员踉跄笨拙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无比的文化里，我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这是所有经历过痛苦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都可能会有的真实感受。但是，这并非任何一个人类学家都敢诚实表达的感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学家们对于自己的考察对象，总是讳莫如深，总是假定在那原始的荒野里，有着一套异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神秘智慧，而由神秘智慧产生的生活方式并不亚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从马林诺夫斯基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从莫斯、涂尔干到克利福德·格尔兹，无不都在追求和构建一套所谓的“原始思维”。在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的“禁忌”下，人类学家们的追求变得偏执，直至虚伪。而巴利的价值也就在于，他对这种虚伪的颠覆和抛弃，试图表达出最为私性和真实的感受。在调查中，他不仅毫无保留地呈现多瓦悠兰人的自私、无礼和愚昧，也忠实地记录多瓦悠兰人对于文明社会的向往。最为神秘的祈雨师利用的神秘工具—一颗发光的小玻璃圆石，其实只是一颗在文明社会里，每个小孩都能轻易获取的玻璃弹珠；而尼加人没有乳头也并非因为任何神秘习俗，只是他们祖先的畸形遗传。戳穿人类学家的虚伪，其实也就是为了恢复人们对于田野工作的热情。但是，巴利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里，一方面，他认为在原始社会并不存在特别的、区别于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或者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田野工作，一再重返现场。我觉得巴利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甚至都没有兴趣坦诚面对它，因为他没有试图回答，既然原始社会没什么秘密，为何还要千辛万苦去了解它，何不把眼光放在自身文明社会中的普通农村或者城镇？这或许也就是巴利和他的《小泥屋笔记》无法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所在。巴利更像一个满足于小资情调，追逐语言趣味的咖啡馆文学青年，其书本身也只定位于作为一本人类学家的“入门参考”。当然，对于何谓“经典作品”，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卡尔维诺一口气为“经典作品”给出了14个定义，你完全可以说，巴利不解决问题，只呈现问题就是一种堪称经典的做法。不过，巴利此时面对的其实并非一个研究技巧问题，而是人类学最为根本的伦理困境，那就是人类学研究异域社会的目的到底为何？人类学家为获得研究经费，调查伊拉克、阿富汗，为美国军方提供情报；为了治理战后的日本，本尼迪克特为美国政府撰写《菊与刀》—这些是人类学家时刻都在面对的困境，接近异域社会的根本动机，好像并非因为好奇和惊讶，而只是为了完善自身所处的文明社会，或者实现对于原初社会的政治控制。这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和以巴利为代表的人类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的目的，尽管巴利无时无刻不在讽刺马氏的虚伪。当年马氏把费孝通的著作称为“里程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人类学家首次以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为研究对象，且它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社会。费孝通对于知识的目的有他最为自信的判断：知识不是出于任何没来由的好奇，而是为了自己落后的祖国，为了它的现代化，“从实求知，志在富民”是费孝通一生的追求。知识的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线性现代化等等一切的伦理问题，都在这恢弘的理由背后成为次要。但是，这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念又如何号称是科学，而不是一项政策实践—其实问题依然存在。马林诺夫斯基对种族主义的规避，让知识本身变得玄妙、古板、直到最终变成虚伪，知识失去本来求真的本质；巴利的幽默和嘲讽，旨在于恢复知识的诚实，但语言的幽默并不能真正克服知识的伦理困境；费孝通有着中国最为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于知识的目的，他没有太多的形而上学式的玄思。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知识的伦理问题似乎是在走钢丝，没有任何定点可以永恒，只能随时保持最清醒的平衡。for 时代周报 时代阅读 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