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
出版社:九歌
出版日期:2003年11月
ISBN:9789574440986
作者:劉再復,劉劍梅
页数:288頁页
内容概要
劉再復
一九四一年生於福建南安，一九六三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一九八九年之後旅居美國，分別在芝加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卑詩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與客座教授。著有《性格組合論》、《潔白的燈心草》、《尋找的悲歌》、《讀滄海》、《漂流手記》、《西尋故鄉》、《獨語天涯》、《劉再復精選集》等二十餘部。
劉劍梅
一九六七年生於福建南安縣詩山。十歲後在北京長大。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現任教於馬里蘭大學亞洲與東歐語言文學系。曾在英文與中文刊物上發表過多篇論文與散文。
（摘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作者简介
本書榮列香港「2002年十本好書」（香港電台與香港康樂文化事務署合辦），金庸先生大力推薦。
我推薦的十本好書之一，是《共悟人間》。這是劉再復先生和他女兒劉劍梅小姐的通信集。兩人都是文字優美、見解獨到的當代作家。以溫馨可愛的情緒，表達深刻的思想，在我讀的時候，我像是在他美國科羅拉多家中的花園樹蔭下，跟他父女倆談論文學與人生。他們可愛的小妹妹小蓮沒有在書中出現，但我感到她仰起了頭在用心的聽。
即使你不認識兩位作者，看這本書也會樂在其中，因其中談及的是文學與人生，可以乾脆不把它當書信，而作為一般文章來看。 ——金庸
靈動澄澈的思緒，跳躍在父女往返的書信中。從《紅樓夢》與《桃花扇》的世界，談到現實人生的頓悟與徬徨，再從女性和母親的自處之道，談及文學藝術的認知與培養天下襟懷。父女倆的深沉思考、哲思湧現、靈犀相通，發揮了相濡以沫的溫馨情感，並將感情與理性熔於一爐。只要翻開本書，將會感受到心靈的巨大震撼，一種心領神悟的莫名感動。
（摘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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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父親．個體．孩子狀態（女之序）／劉劍梅１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生活在一個書家之中，有一位正直的父親幫助我鋪塾人生之路。雖然十歲以前，因為父母兩地分居，一年只能見到父親一次，可我從來都沒缺少過父愛。那時，我和媽媽、奶奶住在偏僻的福建山區小城，爸爸每年從遙遠的北京來看我們，都會為我帶來巧克力，讓我在看不到他的時候，仍然時時泡在蜜糖的想像世界裏。所以我童年時對父親的思念，是與巧克力聯繫在一起的。十歲以後，我隨媽媽到了北京。那時爸爸在事業上剛剛起步，花在我和妹妹身上的時間很有限。不過，在我的記憶中，爸爸每寫一部著作，總是把他的構思告訴我，把我當做他的一個小知音。其實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個中學生，半懂不懂地聽著，居然有時也能煞有介事地發表意見。我想我和父親在文學上的對話關係是從那時開始的。上了北大中文系後，我更是時時挑戰，對他的文學理論總愛表達自己不同的看法。因為年輕氣盛，我的口氣常常大得不得了，可父親並不生氣，反而加以鼓勵。後來我們一家人漂流到海外，我在美國學府裏繼續深造文學，我們的這種對話漸漸落實到紙上，於是就有了這部《父女兩地書》。父親很愛我和妹妹，稱我們姊妹倆是他的鏡子。他對我們倆的關懷有所不同，對我嚴格些，在事業上總是要求我執著，而對妹妹則是更多「溺愛」，任其自然發展。這大概就是為甚麼我比妹妹多些心思，而妹妹比我更加純真無瑕。不過我們姊妹倆跟父親都是無話不談，連自己找對象這樣的「私事」也喜歡跟他說。父親來到海外後，遠離社會的喧囂，人變得越來越放鬆，心理狀態恐怕比我還年輕。如果說我和妹妹能一直保持健康的性格，那絕對是得益於我們的父親。他身上有一種鄉村田野的質樸與寬廣，隨和又能夠包容一切。因為他的影響，我和妹妹的心裏都不設防；因為不設防，所以活得輕鬆、快樂。２中國的父親形象歷來是嚴正的。「父親」所代表的是家庭權力，是一套固定的社會價值觀。五四徹底反傳統，帶來的則是一套相反的「弒父文化」。文化大革命對父系文化進行摧殘後，給我們帶來了很深的負面影響，那就是一種「紅衛兵心理」，橫掃一切，有破無立，一味反權威，甚至是為反權威而反權威，彷彿唯有這樣才能顯示個性，才最接近真理。我和父親的關係，很早就超越了這種簡單的「權威／反權威」模式。父親對我這一代人的思想有一種好奇的態度，對我的成長過程是以一種「欣喜」的眼光看待的。由於他的鼓勵，我更願意與他交流，溝通。父親自己的思想不斷「流動」，他對我的塑造也就不是停滯的，我在他的眼裏也不是那種「永遠長不大」的乖女兒。既然他的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就不會以男性社會的「凝視」眼光來束縛我，而我也不會只是以簡單的「弒父文化﹂來拒絕他給我的愛和影響。這種特殊的父女對話關係，使得我對父輩文化首先是繼承，然後才是質疑；也使得我對父親首先是愛與尊重，然後才是爭論。我在事業上與父親的承繼關係是非常明顯的。沒有他，我不可能以文學作為我的終身事業。我曾與朋友說：我可沒甚麼雄心壯志，我讀文學既不是為祖國也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爸爸。這雖是開玩笑的話，但有一點是真的：從報考北大時選擇專業到前往美國讀碩士和博士，都是因為父親的緣故。文學在美國院校裏，已經遇到危機。很少學生願意把文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尤其是剛來美國的移民，一般都選擇讀經濟、電腦這些比較容易找工作的專科。可父親為我展示的文學世界，令我眷戀不已；他給我的鼓勵，使我從未停止過對文學的熱愛與追求。除了在文學上繼承了父親的事業，在性格方面也是一樣的。父親給我最大的教育是「童心說」。在他的新作《獨語天涯》裏，父親這樣寫道：回歸童心，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凱旋。當往昔的田疇碧野重新進入我的心胸，當母親給我的簡單的瞳仁重新進入我的眼眶，當人間的黑白不在我面前繼續顛倒，我便意識到人性的勝利。這是我的人性，被高深的人視為淺薄的人性，被淺薄的人視為高深的人性。此刻我在孩童的視野中沉醉。大地的廣闊與乾淨，天空的清新與博愛，超驗的神秘與永恆，這一切，又重新使我嚮往。揚棄了假面，才能看到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我的凱旋是對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的重新擁有。凱旋門上有孩子的圖騰：赤條條的渾身散發著鄉野氣息的孩子，直愣愣的張著眼睛面對人間大困惑的孩子。「童心」、「赤子之心」是一種品格，一種視野。這是父親給我的最大的財富。父親常告訴我，由於人生的艱難和社會環境的惡劣，人很容易變得世故，我們應當拒絕世故，永遠保持一種天真天籟。拒絕世故，就是拒絕從利害關係的角度去考慮寫甚麼、說甚麼，而用純樸的赤子之心直面事實與真理。聽了父親的話，我心裏蹦蹦直跳，覺得自己才三十剛剛出頭，但天真已丟掉不少，可要小心。如果丟失赤子之心，讓世故壓倒學問，這學問恐怕也沒有多大意思。３張愛玲在《談女人》一文中曾說：「男子偏於某一方面的發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環，土地，生老病死，飲食繁殖。」又說：「超人是男性的，神卻帶有女性的成分，超人與神不同，超人是進取的，是一種生存的目標。神是廣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父親也一直把柔和的女性視為「神」性，認為美好的女子如同永恆之女神，她們會引導詩人們飛升，會引導男人遠離塵世間的各種誘惑。他還認為女性是美的象徵，希望我保持「弱女子」的溫馨與美。我在博士論文中不時用到學院派的女權主義理論。父親常常怕我成為過激的「女權主義者」與男性化的「女強人」。在這方面，他的看法是古典的。他不喜歡李雙雙似的性格與形象，不喜歡革命文學裏失去女性美的粗糙形象。相反的，他在《紅樓夢》的女性王國裏陶醉並認定真性真情的女子才能體現文學的審美向度。其實，學院派的女性主義理論是多樣複雜的，並不只是簡單地反男權。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ioir）在《第二性》中曾指出：「女人並非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這種說法是為了讓人們認識到，女性不是由天然的本性所決定的，而是由社會、政治、文化所規定的產物。也就是說，女性主義所要做的工作，是要梳理清男權社會的權力結構是如何製造、定義及限制女性的。女性的定義及其性別（gender）的定義，決不可以脫離歷史語境而單獨存在，相反，這些定義與種族、階級、倫理、性愛、地域等各種話語都有著糾纏不清的關係。所以，女性主義理論不僅拒絕把性別定義成一個固定的認同，而且反對把女性看成是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的整體。它並不局限於壓迫和反抗的二分法，而是積極參與話語和權力關係的討論。目前的女性主義理論，重視歷史性和差異性，比如說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就不完全認同第一世界的白人女性主義理論，而同性戀的性別定義就不能認同異性戀的性別定義。我受了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而不能完全接受父親對女性的看法。我也不大明白許多國內的女作家，為甚麼要特意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能夠體會到父親希望我成為美好女性的願望，但我反對將「美好女性」神化，當然也反對女子男性化。由於自己並不完美，我更看重「人性」，而不是「神性」。我自己與其他女子就有差異，我的知識背景和我看問題的角度與其他女子肯定有不同之處，我對女性主體的認同和我說話的位置（position）有關。在《金庸小說中的性別政治》一文中，我曾分析金庸筆下的女性起到了引導少年男俠超越父輩價值體系的作用。其中有一群美若天仙，讓人無法逼視的少女，美到似乎不食人間煙火。這種神話固然極其尊敬女性，可是並不真實，它忽視了人間女子具體的痛苦。相對而言，我更喜歡黃蓉，她既精靈古怪，又有點小心眼，可愛極了。而金庸筆下的「壞女人」、「怪女人」群像也寫得比神似的美女群更好，因為這些壞女人超越了男性中心社會對女性的規定以及對女性固定的「凝視」。我羨慕近於「神性」的女子，但我作為女性，更理解女性真切的痛苦。在女性的書寫中，我喜歡更貼近真實女性的作品。比如說，張愛玲的小說，經常以平凡女子的遭遇為故事，體現人類於生存困境中的掙扎；丁玲的某些小說，像《我在霞村的時候》，雖然政治概念減弱了小說的文學價值，可是，她的女性觀點卻在對女性身體的描述中頑強地表現出來；蕭紅的《生死場》，驚心動魄地把抗日背景下女性與國家的關係暴露在女性書寫裏；而當代小說家如王安憶、西西、李昂等筆下的性別政治，都非常耐人尋味。雖然我在女性主義上與父親的觀點不同，可是我卻很理解父親所說的「神性」。我知道，那是做人方面他對我的期待，他不願我陷入名利場中，他希望我有超越的力量，進入文學殿堂就像進入大觀園裏那個一塵不染的女兒國。４我與父親的這本兩地書，實際上是他海外漂流生活中思考的繼續。例如「論嬰兒狀態」，「論母愛的悲劇性」，「論受難情結」，「論人生分期」，「論快樂的巔峰」，「論拒絕世故」等，都是對人生永恆命題的思索。雖然他以父親的口吻與我探討這些問題，可是討論形式，並非是說教式的，而是一種極其個人化的聲音。這種聲音，並不代表整個父輩，並不是一輩人的聲音，而是屬於他自己的訴說。在「《桃花扇》之外的生活」的對話中，他借用王國維的兩個世界，即《桃花扇》世界和《紅樓夢》世界來討論人生。他認為我很幸福，天生就生活在象徵著哲學、宇宙和文學的《紅樓夢》世界裏，天生就超脫象徵著政治、國民和歷史的《桃花扇》世界。他則不然，他是一個總是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徘徊與徬徨的人。父親之所以羨慕我，是因為他深刻地體會到，能夠生活在個人化的世界裏是極其幸福的。雖然他說自己是一個分裂人，雖然他沒有辦法完全放下沉重的使命感，可他卻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眼光看家園，看世界，看歷史，看生活。在《獨語天涯》中，他寫道：「我不再欠債。我已從沉重的階級債務和民族債務中解脫。這是生命的大解脫。一陣大輕鬆如海風襲來。輕鬆中我悟到：此後我還會有關懷，然而，我已還原為我自己，我的生命內核，將從此只放射個人真實而自由的聲音。」（《獨語天涯》第五頁，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他又說：「我喜歡獨自耕耘，遠離人群的目光。美國作家愛默生說：『我愛人類，但不愛人群。』人類整體是真實的，每一個個體也是真實的，但一團一團人群的真實卻值得懷疑。」（第十一頁）可以說，父親的整本《獨語天涯》都是屬於他個人的聲音，這種聲音是對類似創造社那種集團的聲音的拒絕與疏離。正因為如此，我不覺得他在兩地書中的聲音，可以代表整個父輩。相反的，他是一個很有別於他那一輩人的人。他對故鄉的重新定義，他寫於家園之外的思索，完全是對他那一代人的反思。父親的聲音雖然非常個人化，卻絕非尼采式的個人主義。從我們的對話裏，可以看到他恰恰主張作家對祖國、對現實、對人類的生存困境要有一種大關懷，而且這種大關懷不應該是空洞的，而應該是個人的、具體的，唯有這樣才能深切。他總是說，越個人，越屬於人類。比起父親，我在對人類的關懷上，遠沒有他的熱情，更沒有他的執著。所以我選擇逃避，選擇躲在學院的城牆裏。在這一點上，我從內心深處佩服父親。兩地書中的代溝好像不夠明顯，也許是因為父親雖然是長輩，可他更是一個自由的個體存在。他尊重每一個體，自然也尊重我的聲音，所以我們的對話是平等的對話。為此，我更覺得兩地書寫的快樂。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
自序：小引：從抽象的父親到具體的父親／劉劍梅我除了看到金庸、陸鏗、戴天、潘耀明、梅子、薛興國等伯伯叔叔衷心讚美的文字而感到鼓舞之外，還從這之前香港國際書展的徵文比賽結果中得到鼓舞。高中部的冠軍和初中部的第三名寫的都是《共悟人間》的讀後感。當我知道台北九歌出版社準備出版《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的時候，感到特別高興。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出書，而且是關於父親和我的心靈的書。我們把文學看作是心靈的事業，「九歌」能喜歡我們這本書，使父親和我都覺得遠方也有心靈相通的知音。二○○一年《共悟人間》在香港出版後曾連印五版，被香港電台及康樂文化事務署評為「二○○二年十本好書」。我除了看到金庸、陸鏗、戴天、潘耀明、梅子、薛興國等伯伯叔叔衷心讚美的文字而感到鼓舞之外，還從這之前香港國際書展的徵文比賽結果中得到鼓舞。高中部的冠軍和初中部的第三名寫的都是《共悟人間》的讀後感。書籍能進入少年朋友純正的心靈和筆底，在校園的淨土中緩緩流動，傳給我們一種非常光明的信息。父親常對我感慨，他熱心支持的故國現代化潮流，竟然出現兩個他始料未及的階層：一個是花天酒地階層；一個是行屍走肉階層。前者為官員與暴發戶所構成，後者則是由許多痞子和迷失的年輕人所構成。這兩個階層都是只有慾望沒有精神追求的肉人。如果說，美國的現代化曾構成「垮掉的一代」，中國則可能會構成「垮掉的兩代」。倘若如此，那麼經濟發展的代價真是太大了。父親在書信中對我訴說的一切，也許與中國的歷史語境有關，他顯然希望我不要與時代大潮中的污泥濁水同歸於盡，而要守住向真向善向美的道德底線，守住心靈底層的那一脈人性的幽光。父親在感慨出現「行屍走肉」階層的時候，看到香港青少年還那麼喜歡我們的書，而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先生和陳素芳女士又那麼熱心支持我們的書，自然是喜悅不已。對此，父親又說他愛說的那句話：所以我們對於故國和人類都不要失去信念。我能通過「兩地書」的形式和父親做一番心靈交流，實在非常幸運。父親因為和同一代人一樣，被政治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剝奪了大半個青年時代，所以特別珍惜時間。漂流海外之前，他在國內常常忙得沒日沒夜。那時我先後在北京二中和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常從報刊上聽到他的愛的呼喚。劉心武叔叔說：我愛每一片綠葉。父親給劉心武的書作序，更舉起愛的心靈，「問候每一棵小花與小草」。可是，在我眼裏，父親顯得抽象，他只生活在事業中，不在家庭中，他的愛只是觀念上的愛，對整個人類的愛，對我一點也不具體。然而，出國漂流之後，他完全變了。對於他來說，他從群體中剝離了下來，充分個人化，完全以個體的眼睛面對世界，面對歷史，同時也充分地生命化了，完全以生命感悟宇宙人生。對於我來說，感到父親的愛具體了，具體到和我討論一本一本書籍和一個個問題，具體到和我及妹妹一起開著車在落磯山中走過一個又一個紅葉滿坡的峰巒與峽谷。從觀念到生命，從「全人類」到「一個人」和一個個具體的朋友、親人和心靈，這種轉變，使我獲得了與父親對話的可能。如果不是和父親對話，我恐怕不能像今天這樣了解我的父親。我早已知道父親的本質是個思想者，或者說是個追求詩意存在的思想者，但不太了解，他是一個活在內心深處的人。他寫給我的座右銘是嵇康的「外不殊俗，內不失正」，八個字裏，「內」才是關鍵。外不殊俗使他熱烈地擁抱社會，絕不故作高深和擺架子，讓人感到隨和得像個農民；內不失正，使他拒絕一切世故與心機，永遠聽從良心的內在律令，緊緊護衛住做人的心靈原則。我發現他的散文很像卡繆，展現的是詩意綿綿的思索，是被血液所灌注的思想。他很高興我能如此理解他，但補充說，你注意了嗎？卡繆說他所作的一切，不是出自頭腦，甚至也不是出自品質，而是出自從小就形成的追求光明的本能。父親所說的「本能」，就是生命，他的一切文字都是從生命深處湧流出來的，包括思想，也不是邏輯的結果，而是生命的結果。所以我們的兩地書，也可以說是父女在生命深處相逢後的一番訴說。劉劍梅 寫于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馬里蘭大學自序：女兒．女性．女神（父之序）／劉再復１北京師範學院退休教授，我的摯友呂俊華老師在給我的信中說：「你有兩個聰穎單純的女兒，這是一種超人間力量的安排。」呂老師似乎是個有神論者，他認定個人要在荒謬混亂的力量包圍拉扯中保持自身的完整和尊嚴，心中必須存有另一種力量，能聽到另外一種聲音和感受到另外一種超常的秩序與尺度。我雖然是個無神論者，但也喜歡作類似的形而上假設，相信在一個高於人間的某處，有一觀看著我們的眼睛和評價我們的力量，並相信在現實中它常給予我暗示。兩個女兒的純真天性，就被我看作一種暗示。她們暗示我：不要忘記天賦的美好性情而去追逐永遠難以滿足的身外之物，那裏是一個填不滿的黑洞。歌德曾說：「永恆之女神，引導我前行。」一個作家離開女神的引導是不可思議的。因此，作為無神論者的我，又假設兩個女兒就是上蒼派往人間引導我前行的「女神」，不過，只是常作鬼臉的小精靈似的非權威的女神。女兒對我的導引並不是世俗意義的那種「指示」，而是一種自然的啟迪，天籟的命令。自從她們降生之後，我便奇怪地感到有一種來自天外的清新氣息在影響著我。這種影響是無言的。女兒天然地生活在仕途經濟世界的彼岸，天然地遠離爭鬥、猜忌、仇恨，因此也天然地對人類採取絕對信賴的態度。尤其是小女兒劉蓮，更有性格的詩意。儘管她尚未進入小學就會讀金庸小說，聰明過人，但從來也不懂得計較，不知「算計」是何物。到溫哥華的時候，她已是十五歲的少女，聽了神學院的教授講一段人生經歷，便信了基督。她覺得這個只活了三十三歲的木匠之子被釘上十字架並化作神為窮人服務的榜樣，是值得學習的。於是，她又從聖經中吸收美好的愛意。劍梅比劉蓮大十歲，天生不喜歡政治，總是浸泡在文學中，也天然地遠離名利場。她的生活一帆風順，在國內讀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出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學位，遇到的是王德威這樣年輕有為的老師，畢業後又順利地當起馬里蘭大學的助理教授。所以我特別希望她能保持好性情。人過中年之後，我更覺得好性情的難得。劍梅已踏入知識界的門檻。知識固然能造就人，但知識也能化作權力腐蝕人。一旦擁有知識和相應的名號，便可能把自己視為「高等人類」開始爭奪名位而看不起社會底層的工農。許多學者雖名聲在外，卻腐敗在內，非常自私、冰冷。這種人生，是拿著性情去與魔鬼交換知識。「知識也能腐蝕人」，許多很有知識的人未必充分意識到。但劍梅似乎天生就感悟到這一點，所以她一再告訴我，她要反抗這種腐蝕。像一個知音，她也從這樣的角度理解我。這便形成我們對話的基調。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在故國南方猶豫一個多月，要不要出國，始終拿不定主意。後來妻子菲亞想到應當問一問孩子，於是就打電話給小梅，沒想到她的聲音斬釘截鐵：「走吧，走得愈遠愈好！」她出國後我問，為甚麼這麼想？她說她想得很簡單，沒有那麼多問題，尤其是沒有那麼多「男人的問題」和「名人的問題」。她只想到，爸爸的時間不能再丟失了，一些好性情也不能再放在「鬥爭場」中消耗了，只有遠處才可安放平靜思索的心靈。現在出國已整整十年了，想想以往，覺得她說的「愈遠愈好」確有道理，有空間距離，所有的思索才返回率真冷靜。走出「鬥爭場」之後，覺得世界真大。２從女兒的「天啟」中，我感悟到「女兒」這一意念在文學中異常重要，覺得曹雪芹把少女視為美的象徵非常有道理。少年女子天生在「仕途經濟」之外，即天然地站立在「泥世界」的彼岸。泥世界以名聲、地位、金錢把男人誘入其中，使他們互相廝打，然後個個都滾上一身泥巴。這身泥巴不是大自然中素樸的泥土，而是發著酸臭味與銅臭味的污穢。《紅樓夢》的主角賈寶玉所以能處污泥而不染，至死保持著天真與清氣，全靠女兒國中年輕女神的指引。他這塊天外的頑石，獲得靈氣之後來到人間，很可能再被人間的朽氣腐蝕掉，從而變成爛泥或者再次化作冰冷的石頭，然而，林黛玉等少女的眼淚柔化了他，拯救了他。她們那些未被世俗塵土染污的、發自天性最深處的淚水，正是蒼天的甘霖。這些生命之露，繼續養育著賈寶玉的靈氣與性情，使他從彼岸世界帶來的那塊寶石依然發出純正的光芒，而免於被世俗世界的濁泥所同化。聶紺弩臨終之前一再嘆息他此生此世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寫下《賈寶玉論》。我不知他的最後的論文要說些甚麼精彩的話，而如果讓我來為他作續篇，我要寫的寶玉，便是一塊被眼淚所柔化的石頭，一個被女兒國的女神引導前行而保持真性真情的生命。在大觀園的女兒國裏，只有一個男子可以寄寓其中，這就是賈寶玉。其他男子對這個國度只能窺伺、覬覦、掠奪與侵犯。在曹雪芹的審美眼睛裏，「女兒」就是美，就是真，女兒國就是美的共和國，塵埃包圍中的淨土。寶玉有幸也成為淨土中人。他的最後的出走，乃是自我放逐。此時，他的雙親雖在，但是讓他存放真性真情的女兒國已經消失，能夠賦予頑石以永恆之性的淚水已經乾涸，父母之鄉中能給予他的只有虛假與迷惘。到此再也別無選擇，只有「告別」了。很明顯，在曹雪芹的巨著中，「女兒」正是引導寶玉前行之純真女神。３讀大學的時候，教我《西洋文學史》的鄭朝宗老師特別愛護我，一再提醒我要留意西方文學中的英雄與美人，尤其是那些年輕女性。他說，希臘史詩中英雄為最美的女性海倫而戰爭，戰爭的雙方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兩邊的英雄都為美而傾倒，而流血。但丁閱覽地獄是羅馬詩人維吉爾把他帶到地獄的門口，而這位被稱為「羅馬時代的荷馬」的大詩人又是受但丁生前的女友、此時的女神貝亞特麗齊的委託而來的。詩人們正是在永恆之女神的導引下認識了世界的過去與未來。莎士比亞所創造的世界文學巔峰，巔峰上的星辰全是女性，如米蘭坦(《暴風雨》）、朱麗葉(《朱麗葉與羅密歐》）、苔絲德蒙娜(《奧賽羅》）、娥菲莉亞(《哈姆雷特》）、克莉奧特佩拉(《安東尼與克莉奧特佩拉》）、伊摩琴(《一報還一報》）、鮑細霞(《威尼斯商人》）、貝特麗絲(《無事生非》）、羅瑟琳(《皆大歡喜》）、薇奧娜(《第十二夜》）等等，這些女性溫柔而堅貞，總是做出男子未能作出的事業。他們不僅具有男子不可比擬的美貌，而且具有男子所沒有的對於愛情的堅貞，連恩格斯都稱她們是一些「可愛而奇怪的女性」。所以「奇怪」，就是她們具有男子所沒有的神性──擺脫男子世界權勢慾望的清脫之性。相互傾軋的世界，就像《朱麗葉與羅密歐》中兩大家族勢不兩立，在豪宅中進行著無休止的熱戰與冷戰，而身處家族中的兩個情侶則如冰清玉潔，與家族毫不相干。朱麗葉在想念羅密歐時說：「你的名字就是我唯一的仇敵」，她生活在純真的情感世界中，只有愛人的名字日夜折磨著她的心靈，用中國話說，這是唯一的冤家。除此之外，男人世界那些名聲、地位、權勢的焦慮她是沒有的。父輩的敵人也不能成為她的敵人。她天生沒有怨恨，沒有仇敵，沒有幫派。我曾告訴劍梅，朱麗葉這種性情才是我們的「大方向」。莎士比亞筆下眾多美麗而聰明的女子，每一個都是引導我前行的女神。４在與劍梅的通訊中，我從未想去教誨她。但的確渴望她能成為莎士比亞筆下這種可愛的女性，而不希望她按照學院裏所學到的「女權主義」那種觀念來塑造自己的性格。女權主義對於我來說，一直是可怕的。倘若可信，也絕不可愛。女權主義的前提是男人對女人的壓迫，這有社會學的意義。但社會學意義不等於文學意義。倘若把女權主義帶入文學，就可能產生毀滅女性美的效果。可以設想，如果莎士比亞當時被女權觀念駕馭他的筆桿，那麼世界文學史長廊就不會有朱麗葉、苔絲德蒙娜等一系列最動人的女性形象，人間的情感世界就會乏味得多。托爾斯泰不喜歡莎士比亞，他覺得莎士比亞筆下各種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腔調與語言都是一樣的。然而，托爾斯泰的成功，卻遵循著與莎士比亞同一的絕對的美學律，這就是把女性視為美的象徵，在精神深處讓女性導引男子前行。他在《戰爭與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了安娜，在《復活》中塑造了瑪絲洛娃。這三個不朽的女性正是托爾斯泰的精神導引者。在托爾斯泰的審美眼睛中，女性是絕對需要與男性有大區別的。她們需要有女性的溫情，一旦男性化，這種溫情就會消失。他絕對不能容忍女性變成男子一樣的所謂「強者」、「強人」。他說，他希望女人是柔弱的，甚至經常有病，一個完全不會生病的強壯的女人，簡直就是野獸。他這種極端化的見解，表明他對文學的一種堅定認識，即文學的「優美」範疇永遠屬於女子，「壯美」範疇則屬於男子。女子雖有瞬間的壯美，但不應當成為女人的基本審美特徵。這種審美觀不是不尊重女性，恰恰是在尊重女性權利的同時尊重女性的特點。當代時髦的潮流是用男子的特徵去同化女性，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出現的李雙雙、江水英等形象，就是用男子的粗糙性格去同化女性。可是，這種女性表現出來的只是豪言壯語包裹著的變態性格，一點也不可愛。在社會學意義上，女權主義確認女子與男子具有同等的社會地位與社會權利，這是有道理的。在文化上，大男子主義的敘述也的確是一種不合理的權力敘述，中國的某些史籍把女子當作「禍水」的敘述就是一種錯誤的敘述。女權主義對此進行批評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是在文學寫作中，卻必須確認男子與女子有生理上與心理上的差別。文學把人視為生理存在特別是視為心理存在，更重視心理差別。在生理上，男子會長鬍子，女子則不能；在心理上，女子的情感更為細緻敏感，更把情感視為最後的真實。只有正視女性的特徵，文學才能動人。女權主義對文學可能形成的嚴重的危害，就是造成性別的混亂，瓦解女性那些最動人的美學特徵，使文學失去最根本的精神導引，也喪失文學的審美向度。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它涉及文學的整體變質的根本問題，所以我不能不藉寫序言的機會，鄭重地說說。我的這些看法是很古典的，與女權主義的現代批評可能格格不入，也可能無法使劍梅心悅誠服地接受。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的對話，反而會使我們的討論走向較深的領域。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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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关于人生思想的交汇 -
可提高學術水平，有情可感 -
谈到的都是和我们自身相关的问题。坦诚，真挚。 -
类似于 傅雷家书 的作品 相较于音乐的沟通 这本书讲的是 文学生活 更平易近人 贴近生活 -
从此书开始正视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离家两年，和父母书信交流也不少，抱怨过生活，感慨过世事……父母也是一直都在鼓励我去面对生活……觉得此书真的很值得一读！ -
温情脱俗 -
高度强调“个人性”“个体性”的作品，不时会露清高的文人意识。较强的专业性和形而上哲思味。值得翻看，尤其适合文哲等专业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