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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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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字分为三辑，分别是《我的悔恨》、《我的自剖》和《我的反思》。当然还有它的书名：《压在心上的坟》。每个读者都能痛切地体会到这些题目中透出的沉重。这本书主要陈述和思考的是：苦难。因政治原因睽违大半生的父亲和兄长，为保护子女而对离别多年的丈夫故示冷漠的母亲，为最得意的门生深深伤害的中学老师，为坚持一句良心话而投湖的女学生……这一切当然只是个人的苦难记忆，但一旦这些记忆与其他的，所有的个人与家庭在那些年代的苦难惨痛叠现，交织，我们看到的就是自多少代以来，在接天浊浪中不见日月乃至无力呼吸的中国的人们。它的作者钱理群是著名的思想史家。钱先生的治学方法一向是“把自己烧在里面”，在他研究鲁迅、周作人、曹禺等大师的字里行间，都不难见到他自己的影子。选择这样的研究方式当然绝非偶然。在看了这些文字后，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钱先生的论著为什么似乎总有抹不去的阴影，为什么他选择的研究对象总是那些对社会转变带给个人的苦难体味最深，被激荡的时代撕裂得最彻底的作家。钱先生描述这些苦难的历程，当然不是冀望博得读者的同情，更不是藉此交卸掉心灵的重负，从此轻快地生活，他在本书的《序》里大声疾问：“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是的，时至今日，我们民族所遭受的种种屈辱，羞耻，苦痛，悔恨，不但没能很好转化为精神资源，而且，正在一点点，一批批地被人忘却。“我们确实知道，中国人本是阿Q的子孙，没有记性，十分健忘；却万万没有料到，会遗忘得如此迅速与彻底”，并且，这种忘却并不全是无意的，满意于现实时，他们要“算大帐”，“向前看”，唯恐过去的种种为他们美妙的世界添上丁点儿不快；不满于现实时，他们更要从过去的苦难寻出“美”来，以怀旧来将心灵的棱角渐次抚平。现在不是已经有作家在忆念三年灾荒，说那时“物质缺乏”但“人格灿烂”么？莫非只要人格灿烂，没有贪污腐化，1960—1962年便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光荣年代了么？“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愿列宁的这句话没有随他遍布苏联的铜像一齐倒掉。必须直面苦难，这是一个前提。但怎样面对苦难，才是一个民族能否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关键。钱先生说：“如果只是一味沉湎于、以至于咀嚼（欣赏）一己的痛苦，那又会是一个新的悲剧的开始。”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也曾很书写过一段苦难，那些文字现在只能让我们脸红。英雄们在“某些人”的迫害下受难，少数人被蒙蔽了，公理和正义仍在人间到处浮现，人们虽然对眼下只能寄予同情与愤慨，却仿佛个个都已预知了那个光明时刻的到来，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我的天，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在整整十年，不，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盲信和迷狂，却要让后人相信这只是一个人加一伙人的拔弄，绝大多数人只是无辜受难，这是二十世纪的童话还是科幻？好，退一步说，有人确实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而且确实一直在不懈争斗，这也不意味着他们的苦难就象征了光荣。“苦难并不能直接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它是‘智慧’的伴随物，至多说是蕴涵着可能引发出智慧的因子”，巨大的苦难并不是成为上帝选民的资格证书，也绝不保证下一次苦难永不降临。“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这是上世纪末的歌谣，本世纪如何呢？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即使在交口称道的巴金老人的《随想录》里，我们还是不能找到满意的答案。诚然，巴金痛切的自责和忏悔让人心折，但忏悔不是目的，忏悔是为了避免下次和别人的忏悔。巴金谴责了自己的行为，都没能有效地思考这种行为产生的深刻原因。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跪下去了，党人、清流、太学、东林、五四，全部的传统戛然而断，总应该有个交代的理由吧？后人看到我们的记述时，他们明不明白，这几代知识分子的脊椎骨是怎样一节节软下去的？面对苦难，仅仅有记忆是不够的，如钱先生所言，我们还需要“反思”。而且，“人不能无止境的沉浸于痛苦的回忆中，还得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就不能让充满血泪的过去捆住了手脚”，一位智者对苦难的转化，决非祥林嫂似的为苦难殉葬，他要做的比这多得多。像“文革”这样的苦难，我们过去并非真的“史无前例”，将来也未必“其无后矣”，在苦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陈寅恪“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那样睿智的预示，需要顾准将此上溯至希腊城邦制度那样冷静的思考，需要黄永玉、王小波那样充满荒谬感的超越性反思。我们要让每一次苦难都为后人真正留下一份“浸透了血和泪”的精神遗产。“奥斯威辛以后诗不复存在”，这是对苦难和罪恶的正视；维罗纳的晚祷钟声响起，却是向着明天发出的呼唤。1942年，当斯蒂芬•茨威格在二战的硝烟中默默地在巴西写作《昨日的世界》，他并不是仅仅在留恋过去，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等到了他再也看不见的未来。（原载《粤港周末》1997/1/3）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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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读到的，很好阅读体验 -
好书一本。 -
回顾历史，一柄鱼肠剑刺入喉咙，疼的人死去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