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集
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02
ISBN:9787805982175
作者:来新夏
页数:215页
书籍目录
也无风雨也无情
卷一 蜗居寻墨
中国文化建设随想
藏书文化与人文精神
历史档案与历史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年号
表体小议
《三字经》杂谈
漫话地方志
话说“幼学”
《清代目录提要》拟议
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题《津门十景》
题《贩书偶记》
钓鱼岛谁属？
永不忘记的黑色数字
熔事功与思想于一炉
——读余明侠《诸葛亮评传》
众人捧柴
我的两本随笔集
寓教于乐
卷二 寒斋积土
清人笔记随录
结网小录
清人北京风土笔记随录
新志评说
三国戏史证
卷三 流风余韵
司马迁尊孔
给曹操洗脸
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烧车御史谢振定
林则徐死因之谜
能受天磨真英雄
——记近代实业家张謇
“著论肯为百世师”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
《补编》
我的祖父
陈垣老师与历史文献学
——纪念陈垣老师110周年诞辰
端木老的知己
悼念曹禺
美籍天津学者
卷四 随看云起
统一与割据
清代书吏政治
戏解死之惑
病榻赘言
不足与偶然
聚散如云
亲情的联结
论凑戏
摘掉“迂”的帽子
徐家汇藏书楼
有关天津租界的书
杂书不可不读
藏书的起源
作者简介
《依然集》主要内容简介：文史不分家，堪称治学古训。鲁迅评《史记》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以兼善文史取则，推为最高典范。回首历代硕学大家，文章巨公，莫不淹贯文史，通才博学。惜时至当今，学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学文，人为割裂，鲜能造就通才。有鉴于此，我社广邀名家，纵而谈史，横而论文，各出一集，合成丛书，名之日《当代学者文史丛谈》。综观来新夏等老先生，均为国内文学历史界卓有建树而兼通文史者，为关心文史者所熟知。此次慨允我社之邀，精心编撰其文史随笔，合旧篇新文于一编，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沿革，征引丰富，多所参稽，而性情所至，谈古论今，烛幽洞微，切中时弊，率能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佐谈助，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而多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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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之道当慎重近日偶然看到 金文明先生在06年第9期《书屋》杂志的文章——《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读章偶得》。文中，金先生指出章培恒先生在唐诗韵脚、干支纪日、茶艺文献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差错，批评他“治学所涉猎的范围虽然比较广博，但专精的程度远远不够，知识的欠缺也很多”，要求他“今后如有述作，应当慎之又慎，做到立论周密，言必有据，不要再犯浮躁轻率的毛病”。虽然金批评章“缺乏音韵学常识”，欠缺干支纪日的常识等等，语气未免过火，但是对于我们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章先生的错误，闻者足戒。限于精力，只谈谈金先生指出的干支纪日错误问题。1980年，章先生在《〈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一文中谈到邵氏《闻见录》时，将此书自序所作的时间抄引如下：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温书。（章培恒：《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0页）金先生指出这里的日期和干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绍兴”是南宋高宗的年号。查一下历表，“绍兴二年十一月”的“朔日”，其干支为“戊午”。再据表，从“戊午”往后数“十五”，其位置在“壬申”。这说明“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干支应当是“壬申”而不是“甲子”。指出章所据的版本肯定有误，现存邵氏《闻见录》的本子中，明钞本所署干支即作“壬申”而不作“甲子”。从干支记载发现隐蔽的版本错误，显示了金先生敏锐的眼光。此外，金先生还发现1982年章在《〈施耐庵墓志〉辨伪及其他》和《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两篇论文中，引录了两处干支纪日的文字，也有问题。一处是根据施氏族谱所收杨新撰写的《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末尾所署的立碑时间：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望日壬寅吉立。另一处是1958年出土的施让之子文昱安葬父母的地券所署的下葬时间：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章抄引了这两段文字后说：“年、月、日无一不合，这《墓志铭》绝不是后人造得出的。”（章培恒：《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84～206页。）对此金先生提出两条不同意见：其一，比较两句引文，可以看出上句中“二月乙卯”后少了个“朔”字。这个字是万万不能少的。缺了它，“乙卯望日壬寅”这样的说法就让人不知所云了。其二，“二月乙卯朔”和“十五日（望日）壬寅”，其日期和干支存在明显的矛盾。“朔日”为“乙卯”，往后数十五应为“己巳”，因此十五日不可能是“壬寅”；如果十五日是“壬寅”，往前数十五应为“戊子”，则朔日也不应是“乙卯”。认为对于“这样混乱的干支纪日，章先生怎么能照抄照搬而毫无察觉呢？看来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这方面知识的欠缺。”虽然金先生的指责稍重，但是章先生对如此重要的史料中干支纪日未能细加核实，犯了做学问之大忌。这样的差错一再出现，实在令人遗憾。近读来新夏先生《依然集》中“一字之漏”一文，讲到：“十年前，我在撰写《林则徐年谱》时，涉及到鸦片战争时曾力图挽回林则徐被遣戍命运的一位人物——王鼎的卒年问题。一般旧作相沿均作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底，我则根据由他人从《显志堂稿》卷七中代钞的冯桂芬代人撰写的王鼎墓志，引用其首句记卒年为‘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乃定王照卒年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并以之入谱，自以为订正旧说，有所发现。”后来他请人代钞王鼎祠堂石刻碑文，发现“石刻文首句即记：‘道光二十有二年四月戊申晦，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蒲城王公薨于位。’而《显志堂稿》所裁文则书‘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晦’，孰知这份代钞的冯文资料被漏钞一‘晦’字。我即用这漏抄‘晦’字的资料入谱，定王鼎的卒年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这是一种失误。如果当时我能重核原书则可发现此句本身的干支与所说的晦日不合。因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是十二日，而不是晦日，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晦日应为丙寅，又非戊申，只有道光二十二年四月戊申才是晦日，因此也只有如石刻文首句所记‘道光二十有二年四月戊申晦’方能使月日干支相合。又石刻文与《显志堂稿》记王鼎生年与得年均作‘公生于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三日，薨年七十有五’。如以生年加得年则王鼎当卒于道光二十二年。石刻文无误而《显志堂稿》则误二为四。”（《依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9~120页。）对此次错误，来新夏先生自责不已：“书大致有三种渎法，一种供涉猎翻阅，一种备检索查用，另一种则需一字一句，认真细读的。特别是要引作论据的书则非寻行逐句地去读不可，更不可假手于人去抄资料”，得出深刻教训“抄写资料，特别是引以为据的资料必需亲自动手，万万不可假手于人，而摘录资料后不及时复查，使用时又不检核原书尤足以致误。这个教训是应引以为戒的。读书切不可一概都得其大要，否则难免被粗疏之讥。”来先生的话似乎预先为十年后金先生批评章先生打下注脚。学者治学，当如来先生一样善于汲取教训，精益求精，庶免“粗疏”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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