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新论续篇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ISBN:9787301033685
作者:罗荣渠
页数: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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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中国，起起伏伏，既有波澜壮阔地奋勇前行，也有在矛盾与疑惑面前的蹒跚不前。有一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国人，至今未解。那就是传统与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由此而进一步发问：什么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什么又是现代化？这个问题有其现实意义。自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文化与经济发展存在极密切之互动关系这一观念深入人心。继而他针对中国问题发表的《儒教与道教》一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阻碍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似成学界公论。其实，何劳韦伯之功，中国先贤自鸦片战争之后就认识到了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可融合性。“中体西用”虽然相当保守，但是毕竟把尊圣、崇经、法古的中国文化中心观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反传统文化运动的高潮。然后，各种西方观念鱼贯而入，百家争鸣，经过激烈的斗争后定而为一。在万里江山一片红的形势下，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对传统文化穷追猛打，“文化大革命”又成一高潮。于此同时，日本、“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强国，产生了号称“世界奇迹”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现象，使不少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的共同基础——儒学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重新评估。80年代后，随着经济上的开放，国人对于文化的反思又重新提上了议程，关键问题是中国现存文化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在80年代末期达到空前的热烈状态随之急速冷却。现在，有些人主张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化，有些人主张文化保守主义，各种思潮琳琅满目，莫衷一是。过了一百多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高潮低潮，却似走了一个轮回，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出路在哪？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及其续编，主要是对中国现代化理论进行建构，从理论与实践上完善一种新的方法论与历史研究视角。然而，罗荣渠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特别关注。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一般泛泛的或者不着边际的文化讨论，空洞的附会，也不是重复“五四”以来关于中西文化冲突与比较等旧话题的哲学论辩。他认为，单纯地讨论文化问题无所裨益，应该将文化问题的重点放在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时代的课题上来，即“文化因素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 这是文化研究方法论上的转变，“从文化形态史观转向社会形态史观，从一般哲学研究取向转向社会学研究取向”。 所以，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来考察文化因素的历史作用。这样，罗荣渠先生建立了新的文化史研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罗荣渠先生综合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来分析东西文化的本质不同，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分析中善于历史的考察文化问题，即随着时间纵向和社会各方面横向的变化而思考。比如说，他在论述60年代后东亚各国迅速崛起的问题时，就指出要注意到儒家文化在各自国家的变化或变异。尤其是日本，战后接受了大量美国文化移植，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结构关系发生重大变革，这时我们考察日本文化与现代化关系时，就要谨慎的使用“儒家文化”一词，需要分清哪些是儒家化的，哪些是美国化的，这样我们才能解析出什么儒家文化在什么政治经济领域发挥了什么作用。罗荣渠先生特别提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文革”视为中国一百年来反传统思潮的顶峰，在这个视野下，进一步分析“文革”产生的文化结构因素，指出“文革”对传统文化是一场浩劫，而剥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道路是走不通的。“文革”之所以产生，除了政治，经济与组织上的问题外，还有其复杂的文化结构原因——这就是中国百年来“反传统”文化趋向的畸形演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自主现代化，而是被动的应变性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启动之初，完全被束缚在传统的框架内，很难迈出改革的步子，失败之后变为反传统。而实际上传统又不可能真正反掉，它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官方儒学，以服务于强化专制秩序；表现为圣王思想崇拜，以反传统形式造成了‘文革’的大灾难。” 所以讽刺的是，我们希望去除传统，却走向了传统的极端。从“文革”深刻的教训中我们明白，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抛掉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后是一套“新教伦理”，或者是基督教的普世价值。日本的现代化背后是“和魂洋才”。前段时间，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展良教授来我校讲演，他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我们强调整体性而西方强调个体性。中国的现代化主要趋势，则可视为一个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以促进个性之发展的大过程。引进必须渐进，才不会引起太多的混乱与痛苦。总之，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及其续篇中所关注的传统文化问题，并不是就事论事的单一视角，而是把文化问题与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相联系，考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东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对现代化作用的异同。他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果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 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反传统必不可少，不如此就不可能为大胆革新开辟道路。但不能像“文革”那样完全抛弃传统，而是应加以整理，吸收。面对80年代后中国的文化困境，罗荣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并不是“回归传统文化”，而是“摄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要素，在文化日益世界化的过程中，汇通中西，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世界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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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中国，起起伏伏，既有波澜壮阔地奋勇前行，也有在矛盾与疑惑面前的蹒跚不前。有一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国人，至今未解。那就是传统与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由此而进一步发问：什么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什么又是现代化？
这个问题有其现实意义。自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文化与经济发展存在极密切之互动关系这一观念深入人心。继而他针对中国问题发表的《儒教与道教》一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阻碍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似成学界公论。其实，何劳韦伯之功，中国先贤自鸦片战争之后就认识到了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可融合性。“中体西用”虽然相当保守，但是毕竟把尊圣、崇经、法古的中国文化中心观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反传统文化运动的高潮。然后，各种西方观念鱼贯而入，百家争鸣，经过激烈的斗争后定而为一。在万里江山一片红的形势下，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对传统文化穷追猛打，“文化大革命”又成一高潮。于此同时，日本、“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强国，产生了号称“世界奇迹”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现象，使不少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的共同基础——儒学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重新评估。80年代后，随着经济上的开放，国人对于文化的反思又重新提上了议程，关键问题是中国现存文化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在80年代末期达到空前的热烈状态随之急速冷却。现在，有些人主张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化，有些人主张文化保守主义，各种思潮琳琅满目，莫衷一是。过了一百多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高潮低潮，却似走了一个轮回，我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出路在哪？
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及其续编，主要是对中国现代化理论进行建构，从理论与实践上完善一种新的方法论与历史研究视角。然而，罗荣渠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特别关注。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一般泛泛的或者不着边际的文化讨论，空洞的附会，也不是重复“五四”以来关于中西文化冲突与比较等旧话题的哲学论辩。他认为，单纯地讨论文化问题无所裨益，应该将文化问题的重点放在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时代的课题上来，即“文化因素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 这是文化研究方法论上的转变，“从文化形态史观转向社会形态史观，从一般哲学研究取向转向社会学研究取向”。 所以，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来考察文化因素的历史作用。这样，罗荣渠先生建立了新的文化史研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罗荣渠先生综合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来分析东西文化的本质不同，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在分析中善于历史的考察文化问题，即随着时间纵向和社会各方面横向的变化而思考。比如说，他在论述60年代后东亚各国迅速崛起的问题时，就指出要注意到儒家文化在各自国家的变化或变异。尤其是日本，战后接受了大量美国文化移植，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结构关系发生重大变革，这时我们考察日本文化与现代化关系时，就要谨慎的使用“儒家文化”一词，需要分清哪些是儒家化的，哪些是美国化的，这样我们才能解析出什么儒家文化在什么政治经济领域发挥了什么作用。
罗荣渠先生特别提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文革”视为中国一百年来反传统思潮的顶峰，在这个视野下，进一步分析“文革”产生的文化结构因素，指出“文革”对传统文化是一场浩劫，而剥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道路是走不通的。
“文革”之所以产生，除了政治，经济与组织上的问题外，还有其复杂的文化结构原因——这就是中国百年来“反传统”文化趋向的畸形演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自主现代化，而是被动的应变性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启动之初，完全被束缚在传统的框架内，很难迈出改革的步子，失败之后变为反传统。而实际上传统又不可能真正反掉，它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官方儒学，以服务于强化专制秩序；表现为圣王思想崇拜，以反传统形式造成了‘文革’的大灾难。” 所以讽刺的是，我们希望去除传统，却走向了传统的极端。
从“文革”深刻的教训中我们明白，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抛掉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后是一套“新教伦理”，或者是基督教的普世价值。日本的现代化背后是“和魂洋才”。前段时间，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展良教授来我校讲演，他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我们强调整体性而西方强调个体性。中国的现代化主要趋势，则可视为一个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以促进个性之发展的大过程。引进必须渐进，才不会引起太多的混乱与痛苦。
总之，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及其续篇中所关注的传统文化问题，并不是就事论事的单一视角，而是把文化问题与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相联系，考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东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对现代化作用的异同。他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果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 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反传统必不可少，不如此就不可能为大胆革新开辟道路。但不能像“文革”那样完全抛弃传统，而是应加以整理，吸收。面对80年代后中国的文化困境，罗荣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并不是“回归传统文化”，而是“摄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要素，在文化日益世界化的过程中，汇通中西，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世界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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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跟教科书一样，厄，看了没几页就扔一边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