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叛逆》书评

由探讨中国文化寻找落後之源不可能找到问题

虽然余英时是我尊重的史家，但他推荐的这本书只能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在基于西方理性的反思，而不可能发现中国发展不了现代科学的原因。西方现代科学的奠基可以牛顿发表微积分及力学三大定律作为标誌点，那是1687年。当时中国是处于什么情形呢? 中国处于康熙朝，少数民族满人当政，汉人是三等国民，而汉文化由满人主导。这里不是要引起种族仇恨，这268年的历史已成过去，然而要知道汉文化的近代问题还需要正视这文化在清朝的情形。当时朝廷以文字狱控制言论，汉人精英不敢进行任何不经批准的科学实验，连天文与数学都不得学习，自然科学落後。满人精英则只能当官与当兵，人人也有饷银，变成更选择享受一亿汉民所提供的人生享受，而非冒险，因此满人不是处于自然生态的状态，不可能做出高科的贡献，尤其他们脱离蛮族状况未久。因此满清一代不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科学。清之前的明朝也已经专制，而这专制蛮横，如皇帝可以随意动私刑厅杖大臣，以及以秘密警察监督大臣及任何人，恐怕是继承之蒙古人的野蛮风格。人民沉迷于酒色而不敢进行令皇帝注意的物理研究。因此，中国的研究水准自蒙古人主政开始已经走下坡了。

读后感

最近看了一本书，一个香港仔陈方正写的，副标题是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ISBN：978-7-108-03047-4。600来页虽然算不上皇皇巨著，也比较清晰的勾勒了西方现代科学一路走来的历程。也算是在纷繁芜杂的科学史中比较有明确线索的一本书了。以往我看的科学史比较注重近现代，而且特别突出的是几个大家的突出贡献，像牛顿，欧拉，高斯，爱因斯坦这些人，让人感叹其惊人成就的同时羡慕其天才能够在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体制。这本书则另辟蹊径，从现代科学的源头，也就是地中海周边的几个文明开始，通过时有时无的孕育科学的沃土以及培育出来追求科学的人才的介绍，一步步构建科学的框架，特别强调的是毕达哥拉斯和牛顿为代表的两次科学革命，使得今日之现代科学能够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尊重。（文科生统治的天朝除外！）这本书在总结阶段归纳出西方最终能够孕育出科学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科学中心的不停转移，从最古代的埃及和两河文明中的实用性数学只言片语，到希腊的糅合发扬，再到罗马的推广形成古代宇宙观，再到中古时期的低迷和同时期伊斯兰文明科学的辉煌继承，再通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侵略造成对欧洲的科学反哺，再经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百年战争期间科学的断层，最终在西欧几个国家由牛顿，笛卡尔等人通过研究天文，促使高等数学的建立，从而点燃了近代科学的曙光。在这个过程中，诸多转折点的事件并不能单纯的归于科学活动，例如毕达哥拉斯实际是希腊文明中滴日月神教的教主，其教义和活动方式也很类似日月神教，而点燃文艺复兴的根本原因更在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欧洲的威胁。通过这样的论述将科学史与军事史文化史结合起来，有了更高的观察层面。证明了科学并不是因为西方有了一群牛顿那样的天才而突然诞生，科学也不止是欧洲人内部捣鼓出来的，而是由于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和科学经过不同文明（农业出身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罗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海洋出身的希腊文明，荷兰及两牙）的传承与改良。而中国在历史上多视外国文明为“蛮夷”，根本不屑与其进行交流，即使在元朝明朝的宫廷遇到了欧洲来的先进科技，也没有产生出利用这些技术来改善生产效率的想法，仅仅是作为宫廷的玩具，从而错失了抓住科学进展的机遇，让几乎处于同等水平的俄罗斯帝国在短短两三百年内远远的超越了，俄罗斯在这个领域还有一次极为成功的案例，就是利用了欧美的历次经济危机，吸引了大量科学及，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来服务，特别是利用美国的大萧条，吸引了数千名科技人才，他们的通力协作，才能使得其国力能够蒸蒸日上。中国在很多领域至今还无法赶上。第二个原因就是信仰，引用原话：“科学大突破需要焚膏继晷，废寝忘食的苦思冥索，这精神上之高度与长时间集中对于常人而言是极其不自然，甚而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但在宗教热诚驱动下，或者在宗教意识的移情作用下，则很有可能变为自然。”一言蔽之，需要以某种方式使科学家高度集中其精神才有可能有科学上的进展，就像司马迁当太监以后仕途无望，只有干点别的，才在历史上留下盛名。西方历史上有很多很多对于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终身作出努力的名字，但是东方呢？廖若星辰。连中国的科技史，都是靠英国人李约瑟来编撰以后才为世人所认识，可笑，可悲。那么东方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都是谁？不管是中国，还是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都是王侯将相，也就是一群文科生。理科生在国内根本没有机会能够有闲暇，被驱使着劳动，当然无法对数学理论作出深入的研究了。科学史上反复讨论的“李约瑟”问题的主要盲点，就在于过于注重中国对技术的传承，而忽视了背后的科学及其诞生和发展的规律。这本书的名字是《继承与叛逆》，上面两个原因，一个是科学在不同文化之间被分别继承和发扬，另外一个是需要有天才的数学家来对其理论进行“离经叛道”的修正，也就是叛逆吧！好了，读后感就写到这里。那么如何来看待东方，这里特指中国，对科学史上，应该有什么样的贡献？俗话说做事要天时地利人和，让我们一一分析下：天时：希腊文明从更早的埃及和腓尼基文明吸取大量科学的素材是通过一大批从小亚细亚的殖民地来的人，包括毕达哥拉斯本人。毕达哥拉斯在埃及祭司那里学习多年，又被俘虏到两河流域观察当时的中东，可谓见多识广！这种见多识广的基础就是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与外部的世界有很多交流。其实这个就像生物上的进化一样，微观的讲，进化就是DNA更加长和复杂，宏观的讲，就是能与更大范围内的同种生物群落进行血缘上的交换，因此，越大的生活空间，越开放的交换就有越快的进化速度，亚欧大陆之所以能够比澳洲大陆的生物进化的更快的原因就在于有更大的交换可能性。这样物种也不容易灭。东方不亮西方亮嘛！而在天朝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国内的技术成了澳大利亚的袋鼠一样成为进化上落后的证据了。而欧洲文艺复兴的起因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伊斯坦布尔的围困，迫使大量的典籍和学者来到欧洲避难。从而从新点燃了欧洲的科学之火，本来因为教会和封建领主的争斗已经压迫的科学研究没有立锥之地了，幸好伊斯兰堡带来了大量伊斯兰从欧洲吸收下来，并且经过整理和发扬的科学技术，所以欧洲兴起了文艺复兴，并进而引导社会进入数学研究的快速发展通道。这里说一句，数学是科学之母，同时也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科学！小小日本能够在短短的百年内，从中国的附庸，成为亚洲强国，打的曾经的宗主国七零八落，却仅仅消耗了100万吨钢铁，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快速吸收了西方的数学和实用科学。天朝要想在未来，抓住科学进步的机会，就要注意吸引各国的优秀人才，特别是由于中文很难懂，国民平均英文水平又差，能多吸引海归就不错了。不是说土产的都不行，而是因为交流产生的碰撞更容易出火花，国内科技现状是和和气气一团糊涂，根本没法与世界同步。欧美越是动荡，我们就越是有机会，不过好像现在人家不怎么动荡呢。起码人家大学里面每年跳楼的没天朝多。美国经历了2000年的网络危机和2008年的房贷危机，能很快从中恢复，令人惊叹。欧洲的人才要吸引过来更困难，天朝的管理模式太落后，倒是老大哥苏联来了不少，呵呵，山寨的宇航员航天服就是这么来的。目前来说，天时还不是很好。国内的治安也令人堪舆。地立：现在飞机已经把世界缩小成一个村子了，但是地缘政治还是一如既往的起作用，意识形态仍然阻碍着天朝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不过好在现在媒体已经很少提毛主席和他的输出革命和“解放全人类”一类的狂言。而且现在科学的传播由于网络的出现也更加便捷。留学生制度使得天朝的留学生遍布全球，但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华人华侨，却很多感受到了玻璃天花板，为什么？就是因为中西文化在交融上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洗脑教育出来的孩子对于西方还存在着抵触，而西方的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天朝的维稳手段也是感到不寒而栗。一个例子就是教会已经完全变质了。连顽强生存了2000年的基督教到了神奇的土地都会被和谐成啥样，别说我们cwower连“自由拾取”都要被和谐。这就是典型的作茧自缚。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行业执行的市场换技术策略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无法吸引真正有技术的人，文科生不知道理科生有获得尊重的需求。人和：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核心了。人是所有科学进步的动力，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很多，但是，都是科学文盲，所以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是极为关键的，我最近看了一本科普方面的调研书，科技部资助的研究课题成果，看了书中调研者无奈的呼吁，感到很郁闷。都是一群清朝的遗老遗少在焚化部工作，主流媒体的科普类节目不到日本美国的一半，其中以北京电视台为代表的只有美国的1/4。所以，短期之类，人的素质提高起来还是比较困难。所以现在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他们同时也是有较好科学素养的）就成为了早期的虫儿，被鸟吃了。很多这些人在20年前被逼，就像吴起从鲁国奔走魏国一样。好在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回来了。总的来看，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还不支持中国在短时间内崛起。这不是某一个阶层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低俗思维）和发展期望值的问题。任何的社会进步都需要社会上上下下的参与和支持，有些社会是从上而下，比如沙俄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民治维新，有些社会是从下而上，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但是最终的成功必然是全社会都了解了科技的重要，当然付出的代价各不相同。比如日本就是因为军国主义导致了社会进步的成果被战争所消耗。形成了社会进步的“内卷”也就是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徒增了年轻劳动力的死亡率而已。

这本书很好，区分了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中国一度在很多方面技术上领先与西方，但在科学方法上其实长期落后与西方，这也是中国古代技术虽然遥遥领先，但却产生不了近代科学体系的关键原因。此书对近代科学为何在西方产生，而不是在中国和中东产生做了详细了阐述和论证，值得推荐，尤其在如今民族主义愤青到处把自己祖宗拿出来吹牛，目空一切的情况下，更是值得推荐

读《继承与叛逆》--技术史课程作业

“中国古代科技在发展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而现代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西方产生？”这便是困扰了国内外学者多年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认为：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园后15世纪这漫长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科技一直超越西方，只是因为文艺复兴以及相关巨变，西方科学才一飞冲天，超越中国，从而出现了现代科学。至于中国科技为什么“被超越”，李约瑟的解释则是经济社会的差异等等。但是是在陈方正看来，“李约瑟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中国就没有过类似西方的系统的科学，更没有超越或被超越之说。科学发展是个及其复杂的问题。是社会与经济，历史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忽略科学发展的整理历史过程，而不能局限于历史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变革，割裂长期发展的历史，要从宏观的角度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文化。《继承与叛逆》便详细的介绍了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历史。陈方正在书中提出：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西方科学的大传统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3世纪，包括自然哲学，毕达哥斯拉教派，柏拉图哲学等，这是西方文明最早，最根本的核心。它是以理性探究为基础的，形式上着重论证、问题和竞争。西方的现代科学现在仍保留这一传统的影子。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其实已经是第二次的革命，西方科学的转折并不只是由于这次革命。早在公元四世纪发生在雅典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证明观念的产生，使得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飞跃进步。开始了对数学的无上重视，西方的科学便是以数学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学也不例外。而这与中国的科学传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中国人自主的“科学”主要是以实用为主，需要实际的效率。衣食住行，中国古代有许多伟大发明，大都局限于此。不讲究原理，只讲究技术。明末的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便得出了这一观点：“其法略同，其义全阙。”《九章算数》与《几何原本》起源的时间的大体相当，但相对《几何原本》的数学原理化记载，《九章算数》就是一本实用型算书。对数学化论证的重视程度不同使得中国的古代科学和西方的科学走上了两条相距甚远的道路。西方的现代科技便是西方“数学化”道路的结果，而与之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实用科学”道路却没有走向“现代化”的方向。明清时期，中国人便已经意识到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的不同，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其优越性。而是贬低西方的科学，认为西方的数学与天文学是“异端之术数”，并且如果学习会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可见，在他们看来，西方科学与中国的科学是两种不一样的科学。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中国国情局势严峻，国难当头。西方侵略者随着火炮带来了军事，政治，文化的冲击，梁启超等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在西方先进的文化中寻找救国之路，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落后的科学技术与西方先进科学的差距。这便也证明中国自始至终都是把西方的科学当做是新鲜事物加以吸收，跟中国古代的科学并没有承接或发展的关系。现在，中国的科学更是放弃了古代中国科学的道路，与西方科学接轨，从西方的传统科学思维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既然中国古代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不是一个体系中的科学，李约瑟的“中国科技长期优胜说”就站不住脚了，“李约瑟问题”便也被架空了。可是中国当初为什么没有像西方一样走向“数学化”的科学道路呢？余英时在为《继承与批判》写序时提到，这一部分可能是由于中国文化思想的取向问题：中国古典哲学的终极关怀往往是落在“六合之内”。缺乏西方“长期而系统的通过数学化来探究宇宙的奥秘”。中国古代道家的道士虽然也有研究学习数学和天文的传统，但是只是作为医药、化学的附带科学，并不是和心关注点。而西方的毕达哥斯拉学派宣扬的则是“万物皆数”的学说。科学是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不同的文化传统，便导致了中西科学的分道扬镖。当然这也与东西方地理政治的环境差异分不开，西方科学传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心转移”，科学中心在西方复杂的地域和政治环境中不断转移，不断融合发展。而中国科学在中国相对稳定的环境与政治局势下，各地区差异性小。使得科学发展缺少必要的交流与融合，与西方科学走上不同的道路，便也在情理之中了。《继承与发展》通过对西方科学史的详细解读，论证了“李约瑟问题”其实就不是一个问题，对“为什么西方科学领先于中国”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是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讨论与探索不会就此终结，就像陈方正在最后所说：“倘若它能够唤起国人对此问题的注意和兴趣，那么本书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

一切要从“李约瑟难题”说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穷尽数十年心力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但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科技如此辉煌，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西方，那么最终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文明呢？这个难题引发了无数争议，爱因斯坦的一句著名评论很适用于此：中国没能走出这两步是不必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进展居然在西方出现了。大致而言，这就是本书的立意所在。在陈方正看来，李约瑟难题之所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乃是因为它根本就问错了——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科技，正如苹果树从种子和树苗阶段起就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长出梨来。因此，更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苹果树上为什么结不出梨”，而在于“为什么梨树上能结出梨”？现代科学研究的传统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我们无法脱离其文化母体来充分认识它。基于这一观点，作者在论述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的直接原因之前，首先将之一路上溯至五六千年之前的最初源头，几乎是完整而扼要地叙述了下迄17世纪现代科学形成之前的整个西方科技史。同时他也并未忽视相关的哲学思想、社会因素、文化土壤、政治秩序对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推动力或破坏力，因为在他看来，中西科学发展的巨大差异实质上是双方整体性差异的一个侧面，因此要深入了解西方科学发展历程，则必须对西方文明有一个整体性认识。中西文明在源头上就有着极大的差异，其文化倾向全然不同。中国文化讲究人伦、社会、实用的“重德”精神，科技上也注重实用技术；而西方的希腊哲学则是“重智”精神，喜好抽象理论而忽略实用技术，注重数学和量化推理，其基本精神是追求严格证明和空间形体的量化关系。这种严密的数理逻辑推论和科学哲学思想，衍生出现代科学思维，却向来不是中国文明所关注的。在西方与中国这种务实倾向较相近的倒是古罗马：罗马虽也有科学著作，但却仅仅将科技视为有用的知识，而较缺乏对纯粹科学理论、新发现的追求和冲动。不过作者虽然意识到科学本身之外的因素（如社会、文化）也是重要的，却没有深入剖析。在古代，科技在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声望有着极大差别。古希腊人对数理研究的精深探讨能使他们成为受尊重的学者，但在中国西汉以来的知识结构中，这些却都是受人冷眼的“术”（数术、方技、兵书等），人们觉得研究什么不好，非研究这种糟粕；而只有“学”（经史子集）才是受社会尊重的学问，所谓“君子不器”。古希腊科学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数学、几何思想，在中国文明中一直居边缘位置，晚清时王韬还直言不讳地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作为欧洲早期现代科学发展主旋律的实验科学，在中国社会也没有社会声望价值。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筛选出的中国古代科学，其实大多是出自方术类古书，用李零的话说，“是从‘伪科学’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中国古代一流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不屑于算学、天文、占星的，视为与谶纬等迷信同类，民间的书院也从不讲授这类知识。中西方在发展路径上的另一个显著差别是：中国古代文明在长达四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未遭到根本性的挑战，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基础上具有很强连续性的发展；而西方文明的历史则常常显现出断裂大于继承。事实上，在5世纪横贯整个亚欧大陆古典文明的蛮族入侵浪潮中，只有西方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恰恰是这种大规模消亡为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西方因祸得福，《全球通史》就此评论说，正因这种独特的断裂才使得“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这么说不无道理：如果恐龙在7000万年前并未灭绝，哺乳动物和人类的兴起大概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西方科学研究发展关注其“继承和叛逆”是正确的方向，因为常常是叛逆/断裂开创了新的局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它所起的作用可能比“继承”还要大。然而作者所关注的重点却显然是“继承”，他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上溯至两河文明的西方科学绵延不断的传统，中间经过早期文艺复兴的翻译运动接续，最终科学在中古欧洲诞生。借此作者得以强调他的主要观点：中西科学的分野在古希腊时代就决定了，现代科学能诞生于欧洲这一点在那时也已奠定了。而这期间断裂、叛逆、创新的因素却常常只是一笔带过，虽然现代科学诞生的不少机制（比如西欧的大学体制）实际上在古希腊是根本没有先例的。“现代科学为什么诞生于西方”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主要是对12至17世纪现代科学兴起阶段的探究。但陈方正却将这个“断代史”问题写成了“通史”——事实上全书60%的篇幅都在讲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古代科技。这正是因为他过分强调历史发展的“整体相关性”，即历史上的发展和变革都有极为深远的背景。当然，梨树之所以能结出梨子需要从其种子和胚芽讲起，但二战的思想根源是否需要把日耳曼人的蛮族时代写得那么详细？虽然反对李约瑟的推论，但陈方正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仍未跳出与李约瑟相同的陷阱，那就是：将西方的发展路径视为普遍模式。因为假定只有西方的发展是对了，那么“什么错了呢？”或“西方对在哪里？”这种观念不仅在科学史研究上如此，在政治、经济等一切问题上无一例外，一如学者们也同样激烈争论“为何明清时有资本主义萌芽（这还是个问题），却没有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的背后，正如《偷窃历史》中所说的，是一个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差异表现出某种消极的评价，因为近代欧洲科学成为标准，其他事物被认为都有欠缺，这种失败就需要给予解释。”这里有一种强烈的目的论因素。好比某人在获得成功后，人们追溯、解释其成功时便将他小时候的聪明、努力，乃至他祖先的基因都设想为他成功的前提。同样，古希腊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形塑了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的成功又反过来造就了古希腊的重要性，并将之视为欧洲随后突出优势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本书就是明证。作者将现代科学视为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可能发展出来的——这没有错，但有谁规定只能有一种“现代科学”呢？谁规定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科技传统最终都必然演化为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一特殊形式的“现代科学”呢？苹果树上固然不能结出梨，但难道所有果树都要结出梨来才算是成功的果树吗？本书的主要缺陷正在此：它太像一本科学史著作而非科学哲学，解释和思辨远弱于叙述性。作者对欧洲整体文明的强调过甚（现代科学革命是混沌中出现的，无从分离其必要和充分因素，把握西方科学必须全面认识其文明整体），以至于给人以这样一种感觉：要发展和认识现代科学，除了全盘西化之外别无他途。这真的是一个好的答案吗？至少我是怀疑的。

科学发展的一脉相承性：从古希腊到伊斯兰，到中古欧洲，再到哥白尼和牛顿

虽然我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个伪问题。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近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方？类似的，有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清朝洋务运动失败了，而日本明治维新却成功了？在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的西方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只有日本一个非西方国家维新成功，成就了一代列强霸业，而其他国家大都失败了，这证明失败是一个普遍的过程，而维新成功才是一个特例。揪着中国和日本比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回到正题上来，近现代科学在西方诞生，实质上也是一个特例，而不是普遍的现象。与其拿中国和西方比较，还不如问两个更本质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西方科学精神的滥觞——希腊文明最终停滞不前而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第二，为什么光辉一时并启迪西方文明的阿拉伯文明，并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这两个问题恐怕要比李约瑟问题要有意义多了吧！而本书中也探讨了这两个问题。这本书是一部科学史的书，从远古时代一直写到了科学巨人牛顿。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详细描写了希腊的科学传统，强调了阿拉伯人和伊斯兰世界的科学贡献，并且把西方哥白尼以来的科学革命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传统乃至于阿拉伯和希腊的传统中去，体现了西方科学精神的一脉相承感。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天才，而是他们的文化传统所孕育出来的巨匠。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和数学主义和柏拉图的理性精神是希腊传统的一大的亮点，他们的精神造就了希腊文明和其他文明对于大自然的不同认知态度和研究方法。我们很难想象印度教的苦行僧或者饱读孔孟之道的中国士大夫能够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美学观点来看待世界。希腊科学最终没落，而没落的原因可能是罗马和基督教造成的，或者是因为希腊人自己轻视实验造成的。希腊科学的成果后来被阿拉伯人继承并发扬光大。传统的科学史家轻视伊斯兰的科学，认为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不过起到了从希腊罗马向文艺复兴过渡的“桥梁”作用。事实上，这是非常不公允的。本书仔细讨论了伊斯兰的科学。从阿拉伯崛起之后翻译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大翻译运动，到欧洲翻译阿拉伯译本的希腊罗马著作的大翻译运动，期间伊斯兰人的科学贡献是不能被忽视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哥白尼极有可能从伊斯兰的天文学家获得了核心技术，他的日心说是站在伊斯兰天文学家的工作基础上的。那么为什么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伊斯兰世界民间和官方极度的保守宗教，最终完全压制了由宫廷扶植的科学传统。和伊斯兰世界不同的是，中世纪的西欧依旧保持着对科学的热诚和基本的希腊精神。所以发自民间的大翻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大学最早是神职人员的培训基地，但是最终世俗化，期间大学和教会和权力者之间做了不屈的斗争。这样的斗争似乎在中国也有，比如明朝的张居正关闭天下书院，但是最终东林党人还是从书院中崛起。但是西方大学对于科学和自然的热诚，是世界文明中所独特具有的。巴黎大学在13世纪早期明确禁止讲授亚里斯多德哲学，但是到13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已经发展出一套融合天主教教义和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学说了。教会对于亚里斯多德哲学最终采取了宽容和兼并的态度。亚里斯多德哲学在西方保持统治地位不过300年时间，而不是之前坊间误传的1000年，最终在17世纪被伽利略等人完全突破。哥白尼是一个教士，他的天体运行论最早获得了罗马教廷的支持。伽利略是教皇的好朋友，和好几个红衣主教保持亲密联系。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的这样剑拔弩张。可惜最终伽利略还是得罪了教皇，并且因为日心说遭到了迫害，这是教会和伽利略的悲剧。科学最终在新教国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最终站起的巨人，就是英国的牛顿。这是一本很不错的科学通史，所以我可以在两天里面饶有兴趣地一气读完。不过有一点我不能同意作者，这本书的作者特别强调了科学自从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却完全没有说到技术的问题。科学和技术，难道真是两个不同的话题吗？回到日心说的问题上来。其实古希腊乃至伊斯兰世界，都有人提出日心说的概念，但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甚至哥白尼写成《天球运行论》之后几十年时间里，日心说依旧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之所以伽利略提倡日心说能够掀起大波浪，恐怕还是和他使用望远镜观测天空特别是观测木星卫星有关。然而，望远镜起源于镜片技术，而镜片技术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先进的观测技术，这也是日心说为什么没有能够在希腊和伊斯兰取得地位的原因。技术是促进科学理论的一大推动力。今天的高能物理停滞不前的一大原因也是技术已经走到了尽头，制造加速器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我认为本书没有谈到技术问题，这是一大缺陷。传统的中国缺失的不仅仅是希腊的精神，或许缺乏对技术和匠人的重视，这是科学无法发展的一大原因。另外，本书几乎看不到对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讨论，比如空间和时间的意义？运动的意义和度量？因果性？质点和广延？只有对这些概念有着执着，才会产生近现代物理学。本书过分强调了数学的作用，然而并没有讨论到形而上学在近代对科学的指导作用，这点恐怕也是本书的一个缺陷吧。

值得期待，期待降价

余英时先生的荐举，错不了，作者是香港的老学究，说话不太受限，书的质量有保证，但不知三联删改的厉害与否。现在还卖的太贵，期待降价，买来读一下

扫盲读物

电子书下载链接：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747045.html正文的内容基本以事实为主，论证略显单薄。精华全在导言里了，作者的出发点、论证方式、基本观点等等。所以导言值得仔细看。不过这么大的题目，苦了作者了，换给谁也很难论证啊所以总体上当扫盲读物看好了。

书，不是这样写滴！文化，不是这样比较滴！

气冲冲草草翻完这本蹩脚的欧洲数理史，很想问陈方正和编辑，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个混蛋这么天才这么龌龊想到给书加个副标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全书勉强到总结部分才开始寥寥数页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观点语焉不详，即无全方位的横向比较，更谈不上翔实丰富的论据。最最要命的是，起码的回答李約瑟难题的方法论上都有问题，根本不谈东地中海与中国迥异的地理环境的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总之此书对有兴趣研究现代科学为何起源于西方的同学毫无益处，纯粹教授拿来晋升职称用尔！

李约瑟问题之我见

“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如果借鉴史学家将新石器时代比作文明发展的童年期，我们能否秉承这样一种思路，即将看似无机的科学发展史化比作为一个有机的人的成长史，从而将其发展步骤具象化，更好地分析出其发展所执的轨迹。如果相信“事物的最终性质及结果总是由其内因所决定，而外因只是起影响的作用”的这一哲学观点，那么，估计没有多少人能反驳外在环境因素对一个人的发展并不起决定作用。我相信，类似的环境绝对论在诸多学科领域已普遭诟病。同样的，我们也就不应该将一段科学的发展过多的归因于外在的因素，诸如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制度的阻碍，生产方式的转变，转而，应更多地关注其自身的运动轨迹，即自身的传承与变异，以及对外在因素的影响所做出的的种种反应。所以，在应对“现代科学何以在西方出现？”这一问题时，我们应更侧重地从民族，文化，精神，思想等内在差异来解释。在1957年精英云集的一个科学史大会上中古科学史专家克伦比明确的说：“我应该从开始就说明，我将自然科学视为一种高度精妙的思考与探究，它是只有通过传统才能够学到的……古代巴比伦，亚述，埃及，中国与印度的技术成就虽然惊人，但从学者论述所见，则他们都缺乏科学的要素，即科学解释与数学证明的普遍观念。”克伦比此言显然与李约瑟的论题针锋相对，尖锐批判了李约瑟过分侧重技艺而轻视理论的思想。但是，由此，我们也要引出这样一个疑问：科学关乎技艺（操作性，以中国的《九章算术》为例，一检其中的《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便可了无疑义地总结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但数学原理却似少有问津者。）还是关乎理论（原理概念。如古希腊柏拉图接受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其学院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一探究宇宙的奥秘。一言以蔽之：“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其侧重点在技艺还是理论？技艺到底算不算作科学的一部分？我认为，科学应该包括技艺与理论，即操作性（或实用性）与研究性两个部分。研究性部分为科学之魂，而实用性部分则为科学的外显，即躯体。科学若缺少理论系统，则会成为僵死之躯；而若缺少技艺操作，那么其发展便鲜为人所察觉。在这里，我们不妨引进陈平原教授在其《独上高楼》一文中关于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著述的分析。他认为，研究型文学史，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型文学史这三类文学史都有其存在价值，不该过分抑此扬彼。没有第一类文学史，学术无法发展；没有第二第三类文学史，文化无法普及。用某一类的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和社会功能来衡量或指责其他两类文学史，无疑是不公平的。而倘若从学术史角度考虑，则三者的学术价值大有高下之分。学术推进的大致路向是：研究型文学史的成果下延至普及型文学史，对社会“常识”产生影响，从而实现其相较实用的社会价值。最后陈平原强调，目前中国学界最重要的，是研究型文学史。至此，可能有人会质疑，为何我要在这里毫无缘由地引进关于文学史的分析，这似乎与李约瑟问题毫无关系。其实不然。我在上文中就已经强调：在回答“现代科学为何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出现” 这一问题时，就应侧重地从民族，文化，精神，思想等内在差异来解释。科学与文学史学看似对立，实则不然。所谓文理之间的对立，是被包括在文化、思想等取向之中，彼此是可以相生相通，并互为引述观照的。而通过阐述陈平原的观点，我在这里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引申：我们以科学包括其实用性的部分与研究性的部分为前提，那么，中国科学在15世纪以前的辉煌便可解释为：是由其实用部分的巨大成就所支撑的。而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理论性科学尚能勉强承受其实用性科学的扩张：而中国科学在15世纪以后的衰落也恰恰是其实用性科学对理论性部分的挑战与透支所故。中国的理论性科学在15世纪以后便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或内涵即是以实用性，普世性，入世性为主体。知识分子的主体“士”崇于道而轻于技。古语云“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从清朝“钦天监衙门”中的天文生、算学生等专业的技术人员，地位低下，与科举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这一事实便可看出，中国传统精神对技艺器物的鄙薄。中国的研究型科学远在15世纪以前就早早陷于泥沼，停滞不前。但由于客观原因，即在计算机技术出现之前，数学要普遍比世界领先数百年。以数学为支撑的研究性科学在中国于是到了近古才显示出它的体力不支。而也恰恰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依葫芦画瓢得出16世纪所谓西方科技对中国科技的超越的原因。西方的研究型科学一向长足领先于其实用性科学，从柏拉图接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学的无上重视，在阿卡德米学院门口贴出“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到西方科学对古代辉煌疏阔的伊斯兰科学的继承与超越再至中古，文艺复兴时欧洲科学的厚积薄发，西方的科学发展有其一脉相承的科学精神的主导与对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的一以贯之。至此，西方科学就像一个大脑发达，四肢简单的婴儿，空有头脑而无用武之地。但是经过14.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猛提高等等一系列外在因素的有机配合，西方科学的实用性部分开始萌动，爆发，自觉接受研究性科学光芒的指引，开始与其亦步亦趋，配合发展。西方研究性科学逐渐得到实用性科学的外在体现，从而使整个西方科学呈现出一个蓬勃发展气象万千之势。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李约瑟问题本身，得出结论：李约瑟问题事实上只能是个假问题。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 “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因性质的不同也就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想说明什么呢？

史家论科技，总有那么点不太科学。要不是李约瑟老头的设问”南方的桔为什么没有在北方长出来“在前，就这本书的立论：”南方的桔就是南方的桔“，就显得毫无价值了，还用得着从南方的气候、土壤、基因、植被等各个方面来论述南方产桔的必然性吗？这些宏富的科学史素材，固然对国人而言，有重新梳理一遍的必要和价值，然而我们更迫切地是想知道“怎么办”的问题，而不是“是什么”的问题。作者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进行丝毫的思考，而沉迷于史家的献宝，颇有点可惜而可悲了。

现代科学天然产生于西方

详见：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5/17/content_793927.htm陈方正与在下的观点一致。

科学的轨迹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我们严格区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的话。 所谓科学，更强调对于事物本质规律的揭示，需要从现象中将理论抽象出来。所以，中国古代对于世界确实贡献了不少技术，但科学贡献却是屈指可数。我们发明了火药，却无法解释火药爆炸化学的原因，我们发明了罗盘，却不知道指南的原因。中国人的技术成就，从未深入科学层面。科学之光来自欧洲。所以，按照《继承与叛逆》一书作者陈方正的话说：与其研究“现代科学为何未能出席在中国”，不如讨论“现代科学为何出席于西方”。西方的现代科学，并非是在近代由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厚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希腊融汇了当时两河流域的科学成就，并系统的用数学把所有知识串连起来，让希腊成为西方科学的中心，随后希腊衰落，西方科学的中心几经流转，途经雅典，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至罗马帝国覆灭后传至阿拉伯，而在11世纪与12世纪，随着十字军的东征，不光为意大利商人带去财富，也给欧洲带去了希腊的科学，文化，哲学，以及法律。科学的种子开始在欧洲的土壤生根发芽，进而取得那些科学史上的那些伟大成就。曾有一度，利玛窦带着科学的种子来到中国，但却没能激起半点波澜。欧洲产生科学的原因很复杂，但在陈方正看来，科学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毕达哥拉斯和牛顿：毕达哥拉斯撷取诸远古文明精华，加以融汇贯通，然后远走西方，将之移植于希腊在海外的文化土壤，他的宏图为费罗莱斯和阿基米德所继承，而“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则是通过他们将教派精神移植、贯注于柏拉图学园而完成。同样，从16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地科学法阵风起云涌，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都人才辈出，然而至终能够精研覃思，综汇各家学说而神奇变化之，得以完成现代科学突破的，反倒是独守寂静剑桥校园达三十五载之牛顿。科学在欧洲最终得以开花结果，其实也是汲取了各方的养分，科学的中心一度在欧亚非大陆流转，但真正适合科学的土壤，还是在欧洲。有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那么，欧洲的土壤是什么，宗教是一方面，不一定是基督教。各处的科学，在早期都与宗教密不可分，甚至是宗教的一部分。毕达哥拉斯学派传承科学知识其中就很像我们现在传承教义，伊斯兰的高等学院就是宗教的一部分，科学被当作宗教的附属。科学研究，往往需要的是数十年的废寝忘食的孤独思索，个中艰苦，难以想象。在宗教的驱动下，其中艰苦往往才能被忍受。另外，地理环境这个最初因素也影响着科学。这里我无意再论述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具体可以看我写的《文明的轨迹》一文）。分裂的欧洲让科学有机会寄生于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中心，有更多的希望保留科学的种子。而在中国这种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很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旦中央政权开始排斥科学，科学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就像我以前写过的，秦以后，“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不得不提的一点，在伊斯兰与其他什么地方，科学的维持多是靠王室或者宗教维持，但到在文艺复兴的欧洲，却是大范围的自发翻译阿拉伯文献。从大学到贵族，从教会再到私人，都以学习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的希腊学术为荣。归根结底，或许还是“希腊哲学与科学传统、罗马法律传统，以及这两者对于后期的基督教之深刻影响”，在欧洲，基督教是外来宗教，外来宗教都需要借助“本土资源”来对自身进行补偿或修正，其中不可避免得借鉴了罗马与希腊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就包含了欧洲文明的基因和土壤。让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探寻赛先生的轨迹是复杂的，但也是必要的。因为追根朔源是我们的本能，尤其是我们遇到困境之时。From http://shiyuhang.org/blog/977.html

这本书过于忽视笛卡尔的贡献了

诚如作者的观点，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的工作获得突破，此后300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那么更进一步，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尤其是量子力学诞生以来，更表现为完全以数学（空间）为基本手段。20世纪通过希尔伯特、哥德尔等天才的努力，哲学已经成为数学的基础。因此科学史无非就是数学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其实东西方数学发展的分界线就非常清晰了，在笛卡尔之前，东西方在数学的终极意义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建立起了严密的逻辑体系，但是正如笛卡尔所言：逻辑本身并不能带来新的知识，在此之前，数学还是一门为技术服务的工具，主要是量、算、欧式几何形三大应用，在宇宙学、建筑、航海上发挥作用，东西方差别并不大。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从笛卡尔开始，人类学会了运用理性，从此才开始了建立一个独立于经验的理性体系。尽管笛卡尔屡屡犯错，但正是他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为包括牛顿在内的后来者开辟了道路，从牛顿、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开始，加上后来康德在哲学上的贡献，数学成为独立的理性科学，从数、量、算、欧式几何形逐渐向图论、非欧几何形、集合、逻辑、结构、空间、概率全方位发展完善，从而为物理学、化学、生命学、人类社会学等一切学科提供了描述的可能。作者从数学和逻辑思维传统上证明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是必然现象，但我还是认为这与东方帝国集权体制的缺陷有关，也就是“笛卡尔为什么不能出现在东方”的命题。

原来只是妄想

说实话，我还没有读完，但看到陈先生对李约瑟先生索引之后，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荒谬。唉，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为了显示所谓的先进代表而放弃批判，真是可悲可叹！起码，有点尊重历史的精神。

好书

有思想、有深度。“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

一本難得的好書

難得的一部好書，這才是有力之作啊！但是還有人大言不慚地炒作假古董加密碼，真是令人汗顏啊！好好讀讀這本書，人會清醒很多，也比那些通史、概論之類的教條式教科書，一上來就各個朝代都有科學技術，越讀越噁心，和讀四書五經沒什麼區別。沒思想，沒文化，就是狹隘愛國主義洗腦教材。希望中國多出好書，不是什麽垃圾都給扔給學生看。

通过细节化的书籍来开眼看世界

对喜欢本国文化的国人，真的需要这样细节化的书籍来开眼看世界。历史，尤其是外国历史，并不是仅仅知道教科书式的历史事件单纯的描述。犹记得读书时的几大遗憾之一就是无法从根子上理解西方文化，现在想来，单纯的读几本外国通史之类的读物是无法从源头上理解西方文化的。一种文明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明，除了政治宗教经济等大的方面外，肯定还有方方面面的细节化的东西为支撑。这是一本细节化的从科学技术的源头来解读西方的书。

一点心得

读陈的这本书，我认为一定要把西方历史先了然于胸，否则因为作者阐述任何一位自然哲学家或者后来的科学家都是置其于社会大背景下展开的，不了解就会看不出门道来。作者在社会大背景，以及学者的师承关系上着墨甚多，有时甚至感觉有些繁琐了。个人认为可以作一本科学通史的书来读，但不是通俗的那种，兼顾了社会史与思想史。由于作者身处HK，语言风格颇有民国的范，比如“才大如海”、“覃思”、“驯谨谦退”等词眼大陆很少用到，读来别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