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精神
出版社:東大
ISBN:9789571904757
作者:钱穆
内容概要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民元即在鄉村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而至大學。曾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等各校教職。大陸淪陷後，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年，來臺定居。
賓四先生為學，兼涉四部，著述數十種。有關經部者，有《論語新解》、《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有關史部者，有《秦漢史》、《國史新論》；有關子部者，有《莊子纂箋》、《莊老通辨》、《先秦諸子繫年》、《朱子學提綱》；有關集部者，則有《中國文學論叢》。尚有其他著作不勝縷舉。
作者简介
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其間治亂興替，波譎雲詭，常令治史的人望洋興嘆，無從下手，讀史的人望而卻步，把握不住重點。本書作者錢穆博士，以其淵博的史學涵養，敏銳的剖析能力，將這個難題解開了，使人得窺中國歷史文化的 堂奧。本書不但能夠讓你在短期間內獲得完整的歷史概念，更能幫助你深入瞭解五千年來歷史精神之所在，從而認清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所背負的歷史使命及應當努力的方向。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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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末，收到博士兄长寄来的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九州出版社出版），读钱穆先生由此始。虽是杂记体裁，且内容多平铺直叙娓娓道来，然因其竖版繁体字印刷，阅读的难度由此增大。也正是因为这种别致的阅读体验，教我玩味繁体字的精巧与蕴意，当然更因了作者家庭以及自身曲折而又传神的经历，使我想走进他的思想体系。于是有了接下来的《论语新解》（这本书我还在循序渐进地阅读）、《灵魂与心》（因其牵涉哲学理论过博厚，我只能一知半解）、及至《中国历史精神》。钱老资历，我不愿在此冗述。且撇开那些光环与头衔，单看他少时便熟读中华传统文献典籍，（《八十》前言之第七——“先父对余之幼年教诲”中提及作者幼年即会背诵《三国演义》）终老时留下1700余万字的讲稿著述，其人的精神力量实不可估量。《中国历史精神》系1951年春钱穆先生在台北应国防部高级军官组之特约讲稿。钱老时值知天命之年，想来其理论体系业已成型，思想也足够老辣和深邃。总体观之，不难掘出其讲演之出发点，也是这本书最具社会意义之处：作者试图引领执政者们重视历史的价值，通过尽可能还原中国的史实，来挽回或者说扳正正在扭曲的价值观，以树立民族自信，在传统的基础上重建家园。（在第一章《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作者道明：“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下工夫。”）借用孟子那句“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由无数个过去化成的，历史是我们无法抛却的存在于我们自身发展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不是照搬西方国家的演化路径，而是找寻自身的亮点，去伪存真，将传统精华发扬光大。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继《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之后，紧接着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这是本有血有肉更有灵的讲稿，如果说作者蕴藉的海量的史实、文献典籍是汩汩流淌于这本书的血液，那么独到、详实的中西比较便是其骨肉，而其间氤氲的中国儒家思想便是主宰这本书的灵魂。就拿《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来看，作者对中西方“一统”、“多统”，“直接民权”、“间接民权”，“法治”、“人治”的阐释和辨析便是其讲稿之骨肉，鲜活真实的史实正如血液般运输至各个要处。在论述“一统”和“多统”概念时，作者运用平面空间和直线时间这两个维度论述了中国一统为常态，多统为变态——“一个中央制定制度，而向全国推行”、从夏、商、周以迄现在仍是一条线的“中国人之中国”。而西方则开始为希腊人。转而为罗马人，为北方的拉丁人、日耳曼人，直到今天是英国人、德国人。就文化上讲，或许他们都觉得大家是欧洲的白种人；但就政治讲，仍是多头的，有极高的堡垒，极深的鸿沟。至于为什么大费周章去探讨这些概念，其意旨在于建立属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理论和模式得靠去粗取精于自己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借鉴他国之长。全书引用史实处数不胜数，如在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时，作者则将流品社会里的士、农、工、商生存形态做了纵向的梳理，在谈及农时，不惜花大篇幅串联了历代土地制度，以从宏观上展现中国社会经济图景。更为甚者，在《中国历史上的国防》一章，作者从中国由抵抗游牧民族入侵，论证了中国军人的攻击性和防御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强韧的战斗精神。又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兵的来源和军队制度，其中搬运史实信手拈来毫不突兀与费力。观此书亦可观作者的博闻见识，已不阈于民族以内、历史范畴。在《中国历史上的教育》一章里，作者用劲道的笔力阐述了西方历史上的教育思想，点出了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精髓，及至中古，及至普法战争后，及至当代。最为精辟处在于，钱老指出，西方人在教会教育与国家教育之外，还有一种个人自由与现在享乐主义的教育，作为西方大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专重在传播知识，从智识真理落实到技术与职业。如果教育专讲知识和职业，对社会必然产生两大影响：“一是使人与人之间逐渐的分离；二是叫人与人之间尽成为比赛。”此处我找到了钱穆先生作为国学大师、史学家，和社会学领域的关联。当被学校教育出来的个体走向分化更为明确的职业，圣西门观念下的“工业社会”便得以形成，孔德在其社会秩序论里，强调了劳动分工造成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使复杂的社会有了稳定的秩序；相类的，社会分工在涂尔干那里看来是社会有机团结的基础。而比钱穆先生出生早半个世纪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先生，则在其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理论中道出一种文化悲剧，“我们个人能力无法跟上客观文化扩展的步伐，我们注定越来越不理解我们所创造的世界，而且会越来越被我们创造的世界所控制”。齐美尔先生指出这种文化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分工的增加。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提高了人们生产各种文化因素的能力，使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制造复杂、精细的客观世界元素，但个体却越来越失去从整体上把握和控制客观文化的能力。我愚见，钱先生想要传达的旨意应最接近齐美尔先生的这则文化悲剧理论。我们只有保持对真理、对智识的追求，才能免于被打造成只会技术被限定在职业领域内的悲剧。而这种追求正是一种“道”的追求，中国自古以来，道统远超乎法统之上，政府官吏是遵守法统的，士君子是宣扬道统的，而“士”是由儒家精神中培植而来，从此可尽观钱老对于儒家精神的崇爱。当然，我也不全然对这本书抱着敬畏的态度。钱先生推崇孔子，以至于他的著书都是类《论语》体裁——语录体。当然《论语》中非全是孔子言，且章节短小紧凑。钱先生的书如《中国历史精神》、《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皆为讲稿形式。既是讲稿，我想在其内容和形式上也都应更倾向于谋口语传播有效性，譬如为了牢牢抓住听众耳朵，广泛而生动的举例是必要的，形象贴切的比喻是必要的，当然，激情也是不可或缺的。融入这种感性的东西以后，主观成分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控制？我不免有所担心。且在其文中我确实见到了一些推理不通、牵强的案例。如在附录《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一章，作者将人类文化分为外倾与内倾两种文化。在论证时，作者举了文学上的例子，莎翁的文学作品中创造了许多特殊个性及特殊人物，然此等皆此虚乌有。由“至于莎士比亚自身，究是哪样一个人，到现在仍不为人所知。”推导出“我们可以说只因有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才成为莎士比亚”，接着推导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意义价值都即表现在其文学里，亦可说是表现在外”。也就是说，西方人因重创造出的价值而重其创造者，而中国如陶渊明、屈原、杜甫等，我们是通过尊重、赏识其人而爱其文，因而是内倾性的文化，即文以载道，文以传人。谈及艺术，西方人主要要求这幅画能和他欲画的对象近似而逼真，其精神仍是向外，而中国绘画则不求形像而求能于画笔中展现画家的意境和心胸。我想此处未免有些武断，文学也好，艺术也好，不论中西都有其共通性，而我以为这种共通性就是讲求作者内心境界。故不能由此差异分出文化上的内外倾向来，或许举它例更能服人呢？在《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中，作者用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形容中国文化是“道”，而西方则属于开物成务的“器”。举例为，埃及金字塔便是物质形象化的例子，埃及的文化尽在金字塔上展现，要凭吊埃及文化，只能从金字塔上去寻，而无所追溯到其他，而中国则将文化寄予身与心，因此此种精神，此种道则可绵延再兴与复盛。中国就能避开物质形象化了？那那些博物馆里的文物，驻扎在各地的人文景观，何以毁灭再兴修再毁灭又兴修？钱先生饱读传统古籍，堪称一代宗师。然就其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体系的程度来看，钱先生恐怕缺一点科学的论证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看到其中一些部分老觉得逻辑理不顺畅明了的缘故（当然亦不能排除我自身理解水平不够的原因）。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不同境界的人读钱穆，其看重的内涵亦不同。钱穆先生的一辈子并不顺遂，我为此有些怨愤，不过我始终相信孔子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不公平的遭遇与人生，总会到最后有个圆满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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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宾四先生就中国历史所做的总论式讲演，其中含有一定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不无道理，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历史的新的角度 -
整本书 贯穿着儒家 家 国 天下的观点 很多观点对于今天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
15书28。钱穆先生关于史学精神和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及文化讲得极好，65年过去了，仍可为中国之文化自信增光。到台北时，俺特意去了趟素书楼，松柏犹在，大师已去，小楼清风，惟余俺一人慨叹。俺以为中国之伟大，在于其同化力，化佛为禅，化基督为＊，延绵不绝，愈发强健。 -
中国历史温情读史的佳作 -
读的是东大2000年版。一气呵成读下来，几乎每页都有要划线的地方。观点高峻、深入浅出，是一部非常好的入门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