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传说

章节摘录

传说二 “峡谷村庄”里的少年：1．神童，或是“怪小孩”关于大江生长的“峡谷村庄”（原爱媛县喜多郡大濒村），《新编内子町志》是这样记录的：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随着町村制度的实施，产生了包括内子町、大濒村在内的五个村，1955年（昭和三十年），四个村合并入内子町。大濒村位于喜多郡的最东端，跨小田川南北两岸，自古以来属于大洲藩领地，据记载，该地盛产大米、大豆、纸、鲇鱼等物产。明治初年，有居民776户，人口3168人。从宝历年间（1751～1764年）到大正年间，是全国性的木蜡产地。1788年（天明八年），发生了“大濒骚动”，据推断是饥民逃散所致。之后，在幕府末期的1866年（庆应二年）7月15日，发生了持续三天的“奥福骚动”，以内山盆地为中心的30个村，大约1万名农民以物价上涨为理由，洗劫了商家。在这个“峡谷村庄”，大江家从事的营生就是从农民手中购买做和纸的材料三桠，经过加工之后，送到内阁印刷局作纸钞用纸。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诞生到了这个家庭，他是家里的第三个男孩。他家一共有七个孩子，在大江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是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江九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在那次“奥福骚动”中，大江家有没有受害，现在也没有定论，不过，江户时代大江家以武士身份采购山中特产，到了明治仍然继承祖业从事造纸业。大江去内子高中上学时就开始寄宿生活，而且，其他孩子也都是寄宿在别人家里读完了高中。另外，大江还去了东京上大学。考虑到以上种种情况，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大江家在村里也是一户殷实人家，老实说，他家还属于相当“上层”的那种家庭。大江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出生成长的。1941年（昭和十六年）4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大江进入了大瀬国民学校上学。对于少年大江而言，“峡谷村庄”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呢？建筑家原广司是大江的朋友，他曾经设计了大濒中学的校舍，就在落成典礼上，大江发表了题为“原广司的大瀬中学”（1993年）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大江是这样描述他的故乡的：……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当时战争打得正激烈，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祖先们会选择来到这么一个深山老林，然后，我又觉得祖先们选择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里真的是个好地方。然后，我就深深地吸一口甜美的空气，怀念着眼前的风景。怀念这个词，一般的用法是这样的，比如，我在意大利想起了大濒，就非常怀念。不过，在我小的时候，我确实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心情，我想说，即便是在战争时期，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怀念是什么样的感觉了。祖先们世代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内心深处不都蕴藏着这样一种怀念的感觉吗？我是从中学开始学英语的，有这么一个词，叫做Patriotism就算大家的英文教科书里没有我想在字典里可以查到。它是指这样一种心情，不是向外界、外国人炫耀自己、强迫别人接受自己，而是由衷地觉得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是如此美好，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自己。还未“离乡”，还在自己生长的地方，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怀念”，之所以能够怀有这种心情，大概是因为故乡这个对个人而言非常特殊的地方所蕴含的“亲和力和神话力量”吧。而能够持有这种心情，并不是大江对母校的中学生们所寄托的期望，同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的事情。我认为，这种“怀念”的心情，如果不是具有特别的感性和生活方式的人是感受不到的。更不消说，今天的乡村（故乡）在“开发”的名义下，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殆尽，“怀念”之感更是无从说起了。根据大江在最近出版的《愁容童子》（2002年）中的描述，他的故乡，也就是现在的“内子町大濒”，虽然大江老家所在的那条老街以及村子周围的群山还保持着以前的模样，但是，他小时候经常去玩耍的小田川的两岸正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开发”。有一面旧街的县道已经变成了单车道的水泥路，加油站和水果店挨着，几乎已经令人无法联想起往日的风景。尽管如此，大江之所以还会在母校的中学生面前讲到“对故乡的怀念”，是因为他想告诉这些学生，对于个人而言，“故乡”所具有的“亲和力与神话力量”是多么的巨大，它能给我们以“活着的力量”。众所周知，大江在《大江健三郎小说》（全10卷，1996～1997年）所附的“月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他把这些文章归纳到一起写成了《我的小说家历程》。在这篇文章中，他反复地提到，祖母和母亲告诉他的有关于“峡谷村庄”和“森林”的神话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到了小说家大江健三郎的成长。在上文提到的《水滴之中／别有世界》中，还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我开始去国民学校上学。我讲的那个“奥福骚动”的故事，除了在捆装三桠的工厂那里获得了成功之外，其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是在说谎。说谎？！说谎，不就是把发生在身边的事实、一些日常的事情，说成完全相反的样子吗？我有些愕然。本来我说的事情就跟事实毫不相干。那些语言和事实完全是两码事，它们编织出来的故事、神话才有问题，拿每一个细节和现在的现实一个个去对照，那算个什么？然而，没有一个老师或同学能够和我一起来享受语言的快乐和想像的愉悦，我成了一个说谎的孩子，受到了大家的瓢立。不过，我也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愤愤不平、沉默寡言的孩子。我总是在为寻找新的听众而心神不宁。——《我这个小说家的制作方法》，新潮社，1998年当时的小孩子还在热衷于玩跳房子、捉迷藏，或是舞枪弄棍的，或是玩打陀螺、拨纸牌的时候，想像一下他们脑海中的“现实”，就能够明白大江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孩子”了。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日常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现实”，而大江却满嘴“奥福故事”，也就是“神话”，所以，也不难想像，他们对这个少年肯定是敬而远之，把他当作怪物看待了。更何况，在国民学校上学的少年大江是“上流”人家的三少爷，而且还非常地“能学习”，当时的小孩子们自然是没有闲工夫去听这种孩子编的“神话”的。我比大江小十岁，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与现在不同，当时那些“下层”人家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帮家里做事，哪里有时间去陪人家说“神话”。老师们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体制之下，教师们要努力实行“皇民化教育”，“培养能够为天皇去死的优秀的士兵和能够守住大后方的女子”，所以，在他们看来，那个老是唠叨着犯上作乱的“奥福骚动”的孩子，简直就是来自外星球的怪物。所以，大江被当作是一个“满嘴谎话的孩子”，受到大家的孤立，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不论是哪个时代，与众不同的人都会受到“共同体”的排斥。虽然还没到“捉魔女”的程度，但是，排除“异端”从来都是“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它的原则。由此可见，少年大江被学校和孩子们的“共同体”排除在外。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大江的母亲，这位“峡谷村庄”里的家长，竟然从东京的出版社那里订购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给大江看，这一方面说明她具有较高的修养和经济上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对受到孤立的少年大江的一种安慰。在这么一个少年大江身上，还发生过“失踪”（神隐）事件，这简直就是生活在“神话”世界中的大江的象征性事件。在《同时代的游戏》（1979年）和短篇《（罪恶的饶恕）的青草》（1984年）等作品中，都有关于少年大江“失踪”事件的叙述。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下文将从《（罪恶的饶恕）的青草》中引用部分内容予以说明。该文采用了具有“私小说”性质的创作方法。我失踪了，或者，我走失了——这次事件具有双重性。同样，我可能有躲进森林的动机。刚过十岁，我就开始发现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本真的优点正在逐渐地消失。从某一天起，每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我发现我再也不能对自己说，用我的身体和心灵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了。实际上，我就像是去采紫萁或蕨菜似的，穿着上学时的服装，爬上了连接着山谷和森林的杂树林，在那里，嫩叶和迟开的花儿一起，一下子冒出了新芽。为了活下去，我也在心里做过各种盘算。隔壁组的人们来跟我母亲商量我进了林子的事情，我母亲对他们说，他三天后就会回来的！虽然我家孩子不太懂事，不过，在林子里过三天是没问题的！她就这样回答了别人好心的关怀，我觉得当时的母亲比我还要神奇。少年大江之所以会到林子里去，那是因为他一直以为那里才是“本真”所在的地方。根据“峡谷村庄”的神话，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所住的地方，或者，死去的人的灵魂作为最后的栖息地的地方，就是森林里树木们的根，少年大江正是想逃离日常生活，回到那生命起始和终结的场所。少年时代的大江还有另外一个有关意外的故事。夏日的某一天，他在流过家门口的小田川里捉鱼，鱼游到河的深处，他也跟着潜入水底，结果鱼从石头缝里溜走了，他却把脑袋夹在石头缝里，差一点淹死。这次意外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大江也是个“鲁莽”的孩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是个在日常生活（无意识）中也会立刻潜入“另一个世界”的孩子。河里的弄潮儿，也就是把河流当作最大的游乐场的孩子们正在逐渐从全国的河流里消失，立松和平为此唏嘘不已。这些弄潮儿熟知整条河流，包括那些危险的地方，共同体的大人们是知道他们的行动的，不过，单独行动显然是一个禁忌。结果，某一天，大江打破了这个禁忌，独自一人，被河流深处游泳的鱼所吸引潜入水底，最后脑袋夹在了石头缝里，造成了一次“事故”。不管是“失踪”，还是河里的“临死体验”，都说明了少年时代的大江体验了多次轻易进入神话世界，也就是“非日常世界”的经历。就在这些经历的积累过程中，大江遇到了“文学”。2．皇国少年——“天皇的孩子”与奉安殿事件当大江还是个青年作家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奉安殿和养雏温室》。现将其中一节引用如下：我这个大濒国民学校的怪胎学生，每天早上都会被校长用拳头，而不是用手掌打嘴巴。他用左手撑住我的脸，用右边的拳头使劲地打我的另半边脸。现在，我的牙还松得很呢。因为在校长拜奉安殿的时候，我态度不认真，所以他就打我。奉安殿的豪华是附近罕见的，因此也是校长引以为傲的。星期天的傍晚，我踩着砂石路偷偷地去看了一眼奉安殿，结果只看到泛着金光的木头台子、纸箱子，还有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的照片。于是，每天早上做礼拜的时候，我就变得认真不起来了，结果，就被校长打得连牙都松了。有一次，一个美国的二等书记官问我，在日本，从农村出来的青年是不是特别憎恨天皇？我回答他说，我是最怕校长和天皇的……要说是肉身的“活神”倒也罢了，每天早上来上学的学生都必须向那“御真影”也就是“照片”致以最高的敬礼，这种体制完全是绝对天皇制的一种虚构和幻想，大江通过自己的双眼识破了其中的机关，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不解，结果就挨了校长的拳头。这个在国民学校上学的儿童大江被迫接受这样的日常，显然他在这里的存在方式与生活在“峡谷村庄”的神话中的少年大江的生存方式是相矛盾的。换句话说，这里存在着两个少年大江，一个尊重有真凭实据的事实，另一个别狂热又执著地相信只有神话世界才是真正的现实。这两个少年大江的出现是大江小学毕业、进入初中之后的事情。在《大江健三郎作品全集（第一期）1》（1966年）所收的“年谱”中附了一篇大江小学时写的作文：最近，天气一直都很暖和。麦苗已经抽出了六五厘米左右的穗儿，柔和的春风轻拂过我的脸庞，我走在田间小道上，想着锻炼运动时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比起那些生于国外的人来，我们这些生在强大的日本的人不知道有多幸运。因为尊敬的皇后陛下跟我们在一起。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朝着逐渐变绿的山那边飞过来。春天来了，飞机似乎也很高兴。好像是飞机把春天运来了似的。我忍不住对着散发出美好气息的天空高喊万岁。一想到刚飞过去的海鹰盘旋在没有春天的南方的上空，我的内心不禁感慨，日本真伟大！——国民学校作文这里面存在着两个大江，一个是感受到春天来到峡谷村庄的少年，一个是作为天皇（皇后）的孩子，将自己接受到的东西，也就是皇民化教育的结果直接书写出来的少年。这没准儿是“优秀”的大江想出来的“处事之道”。同样的内容，在描写从战争时期到战后的“体验”的时候，大江是这样描述的。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天皇是令人敬畏的、绝对的存在。老师们问我：天皇叫你死，你会怎么办？当时，我吓得两腿哆嗦，浑身冒汗。那种感觉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是回答错了，自己可能会被杀掉。喂，问你呢！要是天皇陛下让你死，你怎么办？那我就死，我就剖腹自杀。少年脸色苍白地回答道。好，换下一个。老师喊道。接着，下一个少年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那个天皇说话的声音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我们都惊呆了。即便如此，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把天皇当作神来敬重。这么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存在，突然在某个夏天的某个时刻，变成了一个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天，我去问老师。大人们都说天皇制被废除了，这是真的吗？老师二话不说，一脚把我踢倒在地，然后冲着我的背使劲地踢我，踢得我都喘不过气来了。接着，我的母亲被叫到了教员室，老师着实把我们训斥了好长一段时间。——《战后一代的意象》，1959年，收入《严肃的走钢丝》在那个时代，孩子们都被迫接受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作为“天皇的孩子”，天皇让你死，你就必须死。可是，一眨眼，改朝换代了，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了。

前言

自1957年凭借《奇妙的工作》成名至今，大江健三郎一直走在现代日本文学的最前线，并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毫无疑问，他是日本现代文学和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同时也是少数“世界”通用的作家之一。这不仅因为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4年）的日本作家，同时，也是因为他所创造的小说世界和他的思想，废除了战后传统的世界观，即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发达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或是南和北的“二分法”。支撑他的小说世界的对人的看法、文学观以及民主主义思想，是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考虑的根本性问题。具体来说，除了对他早期影响比较深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兼作家萨特之外，从1963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光”之后，大江把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所面临的“核状况”和“与残疾儿（人）共生”当作作品的主题，并且不断地提出这种状况下人的“生存方式的典型”。以“光”的诞生的相关体验为基础，大江创作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1964年），之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这个主题被演绎成不同版本的作品，主要就是始于《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年）的一系列作品，它们都以模拟大江生长的故乡——四国山村里的“峡谷村庄”为舞台，探讨“根据地”，也就是“公社”、“乌托邦”建设的可能性。另外，关于“核状况”，自从发表《广岛札记》（1965年）以来，大江始终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24万死者以及更多的原子弹受害者）站在一起，表明“废核”立场，与世界的核状况采取对立态度。这些想法在《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1976年）和《治疗塔》（1990年）等作品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尽管他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原子弹爆炸，但却一直都坚持“反核”立场，这在日本的现代作家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如上所述，作为一名小说家，大江的文学活动一直以来都有明确的主题，不过，在方法上，他却援用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基督教神学等国内外的各种思想（哲学）和文学理论，因此，他的小说被大部分人认为“难懂”。大江之所以把各种思想引进到文学作品之中，他是想告诉人们，如今的现代文学已经不可能建立在19世纪式的“自然主义”之上了。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大江的文学就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各国语言，并在各国读者中产生共鸣，这显然该归功于其主题的现代性，以及手法的新颖，也就是世界性和现代性。另外，正如大江在很多散文和评论中所表明的，日本自明治以来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动的战争（侵略战争）失败之后，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也就是日本国宪法。他作为一个站在宪法立场之上的文化人，对很多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大江发表了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这显然是对穿着日本传统和服、做过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讲的川端康成的一种“讽刺”，但同时也是川端精神的延续。这是对那些无视辛苦得来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就是日本国宪法的战后日本政治领导人以及人们的存在方式的猛烈的批判。近十年来，日本政府以“9·11”事件为直接契机，开始积极地追随美国的政策，把战后一直遵守的“放弃战争、放弃军队”的思想（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思想）抛至脑后，派遣自卫队前往印度洋和伊拉克，以支持美军（多国部队）。面对这一现状，大江和他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共同成立了“九条会”，坚持表明自己“否定”的态度，这也可以说是他坚持民主主义者操守的证明。拙著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位代表日本的现代作家大江健三郎，以及他的文学的“原点”。我感到非常高兴，此次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许金龙先生的介绍，由北京大学年轻的大江文学研究者翁家慧翻译成中文，拙著得以出版并进入广大中国读者的视野。关于大江文学，我已经出过两本书（《森林的思想和生存方式的原理——大江健三郎论》（1979年）、《大江健三郎和这个时代的文学》（1997年）。作为一个日本的评论家和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也一直受到大江健三郎思想的巨大影响，因此，如果拙著能够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眷顾，并能为中国人理解大江文学做出一些贡献的话，那我真是喜出望外了。我要向译者翁家慧表示谢意，感谢她充满热情地翻译拙著中难懂的表述，同时，尽管是由许先生介绍的，我还要向承接本书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各位朋友表示真心的感谢。

后记

如果您看过这本书的整体结构，您就知道它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探索大江健三郎在文学和思想上的原点，以及解读作家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建立起来的文学世界。《立松和平传说》（2002年6月，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之后，我就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准备工作。花了一年的时间，总算是写出了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在此之前，我已经写过两本以大江健三郎命名的书，一本叫《森林的思想和生存方式的原理——大江健三郎论》（1989年，彩流社），另一本叫《大江健三郎和这个时代的文学》（2001年，勉诚社）。不过，由于我太急于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大江文学的解读方法，以至于这两本书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对于“难懂”的大江文学，我疏忽了对它在文学上的产生、环境以及所依据的理由等方面的阐释和说明。我对自己以前的大江研究作了反省，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回到“原点”来解读大江文学，而且，我还一直追溯到“最早的时点”去弄清它所包含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目标之下，才有了这本书的诞生。初中时代，当我看到《感化院的少年》时曾为这个奇妙的题目惊讶不已；上高中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又看了《我们的时代》；大学时代的我一边胸怀“革命”理想，一边咀嚼《万延元年的f00tball》中“挫折”的滋味；直到《同时代的游戏》开始出现了真正令我兴奋不已的“峡谷村庄的故事”，也就是“根据地建设的故事”。时至今日，已经二十余载，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大江文学有任何“难懂”之处，不过，我似乎也明白几分坊间谓其“难懂”的理由。进入70年代，大江就开始有意识地把俄国形式主义、文化人类学（山口昌男理论）等方法导入作品，另外，作品中出现的名字，如布莱克、但丁、莎士比亚等，也确实“迷惑”了读者，以至于他们认为大江的小说变得越来越“看不懂”。他所建立的小说世界的主轴是“我”，是“生活”，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私小说”，尽管他采用的是和“私小说”完全不同的文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战后文学者当中，没有人比大江更讲究“方法”了。很多读者不正是被那多得有些“过剩”的方法弄得目不暇给了吗？但是，剥去这些“方法”的外皮（表象），就能看到，大江一直坚持着一个创作态度，它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原理——“只要人是历史性生物，那么，理所当然，文学的作用就是创造包含着过去与未来的同时代，以及生活在其间的人的典型。”（《从战后文学开始，通过新的文化理论》，1986年）大江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生存方式的典型”就是“根据地思想”，应该说，这一思想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也就是要阐明这一点。另外，大江在不少随笔中都说过，自己从小就是个“爱做梦的少年”，是“书虫”，是“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显然，他也写过诗和散文。然而，这些东西却像是“虚构”的一样，至今为止的大江研究中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它们。然而，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通过篠原茂先生的介绍，我有幸见到了大泽刚志先生。篠原先生曾经给《大江健三郎·再发现》（2001年，集英社）提供过“年谱”，而大泽先生则是大江松山东高中时代的同学，还同属于文艺部。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他所收集的至今鲜为人知的大江的诗作以及成名前的小说。可以说，多亏了大泽先生的帮助，使我在大江初高中时代的作品中发现了大江文学的“原点”。如果本书有任何不同于以往的大江研究的地方的话，那么，这完全是因为和大泽先生的相识。在此，我向篠原先生、大泽先生表示真挚的谢意。另外，跟上次的《立松和平传说》一样，此书的出版也完全仰仗河出书房新社的长田洋一先生的帮助。在《立松和平传说》出版之时，在我和立松先生、长田先生共同参加的会上，谈到了创作本书的想法，当时，长田先生就跟我约定，一年之后把书稿交给他。多亏了长田先生不带任何勉强的鼓励，才有了这本书的诞生。对他的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最后，我衷心地祈祷，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更多的读者消除对大江文学的“难懂”的感觉。

内容概要

黑古一夫，1945年12月出生于日本群马县。1969年3月，毕业于群马大学教育学部。1982年3月，在法政大学大学院日本文学研究科修满博士课程。现任筑波大学大学院教授。日本文艺评论家。
　　著作：
　　《渴望天空——北村透谷论》，冬树社，1979年。《战斗诗人——小林秀雄论》，土曜美术社，1982年。《原子弹爆炸和语言——从原民喜到林京子》，三一书房，1983年。《森林的思想和生存的原理——大江健三郎论》，彩流社，1989年。《村上春树与同时代的文学》，河合出版，1990年。《立松和平——疾驰的文学精神》，六兴出版，1991年。《爱与活着的意义——三浦绫子论》，小学馆，1994年。《大江健三郎和这个时代的文学》，勉诚社，1997年。《小田实——一个人的思想与文学》，勉诚出版，2002年。《立松和平传说》，河出书房新社，2002年。《灰谷健次郎——文学及其温柔的陷阱》，河出书房新社，2004年。《野间宏——其人与其文》，勉诚出版，2004年。《文学如何描写战争》，八朔社，2005年。《文学如何描写原子弹爆炸》，八朔社，2005年。《寻求灵魂的救赎——文学与宗教的共振》，佼成出版，2006年。《长崎·上海·美国——林京子论》，日本图书中心，2007年。《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勉诚出版，2007年。编著：《日本的“原子弹爆炸”文学》，共15卷，HORUPU出版发行，1983年。《林京子全集》，共8卷，日本图书中心出版发行，2005年。

书籍目录

传说一 写“诗”的少年——文学的起点　1.“最初的诗”　2.“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太宰治”　3.“希望”和“自负”传说二 “峡谷村庄”里的少年　1.神童，或是“怪小孩”　2.皇国少年——“天皇的孩子”与奉安殿事件　3.“战后民主义”体验传说三 “暴力”·转校·美国　1.从内子高中退学——转入松山东高中　2.“伊丹十三”传说四 “母亲”　1.母亲——“大江小石”　2.大江（伊丹）由佳里传说五 作家时代　1.习作期　2.“人道主义者”与“介入社会”——渡边一夫·萨特·战后文学　3.《奇妙的工作》——获东大新闻“五月祭奖”　4.“峡谷村庄”和森林的发现传说六 关于美国、占领和“政治”的体验　1.美国，即占领　2.“政治”体验及无政府状态（anarchy）传说七 “性”、“政治”和“天皇制”　1.“性”的问题　2.《Seventeen》问题　3.政治，即天皇制问题传说八 个人的体验　1.结婚生子　　2.《个人的体验》和《空中怪物阿吉意》　3.与残疾儿（人）共生传说九 “广岛”　1.核、与原子弹受害者的见面以及“广岛之锉”　2.“广岛之光”　3.活在核时代传说十 “冲绳”　1.前往“冲绳”　2.《冲绳札记》　3.在“冲绳”的相遇传说十一 根据地思想（1）——始于《万延元年的football》　1.再次前往“峡谷村庄”　2.《万延元年的football》　3.“乌托邦”传说十二 根据地思想（2）——“村庄/国家/小宇宙”的可能性　1.超越反国家思想，放弃“破坏者”立场　2.“五十日战争”　3.面对“令人怀念的年代”　4.“拯救”传说十三 根据地思想（3）　1.作为可能性的“根据地”——《治疗塔。和《治疗塔行星》的意义　2.“最后的小说”——《燃烧的绿树》三部曲　3.重新开始小说创作——《空翻》的意义传说十四 现在　1.《被偷换的孩子》和《愁容童子》的意义　2.面对“结束的那一天”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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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传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传说》主要内容：自1957年凭借《奇妙的工作》成名至今，大江健三郎一直走在现代日本文学的最前线，并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毫无疑问，他是日本现代文学和战后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少数“世界”通用的作家之一。这不仅因为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4年）的日本作家，同时，也是因为他所创造的小说世界和他的思想，废除了战后传统的世界观，即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发达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或是南和北的“二分法”。支撑他的小说世界的对人的看法、文学观以及民主主义思想，是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考虑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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