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教程》书评

德国古典哲学

书看完了。有关黑格尔的部分还看了两遍。第二遍是对照着黑格尔的《逻辑学》看的，觉得非常中肯，可见作者确实下过一番苦功夫。本质上讲，我还是个经验论者，所以对莱布尼兹和黑格尔分歧明显大于赞同。康德的自在之物非常独特，而且我并不认为黑格尔或者费尔巴哈，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是继续看看后来者的表现吧。有趣的是，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对科学的态度都有保留。康德认为天才是艺术家，而非科学家，黑格尔认为数学是不能把握世界的本质的。这两点都给我印象深刻，值得以后继续关注。起码，从两人这里开始，我对数学以及自然科学，也有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审视角度。当然，大量问题还是照旧存在着，比如，时空可靠吗？怎么去肯定物质的第一性？目前为止，我所接触的说法，还都是停留在假设和推论的阶段，这显然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这本书的序是苗力田写的，对于学习哲学是有一定帮助的~

其中关于哲学的学习方法和研究的态度，非常不错的，现在把序摘抄出来，以供大家分享~对欧洲哲学史的再思考苗力田序历史在前进，思维在发展。从欧洲哲学的运动轨迹看，总是从确信过渡到思考，再从思考过渡到怀疑。古代希腊是这样，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也是这样。我们建国后的欧洲哲学史，或扩而大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虽还不及40年，却似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我们从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这一所谓“日丹诺夫定义”的确信开始，满腔热情地工作着，满以为自己在做着对于树立唯物主义的权威、提高民族理论思维能力有益的事情。不料想，十年浩劫的严霜，突然降临在这块方庆复苏的大地上。这一场大混乱给思想带来的后果，就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横行。理论上的悲剧，重重地撞击着欧洲哲学史工作者的心扉，困而知之，于是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开始思考了。如若有人想给这一思考过程，在时间上、空间上寻找一个开始之点的话，我想应该算是1978年10月在芜湖市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首次会议。这是我国西方哲学史界的盛举，自建国以来，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召开过这样全国性的、代表人数众多的会议。数百名代表，老少三代，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但他们的经历和心情却是相同的。于是很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研讨以往工作中的弊病，探索未来工作的前景上。这一会议给西方哲学史，其中主要是欧洲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开辟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思考和创新的局面。“日丹诺夫定义”开始被讨论，不再是不可侵犯的神物，50年代的教材里所做的，当时认为是不可动摇的论断，开始被反驳。直观的、素朴的确信难以照原样坚持了。这是件大好事，也是思想发展所必然。然而历史的经验应须记取，怀疑的隙窦须得当心。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怀疑主义的破坏力是极大的。晚期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破坏了古典时期对知识的确信，从而导致希腊哲学的灭亡。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主义，动摇了中世纪欧洲对信仰的确信，敲响了基督教神学的丧钟。亚里士多德告诉人们：再思更好。为了避免危险性的后果，我们要再思。因为在怀疑的迷雾的腐蚀之下，任何确定的概念都难免随之消散。再思必须有个客观基础和开始之点。既然现在我们是将对欧洲哲学史进行再思，那么，就以分析哲学史的组成部分作为开始吧。只要认真观察就不难发现，哲学史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理论命题和公式，这些命题和公式，往往是一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如柏拉图的“学习就是回忆”，笛卡尔的“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感知”，黑格尔的“实体就是主体”。人们把握了这些命题，也就理解了它所代表的体系的思想实质；人们批倒了这些公式，也就粉碎了这一体系。哲学史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对这些命题进行思维和论证的过程。而这一部分在欧洲的古典哲学中更特别发达，所以有的人把某些古典哲学著作，就直接看作是一场思维锻炼。而所谓只有通过哲学史才能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恐怕也是针对欧洲古典哲学的这一特点所作的论断。哲学史，顾名思义也是这样，它既是哲学理论的总汇，又是思维活动的历史展示。哲学思维的历史展示，大略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那些命题、公式，观点、论点的推论和论证过程。第二，是一个体系的思想结构和思维线索。第三，那些命题和公式，那个体系和一个时代的哲学思维整体，在社会和思维发展中的作用。哲学史的这两个部分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哲学史固然不可没有哲学理论，哲学史也不可忽略思维和论证的历史展示。忽略了理论思维历史展示的哲学史，仅是一部僵死的理论命题的汇编，而不是历史。理论命题和公式是结论，是思维和论证过程的结果；思维和论证过程，则以一定的理论命题和公式为目标。理论命题离开思维过程，就变成无内容的空洞口号；思维过程失去理论目标，就化作不着边际的狂想。然而两者的性质又互不相同。理论命题是结论，对于这个结论的理论评价和估量，虽然代不乏人，主张从其内部，从其自身来衡量。但实际上，人们用来衡量这些理论命题的标准却总是外在的，即使自己衡量自己，那也要把自身当作它物，当作评估对象，而衡量标准仍然是外在的，所谓“内部标准论”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特别是对于异代，对于他派，那就更是如此了。这个标准或者来自个人和本流派的主见，或者为一个集团、一个社会所共有的信念和观点，甚至可以是某种立法程序规定下来的戒律和条文。一个理论结论的是或否、益和害，以它是否适合这些标准，在什么程度上适合而定。思维和论证的过程则恰恰相反，在这里是找不到什么外在标准的。要以思维过程内在逻辑来衡量，要检查它的推论是否健全，过程之中是否存在着必然性。它的价值要看这一思维过程，这一番道理，对人类思维的发展，对认识的深化是否起了促进作用。既然哲学史是由这样两个部分组成的，而且这两部分既有相互依存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所以要全面地、综合地察看哲学史，就须持这样一个理论的和历史的双重观点、两种角度。如果能改变那种以管窥豹、以蠡测海的习惯，而从多层次、多角度来观察欧洲哲学史，对克服十年来为人所诟病的简单化和随意性，也许不是无益的。歌德在《浮士德》中，写下了万口传诵的名句：“理论到处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万古常青。”因为一个理论系统，其容积无论如何广厚，其内函无论如如何精深，但最后总须归结为为数不多的结论和论点。这少数的结论和论点，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总是以某种命须或公式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这些形式虽然便于用最简明、最精确的方式表达其思想实质，但活生生、多剖面的思想一旦被凝聚在一个公式中，它就僵化了，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思想潮流和社会需要。所以，在变化了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原本是生气勃勃、光彩绚烂的理论公式，由于不能适应新情况，变成了灰色的，失去了它本有的生气和光彩，转化为无用，以至于有害的糟粕。所以，说哲学史乃是一个谬误的总汇，从理论的角度，是不无道理的。记得建国之初，我们这些外国哲学史的教师，经常为一个问题所苦恼。同学们问，既然我们公认，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是以往哲学精华的概括和发展，那么，还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在那已经过了时的、被抛弃的东西上，有什么意义呢？确实的，在这一理论前提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只有取消历史，或者把它薄而又薄，以至于无。我曾经苦思出一条理由，回答说，现行理论是以往理论发展的产物，通晓了以往理论就可更深刻的把握现行理论。但首先，这不过是一种遁词；其次，它仍旧要取消历史。因为，按照这种理由，以往一切时代哲学，一切哲学体系，都是现行哲学的准备阶段或预习课程，而失去独立意义。反过来，思维则是僵化公式中的活生生的内容，它是生命的常青之树，理性的永恒结晶，它以必然的、不可反驳的力量向历史展示自身。人类的理论思维能力，正是在这种推演论证中，逐步煅炼提高起来的。只要这一思维过程是健全的，它就将屹立而不堕；只要这些推演和论证的道理中，包含着推动思维、启发认识的契机，它就要在历史上沉积下来。正所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习于从理论角度观察问题的人，往往喜欢把思想的历史比做长河，在滚滚波涛中，后浪推前浪，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每一水滴都是存在又不存在，没有独立的真实。如若转过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毋宁把哲学的历史比做由千百代智慧积叠而成的山系。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哲学形态，在莽莽群山中，形成自己的峰岭，与天地同老。按照这个比喻，欧洲哲学史就是欧洲哲学各个历史形态，在欧洲的理智原野上形成的山系。其中每一个哲学形态，如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近代唯理论哲学、经验论哲学、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等等，都是全体山系中的一个独立的高峰，重峦叠障，千岩万壑，各有各的奇观，各有各的胜境，成为永无穷竭的奥秘之源。为了进一步说明从不同观点、不同角度观察同一问题所得的不同结果，请允许从欧洲哲学史中举个例子，以为佐证。说到欧洲哲学史上的例子，首先令人想到的自然是康德。因为在芜湖会议上，康德就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诚挚而又激愤地，就我们50年代讲义中所作的论断，为这位哥尼斯贝格哲人鸣不平。在那里，康德哲学被简单化，被歪曲了。其实，这里所说的讲义，实际并未合法存在过，它在北京大学任华教授的主持下，从1953年到1962先后编了整整十个年头，由于我们反应迟钝，虽经数易其稿，但总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争取不到出版机会，最后只有把它塞到资料橱里，等待文化革命之火。不过它的打印本却走遍全国各个外国哲学史的课堂，直到如今在许多有关读物中，还不难看到它的影子。康德哲学当然是欧洲哲学山系中的一座高峰，青年的谢林和黑格尔就曾仰望这一高峰而晕眩。在50年代的讲义中，也确实给康德哲学加过一系列不雅的徽号。例如什么主观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等等，等等。这些徽号确乎不甚庄重、典雅。然而，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观察，以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为标尺来衡量康德的先天论、图式说、形式和质料、自在之物和意会世界，而断定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二元论的、不可知主义的，难道有失公允吗？任何一个哲学家，只要他承认唯物主义一元论这把标尺，以此来衡量康德的这些观点，恐怕也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即使复起康德于地下，也是百口莫辩的。也许他不会再去为此而辩解，关于他自己和贝克莱的区别，早已辩解过了，历史证明似乎无大成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徽号的本身。问题在于人们失落了另一观点，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展示康德对自己观点所做的论瞪过程，没有评价这些论证在思维和认识发展中的作用。于是康德这些论点就失去其内容和生命，变成一组僵死的和唯物主义一元论相对立的公式，成为灰色的历史槽粕。如果人们拾起历史的观点，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康德这些公式的内容，来观察康德制订这些公式所做的推演和论证，就不难发现，所谓先天论和图式说，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自身等同命题。对象乃是主体的对象，主体乃是对象的主体。离开了对象的主体，就不再是个认识的主体；离开了主体的对象，就不再是个认识对象，它游离于认识的关系外，无所依附，而成为些Dingeansich。象这样一个命题，凡稍有形式逻辑常识的人，未必认真尝试去反驳。因为人皆尽知，自身等同命题，乃是种恒真命题。至于这一命题所说明的道理，更是给人类知识预示了一块新的国土。欧洲哲人，从古希腊起，就设想到自然物是个组合体，从而努力探求它的结构和元素。而相反地，把主体，把灵魂、理智和心灵，却总看做是单纯的，是腊块，是白板。康德图式论观点，第一次提出了认识主体也有着自己的复杂结构，是块电路版，Schema。这块版的元件虽未必就是他自己所设想的那些先天形式——它们到底是些什么，这有待未来科学的研究，但先天论和图式说，却指出了认识的内在关系，开辟了对主体结构解剖的新纪元。至于不可知主义本非康德所独创，它甚至可以说和欧洲哲学同样古老，在希腊哲学第一代哲学家中，就有人从否定词a来制订自己的本原了。至于晚期的怀疑主义者，更是些自觉的、言之成理的不可知主义者。但只有通过康德这样深邃、细密而又有远见的头脑，不可知主义才具有如此完整的形式，如此广阔的理论内涵，结出如此丰硕的积极成果。康德的不可知主义的论证，以一个自明的可知论原则为前提：一切可知的东西都是有条件的。而先于一切的是感性条件，直观材料。还可进一步说，这些条件无论怎样多，但终究是有限的。如果认识的条件是一个逐步递进以至无穷的锁链，那就永远不会完成认识的过程，认识的结果永远不会达到，判断永远不能作出。反过来说，凡是无条件的东西，以及无限条件的东西，都是不在认识范围内的东西。不但不在认识的范围内，甚至于不在存在的范围内，康德关于宇宙无限不可能那组二论背反的证明，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存在的因果锁链也是无穷递进的话，那么存在的过程也不会完成，存在的结果永不出现。但康德却认为，必须设想有这样一个无条件的东西的存在，因为他相信理性的无限力量，相信科学规律的普遍必然性，相信认识的永无止境。如果存在着有条件的东西，而不存在无条件的东西，那不论条件如何众多，到最后总有穷尽之时。而认识条件穷尽之时，也就是认识过程终止之日，人类也就抄起手来无事可做了。同时，如若一切知识都是有条件的，那也就谈不上什么普遍必然知识。因为，凡是有条件的东西都不可能普遍，它要为条件所限制，凡是有条件的东西都不可能必然，它须以条件为条件。但是，根据康德论证的前提，一切可知的都是有条件的，那么不言而喻，这个无条件的东西自然是不可知的了。同时，这个无条件的东西既然不以任何东西为条件，那么，它只有以自身为条件，存在于自己身上了，所以，我们简称为“自在物”。这个既不可知，又与任何其他东西不发生关系的自在物，往往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是康德哲学的赘瘤。但恰恰相反，自在物的设想，正是康德哲学的本质所在。如果去掉了自在物，康德的不可知主义就成为实在的不可知主义，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成为真正的主观唯心主义。因为在康德看来，只有这个无条件的东西，才能给认识提供无限的可能条件，是一切条件的无条件的条件，绝对的条件。它是知识永不枯涸的泉源，是求知活动永远追求的目标。认识过程就是一个变不知为认知，变自在之物为自我之物的过程。由于自在之物是无条件的，自在的，所以这一过程才是永无止境的。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里，关于自在目的，康德满怀激情地写道：“虽然在这条边界上一切知识止步，但通过有理性东西的自在目的普遍王国这个光辉思想，却唤醒了我们对道德规律的衷心关切。”可见，康德自在之物的概念，决不是个什么界限概念，而是激励着一切有理性东西，向真、善、美不断前进的号角。康德的不可知论，通过自在之物这个概念，就转化成无限可知论，理性力量的不可阻挡论。它虽无条件，不可知，但必为一切热爱真理，尊敬德性，仰慕崇高的人领会得到、设想得出，intelligible。它就存在于这个意会的、设想的、理智的世界中。用普通的语言说，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或者说，康德毕竟亲口说过“我曾不得不抛弃认识，以便给信仰留地盘”啊。如果人们已经学会不去过于轻信纸上所写的东西，那么对于象康德这样无权无勇的一介教授，在封建势力、宗教权威交迫之下所作的这类表白，就不会过于认真对待。上面，康德关于自在物的思维论证展示出，自在物不是个界限概念，它不但并未限制知识，反到是给知识进步开拓了无限前景。至于说到给信仰留地盘，那要看他所信仰的是什么。康德把宗教限制在理性范围内，这倒是实实在在的界限概念，把上帝和人归于同一范畴，统称之为“有理性的存在”，或用普通语言说，有理性的东西。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确曾提出了上帝实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三大著名的公设，并把这些公设，特别是前两个公设，当作固定的理论公式来看。和相反的无神论的理论当然全不相容，从而把康德伦理学称为信仰主义的伦理学，实在也无可厚非。但从康德对三个公式的论证过程，可以展示出，灵魂自由不过是保证善良意志按自由规律而永恒活动的条件。有了灵魂不死这一个公设，那么人类道德的提高，和知识进步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于上帝在这里，只不过起一个法警的作用，依据善有善报的法律，使善良的人，公道的人终究受到公正待遇而已。神学反过来被贬降为哲学的侍女。德性的真正前提是意志自由，假如没有意志自由，也就不存在责任问题。如果没有责任这种内在的强制性，那么道德命令也就不成其为无条件的、绝对的了。由此可见，如果康德真给什么信仰留了地盘的话，那只能是给对理性的信仰留了地盘，给自由的信仰留了地盘。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实践理性》之前完成，为了给道德形而上学提供一个基本原理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就只字不提灵魂和上帝，唯一的前提是自由，自由王国就是目的王国，一个只许把人当作目的，不许当作工具的王国。康德的表白虽然曾使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信以为真，却瞒不过200年前的普鲁士宫廷，他终于奉谕再不许公开谈论宗教问题了。理论观点和历史观点，是观察哲学史的两重不同的观点，两个不同的角度。从两个角度来观察同一问题，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甚至会得到相反的结论。不独是康德的不可知论如此，在欧洲哲学史上，也不乏在形式上比不可知更加荒谬的结论，但并不为千年岁月所淘汰，至今还须保存在最基础的教材中。柏拉图的回忆说就是一例。在这个观点里又是灵魂转世、又是感性世界之外的理念王国，可谓荒谬绝伦。但从其论证所展示的看来，其道理不过是以比喻的方式、形象的手法表现的先验论。既然先验论至今并没有从历史上抹掉，所以回忆说也不会被神秘主义所骂倒。哲学史是千百代智慧积叠的山岭，其中每一哲学形态都是一座独秀的高峰，奥秘无穷的胜境。对人们说来，它是一座瞭望塔，观景台，凭借着它，就可以看得更远，想得更深。而不是可以把其中任何一种故实抓取出，以支持自己论点的工具箱。荀子在《劝学篇》里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所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那些目光敏锐、声音响亮的人物，并不是生来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善于寻求凭借啊！我国古代的诗人们也十分领会这个道理，遗下了许许多多登台、怀古的名篇。其中感人最深莫过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上高峰，并不和现实离得更远了，而是视野更广阔了；缅怀过去，并不与世事相疏了，而是反思得更深切了。置于我们面前的这一教程，也是一本经多年思考之作。建国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在欧洲哲学史领域中，是最受重视的一个哲学形态。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1978年以后也是讨论得最多的题目。经过一段思考和研讨，这方面有关的著作出版了多种，各个高等学校里，也就此开出专题课程，只是能充当教材的出版物尚不多见。这一教程就是以此为目的而编写的。两位作者都是这多年曲折道路的亲历者，所以他们感受得切，思考得深。他们尽力搜寻在现有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全面地、有系统地阐述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哲学家本人的著作为依据，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评价，改正了50年代教材中的那些失当之处。总之，这是一个新的思考，新的努力的产物，很有实用价值的成果。前面由此引发的一段杂论，权作前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