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书评

如何才能被尊重

人设很像《猫城记》，通过父子两代人的故事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国内军阀混战的时候，父子二人来到英国，继承大伯的一家古董店，并寄住在一个英国中产阶级的寡妇家里。老马的传统、泥古、想做官、求体面、看不上实干；与小马的明理、求新、想改变但又放不下父亲的矛盾心理形成对比，体现出新旧两种思想在时代变迁下的摩擦，细节丰富，值得玩味。此外，以英国寡妇和她的女儿为代表的英国中产阶级，对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刚开始读到的时候，挺让人觉得不高兴的。而作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坏人，他为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铺垫了扎实的基础，让读者不会止于“啊，这个人真坏”，而是有土壤去进一步思考这个人物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做。想起前一段时间看蒋勋评说的《红楼梦》，他说曹雪芹是用一种十分悲悯的胸怀来看待故事里所有的这些主要和次要人物，这是作者非常了不起的地方。读完这个小说，除了佩服老舍先生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把握和细致入微的描写之外，最深的感触就是，当国家弱小的时候，摇旗呐喊和横冲直撞是不管用的，换不来外国人的尊敬。只有刻苦实干，把国力提上去，人民不用为了温饱发愁，可以有尊严地生活，才能迎来别人的尊敬。不用把外国人的看得起或者看不起太当一回事。大家平平都是人，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生活过好了，自然别人就会认可，愿意来做朋友。若是明明自己很弱，还特别怕人说，一说就跳起来，这才是最心虚的表现。

国强与民强

　　老舍先生是我心目现当代以来最伟大的作者，没有之一。　　只是读过《二马》，略感失望。那失望并不代表它就是失败之作，而是相比较作者其它作品，这部作品明显带着强烈的民族倾向性和功利性。我并不能否定政治在小说中的地位，也无法完全推翻民国时期那种文学为“启蒙”的主张。可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看待这样的作品？《二马》的结构、叙事手法实际上已经相当成熟，却总是缺少了些什么。　　作品讲述了“二马”父子马则仁（父）带着马威（子）到英国伦敦继承兄长马唯仁的古玩店铺，期间同房东温都母女、伊牧师等人的一系列故事，结局以马威的离开告终。　　这部作品的结构颇值得注意。作品总共分为五段，第一段开篇并不是从头写起，而是从“结尾”处写起，直接便交代马威在李子荣处，趁其未醒而离开。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倒叙”手法。特别留意一下会发现作品其实一直是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马威”，一条线则是“马则仁”，两条线时而重合时而分开，将两代中国的人个性矛盾展现的一目了然。我们总结一下五段的内容，第一段：开头；第二段：二马初到伦敦；第三段：二马去适应伦敦生活；第四段：二马适应伦敦并有自己的计划；第五段：二马计划的失败。忽略第一段不说，可以看出作者在稳步上升－波折－重生－毁灭的一条路来进行结构叙述。很明显，这是一部“现实主义”著作，思想十分统一，而那个统一的思想也是我对它失望的理由。　　既然是“现实主义”著作，就不能不讲作者创作时的时代特征。老舍先生于２９岁到英国东方学院讲解汉语，而本作就是成于此时。那时正值一战结束，国际形势重新分割。书中的思想内容十分明显，就是批判中国的民族劣根，揭露英国文化的偏执，着重探讨“国”与“人”的关系。我失望的一点原因是英国人的脸谱化，甚至不客气的说，英国人形象的塑造更像是中国人。即便拿民族来说，它跟后来的《四四同堂》是完全没法比的。　　现实主义的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时时刻刻想通过文学来力图展现生活，加入自己情感后用来起到自己政治诉求的目地，然而这种将个人情感嵌入生活中的方式往往使得作品不够“现实”，但反过来离开了情感作品便失去了意义。在这样荒谬的逻辑下，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作品。我一向认为文学作品应当以“赏玩”的态度对待，这里的赏玩是两个阶段。首先是“赏”，便是阅读作品，分析作品；而下一阶段“玩”非我们所谓的玩乐，而是《中庸章句集注》里面程夫子说的“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的玩，便是思索领悟，得到某种启示。现实主义作品同样可以用此等方法来阅读，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二马》中第三段第小四节中，凯萨琳曾说过一句话叫“人生，据我看只有两件快活事：用自己的知识，和得知识。”　　老舍的意图不在贬低英国文化，也不在于咒骂中国，而是立志于鼓舞鞭策中国。在这样的意图下，文学是绝对不可能反映现实的。对于西欧近代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有兴趣可以参看杨瑞松先生的学术作品《病夫、黄祸与醒狮》，有很多看法是我们自己给我们添加的。老舍添加标签的目的也是为了激励当时的青年，要想得到别的民族尊重，只有自己强大起来。　　我不能贬低这样想法的地位，但是却也不满因为此而降低文学的味道。　　可是老舍毕竟是老舍，对于语言的把握，实在是妙不可言。他以一贯的幽默手法塑造着众生相，尤其是老马的一系列不协调行为为这部作品添上了喜剧的色彩。最具有荒谬的要属“二马”们的爱情了。父亲爱上了房东寡妇，儿子则爱上了房东太太的女儿，而全书都在宣传一种英国人“鄙视”“厌恶”“妖魔化”中国人的观点，这种爱情只可能是悲剧荒谬的。爱情的悲剧，或者说是悲喜交加，更加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没办法，现实主义必须有突出主题）。老马和温都太太的爱情是可笑的，儿子单相思马利更是荒谬的，爱情的悲剧直接导致马威对生活的失望。　　说到这儿就收住了，毕竟是一部好作品，只是我不喜欢它的主题浅显。倒是很喜欢它对于人生、平等的探索，甚至时不时发出讽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调，还是很有趣的。故事性也很强，作为阅读也是再好不过的了。　　国强则民强，自来如此。

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

老先生可谓文学巨擘，但《二马》是我认真看过的他的第一本书。拙笔写不好书评，就记录一些感想吧。去年在杭州有幸听场舒乙先生的讲座。竟然搜到一篇有关文章：http://www.hangzhou.com.cn/20080505/ca1504349.htm舒乙先生谈到了冰心和吴文藻的爱情，谈到了老舍先生的作品，特别是他随身携带，已经翻烂的那本《二马》。先生当时朗声念了其中一段话，大意是英国人如何看不起中国人。原文是：“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中国人！你们该睁看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 ——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先生高声说，几十年前的话，如今还是针砭时弊，铿锵有力！《二马》描述的故事很简单，一对中国的父子分别爱上英国的母女；其中的背景和冲突却很曲深与明显：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人喜欢煮老鼠吃，在茶中饭中“放毒”;在中国人心里，英国人永远不会与之平等！书中提到英国媒体如何歪曲对中国的报道，难道这一幕如今不是仍在愈演愈烈吗？“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老舍是抗战文学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作品当然也对战争和各国人民的心态变化作了细致分析：“欧洲大战的结果，不但是摇动各国人民的经济基础，也摇动了人们的思想：有思想的人把世界上一切的旧道德，旧观念，重新估量一回，重新加一番解释。他们要把旧势力的拘束一手推翻，重新建设一个和平不战的人类。婚姻，家庭，道德，宗教，政治，在这种新思想下，全整个的翻了一个觔斗；几乎有连根拔去的样子。普通的人们在这种波浪中，有的心宽量大，随着这个波浪游下去，在这种波浪中，他们得到许多许多的自由；有的心窄见短，极力的逆着这个潮浪往回走，要把在浪中浮着的那些破残的旧东西，捉住，紧紧的捉住。这两队人滚来滚去，谁也不了解谁，谁也没心去管谁；只是彼此猜疑，痛恨；甚至于父子兄弟间也演成无可调和的惨剧。”《二马》中的老马虽然迂腐得让人摇头，他的顽固中透着可爱，对温都太太的爱情让人觉得好笑而感动；马威是新青年的代表，难能可贵的是对玛力的懵懂之情并没有使他沉沦，相反他从失意中抗争，从挫折中奋进，从努力中抗衡！在图书馆看过冰心先生一本书，其中讲到老舍如何与其三岁小儿爬在地上，寻找玩具；讲到老舍如何来家讨茶讨烟；讲到如此热爱生活的可爱之人，无奈何自沉太平湖！！！以下是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记述老舍与冰心一家的交情，共飨。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在重庆作过一首嵌名诗：“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素园指作家韦素园，其他三人均为原名。这是一种游戏诗，但也极富深情、深意。　　冰心是被宋美龄以“同窗学友”的名义亲自邀请到重庆来的，本有政府安排的住宅。冰心工作一段后，觉得不适应，就千方百计地辞了职，继续从事自由写作。就在歌乐山的半山腰购买了一座土坯房，也就是“老舍”。虽然是平民住宅，但环境甚美，严严实实地被松树林包围着，树林中依稀夹着一些竹子，称得上“素园陈瘦竹”。这处“素园”浓阴蔽日，密林挡风，冬暖夏凉，还可远眺嘉陵江，冰心很喜欢，就把这幢房子命名为“潜庐”。　　与冰心大不一样，老舍是抗战文学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勤奋创作外，老舍还要联络各方，组织各种活动，并上前线采访和慰问将士。仅1939年下半年就先后到了五个战区，行程两万多里。　　为了工作，也为了友情，老舍经常来冰心的“潜庐”，喝了酒后就躺在走廊上的帆布床上休息，惬意极了。在极其繁重而且充满激烈斗争的领导抗战文艺的岁月里这种时光更为难得，老舍自然要“谢”冰心了。　　冰心难忘这段愉快的日子，她在1987年12月写的《又想起了老舍先生》中说：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舒乙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中对上述情景有更具体的记述：　　平时，冰心管教孩子甚严，给孩子们分花生、铁蚕豆什么的，是按颗按粒数的，比如，每次每人只能吃5粒，老舍一到，全放开了，“咱们今天不数数儿，随便!”但孩子们还是要问母亲：“我们能吃多少?”冰心说：“两个!”这时，老舍就插话了：“不行不行，要说二十个，二百个!”　　有一次，孩子们居然与老舍讨论起老舍的作品来。孩子们问，为什么您的书中好人都姓李?老舍则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以后要做好人，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都姓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