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生涯》章节试读

《记者生涯》的笔记-第418页

关键问题在于电视新闻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取代好的报纸。公众依靠电视来得知主要新闻的这种依赖性危及到我们的民主制度，这么说并不算太过分。电视能够展示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相关人物的活动图像，这一点足以令其他一切媒体相形见绌，但同时，电视却无法对世界上更为复杂的新闻做出概括和解释。
对于那些不认识字和不读书读报的人来说——在现代社会里这两种人都同样应感到羞耻——电视助他们增长见识，助他们了解世界。但对其他人来说，电视对更复杂问题的有限探索起不到增长见识的作用。因此电视新闻所提供的智能空间其实甚为狭窄。
电视新闻的数量非常之少。半小时广播中主持人所说的话还不及报纸标准页上三分之二的话。这对于报道国内外大新闻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事实的大量压缩，词句的缩短，解释的删除——这一切都是由电视广播有限的时间决定的，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电视荧屏上的新闻。
电视记者及其采访对象是时间压缩的牺牲品，这已经被人称作“声音份额新闻业”了。记者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连贯的报道，只是试图以一句最终的概括性句子理出前面所讲的快而费解的话语的意义。课室没有形成一个观点，用一句话概括也并不容易——由此诞生了一句话社评。与此相似，一则有关违法行为的消息通常以这句话结束：“发言人否认指控。”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电视经常重复有“可靠消息来源”的报纸新闻。报纸可以用无数资料精心地进行描写，但时间有限的电视新闻却做不到。于是就产生更多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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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赛解说】不管我将要报道什么，我再也不会不做任何事先可能准备的调查研究了。
……他说：“好吧，要是你经验丰富一点的话，就会问我对罗斯福竞选第三届连任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念头，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麻烦。再见。”
这不是什么重大的新揭示。以前已经登过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了。但它却教会了我一点：一旦你在电话里同新闻消息线人联系上，就不要轻易放过机会，应该把所有可能探听到的消息都问一遍。
【巴顿将军】
“我以为除了解除乔治的职务已别无选择，我把他叫了进来。他戴着那顶涂成红色，还花里胡哨地画着星星的钢盔衬帽走了进来。他当然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以立正的姿势站在我的桌子前，两眼直视前方。
我让他坐下。他说他愿意站着。于是我跟他说：’那好吧，至少可以稍息。‘然后我开始告诉他又惹麻烦了的所有原因。
他的眼圈里开始有泪珠了。我就差最后一句话，命令他回家的时候，却感到说不出来了。我太需要他了。我把话咽了回去，对自己说：’去他妈的，这一次要挨批我也认了。‘
我站起来走到乔治面前说：’乔治，尽管你有这么多不是，我还是打算再给你一次机会。‘
乔治出声地抽泣起来，把他的头靠到我的肩膀上，那顶鬼衬帽掉了下来，滚到了地板上。那样子很可笑，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这一笑，乔治推开了我：’谢谢你这么做，我会留下来的，你这个狗娘养的。‘说完大步走了出去。“（艾森豪威尔）
收音机不是一个可以传递敏锐的微妙之意，或是讽刺挖苦之词的媒介。很早加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发明了广播新闻的记者保罗·怀特曾指出过，信息传递到人们耳朵里是一种流动的片刻，广播新闻中的每一点都必须重复再三：”你必须先告诉他们你将要告诉他们什么，然后开始告诉他们，最后再告诉他们你已经告诉了他们什么。“
【拒绝玻璃心，同时多问并谨慎行事】当我第一次走进塞弗瑞德的演播室时，就感到自尊心被那个自以为是的制作人刺伤了，他问我：”要不要给你块手表？“
我以为他是把我当作一个新手来恶意挖苦，就说我已经准备拿荣誉退休金了。其实他根本不是在挖苦我。他问的只是广播制作人通常问的问题，意思是我愿意自己掌握时间呢，还是由他把那个显示所剩时间的秒表递给我看。
但声称自己不知情并不能使纳粹时期的那一代德国人免为希特勒的暴行承担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们漠不关心地允许了希特勒在黑暗中做他的肮脏事。当他停办了他们的报刊，把持不同政见的作者和编辑送去流放（或更糟）并压制言论自由时，德国人几乎没有表示异议（多数情况下甚至鼓掌赞同）。当德国人接受了这种做法，当他们由于疏忽而一致认为他们是如何信任他们的政府和领袖，以至于相信政府和领袖背着他们并以他们的名义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时候，那么对于他们的政府以后以他们的名义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都是负有责任的。
-我们有权知道他们以我们的名义都在干什么。不仅有权知道，而且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所应有的权力。
-战时一定要有军事审查。战略、战术、军队的规模、行动的成功都属于军方不应透露的合法机密。……但一定要给予记者接触战场和士兵的机会，以便能不偏不倚地记录日后可以公开的历史。只有当出现军事紧急状态而需要实行审查制度时才实行审查。而且应像二战时一样，必须有一套上诉的程序，使新闻界能够向世人说明播放新闻稿和新闻图像是有道理的。

《记者生涯》的笔记-第201页

新闻界一味重视政治的操作而忽略实质问题的作法或许是导致公众对政治程序持怀疑和讥讽态度的原因之一。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个作法又进一步导致了合格选民中参加投票人数比例令人不安地减少。这一比例降得如此之低，令我们在国际上深感窘愧。这个自诩为照亮世界之火炬的民主国家，其选民参政数却比哪个大国都低。真正参加投票的合格选民也许还不到我们所有合格选民数的四分之一。这对于我们还称不称得起一个民主国家提出了疑问。
这是我们大家的错——政治家、新闻界和公众都有份，它容忍了这样一种教育机制，它教育出来的人民大批成为不懂参与民主的“民盲”。还有一部分的错应归咎于电视——它的效用、它的滥用和它的未被利用。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电视观众数的上升，选民参政数却在下降了，而这也许并非巧合。

《记者生涯》的笔记-第154页

待在那儿的两年中我认识的俄国人是在太有限，所以无法确定他们是否代表了典型的俄国人，虽然其他一些在俄国的老外们的经历似乎确认了我的印象。我反感的是他们所共有的一点特性：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报告其他人的不忠行为表白自己的忠心。
他们中的一个人刚刚离开房间，就有别的人跑来对这位不在场的同事丢下一大堆指控，说他偷看过我的文件，或记录过我的新闻稿，或打过神秘的电话，等等。猜疑似乎是他们存在的全部理由。
我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不健康的行为是他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由一个接一个残酷的独裁统治的历史所造就的。一代一代灌输到所有人的头脑中的是，在这个一切都是秘密的社会中，应对当局的办法是通过怀疑指责同事、邻居甚至家庭成员来确立自己的忠心。
当然，这是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统治时期的典范行为。
之前看乔治·奥威尔的《1984》虽然知道书中批判的就是苏联的极权体制，被书中人人都活在猜忌之下的世界感到惶恐。但从克朗凯特那儿得知，这基本就是苏联的真实状况，还是感到不可思议。

《记者生涯》的笔记-第199页

“沃尔特，你现在出名了。你会想要挣比现在多得多的钱。你最好找一个经纪人。”一个有经纪人的记者。经纪人是我对娱乐业的中间商，不是新闻业的。单单这种想法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亵渎。麦克尔森耐心地解释说，任何一次涨薪都不是在我们俩之间决定得了的事情，电视这个行当不是这样经营的。他指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挑选具有谈判技巧的人出任业务经理，是因为他可以把这个部门的人才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当然我不应该用自己的谈判技巧去同专业的相抗衡，而是应该有一个我自己的专业谈判者——经纪人。
我对我所从事的这一行当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这是演艺界，现在已经看出来了，这条路走下去面临的风险是明星制度和身价百万的主持人，至于西格认为我想要得到的钱，我是真的没有想过。在电视时代到来之前的记者接受任务时，是不计较它对你事业的帮助和所能带来的物质回报的。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基本工资仍是很低的——一周不到200美元——不过从赞助节目的播音中挣得的外快使我的总收入虽谈不上惊人，但绝对可以生活得很好。另外，主持第一次在电视上大规模地报道政党集会的节目对我颇有吸引力，其挑战性和兴奋劲使我很难放弃。

《记者生涯》的笔记-第143页

摘录：
我在纽伦堡的新闻营酒吧立及以后的许多个夜晚都曾为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辩护过，我不同意那些争辩说它赖以建立的正义的基础是不实的，它所依据的法律在罪行犯下时是不存在的理论。单说一点，纳粹德国明显违反了得国际公约就的确存在着——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条公约规定侵略是违法的，禁止以战争作为国策手段，还有1897年的《日内瓦公约》及1899年的《海牙公约》，都对战犯的处置做了明确的规定。
虽然杰克逊法官在其许多雄辩的发言中不太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一点，但我始终相信审判是正义合法的，因为有必要在国际法尚未奠定以前开创国际法会用户的立法判例。这个审判权是基于这个地球不会再经历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上的。因为几乎可以确定，再来一次世界大战将使用核武器，给全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假如我们要避免这场灾难的话，一个世界秩序的体系——最好是一个世界政府的体系——就是必须建立的。有朝一日骄傲的民族会明白过来，去放弃他们宝贵的主权，就像200年前美国的13个殖民地所做的那样。

《记者生涯》的笔记-第423页

新闻自由对于民主来说至关重要，但新闻界不得滥用这种特权。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种权力。我们须尽可能避免过度的宣传，因为它使公平审判的权利变得难以捍卫。我们必须避免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侵犯他人的隐私。自由以及人们在社会中得声誉是甚为宝贵的东西，不得被等闲视之，也不得被任性的行使特权所侵害。
然而，最重要的是新闻界本身必须坚定不移地捍卫第一修正案中关于新闻自由的保证。毕竟，自由的新闻界是民主社会的中枢系统。如果没有它，我们所理解的真正民主就无法生存。当无辜的个人被卷入有害宣传的急流中时，新闻界有时也会表现得不负责任，不守秩序，傲慢甚至残酷。但一个自由的，不受恐吓和约束的新闻界是民主社会中探测民主自身的越轨行为以及暴政手段的预警系统。暴政手段的早期信号之一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踏在新闻自由门槛上的沉重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