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演化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ISBN:9787505833111
作者:杰克·J·弗罗门
页数: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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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还是利他——演化博弈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中的选择单位是单个的有机体。这似乎暗示着，利他的个体，即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的（部分）适应性的个体，将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被“自私的”个体所取代。威尔逊（E．O．Wilson），社会生物学家中的领导者之一，声称“社会生物学的中心问题是：从定义上说将减少个人的适应性的利他主义，如何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进行演化？”（Wilson,1975）。在这里，利他主义（隐含地）是以行为的结果的用语而不是以某种方式行事的意图或意向（倾向）的用语来定义的。利他行为是以提供帮助（利他）的个体的适应的减少为代价，来增加所帮助的个体的适应的行为。演化博弈论是发展出来研究特定的演化过程的。它假定演进的变化是由群体内的自然选择引起的。在某种意义上，演化博弈论可以看做是生物学中“最优化理论”的一般化。生物学中的最优化理论研究个体的何种特征可以最大化他们的适应。最优化理论适合处理频数独立的选择：即个体的适应只依赖于自然环境的选择过程。演化博弈论是设计用来分析频数依赖的选择的。在频数依赖的选择中，个体适应不仅依赖于他们的自然环境，而且依赖于他们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在群体中特定的基因显型的适应依赖于他们在群体中的频数。在演化博弈论中，当一个个体被认为有一个特殊的基因显型，这就意味着该个体将遵循某种具有时间一致性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被假定是由基因遗传决定的，并且同样地，它们被假定是可遗传的。个体被假定为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里不能改变他们的行为规则或策略。每个个体被假定为有一个固定的策略类型。这是对所有基于自然选择机制的演化理论都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体停滞的要素。在演化博弈论中的个体根本不能选择。但是他们所处的情形可被认为是有一个博弈理论的结构。当个体遵循某种规则比遵循其他规则能更成功地留下后代时，在群体层次上就产生了动力学。群体中的复制动力学（或马尔萨斯动力学）被假定为，某种规则的增长率依赖于它的适应，而这种适应则不仅依赖于它所遭遇的群体中被遵循的其他规则的对应物的适应，而且还依赖于他们在群体中的频数。当群体中的适应全部都相等时，群体将趋于静止，也就是说，当所有被遵循的规则具有同样的适应时，规则的频数将达到一个固定点（不动点）。演化稳定策略（ESS）的均衡是固定点概念的一个精炼。在这个概念背后的一般性思想是，拒绝“突变”策略的侵犯。演化稳定策略是这样一个策略，如果群体中所有的成员都采取这种策略，那么在自然选择的影响下，将没有突变策略能侵犯这个群体。鹰——鸽（H－D）博弈只有当p＝1/2时，才成为 ESS 。这要么意味着遗传的多态性存在：群体被分为两半，一半由纯 H 策略者组成，一半由纯 D 策略者组成；要么它意味着群体中的每一个体有共同的内置的随机装置，这种装置使个体在一半时间里采取 H 策略，在另一半时间里采取 D 策略。然而，策略 M 是次优的。但是如果进入群体的突变策略在策略集外部，那么情况将可能有质的改变。这种突变策略的入侵实际上导致了原始策略集的扩展。梅纳德·史密斯通过在原始的 HD 博弈中引入一个纯策略中产阶级（B）对这一点进行了解释。中产阶级（B）：如果是主人，则扮演鹰；如果是侵犯者，则扮演鸽。注意到 B不是一个可用纯策略 H 和 D 来定义的混合策略是重要的。这里引入的新元素是扮演不同角色的个体：主人或侵犯者。如果该个体在特殊遭遇中能够认清他们和他们对手的角色，那么这个博弈将是非对称的。在非对称的 HDB 博弈中，“所有的个体都实施B”是稳定的按照梅纳德·史密斯（1982）的说法，以上所述说明了，甚至在不改变支付时，所有权的非对称性约定就足以以一种和平的和最优的方式使竞赛得以解决。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所有的个体都是B策略者，那么资源的主人永远不会被侵犯者攻击。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所有权可被认为是事实上被所有的个体所“尊敬”。B 策略者越多，B 策略在群体中传播得越快。但是由于假定突变是盲目的，为什么我们要期望新的突变能精确地产生同样的B策略者呢？演化博弈理论的结果对策略集的规定的敏感性，引发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梅纳德·斯密斯在指出个体选择并不必然导致最优或者次优的社会结果这一点上都是正确的。如果群体中个体的持续性行为被正确地识别为 HDB 博弈中实施 B 的个体，那么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与利他主义的个体选择学家的解释是类似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从表面看是群体选择结果的现象可被证明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在鹰鸽博弈里，选择是对H策略者还是对D策略者有利依赖于群体中H策略者和D策略者的相对比例。而且，在选择的压力下，群体可能达到一个次优的均衡。只有当群体中的变异机制对群体中合适类型的变异策略负责时，这个次优的均衡才能被一个最优的均衡所取代。因为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去相信变异机制将产生一个最优的策略，所以结果可被认为是依赖于行为“输入”的或者是以行为“输入”为条件的。演化出什么关键依赖于群体中可获得的行为类型。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在这些条件下，历史可被认为是重要的。历史也是重要的，特别是当存在路径依赖时，就更是如此。当历史的小事件决定演化的过程时就形成了路径依赖。这个次优技术自动形成的过程在下述意义上是不可逆转的，即当这一过程运行良好时，次优技术就不再能被较好的技术所超越。与此相关的是所谓的锁定效应。一旦一个次优的技术或制度本身被当做一个产业的标准来建立，那么产业就被锁定在这个标准上。这与一个群体在非纯的协调博弈里被锁定在一个次优的纳什均衡中。道金斯（1976）指出，个体有机体不能被视作选择单位，因为个体有机体在演化的时间里不是足够稳定的。选择单位不是个体有机体，而是“自私的”基因。基因生存是“真正重要的通货”，是演化的“黄金标准”。贝克尔的坏小孩定理则指出，利己主义的“坏小孩” i 可能被“大父亲” b 的利他主义所诱导，仿佛 i 也是利他主义的。因为从 i 自己（利己）的利益出发，可以预期到 b 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转移（给定 b 的利他主义）以至于 b 的处境也得到改善。这就不仅增加了 b 的“主观效用”，而且也通过i的行为改善了 b 的“客观”收入。从而，坏小孩定理可被认为是包含两个相关的结果。第一个结果与坏小孩（i）在预期到父亲（b）的利他行为时的表现有关。作为双方理性预期的结果，两个人都最大化了他们的效用函数。第一个结果并不令人吃惊。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它是相互作用的一个特定事例的“标准”经济学分析的结果。第二个结果则是反直觉的。第二个结果与利他者父亲获得的“客观”利益有关。在此结果的基础上，贝克尔断定，利他倾向对具有这种倾向的个人的适应是有利的，甚至如果与他们打交道的其他个人有自私的倾向时，也是如此。利他主义在与利己主义者并存的群体中有生存的价值。适应的（社会）生物学概念被翻译成了“客观”收入，或者，更一般地说，物质支付。小孩的合作行为将物质利益传递给了父亲这个结果，被贝克尔拿来用以证明利他主义存在的价值。获得的物质结果是决定多少后代能够持续生存的手段。这个假定在很久以前当铸造“人类本性”时可能是现实的。按照古尔德的观点，一般来说问题不在于人类行为是不适应的。他相信，人类行为的大部分是适应的。古尔德指出，问题在于适应的人类行为在群体中传播的主要传递机制不是基因遗传。人类社会中的演化是一个不同的文化类型。适应性行为在人类中的起源和持续并不需要遗传输入和达尔文式的选择；它可能由与他们的群体中的同伴在遗传上并无不同的少数个体通过试错产生，通过学习与模仿而传播，并通过价值、风俗与传统在代与代之间稳定下来。古尔德提到，文化演化与达尔文式的进化在三个主要领域有深刻的差异：速度、可修正性与扩散性。文化演化 是以拉马克主义的模式演化的。道金斯（1976）辩称，自然选择赋予人类有意识的预见与快速模仿的思维能力。快速模仿的能力使人类发展出一种新的复制者：模仿因子（memes）。模仿因子——文化观念与习惯（做事情的方式），可以通过模仿在人群中以文化演化的方式传播，就像科学观念可以通过接受在科学共同体中传播一样。在模仿中发生了错误就会导致“文化突变”。道金斯（1980）提出，这种类型的“模仿演化”可以用文化稳定策略（CSS）的术语来分析。道路的规则（在左边行或右边行）被道金斯用来作为一个文化稳定策略的好的例子。除了演化稳定策略与文化稳定策略的概念之外，道金斯还引入了第三个概念，即发展稳定策略（DSS）。当人类或动物通过试错法学习特定类型的行为时，适用发展稳定策略的概念。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化稳定策略概念，在演化时间里发挥作用；文化演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稳定策略概念，在历史时间里发挥作用；个体的试错学习，以及与之相关的发展稳定策略概念，在发展的时间里发挥作用。在某些条件下，合作的“利他”主义行为是最适应的策略；在其他条件下，在由合作者组成的群体中“搭便车”可能比“合作”是更适应的策略。实在主义只有能够利用定律去反映某种真实存在的因素或力量的运作时，才情愿接受趋势定律。指称性实在主义（referential realism）不但包含了因素与力量是在现实中起作用的信仰，而且也包含了在一个（纯）理论中的定律所表述的必须是由真实存在的因素与力量产生的信仰。一个趋势定律可以告诉我们某一事物背后起作用的因果力量的事实，即使这种力量的表现一直被其他共同起作用的力量所干扰。这个观点牵涉到一种被梅基称作真实主义的实在主义（veristic realism）的特殊类型的实在主义。真实主义的实在主义首先认为，事物拥有影响它们行为的真实特征（或趋势，或者能力），即使它们被其他因素所抵消。其次，真实主义的实在主义坚持，在趋势定律中关于事物的表述必定适用于它的真实特征。本质主义的实在主义也包含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是，在有效的因素或力量中间，有一个（或者有几个）因素或力量在某种特定的领域内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或力量。第二个主张是，趋势定律应该与占优的因素与力量相联系。如穆勒认为，在经济事件中对财富的欲望超过了其他的渴望与努力。它是对经济行为施加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而其他干扰性因素的影响随情形的不同而改变，只有“经济动机”的影响被认为是大的和持久的。方法论实在主义的立场，即一个理论应该代表和说明创造理论的理论家的信仰。方法论工具主义者情愿接受一个不被认为是真实的理论。与方法论实在主义者相反，方法论工具主义者并不要求，只有那些表达和说明了被认为 是真实的信仰的理论才是可以接受的。方法论实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实在主义的联合包含了经济科学的主要目标：抽象出真实的和本质的，识别出主导现实经济与社会事件流变的真实的、持续的生成性结构和机制。波普尔与哈耶克之争波普尔（1963）指出，“试错的方法不仅可为爱因斯坦所用，而且用一种武断的说法，试错的方法也可为变形虫所用”波普尔并不认为，变形虫和其他“简单的”有机体真的能够有意识地提出需要经受严格检验的猜想，就像科学家被假定要做的那样。所选择的变形虫“假说”被用来作为反应环境刺激的基因计划的方法。使爱因斯坦不同于变形虫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爱因斯坦能够明确地把假说表达出来。由于“‘描述与论证语言’的发明这种巨大的生物学优势”的缘故（Popper,1972），人类能够使他们的语言形式的假说接受批评。这里我们就进入了波普尔的由思想的客观内容所占据的世界三。思想的客观内容是不能与作为人类思想状态的信仰相混淆的，因为后者属于世界二。世界二还包括行为倾向。最后，世界一，是由物质的目标与状态占据的。随着只向人类开放的世界三的出现，人类便能够从事科学活动了。他们能够把他们公开表达的假说置于严厉的批评之下。如果他们的假说不能在科学的审查中生存，人类就能够清除他们的假说而不是他们自己被清除。相反，变形虫与其他简单的有机体没有这种有吸引力的选择：波普尔相信科学进步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关乎他们生存的紧迫的实际问题。然而，按照波普尔的观点，科学进步提供的帮助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科学致力于理论问题。“最适应”的假说可以最好地解决它被设计用来解决的理论问题。它不必是能最好地改善我们自己的生存的假说。世界三中的发展对世界二中的实体有重要的反馈效应，而这些世界二中的实体似乎对我们自己的生存是决定性的：“世界演化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行为倾向（亦即，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行动——的反射，或反馈效应，绝不会被高估”。作为科学发展的“意料外的副产品”，这些反馈效应也要对新问题的连续产生负责。从而，科学进步与下述基本的演化框架相一致：P 1 → T T → E E → P 2 → ⋯ ⋯这里P1代表一个最初的问题，TT代表一个试验性的理论，EE代表估计误差的消除，P2代表一个所产生的新问题（作为一个意料外的副产品）。学习过程与自然选择过程被认为不是以一种“拉马克主义”的方式行事的。也就是说，在所涉及到的这些过程中，没有累积过程，没有重复的引导。在这两个领域，进步都不是建立在过去的成功基础上的。过去的成功并没有提供一个引导有机体如何继续前进的坚固基础。进步只建立在过去失败的基础上。错误被清除，除了可以更好地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之外，并没有给有机体提供如何更好地前进的任何线索。每一个新的行动都不得不在“证明的背景中”证实它自己。或者，就像波普尔所说的，每个“试验”都是对未知世界的一次冒险。对哈耶克来说（1978），竞争基本上是一个发现程序。从而在竞争中所调整的是参与者的行动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参与者关于如何前进以实现他们目标的观念。他们的观点被调整到“相关的环境”，这相关的环境不但包括外部的“自然”世界，也包括外部的“社会”世界——其他参与者的行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参与者观点的相互调整，或者在一个共同的外部“自然”世界背景下，他们的计划之间的协调。市场和社会系统处于静止的状态，哈耶克称之为均衡。范伯格批评了哈耶克的不一致性。哈耶克既宣扬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又认可了某种群体选择的争论性的整体概念。范伯格正确地指出，基于群体间的迁徙过程，对一个群体被另一个拥有更成功规则的群体所取代给出一个个体主义的解释是没有问题的。在哈耶克的文化演化概念中所解释的是规则的演化。有价值的是规则的而不是个人的“不同的复制成功”。当秩序（“特殊的结构”）改变时，受到危及的不必是作为个体的“特殊结构与行为”的物质存在。作为他们的环境改变的结果，当他们的流行规则不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时，他们可能被引诱到去搜寻更好的规则。当他们找到更好的规则时，“走向灭亡”的将是他们以前的规则。“生存”或“不生存”的实体，是个体遵循的规则，而不是个体他们自己。波普尔的假说，当传递到世界二时，就将精确地以哈耶克的规则同样的方式行事：作为行为倾向。他们给出了通过清除某些可能的行动选择为个体的行为指明了方向（或途径）。因而，行为倾向可被认为是有限制的。但是一旦我们不把个体视为孤立的和独立的行为人，而是视为相互依赖的行为人，那么行为倾向也可被视为是促进行动的。这个在视角上的转变是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201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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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难 -
回到历史的理路中去看NIE -
还挺通俗易懂的，也是文献检索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