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时光
出版日期:2016-3
ISBN:9787301266936
作者:[美]詹姆斯·哈克尼 编
页数:344页
内容概要
译者简介
田雷，江苏徐州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学士。现任教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领域为宪法学、政治学。
左亦鲁，北京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科学博士，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学士。研究领域为宪法、网络法。
戴昕，北京人，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杜克大学法律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现任教于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
阎天，山东烟台人，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学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为劳动法、宪法、行政法。
丁晓东，浙江淳安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法学硕士，中山大学法学硕士、电子系学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为宪法、行政法、法理学。
刘晗，安徽蚌埠人，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现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为宪法学和法律、政治理论。
书籍目录
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
目 录
导言
批判法学 邓肯·肯尼迪
法律经济学 理查德·波斯纳
法律史 莫顿·霍维茨
法律与社会 奥斯汀·萨拉特
批判种族理论/法律与文学 帕特里夏·威廉斯
女性主义法律理论 凯瑟琳·麦金农
后现代法律理论 杜希拉·康奈尔
当代自由主义宪法理论 布鲁斯·阿克曼
古典自由主义宪法理论 查尔斯·弗里德
法律与哲学 朱尔斯·科尔曼
索引
译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是哈克尼教授与当今美国最为知名的十位法学家的对谈录，与谈者包括享誉世界的波斯纳、肯尼迪、阿克曼等法学大家，他们是当代各大法学流派——批判法学、法律经济学、法律与社会、自由主义法学等的代表人物。
本书带您深入十位法学大家的理论世界和心路历程，重返美国法学史上那个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的巅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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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时光》即将出版，白大编辑和田雷兄要求写篇介绍短文。接到任务，却一时想不出从何入手。直到前两天开车时，听到某一期《晓松奇谈》。那期的主题是“北京老炮儿”，应是高晓松就着电影《老炮儿》有感而发。在节目中，高晓松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老炮儿和老战士。不知为何，我一下子想到了邓肯·肯尼迪。按照高晓松的定义，老炮儿和老战士首先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战斗过。正如电影《老炮儿》中冯小刚扮演的六爷，六爷之所以今天仍能在他的圈子里一呼众应，靠的是当年真刀真枪拼出来的老底子。但老炮儿和老战士的不同之处在于，老战士直到今天仍在战斗，而老炮儿们则要么战斗不动了，要么靠着多年积攒下来的面子、路子和资源，不再需要战斗了。那么，肯尼迪究竟是一个老炮儿还是一个老战士呢？首先，肯尼迪当年无疑是战斗过的。他之所以能代表一个“山头”入选这本访谈集，正是由于他此生最著名的一场“造反”——他与同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大卫·楚贝克（David Trubek）和马克·图施耐特（Mark Tushnet）等人一起，开创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法学运动（对耶鲁法学院这段历史更生动和详细的介绍，请见阎天兄翻译的劳拉·卡尔曼（Laura Kalman）所著《黑暗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有关批判法学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无疑是这篇访谈的重中之重，相信有兴趣的读者自会去看肯尼迪是如何大讲这一运动的背景、脉络和八卦。在批判法学运动之外，肯尼迪谈起学界诸人诸事，同样不减当年的激情和火气。这也是这篇访谈相当好看的一个主要原因：敢怒敢言、猛料十足。比如对被今天耶鲁法学院教授和学生奉若神明的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肯尼迪却认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卡里斯玛的人”，他总是“带着一种‘顾盼自雄’的气质，让人觉得他只是‘屈尊’于我们。”而对波斯纳，肯尼迪认为他的出道论文更多是“挑衅，而非智识上的冲击”，其观点是“右翼对每个正直的自由派所坚信的理性真理的偏颇攻击”。此外，肯尼迪还指责波斯纳和德沃金对他进行了恶毒和粗暴的人身攻击。再如，人们一向认为批判法学历来是拒绝与体制或政府“同流合污”的造反派。但肯尼迪自己却爆出他曾在法国为中情局（CIA）工作两年。更令人意外的是，肯尼迪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污点”。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冷战自由派（Cold War Liberal）”，对外为国效力反对共产主义与对内批判政府并不矛盾。就我个人而言，印象最深刻的倒是肯尼迪对当时法学院生态和文化的一个类型学研究。他认为当时美国精英法学院中存在两类人和两种文化：硬派（hard guys）和软派（soft guys）。硬派是法学院的主流，其特点是冷酷、顽固、保守和等级森严，1L的核心课程完全由他们主宰。电影The Paper Chase中的教授形象就属于典型的硬派。软派则是相对温和、开明、平等和有人情味的少数。但软派的问题是软弱、势单力薄，面对硬派时不堪一击，只能在法学院开一些边缘的、小规模课程。在肯尼迪看来，改革派应选择战斗而不是认怂，不能蜷缩在软派自己的“舒适区”里抱团取暖。因此，从入职哈佛法学院的第一天起，肯尼迪就立志要去合同、侵权等1L的基础大课上去与硬派针锋相对——“我认为只有深入核心地带才能影响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结构是软派教授只教那些在规制、人文和其他‘舒适’领域内的进阶课程。而严厉、强大、强硬和有权力的教授则主宰着一年级基础课程的课堂。所以关键是走出软派的鸽棚，去硬派的领地挑战他们。”与之类似的还有肯尼迪对当时耶鲁法学院教授内部派系的观察和划分。他将耶鲁法学院当时的教授分成三个派系：“哈佛帮”、“社会科学帮”和“法律经济学帮”。在他看来，以哈里·威灵顿（Harry Wellington）、亚历山大·毕克尔（Alexander Bickel）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哈佛帮”势力最强。而正是由于“哈佛帮”的巨大影响，使后来“耶鲁变成了哈佛，哈佛变成了耶鲁”。批判法学运动无疑是肯尼迪一生的高光时刻。在楚贝克回耶鲁求职被封杀后，他们集体北上哈佛，在那里遇到了昂格尔。批判法学开始扎根坎布里奇，并在威斯康辛和布法罗等地开枝散叶。这标志着在学术体制内，批判法学已经从游击队变成拥有根据地的“割据势力”。可之后呢？在肯尼迪的叙述中，批判法学之后在组织建设上仍是相当成功。他们开了很多会，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学者和学生加入。但与故事前半部的昂扬向上相比，故事的后半段的“气”和“势”都明显变弱了。90年代以来，批判法学在美国学界越来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地位。且不说与如日中天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相比，批判法学今日的势头甚至不如种族批判理论、女权主义运动和拉美民族批判运动（Lat Crit Movement）这些当年的“小弟”。肯尼迪自己也承认，在波斯纳和德沃金围绕法经济学和权利学派的争论中，基本没有批判法学的位置。用肯尼迪自己的话说，“他们彻底地无视我们。哪怕你跟着这些学者学习二十年，你也不会听到他们提起批判法学一个字。”这种无视或许就是批判法学今日尴尬境地的一个写照。对学者或学派来说，可怕的不是大家都认为你错了，而是大家都认为你“无关（irrelevant）”。不幸的是，批判法学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irrelevant。访谈的结尾，肯尼迪开始变得有些感伤。“我们这代人”、“退出历史舞台”和“最后一口气”等字眼开始频频出现在他的口中。肯尼迪应该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关”，开始承认“有些时候，你必须停手”。在他看来，9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新一代学者不再对理论抱有信仰和狂热，也不会再为各自的信仰和立场激烈冲突甚至撕破脸。肯尼迪称这种特质为“平常心”，但对他来说——“我那代人可是习惯于咆哮和怒吼。所以保持平常心对我来说就是法律理论的死亡。”回到开头提出的老炮儿和老战士的区分。本书的另一名受访者帕特里夏·威廉斯曾多次提到了种族批判理论的创始人、她的恩师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贝尔无疑是一名老战士，无论在学术还是政治行动上，他都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肯尼迪呢？他还在战斗吗？如果不是，他（以及整个批判法学运动）是被体制“招安”后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战斗，还是因为战场的转移而无人再与他们战斗了呢？这些问题只有留待读者自己寻找答案了。一代人来，一代人走，这样的时光是否还会再有？ -
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面孔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罗大佑：《告别的年代》钱钟书先生曾讲过一个古老的“段子”，读过《围城》的人都知道。有位外国友人读了《围城》后，钦佩不已之余想要登门拜访，钱先生在电话里告诉这位女士：“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文学领域，我是外行，无法辨明钱先生此言的真意。但在现代法学的学术环境内，认识“下蛋母鸡”却是极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话，面对着眼花缭乱的理论流派，读者只能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也因此只能被动地遇上自己所依附的理论，而无法做到主动选择。在此没有任何不敬之意的说，本书就是一本带领读者认识“下蛋母鸡”的“生蛋”回忆录。正因为如此，这本收入了美国当代法学十杰访谈录的文集，就有了非常特别的意义。仅就篇幅而言，它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大部头，但却比任何“导论+简史”体例的法学理论作品，更能系统地展现美国法学理论在过去五十年来的全景以及流变。不仅如此，访谈录的文体——如本书编者哈克尼教授所言，他坚持做“面对面”的访谈——也让本书具有非常亲切的阅读界面，这是访谈所具有的“在场感、自发感和人性感”所赋予的。其中不乏深入这些学术大师之内心世界的“个人脚本”，让晚生后学读起来不能不感慨万千，未必一定是面对着前辈感到“高山仰止”，其实更多是发现他们作为常人的一面，了解他们缜密而系统的论述背后的焦虑与期望、体验与情感。站在今天的学术环境内去阅读这本访谈录，我们感到本书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哈克尼教授在选择访谈对象时做到了“兼容并包”。在学界，这四个字往往是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极难——更多的时候，真相事实上更残酷，越是主张思想自由市场的流派，反而越懂得要党同伐异。哈克尼教授是一位左派学者，如果回到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理论场域，在左翼批判法学和右翼法经济学的角逐对抗中，他当然会是批判法学阵营的学生、法律经济学的批判者。这点从访谈录的字里行间就不难发现，哈克尼显然同批判法学教父肯尼迪教授相谈甚欢，而在对波斯纳的访谈中却多少有些话不投机。但本书却没有因编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而变成“左翼法学理论读本”（或者“右翼”）。而且，左右二元对立的归类，在大多数时候实在是懒人思想的工具包。真相往往在细节中。比如，麦金农教授这位激进女权主义法学家就在访谈中坦陈，她很尊重波斯纳，对芝加哥的法经济学表现出了难得一见的温情脉脉（事实上，哈克尼教授在导言内就提到了这一点，他当时用了“令人大跌眼镜”这一短语）。基本上可以说，在这本访谈录内，受访学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排列是平衡的，而且基本上反映出了美国高校近十年来在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力量对比。与此相关的是，本书并不是站在21世纪的法学前沿战地上，而更像是编者哈克尼教授所喜欢的“知识考古学”。哈克尼教授在选择访谈对象时并不“势利”，完全没有用量化指标去统计他们的“法律评论”期刊发文数或引证率，以此决定谁来入选，而是特别注重受访学者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某一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不用在数据库内做搜查，就可以想到在本书内露脸的某几位学者，由于他们所处理论流派在80年代后的衰落或边缘化，未必就是那么如雷贯耳、著作等身，若是与同列本书的波斯纳或阿克曼相比，“差距”可不是那么一点点。就此而言，这本书为当下读者保留了美国法学理论在“百家争鸣”时代的理论横断面，如本书责编白丽丽女士为本书所起名的名字，那是一段“非凡的时光”，是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而我更愿意称之为“闪亮的日子”。但时光不再，对于我们而言，那都是一段“告别的年代”。几乎在每一次访谈的最后，哈克尼教授都向受访的前辈提出了随着时代流转法学发生转型的问题，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那一代“习惯于咆哮和怒吼”（肯尼迪语）的学术大师们竟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对于本书所聚焦的那个大理论时代，这些受访者大都感到“令人兴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有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你还有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律理论、批判种族理论、法律与社会，以及其他领域，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波斯纳语）而“现在全都消停了”（波斯纳语），这是“元理论之死”（萨拉特语）的时代，“那样的对话不会有了”（弗里德语），用“专业主义缓冲、保护并掩饰了研究者，使之与政治不生瓜葛”（霍维茨语），现如今“大家都是混口饭吃”（波斯纳语）。在这个哈克尼所讲的“人人都搞技术……各自只顾着自己的事情，出成果、开小会”的年代，这本访谈录就是为我们复现出这么一段美国法律理论所走过的“非凡的时光”。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读本书，他们也许会有如同肯尼迪教授在访谈最后所讲的反应，“喔噢，那会儿原来是这样的。”但时光难倒回，“也许这样的世纪已不再有”，“习惯于咆哮和怒吼”也会出现“争论疲劳”，搞不好还会导致思想越多、学术越少的怪现状（如同苏力教授近期在一篇文章中对我们的警告，要防止思想出现“裸奔”）。但理论的追求确实无可替代，我们虽无法摆脱学术体制以及时代对学者个体的约束，但只有首先自觉意识到我们生存在一段狭窄的理论光谱中，才能避免井蛙效应——学者可以狭窄，有时候甚至必须要“narrow”些，但不能不知道自己的狭窄。希望这本“兼容并包”的访谈录，可以让我们追求理论的心灵产生震撼，如同年轻的孩子抬头仰望，看到“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哪怕这种震撼只是一时，随着书本的合上，大家又各自回归学术的常态。（耶鲁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著有《我们人民》系列）一年前，受北京大学出版社白丽丽女士的委托，我们组成了这么一个特殊的翻译六人小组（按照翻译章节的先后顺序，分别是田雷、左亦鲁、戴昕、阎天、丁晓东、刘晗），简称“榆风”，承担起这本访谈录的翻译工作。译者简介田雷，江苏徐州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学士。现任教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领域为宪法学、政治学。左亦鲁，北京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科学博士候选人，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学士。研究领域为宪法、网络法。戴昕，北京人，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杜克大学法律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现任教于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阎天，山东烟台人，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学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为劳动法、宪法、行政法。丁晓东，浙江淳安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法学硕士，中山大学法学硕士、电子系学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为宪法、行政法、法理学。刘晗，安徽蚌埠人，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现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为宪法学和法律、政治理论。六人小组首先是通过邮件组，其后并且至今都通过一个改了无数次群名的微信群，我们在保持即时沟通的前提下，在各自认领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之后，分头进行翻译工作，最后由我进行了全书的统稿。在我们的团队中，五位译者都曾有在康州纽黑文“墙街127号”（127WallStreet,NewHaven,CT）求学的经历。在科尔曼口中始终“处于法学教育的前沿”的法学院内，我们的求学时光相互交叠、或前后相继。我们合作的这本书，应当是我们自己那段“闪亮的日子”的一个证明和记念。特别需要感谢的是现求学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戴昕博士：他的支援让我们的翻译进程没有拖期太久，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客座”译者。也是因此，我们这个翻译小组最终定名为“榆风“，根据刘晗博士的说法，康州纽黑文又名”榆树城“，我们中有数人也曾居住在榆树街耶鲁书店对面的一座二楼公寓内，而芝加哥又称”风城“，这是”榆风“这个集体署名的缘起。感谢重庆大学高研院的博士生霍晓立，他协助制作了本书的索引。感谢白丽丽编辑，同她的合作让我和我们都从中学到很多，很多。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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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卦，有思想，够好玩 -
挑着看了几位，科尔曼的访谈最有启发性，另有几位真心不熟悉啊 -
很愉快的阅读，有八卦有个人心路有对他人和时代的看法。 -
掩卷想来，自己最受触动的还是邓肯·肯尼迪的气概与布鲁斯·阿克曼的关怀。【这本访谈录的阅读难度并不亚于专著，对美国近三四十年法学论辩不甚熟悉者尤其如此】 -
不是法律专业的读着真是吃力啊 -
看前多自己了解一下各个派别的主要思想 -
法学也有流派之争，大概只能诞生在美利坚。也许是翻译的缘故，各流派的理论之名奇奇怪怪。法经济学在80年代是显学，但在流派之争中却是孤军奋战。 -
在场感！有助于梳理美国法学思潮。看到肯尼迪那句“总之他们做了三件事：无视我们、个人攻击以及放弃和转向。”笑喷了，这是怎样一个直白的斗士老爷爷呀。 -
有意思！每位大佬的回答都极富个人色彩，唯一看不懂康奈尔那篇。所有人都提到了批判法学的政治倾向，但肯尼迪表现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所有人也对波斯纳的实用主义转型不感冒，阿克曼称之为“犬儒主义”，科尔曼貌似在嘲讽这根本不是法学理论。而波斯纳貌似在说：“好呗，那又如何呢？”大概他关切的问题早已不是如何分析法律，而是如何把对的人选进法院。最喜欢阿克曼那篇，和福山有一丢丢相像。 -
全书也就看到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觉得熟悉，其它都表示不懂...翻译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