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青史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4
ISBN:9787549502462
作者:林文月
页数:215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正月十六日——阳历二月十七日午后十时，宁南坊马兵营的连氏宅内，有一个男婴诞生。南台湾的正月，在入夜之后还相当的寒冷；不过，这个婴儿的来临，却给他的父母——连得政和刘妙娘，带来无限的欣慰与温暖。这一年，连得政四十五岁，刘妙娘三十一岁。他们为这个新生儿取名为重送。重送是妙娘的第三个儿子，但重送的上面却有三个哥哥：重承、重裕和重国。长兄重承是领养的，过继给得政未迎娶不幸而亡的未婚妻沈氏为子。三子重国早夭。刘氏怀孕之初，一夜梦见有人送一只龟给她。所谓“龟鹤长寿”，是祥瑞的征兆，而连氏这一辈分的排行字属“重”，所以取名为“重送”。家里有时候也昵称“神送”。重送生得眉清目秀，很得父母宠爱。他们这一房虽有四男一女，但在古老的大家庭制度下，往往兄弟依年纪的大小排行，所以生为四男的重送，便排在他三叔所生的两位堂兄之后，家族习惯唤他作“七仔”——是兵马营连氏小天地中最小的一个男孩子。连氏的家园中，古木郁郁，有一株老莲雾树已历百年，犹依然屹立。扶疏的花木，淙淙的流水，虽然称不上豪华名庭，供堂兄弟们流连嬉戏，倒也绰有余裕。重送的父亲，对他特别宠爱，每有游历，总喜欢由他陪着。故七八岁小小的年纪，他已游览过台南地方的各处名园，如“陈氏园”、“梦蝶园”等。
内容概要
林文月，台湾彰化县人，1932年诞生于上海日租界，1945年返归故乡台湾。她精通中、日两国语言文字，身兼文学创作者、学者、翻译者三种身份。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捷克查尔斯大学客座教授。写作方向分为三个方面：论文类有《谢灵运及其诗》、《中古文学论业》等五种，翻译类有《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六种，散文类有《京都一年》、《人物速写》等十二种。散文作品曾获得中兴文艺奖、中国时报散文类推荐奖等。一九八七年成为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员。
书籍目录
001雨墨版序
004序
001马兵营
007宜秋山馆
017劫灰零乱
027此事古难全
041吾党吾国
055心声新声
065遍地史迹无人识
079匹马阳斜
101书剑飘零
127名山绝业
161著述愈勤
183青山青史各千年
编辑推荐
《青山青史:连雅堂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身为连雅堂的外孙女，林文月重写《青山青史:连雅堂传》，既述先人行谊而成传记，复又展现她散文书写上通陶谢诗情味而自铸新意之古、淡、雅、奇；《青山青史:连雅堂传》可作为认识台湾和文学印心之路径，殊途，而同归，而指向创作之人跨越时空的精神上之惺惺相惜。
连雅堂在三十五岁游历西湖时写下这首诗，那年是一九一二年，正值民国初建，但台湾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在十八岁时亲身经历异族统治之痛，遂发愿撰著《台湾通史》，以司马迁撰《史记》的格局记录台湾，以保存历史的真相。连雅堂一生以笔为剑，办报、创作诗文，致力维护台湾语文与占迹，是一代史家、文学家，更是一代人物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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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首次访问大陆。当年的9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台湾通史》很快再版。这厚重的“台湾历史上第一部按通史体例撰修的史书”的作者是连雅堂先生。伴随着这部史笔跨度在1290年的史学巨著的写作，一代旧学传统浸润成就的史家连雅堂那丰富优雅的人生，也通过现下这部《青山青史：连雅堂传》中呈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从中国传统旧学深厚传承的家庭里走出来的知识人，有他们惊人的相似，即他们在青年时代思想已经成熟，甚至可以说，他们还在英年之时就往往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感觉。这不仅反映在他们的言谈和诗文，这种早熟几乎是全方位的。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彼此之间屡见不鲜的“忘年之交”，或者在很多长者的社交圈子内经常可见青年人的身影，这种现象除了长幼之间能在较早时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而毫无隔膜之外，恐怕没有更合理的解释。雅堂先生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年即继承家学，遍读诸子经典，写长篇幅的古体叙事诗，以诗名结交当地的士林圈子；早岁就对佛学有研究，中年以后更时常与僧侣来往，交换禅学心得，能做佛学精义的专门讲座，极具中国传统学人随脚出入儒释二家的哲学诉求特征；重考证、救古物，早年即立大志修史、不断自我提示自己作为“史家”的身份；遵循传统道德体系，接受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有古典婚恋的理想主义；特别在意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身份，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民族贞洁，个性在惯于内敛之中隐含有相当刚强的成分，于学术理论，更是当仁不让；喜好酒酣之后的真情流露、好友相聚畅谈古今的生活情调。从历史的细节来看，纵观雅堂先生一生之经历，往往比一部《台湾通史》更易使人有慷慨悲歌之情。令台湾人没齿难忘的《马关条约》签订时，雅堂已经成年，亲眼目睹台湾沦于日人掌中，相对优越的家庭环境和顺利的婚姻，难抵对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的日夜忧思，曾经离乡背井，负笈内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更经历了祖屋在日据时代被强征、族人四散的悲剧，常有流民之痛、亡国之虞。雅堂一生立下两桩心愿，一是中国告别封建帝制和殖民统治，走向共和，二是完成早年修台湾通史，教后世子孙明白台湾之起源和血脉。这两个愿望，几乎构成雅堂先生一生言行的主题，历史最后并未辜负这位背负太多的史家，二十世纪之初历经失败后辛亥革命事功遂成，民国九年（1920）十一月到十二月间，《台湾通史》上册、中册陆续出版，翌年（1921）下册也出版。至此这部史学巨著的写作结束，全书刊印出版，遍及台湾岛内即内地，雅堂先生心愿了矣，也奠定了先生作为一代史家的历史形象。《青山青史：连雅堂传》由雅堂先生后人所撰，此类传记写作的优劣一向都很明显，林文月也并不避讳传统的为祖辈立传一贯的局限性。在相关史料的收集和选择上，至少缺乏两个内容：一是雅堂先生当年全部的时事评论，二是他当年写给同人和老辈的书信，尤其是往来书信，这二者对我们更好的理解先生对时局和各种史事的看法和思考历程均不可或缺，不失为一种遗憾；但是书中所引述的史事，却又极好地向人们展示出在严谨负责的史家形象之外，在文化历史的考察者、诗人身份之外，雅堂先生一生中另外的两重身份：一个是报人身份。报纸向为舆论之母，雅堂先生早年内渡之时，即对当时上海报界的情况予以深刻观察，对其欣欣向荣现象，颇感安慰；而对于《民立》、《时事》二报因党争之隘而互相抨击的风气，却又感到痛心疾首。二十一岁的连雅堂即主持“台澎日报”汉文部主笔。翌年，“台澎日报”改组为“台南新报”，汉文部仍然由连雅堂担任主笔。后来访问东北，又由《新吉林报》而《边声》，撰稿观点基本都是伸张人权，议论男女宜平等，同时还痛恶清廷之腐败，认为专治制度是中国衰弱的致命伤。引起广泛关注和当局查禁。他还曾和志同道合的台籍人士在厦门创办《福建日日新闻》，办报目的也是要主持公道，为国是人权伸张正义。当时正值国民革命初期。连雅堂以一枝犀利的笔杆，极尽书生报国之志，可以说在舆论上参与了国民革命事业。雅堂后来还经常在《台湾民报》撰文揭发日据之下，台胞生活之不平等、不自由、无幸福，充分显现了他不畏异族强权的报人本色。另一个身份是民族文化的守夜人身份。这不啻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身份，更是一种文化自觉。日据时代的台湾，殖民者一方面试图奴化岛内居民，使风俗习惯逐渐日本化；另一方面，则有计划地摧毁我国文物，妄图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随着器物的毁灭而逐渐褪去。他们对于历史古迹的态度是一任其荒废，而不肯加以修护。后来还假托城镇重新规划的名义，开始一点点摧毁台岛上所遗留的中土文化遗迹。雅堂先生以他史家的洞察力，自然深谙其中的意义，所以他处处要以中原文物之保存者自居，以传统中国书生特有的方式与之周旋。他在消极的方面，做“护井”一类的书面抗议；而在积极的方面，遂有“修庙”一类的实际行动。他总是忍受着当年马兵营故居被强购之痛，维护古迹，不遗余力。台南的“五妃庙”，原来是纪念明朝宁靖王术桂的五位妃子殉国殉王而建造的，年久失修，将沦为废墟。雅堂发动乡里人士，共同出资营修。当时殖民者在台湾推行日式教育，公众场合说日语，名为“国语运动”，学校当然更是没有机会说闽南语读汉文。雅堂先生除在家教授儿女后辈传统诗文，更是秉承著《台湾通史》的初衷，极力维护汉文、闽南语的公众地位和生存空间，利用报务、著史之余暇，浏览群籍，考证闽南语之源，先后编纂《闽南语辞源》、《台湾语典》、《雅言》。移居台北后，为了保存民族文化，他一度做了书店老板，借佛寺清静绝俗的环境，开办“雅堂书局”。当时台湾海关对于从大陆进口的图书，查禁极严，动辄予以扣留。“雅堂书局”采办的图书，往往被没收者几近三成。对于书局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打击都很大。那时正值北伐前后。新思潮风起云涌，尤其《三民主义》一书，深受台胞热爱，但必然会被日方查禁没收。除此之外，凡与新思想、新文艺或新文化有关的书，均在没收之列。后来人们想出迂回的办法，将订购的书先寄到日本，再由日本寄来台湾；因为日本人对于由“内地”（日本）运到台湾的东西是查禁不严的。这一招偷运方式奏效，于是，《三民主义》、《中山全书》等书都可以偷偷输入、出售给台湾读者了。不过由于这样辗转邮寄，许多书的售价虽高，实际上并无利润，甚至可以说完全是赔本的。在那样的年代，雅堂老人以守护一间顾客寥寥的小书店，独自对抗殖民者绵里藏针、步步紧逼的同化政策。连雅堂先生当年开始集中投入《通史》的写作，那时台湾沦陷于日本已经二十余年，民国虽已建立，台湾这片乡土的光复之期尚未可知。连雅堂所忧虑者，倘若中国人自己不撰修台湾的历史，而此工作竟落入殖民者手中，则后事不可预料。为台湾修史，从儿时的懵懂成为此后一生保存民族文化的个人使命，同个人运命紧紧相连。连雅堂先生的一生，必然因为《通史》而醒目；而那些只属于个人生涯历程中的光华，也必然为《通史》的辉煌所掩去，这注定是史家的承担，也是我们今天追寻这传记主人生命细节的现实意义。2011-5-12 -
对于台湾二十世纪上半叶受制于异族的殖民史，接受大一统史观的部份大陆读者，扼腕叹息之余，所接收的信息，展开只是一幅“台湾士民，义不服倭”反侵略反殖民的悲情画卷，满目是丘逢甲、刘永福、高山族原住民等英烈们抗争的腥风血雨。倘若抹去这几笔机械的史料，长达半个世纪的台湾史便消失沉寂在岁月的烟尘与读者的记忆中，如入“无物之阵”。这不免使笔者联想到北岛的际遇。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北岛阔别家乡二十多年后，仿佛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于是在《城门开》中“重建我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在时光倒退中，作者把我们带回他儿时的游戏中，带回他的读书生活中，带回到他的母校……200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首次访问大陆，可以说是打开“台湾近代史”城门，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的钥匙与契机。连战的祖父——一代旧学传统浸润成就的史家连雅堂，也通过这部《青山青史：连雅堂传》呈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追溯往昔，重建读者的认识秩序。雅堂先生少年之际，正逢甲午战争，国权废失，虽有“台民集万众御之”，台湾终难免落入异族之手。先生父亲此时亦忧思成疾，撒手人寰，家国之痛，于悲愤清廷腐败，台胞不幸之余，毅然背井离乡，负笈内渡，基于日俄两国对中华之野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俄文，以求他日于国家于台湾有抱负之地。由于返台奉母成婚，此意愿未能达成。观雅堂先生此段渡海求学之经历，与同时代的学人殊途同归，无论东渡日本，或西进欧洲，或如先生赴内地，都抱着朴素的爱国情怀，浸淫于学业，渴望以一身之教育和学识建设社会与国家，达强国之梦。台湾沦陷后，雅堂先生更时刻不忘幼年时父亲以《台湾府志》对自己的期许：“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当时流行的台湾旧史书，多断简残编，紊乱无伦，事有不实。因此先生立志效太史公，为故乡修一部完备的史书。在异族统治下，出于个人的使命感及台湾陷于日本的切肤之痛，认定“史者，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龟鉴”，著史之志，日夜激宕，几乎背负着他一生的梦想，遂发愿著《台湾通史》。历史是一个民族集体的记忆图腾，“国可灭而史不可灭”，若被篡改或消匿，便会流亡迷失在自己的家园，被驱逐被奴役，如受诅咒的西西弗斯，永无止息。《台湾通史》完稿于民国七年，当时台湾割让与日本已经二十三年。此时台湾人民，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展望未来，仿佛压抑在没有黎明的黑夜里，根本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到台湾的光复之期。在一个沉浸奴役远胜于民主自觉，热衷苟延鼻息高于自由呼声的千年古国里，台湾五十年的殖民史，人民对于独立的渴望与热情，是否真如教科书上，是一幅煜煜生辉、前赴后继的抗争画卷，读者尽可吝啬自己的乐观主义。往前看，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的景象是：“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往后看，历史惊人的相似和重复，1937年后，日军进入北平时，没有出现任何民间自发的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痛心于此的梁启超的结论是，正是自古以来政治体制中“国民权利”的丧失，才导致了国民国家观念的缺失及文化信念的崩溃：“其能受阉官、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卑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民心正是苛刻如此，雅堂先生对台湾历史的呕心沥血的建设，更弥足珍贵，漫漫永夜，殆有一丝星光矣。先生可贵之处，在于以文化建史，力挽民族之信心与精神，爱乡之情益笃；反观某些教科书，以仇恨毁史，人格国格，皆在仇恨教育中荼毒殆尽。在著史之余，雅堂先生为保护台湾古迹和文化免遭日人的施害，亦是不遗余力。日本人在占领台湾后，为推行殖民奴役政策，从根源上消除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借城市规划建设之名，毁坏许多历史遗迹；一方面推行所谓“国语”——日语，企图逐渐消灭汉学。连雅堂先生以其史家的观察力，在自己的范围内，倾力维护。发动乡里人士，共同出资维修“五妃庙”；屡次撰文疾声大呼提醒同胞们要珍视民族文化，甚至自己办书店，全部卖国文书。以一介书生之绵力，坚守台湾的每一寸文化阵地。晚清民初，一批少年时代即浸泡于正宗国学的人，下意识里难免有儒者的自我期许，对周遭社会现实具有天然的敏感回应倾向——“先天下之忧而忧”（戴晴语）。先生亦不例外，二十一岁的连雅堂即主持“台澎日报”汉文部主笔，发表国是主张。后来游历大陆，与友创办《福建日日新闻》，又由《新吉林报》而《边声》，伸张人权，议论男女平等，同时还痛恶清廷之腐败，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衰弱的一个致命伤。另一方面，雅堂先生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化理念，但骨子里仍有传统深厚的旧式文人气息，因此，在激扬天下事的“士人”身份背后，又有一层“道之不彰隐于野”的“素人”意识，即与政治保持极大距离，不属于任何社团、组织、派别之人，诚如章炳麟在《社会通诠商兑》中说：“古者，宗法行于大夫、元士，不行于齐民；今者，宗法行于邨落素人，不行于都人士。”雅堂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纵情游迹祖国山水，斗诗逞文，吟风弄月，咏歌花草，与妻子情笃义重，享受天伦之乐，让人倾慕。林文月女士为连雅堂外孙女，情之所系，难免为尊者讳，史料仍有不足欠缺之处。而瑕不掩瑜之处，是为我们展现了台湾一代耆儒的精神与文化风貌，得以窥视台湾五十年殖民史的社会风情、人民生活，在许多人以为台湾史只是一部如泣如诉的侵略抗争史时，为我们打开一角天窗，还有伏于案室的文化建设史，幽兰传香。 -
既然是为外祖父立传，林文月满怀感情的拔高也就情有可原了。读的时候也会存疑的，比如传记中，连雅堂对日本人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甚至有人考证其为日本人办报效力云云。其实我认为当事人对日本人是刻骨的仇恨，还是为了境况的委蛇，皆可理解，现实往往是两者皆有。实际上，作传者本人对日本的态度也是很有趣的，林文月古文功底和日文造诣很高，研究六朝文学，翻译《源氏物语》。林文月的《京都一年》也读过，可见其对日本文化的深切理解和感情。连雅堂的身份可说被国共两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重新构建了，林文月为外祖父立传就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对日本当局试图泯灭台湾文化的背景，连雅堂的历史价值就会大大削弱；但过分指责日本文化，却也有违作者本人的意愿，毕竟日本人没有对台湾搞文化灭绝政策。抛开这些不谈，读这本书，对于了解台湾的这一段历史，马关条约以降台湾文人与大陆文人的交往，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比如我发现，台湾文人往来大陆似乎很是方便，并无签证的困扰；去日本仿佛也很方便；又比如历史上，台南一向是重镇，甚于台北，所谓一府二鹿三艋岬，指的就是台南府、鹿港和台北的万华这三个自古以来的台湾重镇。当然更不用说的是林文月深得六朝文风却无其华丽之虞的散文功底了。
精彩短评 (总计2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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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写文人，不可全信，更何况是孙女记外公。但脱开这些，连雅堂先生毕生只做一件事，把这一件事做漂亮的决心，仿佛一种久违的精神了。 -
是作者林文月为外公连雅堂写的传记，台湾的太史公？嗯，怎么说呢，没什么感觉 -
雨枫 -
林文月外公的传记，她外公就是连战的爷爷。。。哎。。。百世门风这种东西 -
细细读过，为尊者讳，假话太多了。 -
一面倒的好评，这样的传记读起来也没多大意思。 -
其人其事，清雅堂堂，半夜挑灯，回味无穷。 -
三星半，有的地方比她的散文还要抒情 -
第一回看林文月的书。写外祖父连雅堂的传记，既写出了人物的风骨，也写出了时代的风华。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都不见得像今天这样的浮躁不安。有信仰的读书人，比比皆是，沉静的读书岁月与救国救民的激荡岁月，并行不悖。 -
平庸之作，排校错漏也不少。 -
不错，喜欢，现在正在看台湾通史，很有补充性 -
面對學生讀者寫的，雅堂的詩都很讀得進。還有一段婚外戀情 -
文笔古雅优美，有所裨益，就是太薄了，有点小贵 -
写传记最忌讳把人写的十全十美。 -
雨斜风急催夜赶，
陋室手捧雅堂传。
合书方觉路漫漫，
青山青史续绵延。 -
作为所谓一代史家大儒正传，实在勉强。不自觉与巨流河相比，更是相去甚远。 -
“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
不可尽信。文笔算不上高明，屡有尴尬处 -
民国情怀 -
“从此潜心求绝业，名山风雨不飘摇。” -
封面简直让人心生爱慕。。回忆录和传记是比较靠不住的东西，尤其这种外甥女给外祖父做的传记，比较多对先人的敬畏和拔高。。好在语言文字比较流畅……不过，自家人都不夸自家人，还谁夸呢~ -
简装版的果然性价比比较高啊 -
读起来怪怪的，感觉很不爽。 -
文字很美的传记 -
最大的感觉就是，祖荫很重要啊…… -
不能拉开距离审视传主的传记不是好传记。内容配不上“青山青史”这样的大字眼，还不如老老实实叫“我的外祖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