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哲学祛魅-牛津通识读本》书评

湛如：字里行间流露着精辟的思考

序言湛 如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被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印度与中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印度文化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哲学是印度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理论深邃，源远流长，中国、日本等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印度文化的影子与元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印度宗教文化的传统，但古代与现代中国人接触较多的是印度佛教，从汉代的译经开始一直到清末的佛教义学的复兴，历代东来西去的高僧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主体，玄奘等四大翻译家的成就与影响更是让人耳熟能详。吠陀是现存古印度最早的宗教历史文献，而奥义书中则出现了一些印度哲学的基本观念，包括部分哲学理论。尽管一些哲学观点与宗教思想密不可分，但奥义书被很多人视为印度哲学的起点与宗教哲学的源头，奥义书的成书时间大体上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奥义书中的“梵我同一”、“轮回解脱”的理论对后世印度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印度思想与哲学进入百家争鸣时期，印度著名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主要部分在这一时期形成，两大史诗中有不少篇幅讲述了哲学与宗教，人们习惯将这一时期称为“史诗时期”。公元前6世纪以后到公元4世纪，婆罗门教系统内部出现了分歧，导致六派哲学的先后形成，六派哲学均承认吠陀权威，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经典时期”。沙门思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给婆罗门教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危机。新思潮、新思想种类极多，不同文献记载有数百种之多，最有代表性并持久发展的是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佛教的创立就是反对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但对婆罗门教的某些思想还是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吸收与改进，佛教的理论体系庞大，但有关灭苦的方法、轮回、解脱等主张与婆罗门教有着非常相近之处。然而，佛教的缘起论、主张诸行无常等观念则是与婆罗门教的最大不同。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都不承认吠陀的权威，在很多方面与婆罗门教对立，被婆罗门教系统称为异流三派。实际上，印度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仍然是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在佛教兴起并持续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婆罗门教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婆罗门教凭借着自身的传统与文化习惯等诸多因素，一直以不同方式在进行自身的理论调适与发展。随着公元8世纪左右商羯罗（788－820）的出现，婆罗门教在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印度教的出现便是其最为明显的例子，它将传统的婆罗门教思想进行改造，完善了传统婆罗门教的基本学说，并为印度教的理论进行了有力铺垫。公元9世纪至18世纪，印度经常受到新的民族与新的宗教的影响，南亚次大陆的宗教与民族冲突日益严重，印度教的影响逐渐扩大，而佛教在8世纪之后也许是因为时节因缘的关系，在印度本土的发展呈转型态势，而佛教第二故里的中国则如日中天，汉传佛教的主要宗派都纷纷创立，禅宗更是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耆那教的影响日益缩小，伊斯兰教的思想则有了较大发展，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锡克教又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印度近现代百分之八十以上民众信奉的是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佛教的思想也在印度教中有所影响，佛教与婆罗门教包括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交流，也直接或间接丰富了佛教自身的思想体系。因此，了解佛教以外的印度宗教哲学对完整地理解印度文化十分重要。 本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印度哲学的研究可谓代不乏人，晚近以来，梁漱溟先生、陈寅恪先生、许地山先生、向达先生率先开印度学研究之先河，奠定了印度学在国内研究的基础。此后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金克木先生自5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硕果迭出。文革后国内印度学研究的成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些专门性的成果也先后问世，巫白慧先生、黄心川先生、姚卫群先生等都有着系统性的讨论与论述。休•汉密尔顿的这本《印度哲学》为近年来印度哲学领域较为引人注目的著作，本书试图阐明的是印度思想中关于理性的传统，并与西方哲学的“理性”进行了通俗的辨析。作为通识性的读本，本书分八章，基本上对印度哲学二千五百年左右跨度的内容作了流畅地梳理，一些观点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通识，字里行间流露着精辟的思考，并启发读者在阅读本书后继续探寻印度哲学的奥秘与神奇。作为有缘较早读到本书的原著与汉译本的自己，一直在为本书取得的成绩欢喜不已，承蒙译林出版社友人的厚爱与垂青，希望在汉译本出版之际为本书写几句话，惶恐之余迟迟不敢下笔，阅读本书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期待并祝福读者能有各自不同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