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晚年书信》书评

兰摧玉折晚萧瑟

这部书基本上是按学术研究的标准来编辑的，收周作人1960-1966年致鲍耀明的书信402通、鲍耀明去信若干及周作人同期的日记，三相对照，彼此衔接、跟进，洵为研究知堂晚年的重要资料。其中多数内容，以前在一些文章、传记（如止庵《周作人传》）中曾陆续见过，如关于兄弟阋于墙、晚年困顿、对丰子恺的看法等，这次通读此书，系统地梳理了一下值得注意的各种细节，以期对知堂老人更全面的了解。周作人晚年的贫病窘迫是尽人皆知的，曾读藏书家谢其章一文，说：“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在人生的三个阶段（少年、中年、老年）选择一个穷困的时段的话，宁可早穷也别晚穷，晚年的穷困是绝望的。看周作人晚年与鲍耀明等人的通信，乞食求物，尊严尽失，真可叹也。想当初‘席设周宅’的气派，早已在三十年代用尽了。”我初时的印象也是周作人乞食求物斯文扫地，但读二人通信，却又觉得有点言重了。无论如何，周的孤傲之气还是有所存留的，基本的尊严也还在，与鲍耀明的关系也绝非是纯粹的以文易物。他与鲍耀明尽管从未谋面，却也是经曹聚仁介绍的，并非完全没有干系的人。在六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活下去是第一位的，其他的我们不妨宽宥一些吧。在所救济物中，除去油、糖类生活必需品外，多是些日本风味食品，周自称：“老妻卧病经年，得到故乡珍品，感如何之。”可见是为了满足日本老婆的口腹之欲，也算不得已而为之。周作人对于鲁迅，除了兄弟失和那件事外，常持一贯的冷嘲态度。在鲍耀明发现鲁迅的一处误译（乌瓜误为乌爪）后，说：“此甚有意思，记得《沉默的塔》亦有类似的例，而世间崇拜圣人，向无人注意亦可笑。”对鲁迅的开列“必读书”：“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意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还有对为鲁迅立像一事，亦做冷言冷语。对许广平，则更为直接的不客气，连名字也以某某代之，怕说出来污了自己的口。在他看来，鲁迅、周建人均为抛妻蓄妾，这是让他厌恶并不可原谅的。“近读某女士所著《鲁迅回忆录》，语气近乎泼妇骂街，妇人之见，殊不值一哂也。”“宁肯自己挨骂，不愿与魑魅争光。”“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也是无怪的。”1966年5月23日日记中云：“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意外地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周作人与妻子的关系。书中日记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有羽太信子“不快”、“病又发作”记载，后有“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犬”、“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迨至1962年4月6日信子病发入院，又开始怀念：“不无寂寞之感，五十余年感情，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4月8日，信子死去。63年2月27日日记：“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关于丰子恺的评论，在书信中多处见到，就是对丰画和丰译的不满意。“《儿童杂事诗》里面有丰子恺为插画，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开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源氏物语》目下是丰子恺译，其实丰君是不能胜任的。”“阅源氏校记，发现译文极不成，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全无了解。”“领导上（楼适夷）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关于中国散文：“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我自己却不会作），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周作人晚年的境遇，鲍耀明算得上知情人之一。“在整理过程中，我若断若续地读完周作人日记，发觉他晚年不但物质上困苦，终日为开门七件事奔走，更不时向亲友告贷，家庭内则有终年卧病的妻子，难怪他常透露消极的语气，一位不世出的文豪，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能不令人感慨！”周作人于1967年5月7日去世，钱理群《周作人传》中说：“8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写日记……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绝笔’，记了整整68年的日记，现在写完了最后一页。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冲进来，宣布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全家被洗劫一空。”换言之，知堂老人在去世前十个月，再没有在世上留下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