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晚年书信
出版社: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7-10
ISBN:9789626170137
作者简介
《周作人晚年书信》鲍耀明编。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十月一版。封面仿古籍线装书设计，蓝底白字，简单中有淳雅之美（HIDEMI设计）。正文前有周氏照片、手拓砖文、书信原迹各一二。
知堂晚年与鲍耀明的一段南北鸿雁良缘，带给老人零落晚境的精神慰籍、困顿生涯的物质帮助，也留下了大批颇有资料价值的信札，香港、内地先后选入几种知堂书信集中，但均只为小部分。到鲍也来到晚年，编出此书，不惟收录二人尺牍，且收入相关的知堂日记，喜出望外，甚感珍贵和便利——知堂晚年日记，一些研究者能见到，但普通读者尚无缘得睹；这些通信更属私人珍藏，检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二ΟΟΟ年四月出版的增订本），就虽有采用日记而仍未及见此书。——故偶然邂逅，得之极欢。
鲍耀明一九九六年五月所撰《编者前言》，略记与知堂通信的缘起；云于知堂逝世后，得其子周丰一将他的去信寄还、并借给他知堂日记（一九六Ο年至一九六六年），编成是书，纪念神交；并引钱理群《周作人传》片段和梁容若给鲍的一封信，作为对知堂的正面评说。
全书依时间顺序，编列两人通信和相关的知堂日记。计为：知堂来信三百九十四封（中另有附给鲍看的武者小路实笃致知堂信一封），起于一九六Ο年六月三日，止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鲍耀明去信三百四十六封（部分去信知堂收阅后在上面有批注，亦录入），起于一九六Ο年六月十三日，止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知堂日记八百四十八篇，起于一九六Ο年六月三日，止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全书没有编目，以上是我逐一点算所得。《编者前言》中鲍谓：“知堂老人给我的信，自一九六Ο年三月算起，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一日止，共四Ο二封。”首先这“止”的日期当系鲍氏手误，因有日记可参照的；其次他“自一九六Ο年三月算起”，但书中首封就是一九六Ο年六月三日的，不知何故三、四、五月的知堂来信没有收入，即他说的四Ο二封与我计得的三百九十四封之差当在此。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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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基本上是按学术研究的标准来编辑的，收周作人1960-1966年致鲍耀明的书信402通、鲍耀明去信若干及周作人同期的日记，三相对照，彼此衔接、跟进，洵为研究知堂晚年的重要资料。其中多数内容，以前在一些文章、传记（如止庵《周作人传》）中曾陆续见过，如关于兄弟阋于墙、晚年困顿、对丰子恺的看法等，这次通读此书，系统地梳理了一下值得注意的各种细节，以期对知堂老人更全面的了解。周作人晚年的贫病窘迫是尽人皆知的，曾读藏书家谢其章一文，说：“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在人生的三个阶段（少年、中年、老年）选择一个穷困的时段的话，宁可早穷也别晚穷，晚年的穷困是绝望的。看周作人晚年与鲍耀明等人的通信，乞食求物，尊严尽失，真可叹也。想当初‘席设周宅’的气派，早已在三十年代用尽了。”我初时的印象也是周作人乞食求物斯文扫地，但读二人通信，却又觉得有点言重了。无论如何，周的孤傲之气还是有所存留的，基本的尊严也还在，与鲍耀明的关系也绝非是纯粹的以文易物。他与鲍耀明尽管从未谋面，却也是经曹聚仁介绍的，并非完全没有干系的人。在六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活下去是第一位的，其他的我们不妨宽宥一些吧。在所救济物中，除去油、糖类生活必需品外，多是些日本风味食品，周自称：“老妻卧病经年，得到故乡珍品，感如何之。”可见是为了满足日本老婆的口腹之欲，也算不得已而为之。周作人对于鲁迅，除了兄弟失和那件事外，常持一贯的冷嘲态度。在鲍耀明发现鲁迅的一处误译（乌瓜误为乌爪）后，说：“此甚有意思，记得《沉默的塔》亦有类似的例，而世间崇拜圣人，向无人注意亦可笑。”对鲁迅的开列“必读书”：“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意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还有对为鲁迅立像一事，亦做冷言冷语。对许广平，则更为直接的不客气，连名字也以某某代之，怕说出来污了自己的口。在他看来，鲁迅、周建人均为抛妻蓄妾，这是让他厌恶并不可原谅的。“近读某女士所著《鲁迅回忆录》，语气近乎泼妇骂街，妇人之见，殊不值一哂也。”“宁肯自己挨骂，不愿与魑魅争光。”“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也是无怪的。”1966年5月23日日记中云：“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意外地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周作人与妻子的关系。书中日记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有羽太信子“不快”、“病又发作”记载，后有“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犬”、“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迨至1962年4月6日信子病发入院，又开始怀念：“不无寂寞之感，五十余年感情，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4月8日，信子死去。63年2月27日日记：“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关于丰子恺的评论，在书信中多处见到，就是对丰画和丰译的不满意。“《儿童杂事诗》里面有丰子恺为插画，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开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源氏物语》目下是丰子恺译，其实丰君是不能胜任的。”“阅源氏校记，发现译文极不成，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全无了解。”“领导上（楼适夷）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关于中国散文：“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我自己却不会作），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周作人晚年的境遇，鲍耀明算得上知情人之一。“在整理过程中，我若断若续地读完周作人日记，发觉他晚年不但物质上困苦，终日为开门七件事奔走，更不时向亲友告贷，家庭内则有终年卧病的妻子，难怪他常透露消极的语气，一位不世出的文豪，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能不令人感慨！”周作人于1967年5月7日去世，钱理群《周作人传》中说：“8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写日记……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绝笔’，记了整整68年的日记，现在写完了最后一页。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冲进来，宣布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全家被洗劫一空。”换言之，知堂老人在去世前十个月，再没有在世上留下一个字。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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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是品茶论道、摆弄花鸟的老僧竟要为了全家的生计不得不一个劲儿低三下四的跟个后生“乞求”“奉烦”，读着真是不忍心。 -
这部书基本上是按学术研究的标准来编辑的，收周作人1960-1966年致鲍耀明的书信402通、鲍耀明去信若干及周作人同期的日记，三相对照，彼此衔接、跟进，洵为研究知堂晚年的重要资料。其中多数内容，以前在一些文章、传记（如止庵《周作人传》）中曾陆续见过，如关于兄弟阋于墙、晚年困顿、对丰子恺的看法等，这次通读此书，系统地梳理了一下值得注意的各种细节，以期对知堂老人更全面的了解。
周作人晚年的贫病窘迫是尽人皆知的，曾读藏书家谢其章一文，说：“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在人生的三个阶段（少年、中年、老年）选择一个穷困的时段的话，宁可早穷也别晚穷，晚年的穷困是绝望的。看周作人晚年与鲍耀明等人的通信，乞食求物，尊严尽失，真可叹也。想当初‘席设周宅’的气派，早已在三十年代用尽了。”我初时的印象也是周作人乞食求物斯文扫地，但读二人通信，却又觉得有点言重了。无论如何，周的孤傲之气还是有所存留的，基本的尊严也还在，与鲍耀明的关系也绝非是纯粹的以文易物。他与鲍耀明尽管从未谋面，却也是经曹聚仁介绍的，并非完全没有干系的人。在六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活下去是第一位的，其他的我们不妨宽宥一些吧。在所救济物中，除去油、糖类生活必需品外，多是些日本风味食品，周自称：“老妻卧病经年，得到故乡珍品，感如何之。”可见是为了满足日本老婆的口腹之欲，也算不得已而为之。
周作人对于鲁迅，除了兄弟失和那件事外，常持一贯的冷嘲态度。在鲍耀明发现鲁迅的一处误译（乌瓜误为乌爪）后，说：“此甚有意思，记得《沉默的塔》亦有类似的例，而世间崇拜圣人，向无人注意亦可笑。”对鲁迅的开列“必读书”：“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意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还有对为鲁迅立像一事，亦做冷言冷语。
对许广平，则更为直接的不客气，连名字也以某某代之，怕说出来污了自己的口。在他看来，鲁迅、周建人均为抛妻蓄妾，这是让他厌恶并不可原谅的。“近读某女士所著《鲁迅回忆录》，语气近乎泼妇骂街，妇人之见，殊不值一哂也。”“宁肯自己挨骂，不愿与魑魅争光。”“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也是无怪的。”1966年5月23日日记中云：“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意外地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
周作人与妻子的关系。书中日记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有羽太信子“不快”、“病又发作”记载，后有“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犬”、“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迨至1962年4月6日信子病发入院，又开始怀念：“不无寂寞之感，五十余年感情，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4月8日，信子死去。63年2月27日日记：“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关于丰子恺的评论，在书信中多处见到，就是对丰画和丰译的不满意。“《儿童杂事诗》里面有丰子恺为插画，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开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源氏物语》目下是丰子恺译，其实丰君是不能胜任的。”“阅源氏校记，发现译文极不成，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全无了解。”“领导上（楼适夷）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
关于中国散文：“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我自己却不会作），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
周作人晚年的境遇，鲍耀明算得上知情人之一。“在整理过程中，我若断若续地读完周作人日记，发觉他晚年不但物质上困苦，终日为开门七件事奔走，更不时向亲友告贷，家庭内则有终年卧病的妻子，难怪他常透露消极的语气，一位不世出的文豪，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能不令人感慨！”周作人于1967年5月7日去世，钱理群《周作人传》中说：“8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写日记……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绝笔’，记了整整68年的日记，现在写完了最后一页。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冲进来，宣布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全家被洗劫一空。”换言之，知堂老人在去世前十个月，再没有在世上留下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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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个人的看法，您自便 -
这大概是我看过的最极品的日记选。选择的标准是“鲍耀明”、“鲍君”、“耀明”这三个字是否在日记里出现。如果不出现，哪怕再有价值的都不选。此外，老派人礼尚往来，有礼必还的心态，其实多少也是被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