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5
ISBN:9787802250499
作者:马克·里拉,罗纳德·德沃金,罗伯特·西尔维
页数:182页

内容概要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于1997年辞世,享年88岁,这让他的友人与读者感到巨大的损失。伯林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将他在阅读他所赞赏的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政治家的作品时所感受到的兴奋来激发别人,尽管他对那些作品的赞赏从不是纯粹的。在论及思想史的生动作品以及对人物生平的勾勒中,以赛亚•伯林本能性地在他自己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着批评性的距离。这种本能对他和他的研究对象同样有益。通过发现和揭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中或一个作者的生活中存在的矛盾,通过指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远见如何被一些盲点所遮蔽以及被无意识的局限所制约,伯林得以展现他在道德上与政治上为之辩护的多元主义是如何深入地根植于人类经验之中。他以这种方式赋予了他所珍爱的东西更多的价值。
1998年秋,纽约人文研究院主办了一个纪念伯林逝世周年的会议。此前,牛津、伦敦、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已经举办过各种悼念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意在赞美伯林的个人品质——他的热忱、他的智慧、他对音乐的钟爱、他对闲谈的热心以及他的谈话天才。我们相信,一个不同类型的纪念活动——集中讨论他的思想遗产,并以他会赞赏的方式,向公开的审视与批评开放——也会是合适的。因此,人文研究院邀请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著作颇有研究的学者和作家汇集纽约,展开为期两天的研讨与辩论。这是一次愉快而令人兴奋的活动。起初,我们并没有发表论文集的计划。学术会议大多是昙花一现的事件,很快就会让人失去兴趣。但是以下几种考虑说服我们改变了想法:提交给会议的论文的质量,它们所激发的辩论的强度,列席会议的听众的数量之多,以及我们所收到的索取会议记录的众多请求(特别是在关于会议的一篇文章在《纽约时报》刊出之后)。这部文集的发表受惠于丹尼尔·罗斯与乔安娜·罗斯(Daniel and Joanna S. Rose)的赞助以及洛蕾塔·兰迪·索伦森(Loretta Landi Sorensen)在编辑方面的协助,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纽约学术会议的不同部分都涉及了多元主义的各种方面——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伦理的和文化的。对多元主义的承认与宽容被伯林看作是自由主义价值的精髓所在,而且他相信,他对多元主义的分析是他对道德与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而他那些哲学性较强的研究,也是通过这个思想线索,与他另一些性质不同的对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的探索形成了联系。这部文集起始于探讨伯林的多元主义如何萌生于他在思想史中所发现的“刺猬与狐狸”之间的差别——“刺猬”建立了关于人类行为、历史经验与政治价值的无所不包的统一性理论;“狐狸”则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多样性,而畏惧那种甘愿把人类尊严牺牲于一个理念祭坛上的狂热分子。伯林用这种分类来区别与对比现代思想的两大潮流,一种来自德国与法国的启蒙运动,另一种出自更少为人理解的源头——他称之为“反启蒙运动”,这个术语也因为他的使用而变得流行。艾琳·凯利、马克·里拉和史蒂文·卢克斯对这两种思想潮流的特征以及它们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表达了不同的见解。
第二组论文考察评价了伯林具有影响的哲学论断:客观上有效的(的确也是吸引人的)人类价值必然相互冲突,所以满足一种价值必然意味着牺牲另外一些价值,而这个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一论断,它是合理的吗?这恰恰涉及到,比如,在自由与平等这两个观念中,一个理想只有在牺牲另一个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吗?或者,伯林所辨识的这两个理想之间表面上的冲突仅仅反映了对于如何理解和贯彻它们的一种误解和不确定性吗?如果自由主义的各种核心价值之间的确互相冲突,那么我们能以此推论自由主义必定失败吗?或者这仅仅意味着自由主义必须谨慎地避免那些过度的和不现实的方案吗?这些是罗纳德·德沃金、伯纳德·威廉姆斯、托马斯·内格尔和查尔斯·泰勒等人提交的论文所针对的主题,也是在论文报告之后他们之间热烈辩论的话题。
第三组论文致力于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在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以色列国的语境中。正如像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新近出版的优秀传记作品《以赛亚·伯林的一生》(Isaiah Berlin:A Life)中所显示的那样,伯林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专注思考与他对20世纪以色列和犹太人命运的热烈关切是紧密相联的。虽然在伯林的其它作品中,他强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多元性冲突以及种种被迫的妥协,但在这个主题上他却坚持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与现代民族主义的现实或许可以和谐相容,前者之中养成的那种“正派感”(the sense of decency)可能会在后者所提供的归属感中找到根源。罗伯特·西尔维斯、阿维赛·玛格里特、理查德·魏赫姆和迈克尔·沃尔泽在此讨论了“自由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原则以及作为实践性的政治目标——的内在一致性。
纽约会议所讨论的这些主题当然没有、也并不想要穷尽以赛亚·伯林作品惊人的丰富性。许多他最为重要的思想论题——浪漫主义、政治家以及俄国文学等——都没有被纳入这次会议的讨论之中,但我们期望这部文集将会引发更多的同道,继续致力于对以赛亚·伯林非凡思想成就的全面研究。
刘擎:1963年出生。1985年获东华大学硕士学位。1985—1991年任教于东华大学社会科学部。在1980年代曾尝试诗歌、话剧与电影创作。1991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马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副主编。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部分刺猬与狐狸
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
狼与羊
一个过时的狐狸
讨论:刺猬与狸狸
第二部分多元主义
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
自由主义与损失
多元主义与一致性
善的多元性
讨论:多元主义
第三部分民族主义与以色列
引言
民族主义的“曲木”
伯林和犹太复国主义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改良
讨论:民族主义与以色列
译后记

作者简介

1998年秋,在柏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举办了一场关于柏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聚集了一群全球顶尖的学者。本书集收录了他们的研究论文外,还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现场辩论。
本书不仅包括与会者提交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他们之间现场交流讨论的文本记录。这些探索与讨论显示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依然持续的活力与相关性。
能够在这本书里,看到托马斯·内格尔、罗纳德·德沃金、查尔斯·泰勒和伯纳德·威廉姆斯这些卓越的思想家聚集一起,就一个问题著述讨论,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每一个观点似乎都充满了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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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     以赛亚·伯林认为,各种政治价值的概念性冲突逼迫着我们在政治事务中作出艰难的取舍判断,而无论如何,这种取舍都会导致我们对某些价值的舍弃,这是一个悲剧。在此首先值得强调的是,伯林所说的价值冲突是概念上的,而非实践上的。实践上的价值冲突的出现原因是实践手段的缺乏或不完善,而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在原则上,如果我们的实践手段足够好,这种冲突将不会出现。以下是实践性价值冲突的一个例子:设想在某个微型世界中只存在着 A 与 B 两个人。该世界的资源是单一种类且可计量的,让我们假定总量是 5 个单位,并且一个人的“基本生存”(享有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需要 2 个单位的资源。如果我们要在这一世界中追求平等的价值,那么很明显,直观上最合理的方案是每个人获得 2.5 个单位的资源——让我们将这一方案简称为(2.5,2.5)。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技术的落后,暂时没有办法对 1 个单位的资源作出进一步的划分。这就导致了平等与“更佳生存”(让尽可能多的人享有高于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之间的实践冲突:具体而言,实现平等之价值的可行分配正义方案有(0,0)、(1,1)、(2,2);而实现更佳生存之价值的可行分配正义方案有(3,2)与(2,3)。能够同时实现平等与更佳生存的方案只有(2.5,2.5),但是这在实践上不可行。我相信,既然(2.5,2.5)不可行,那么很多人会在(3,2)/(2,3)与(2,2)之间选择前者。他们的观点大概是,除非能够证明一方获得3个单位的资源会给另一方带来不利,否则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阻止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但同时,也会有一些格外看重平等之价值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暂时采取(2,2),搁置剩下的1单位的资源以等待技术的进步。在此我们不对这两种方案作出评价,只是要指出:无论倾向于何种方案,其结果都是某种价值的丧失:如果是(3,2)/(2,3),丧失的是平等;如果是(2,2),那么丧失的是更佳生存。上述困难仅以(2.5,2.5)这一方案实践上不可行这一点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严格地说,实践性价值冲突并不能算是诸·价·值·之·间·的冲突,因为我们关于那些价值的看法并未出现矛盾——如果我们已经认可(2.5,2.5)是能够实现两种价值的最佳方案,那么这两种价值就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冲突。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伯林所关心的。他所考虑的是,如果(2.5,2.5)这样的最佳方案并不存在——并不只是在实践中不可行,而且在理想中也不存在——那么价值的损失就是一种概念性的必然,以至于将成为任何政治安排都无法避免的结果。现在让我们假设,挡在(2.5,2.5)前的技术阻碍已经被消除,该方案的实施不存在困难。平等主义者会表示满意,但是,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3,2)/(2,3)方案。这类方案的一部分支持者有可能会宣称,他们之所以反对(2.5,2.5),并不是因为这种特定的分配方案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任何一种模式化的分配正义方案都是不正义的。这些人主张,A 与 B 得到特定单位的资源仅仅是因为他们确实应该得到那么多,而这与两人的相对状况并无关系:如果 A 因某些理由(如付出了足够的劳动)应该获得3个单位的资源,那么仅仅因为 B 的财产少于 A 的就将 A 的一部分资源再分配给B是荒谬的。不难看出,这正是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典型观点。上述自由意志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间的争论展现了被我们粗略地称为“自由”与“平等”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我们所见,冲突并不是产生于不同实践方案之间,而是产生于我们对这些方案的证成之间:我们认为(2.5,2.5)体现了平等,而(3,2)/(2,3)体现了自由,而逻辑上并不存在一种方案能够一并实现平等与自由。因此我们发现,平等与自由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自由意志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均否认对方的观点能够构成对政治安排的规范性限制。理论家——特别是罗纳德·德沃金——一般将这一问题视为政治哲学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而在价值多元主义者看来,这一冲突是本质性的,并且不可能得到解决。德沃金在《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一文中对伯林式的价值多元主义作出了回应。这一回应求助于下述论点:任何看起来有价值的东西对我们而言的价值都只能通过建构性诠释而得到理解;并且,如果两种看起来有价值的东西产生了概念性冲突,那么这种冲突或许可以通过我们的慎思而得到消解。德沃金试图表明,类似于“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冲突的存在,有可能只不过意味着我们对价值的理解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价值在概念上就是相互冲突的。应当注意,德沃金并不是说任何价值与任何价值都不存在冲突,而是说,一些重要的政治价值,特别是自由与平等,在我们的恰当理解之下将不会存在概念性的冲突。这意味着,尽管价值多元主义并非是全盘错误的,但是在重要的政治哲学论题中,我们不应该放任这种观点阻碍我们的思考。德沃金的思考依赖于这样的直觉:对于某些政治事务,如果我们不管怎样处理都会牺牲某些重要价值,这肯定是荒谬的。因此上文中(3,2)/(2,3)方案与(2.5,2.5)方案的困境是不可接受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对“自由”的理解和/或平等主义者对“平等”的理解肯定不是最恰当的,如果我们恰当地考虑这两种价值,冲突将有望得到解决。然而,这样的论辩策略是软弱的。价值冲突的存在,就能够证明我们对相应价值的理解是不适宜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德沃金的论证就是乞题的:我们应该意识到,从某两种价值存在冲突的前提中,并不能得出我们对这两种价值的理解存在错误的结论。价值的融贯性本身就是需要得到证明的,它不能阻碍我们的慎思。因此,对价值多元主义的正确反驳应当是表明对那些重要的政治价值的适宜理解的确是融贯的,而不是反过来用价值冲突去限制我们对价值的理解。后者将导致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对价值的理解作出特设性的调整来规避价值冲突,这种后果是糟糕的。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德沃金就并没有正面回应价值多元主义,而仅仅是指出价值多元主义未必是一律正确的。这只是转移了问题,而并未解决它。价值多元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取决于我们在何种语境中考虑它:在一般的价值判断的语境中,价值多元主义意味着价值的冲突是普遍的,这一点的确难以得到支持;但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价值多元主义所主张的只是重要的政治价值特别是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冲突,而这种观点是难以反驳的。伯林的观点显然也应该在后一种语境中得到理解。因此,指出价值多元主义未必一律正确并没有深刻的意义,除非德沃金能够进一步说服我们他对那些具体的政治价值特别是自由与平等的融贯理解——具体而言,我指的是他通过运气平等主义的权利理论来确定自由与平等之内涵的观点——就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否则价值多元主义依然没有被摧毁。在我看来,德沃金之所以为价值多元主义所困,是因为他过于迅速地接受了伯林的论证过程。我们可以将伯林的论证总结为下述较为清晰的形式:P1 我们重要的政治价值特别是自由与平等在概念上是不可通约的。P2 这些价值的不可通约意味着,逻辑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政治安排能够同时反映我们对两种或多种政治价值的追求。P3 这意味着我们的任何政治安排都会丢弃某个或某些政治价值。P4 如果我们的政治安排丢弃了某个或某些政治价值,那么这种安排是错误的,并且是一个悲剧。P5 因此我们的任何政治安排都是错误的,并且是悲剧性的。德沃金试图反驳的是 P1,并且他认为,如果我们在 P1 上向价值多元主义者投降了,我们就将不可避免地得到P4 乃至 P5。但这并不是事实。我将表明,即使接受 P1,我们也无需接受 P4 与 P5。考察论证结构,我们发现,伯林从一个价值多元主义的前提中得到了一个虚无主义的结论——具体而言,从政治价值不可通约的前提中得到了任何政治安排都不可取的结论——这违反了我们的直觉。其中的关键在于,所谓“不可通约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说 M 与 N 不可通约时,我们指的是 M 与 N 不可能一并被某种尺度所“测量”:例如,我们将不能说 M 相当于 5 单位的 X,而 N 相当于 3 单位的 X,因此 M 比 N 更多。在价值判断的领域中,这种测量的不可能性意味着我们在概念上无法将某种价值与另外一种或一些价值一并转换为(不论这种转换是精确的还是模糊的)某个具备通货功能的东西。不难看出这种观点直接反驳了古典功利主义:后者认为,任何东西的价值都可以被“换算”为一定量的功利(快乐或幸福),因此原则上可以对任何价值作出比较——这种换算与比较即是所谓“功利计算”。对不可通约性的上述理解支持了 P2 与 P3。但问题出在 P4 上:为什么一种丢弃了某个或某些政治价值的政治安排就是错误的、悲剧性的呢?在上文所描述的(3,2)/(2,3)方案与(2.5,2.5)方案的困境中,自由意志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显然都不会认为这些方案全都是错误的。情况很简单: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此为了自由而丢弃平等是合理的;而在平等主义者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双方的立场虽然针锋相对,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均认为自由与平等是可比较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意识到,伯林的论证实际上暗含着这一论点: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蕴含着不可比较(incomparable)。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被迫接受 P4 与 P5,因为它意味着:对于任何政治安排而言,我们所能获得的价值与我们所牺牲的价值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比较的。这将使得任何政治安排失去意义。问题在于:当我们说一种价值比另外一种价值更重要时,我们是否依赖于某个直接的或潜在的测量-换算过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你想让我通过通约性来说明咖啡与茶哪个更加重要,那么我将无法回答,因为我们的慎思过程并不是下述形式的:首先确定一个通货 S,然后考虑咖啡与茶大致分别相当于多少个 S,最后得出咖啡与茶各自的重要性。进一步说,即使我能够对世界上所有东西的价值进行排序,也不意味着我是通过一个借助于通货的测量-换算过程而进行比较的。无论如何,比较在概念上并不依赖于测量-换算,不可通约也不意味着不可比较(可以认为相反的原则是成立的:不可比较总是蕴含着不可通约)。伯纳德·威廉斯在《价值的冲突》这篇基本上是完全支持伯林论证的文章中正确地指出,对任何两种东西进行价值比较都必定依赖于第三个东西作为标准,具体而言,如果我说咖啡比茶重要,那么这一结论一定是基于某个不同于咖啡与茶的因素而得出的。但是他犯下的错误是,误以为这种“第三个东西”所起到的作用就只能是通货性的,因而无法与不可通约性论题相融贯。如果我认为咖啡比茶更重要的原因是咖啡的味道更佳,也不意味着我主张存在着一个关于两者味道的量度。认为我说咖啡的味道优于茶的就等于我说咖啡与茶的味道均能够被还原为一个更加基础的因素,是一种糟糕的还原主义倾向。批评者可能会指出,如果你在比较两种东西时抵制任何方面上的还原,那么你就不可能合理地说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好。问题在于,认为一个东西比另一个好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假设那种还原是可能的:咖啡的味道相当于 K1 个单位的 R(无论 R 是什么),而茶的味道相当于 K2 个单位的 R,并且 K1>K2。显而易见的是,对咖啡与茶的价值冲突的解决是选择咖啡并舍弃茶。但问题是,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的行为能够被理解为仅仅是选择了更多的 R 吗?这种理解将使得我们丢失对茶的味道的独特性的把握:尽管在我们看来咖啡的味道确实优于茶的,但这也不意味着前者能够“涵盖”后者。认为一种东西比另外一种东西更重要,同时又承认选择后者与前者的差别并不仅仅是数量意义上的,这两点并无矛盾。上述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价值冲突的本质:价值的冲突并不是更多的价值通货与更少的价值通货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可还原的价值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怎样选择,都会带来真实的价值损失。但另一方面,价值损失的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任何选择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悲剧性的。如果我们选择了咖啡,就失去了品尝茶的机会,这的确构成了价值损失,因而是令人遗憾的;但在我们认为咖啡确实比茶更好的意义上,这种选择不可能是不合理的。同样地,如果我们在自由与平等之间选择了前者,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平等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只是说,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是令人遗憾的,但它依然不比自由更重要。自由意志主义者从来不认为财产的不平等——特别是意味着贫困的不平等状态——是不值得去处理的,但这种处理不能以危害他人的权利为前提。就像咖啡的味道不能“涵盖”茶的味道一样,自由也不能“涵盖”平等。自由意志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状态不可能满足平等主义者的全部要求,并且这种冲突并非源于政治实践的不完美。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损失就是价值不可通约的概念性结果。但是,既然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不可比较,那么价值损失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依然是可比较的:原则上,比较平等主义政制下自由的损失与自由意志主义政制下平等的损失,双方的争论将有望得到合理的解决。德沃金对伯林的反驳基于一个整体性论点:自由与平等这样的概念拥有何种价值之类的问题只能在一个融贯的框架中得到回答,因此在逻辑上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不会出现冲突。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确定了平等,那么自由只能在平等所划定的范围内得到确定,任何与平等相冲突的自由实际上都是虚假的,没有价值。这一观点试图颠覆P1的基础,并且是有希望的,但同时也困难重重。本文既不试图证成价值多元主义的根本观点即 P1,也不试图反对它,只是指出,伯林论证的问题源于他对“不可通约性”概念的错误理解,这导致他非法地从 P3 中推出了 P4 与 P5。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伯林本人确实认为不可通约蕴含着不可比较,那么他所主张的立场就并不是价值多元主义,而是价值相对主义。我们相信后者并不是伯林所服膺的观点。我怀疑,德沃金对伯林的反驳建基于这样的动机之上:价值冲突值得令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去避免,否则就只能被迫接受 P4 与 P5。这意味着他为伯林所误导,从而同样接受了不可通约蕴含着不可比较的观点。但如果本文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价值多元主义的范式可能并不像这些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破坏性的。
  •     险恶时代的伟大人物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 1997年11月去世,享年88岁的以赛亚·伯林无疑是20世纪最抢眼的人物。1909年出生于拉脱维亚的他,1921年随父母定居英伦。凭借超凡的才华,毫无偏见的判断力,以及谦逊的品德,他在第二故乡赢得了人们深深的崇敬与爱戴。敬重人才的英国人让他作了牛津大学的教授、院长,不列颠科学院院长,爵士,以及哲学和道德问题上公认的裁决者。在接踵而至的荣誉面前,他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色。 初次见他是在1943年。当时他正在华盛顿为英国使馆撰写每周一次的政治报告。他对美国事务准确的洞察力,使其致伦敦的特电具有很高的可读性。一次,温斯顿·丘吉尔听说伯林在伦敦,便召他到唐宁街10号共进午餐,请他分析美国的政治事务。当丘吉尔对他的回答大失所望后说:“他写得要比讲得好。”事实上,丘吉尔邀请的是另一个伯林———欧文·伯林而非以赛亚·伯林。 我于1943年见到的这个人,34岁,黑发,谢顶,一双机警有神的眼睛,一副捕捉新发现的笑容。那时的他看上去仿佛在中年,80岁的他看上去也如中年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相貌变化最小的。我至今仍能回想起第一次见他的那个夜晚。他坐在沙发里,语速快得惊人。 一开始很难听懂,后来便沉醉在那飞流直下的言语中,让其中的含义灌入脑海。他的话复杂且博学,但令人着迷,充满了智慧,温情和仁爱。他从不在意学术等级,慷慨大度,富有无与伦比的幽默感,痴迷于各种人生体验。他有卓越的“深化”生活的本领,因而发现的多,思考的多,也领悟的多。 早先他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但二战后他放弃了哲学,转而追寻观念史的轨迹。他说道:“哲学问题无法使我在黑夜清醒……我意识到晚年的我比年轻时更想去多多了解。”各色观念是强有力的导师,引导你接近人类生存的秘密。观念是行为的动力,是人们的希冀,幻想,愚行,幻灭,恐惧,以及成功的关键。 伯林的思想核心是多元论———这一个平凡无奇、屡被误用的字眼,被他用来赞美生活的多样化,用来歌颂不可被贬低的价值观的冲突。许多价值观是和谐且互不冲突的,但是其他的价值并非如此。比如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平等就是一对矛盾。伯林说过:“如果你选择了一种价值观,就必须以牺牲另一种价值观为代价。”选择的痛苦成为容忍,妥协,以及做交易的例证。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伯林理想中的人物,他领导人们进入善的社会,在晚年富有勇气地推行新政。伯林认为人类最大的谬论是一元论———主张只有唯一的目标,只有终极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真理;主张协调一切价值观;要求自然状态的事物受制于冠冕堂皇的抽象概念———“为不可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对完美的和谐的追求是“一种谬论,有的是致命的错误”———因此他激烈反对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时他认为一元论的吸引力是人类永恒的特性。他最有力的论文甚至引起了非理性主义者的共鸣。因为尚无人如此透彻地分析了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批评并阐发出这其中所包含的对此含混之世的坚定信仰。 伯林认为另外两个折磨人类的谬论是:相对主义的谬论———认为一切价值观多多少少是等同的和宿命论———认为个人丝毫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他关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精彩论文即阐释了这种观点。为反对这些谬论,伯林说,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寸步不让。 鉴于篇幅,我仅能简单介绍伯林思想的丰富内涵,并推荐读者阅读新近出版的伯林文选《细究人性》(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伯林思想的光芒照亮了———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矛盾,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矛盾,仅一招的刺猬和多机巧的狐狸的矛盾。在被他称为“西方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世纪”中,他充当了智慧与人性的灯塔。而那些有幸结识他的人———由于他善良平易,不摆架子,很多人都与他交好———对这位才华卓越又和蔼可亲的人的怀念永远挥之不去。
  •     艾琳·凯利:001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曾说过的,“我们都宣称主张自由,但在使用这同一个语词的时候,我们并不总是指称同一个事物。”002伯林选用一些语录来传达赫尔岑思想的本质,这些语录读上去像是对伯林自己关于自由之性质的凝练表达。例如:“自由何以为贵?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自由就是是其所是。将自由牺牲于他物,就是让活人献祭。”“如果进步是目标,那么我们在为谁工作?……你真的希望将活在今天的人们贬抑为一种柱子般的悲惨角色,以撑起一层地板供未来的某一天其他人可在上面起舞?……遥远的目标是……一种骗局;真实的目标必须近一点——至少,劳动者的工资,或是在所从事的工作中的乐趣,就应该是目标。”“历史过程没有完成的‘顶点’(culmination)。人类只因无法面对无尽冲突的可能性而发明了这个概念。”赫尔岑曾预言,社会主义“必将展开它的所有阶段,直到抵达自身的极端与荒谬境地。到那时,起而反叛的少数人的巨大胸膛将会涌出否定的呼声。”伯林评论,如果我们承认伟大的善可能会发生冲突……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在原则上以及在实践中都不可能拥有一切——如果人类的创造性会取决于相互排斥的选择的多样性,那么……我们必须为了什么而牺牲什么以及牺牲多少?伯林说,作为一个普遍规则,能够达成的最好状况是维持一个不稳定的平衡,以此防止发生令人绝望的局面和令人无法容忍的选择——这对一个体面的社会来说是基本的必要条件。伯林在对妥协的辩护中主张:“首要的公共职责是避免各种极端的痛苦。”赫尔岑断定了那种对于绝对事物的粗鄙信念的荒谬性,这种绝对事物曾用断头台的方式将历史引向解放,通过鞭子引向启蒙。他写道,对自由的真正担当意味着,持续不断地准备在一个人的理想与他人来说同等珍贵的竞争性价值之间寻求适应调整。伯林引述赫尔岑:“伟大的革命不是由邪恶的激情的释放来成就的……对于偏爱粗暴的武力与破坏胜过改善与达成解决的那些人,我都不相信他们的严肃性……要打开人们的研究,而不是把眼睛挖掉。”伯林(原文):001科学永远难以抵达的领域——社会、道德、政治、精神世界,这一切都不能被任何一门科学整理、描述和预测,因为在这些世界里,‘淹没的’、无法检测的生活占据了太高的比例。002很清楚,各种价值可能相互冲突。在一个个体的胸怀中,多种价值也可能发生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价值是真实的,而另一些是虚假的。在许多个世纪人类所追寻的首要目标中,既有自由,也有平等。但是,狼的全然自由就是对羊的灭绝。这些价值冲突体现了他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是什么的本质。在重大的美好事物中有一些是无法共存的,这是一个概念性的真理。我们注定要做出选择,而且每一个选择都可能要承担无法弥补的损失。和谐的理想不仅是不可企及的,而且是“概念混乱的”,因为保障或保护一种价值必然会涉及到放弃或危害另一种价值。这就是说,即便我们清楚了所有现实障碍,我们的价值还是冲突的。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使人性的——内部的与外部的——分歧对立成为自由政体的首要基本原理。一个自由社会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因为它承认各种人类的善之间的冲突,并通过其民主制度来维护一个论坛,在那里这种冲突可以被和平地安置处理。罗纳德·德沃金001如果我们同时承认平等与自由这两种价值,那么我们必定会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无论如何都会违背其责任。这就是说,必须做出的选择并不是要不要错待某个群体,而是要错待的是哪个群体。这就是伯林所设想的那样一种政治价值的冲突:无可避免的不是失望,而是不可救赎的道德污点。伯林所主张的不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决定,而是我们常常明白无误地知道没有什么决定是正确的。伯林说,自由就是免于他人干涉你做你希望去做的任何事的自由。002什么情况下一些人落入对方的权力之中是正当的,而什么情况下是不正当的?伯纳德说,历史向我们展示人们有很强烈的欲望不落入任何别人的权力之中,而我们对自由的关切来自于这种关切;但他又说,有时候当某些人落入其他人的权力之中并没有违背自由。伯纳德·威廉姆斯:政治提供了一个被价值也同样被利益所主导的维度,就此而言,政治是一个原则化的空间,但在这个空间里,一个反对你的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是错的,这或许仅仅意味着你输了。尼尔·鲁登斯坦:如果存在着某些方式来缓解我们所讨论的那种冲突,那么它们很可能是在某种制度安排的背景下达成的,以至于人们感到,如果他们受到损失——他们真的已经蒙受了损失——而且他们损失了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如此,他们对作为整体的体制做出判断后会说:“简直可怕,我蒙受了损失,但是权衡下来,我与其生活在别处,还不如生活在这里。”我认为一种制度的安排是必要的,以便人们能够同意其总体原则和结构,并且在蒙受损失的时候仍然能够同意。一些摘录,供还没读过的人看个大概。

精彩短评 (总计25条)

  •     非常喜欢伯林,虽然没很弄明白的
  •     他的两种自由概念豆瓣上怎么找不到
  •     谦逊平和是最好的态度
  •     乱
  •     牛津辉煌学术的象征
  •     看书评更能帮助我理解
  •     尤其推荐德沃金的批评文章,国内学人之学术批判功力若能如此君,中国学术有望矣
  •     翻译,硬硬的伤。德沃金的《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这篇很值得读,我很喜欢。
  •     德沃金的《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很不错。
  •     : D095.61/6150
  •     狐狸型学者。所谓“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柏林学术涉猎的范围很广,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狐狸型学者
  •     还给AIKEEN了
  •     混乱的讨论部分非常有意思
  •     Long long ago
  •     第一组文章不懂写的什么,第二组文章实在不少。讨论好看,德沃金是个犀利的老头哇~~~真希望早点见到他哇~~
  •     《一个过时的狐狸》、《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
  •     惭愧,之前在高铁上草草看完,下车忘拿走了,现在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
  •     大牛云集
  •     德沃金(被动)主导的第二部分确实是最出彩的,第一部分里马克里拉略显聒噪但也没有一些短评说的那么不堪。
  •     伯林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么??
  •     07年9月19日-10月31日
  •     生硬的欧式句法,渣翻译太影响阅读效率了。新星还是专心出推理小说,别出学术书了吧……
  •     伯林价值多元论的主要论点,就是认为对于对抗性的善和恶以及不同生活方式来说,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或者说是理性所无法比较的,在他把选择看作是具有优先权的思想中这个论点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自己的选择我们使自己成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人,即使在不是我们创造的环境之中,这一点也是真的。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跟我们熟悉的其他物种的动物成员们的本性不同,我们的本性是不固定的、未完成的;我们的本性是内在的不完整的,极易被我们在生活中作出的选择所改变,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难以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不可通约的善和恶而我们又必须在其中做出选择。如果我们的本性中就带有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没有任何生活方式或者任何生活方式扩展出来的分支、没有一种善或优点的等级秩序是这种不确定的本性的真正表现。
  •     简明的梳理了以赛亚柏林的思想,狐狸与刺猬、积极与消极、犹太复国主义。。。但附在每章节后面的讨论太钻牛角尖了。
  •     @雕刻时光 觉得还是直接读berlin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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