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译注
出版社:世界华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8
ISBN:9789628707492
内容概要
张先生译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经典做出相应的解释”，因而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指导意义。他不是坐在象牙塔内坐而论道，说远不涉近，谈古不论今，温吞水般的观点，颠来倒去的考据，毫无意义的论证，如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为知道一个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而津津乐道，自鸣得意，与实用无补。而是脚踏实地，从中国的教门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引经据典，指点迷津。才产生了这部不同于以往注经方式的经注。
凡事应看效果，事实胜于雄辩。笔者曾对读过张先生经注的人群做过调查。年龄分老、中、青；职业有阿訇、学者、在校大学生以及一般穆斯林大众。结果是好评如潮。最多的感受就是明白了古兰是安拉指导活人走向安宁、幸福之道的经典，（我没有教他诗歌，诗歌对于他是不相宜的。这个只是教诲和明白的《古兰经》，以便他警告活人，以便不信道的人们当受刑罚的判决。古兰36：69—70）大有拨云见日之感。他们把学经的重点从诵读不懂的阿语经文，转移到研读汉译古兰上来，结果在认主学上大有长进。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信仰上从摇摆不定，走向了坚定，还有少数人做到了每天坚持拜功，并出散“乜贴”，支持伊斯兰事业。当谈到 “肃清流毒 捍卫古兰”一文时，他们笑着说，我们没有觉得我们中毒，我们觉得我们心里透亮了，觉得活得明白了。所以，奉劝“肃清流毒 捍卫古兰”者，既然无毒可肃，倒不如将内耗的精力省下，多思考一些中国伊斯兰的现实，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穆斯林自己的路，为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些实际工作。
张承迁先生的《古兰经译注》从出版发行至今，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目前，这部经注在主体上已得到穆斯林的认可，它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在日益显现，大有推而广之的价值。一件新鲜事物的出现，必然伴有坎坷的经历，当年，为中国伊斯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王静斋大阿訇所译的三种汉语《古兰经译介》，在某些欠发达地区，不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历史会给这部经注以应有的地位。
作者简介
此书的作者为张承迁先生，因继承母亲遗志也为纪念母亲李静远，于是署名法图麦李静远。
在当今中国伊斯兰界，张承迁先生是一个倍受关注的人物。他是诸多的伊斯兰网站和一些穆斯林刊物议论的焦点。其中赞扬者有之，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贬低者有之，甚而人身攻击者亦有之。可以说，这在多年来的伊斯兰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层层波澜。
据我所知，张承迁先生在中国伊斯兰界，属于一个另类人物。他既无学术头衔，也不是专业的宗教人士，更无所谓什么协会成员的背景，退休前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职。他只是一个普通穆斯林，即汉语语境中的伊斯兰信士。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人所引起的争议为什么如此强烈和持久呢？对于这个不容回避的现象，无论是专业的学术界人士还是民间的穆斯林，都应有所思考。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去解析这一现象，对于当今中国伊斯兰的发展都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称这种现象为中国伊斯兰界的张承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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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中国伊斯兰界，张承迁先生是一个倍受关注的人物。他是诸多的伊斯兰网站和一些穆斯林刊物议论的焦点。其中赞扬者有之，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贬低者有之，甚而人身攻击者亦有之。可以说，这在多年来的伊斯兰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层层波澜。 据我所知，张承迁先生在中国伊斯兰界，属于一个另类人物。他既无学术头衔，也不是专业的宗教人士，更无所谓什么协会成员的背景，退休前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职。他只是一个普通穆斯林，即汉语语境中的伊斯兰信士。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人所引起的争议为什么如此强烈和持久呢？对于这个不容回避的现象，无论是专业的学术界人士还是民间的穆斯林，都应有所思考。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去解析这一现象，对于当今中国伊斯兰的发展都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称这种现象为中国伊斯兰界的张承迁现象。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以及争议的正反两面观点去解析这一现象，以期达到拓宽争论中思考范围的作用。 异军突起——历史发展的必然 张先生引起的争议，源于他2005年8月出版的《古兰经译注》。但在实际上，张承迁现象的产生，可追溯至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甚至更早。大约在1992年，张先生出版了一本伊斯兰著作《伊斯兰的召唤》，就在当时的穆斯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本书一反伊斯兰出版物千篇一律的内容，读起来叫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切实起到了召唤作用。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关注他的。以后，在诸多的伊斯兰报刊上，又多次见到他的文章，虽笔名不同，但从他鲜明的个人语言风格及不同凡响的观点，使人一看便知。 不久，又听到他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讲话录音，于是对他的思想脉络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讲话，富有激情和时代气息，常常是语出惊人，想他人之不敢想，言他人所不敢言。一扫经堂语“卧尔兹”的僵化说教，颇具吸引力，因此大受欢迎，不少人因此走上了伊斯兰复归之路。这段史实可以在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中得到印证。 在那个百废俱兴，各种思潮迸发的时代，宗教也得以复苏。张承迁先生一马当先，积极在民众中宣传伊斯兰，应该被认定为先行者之列。其实，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中都有先行觉悟者，一反传统观念，宣传一种新的理念，使得停滞不前的时代朝前迈进，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否则也不会有今日的辉煌。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古兰经翻译史，或许能为我们今天的争论提供借鉴。 伊斯兰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古兰经》的传播史。在伊斯兰发展的初期阶段，先贤们出于对《古兰经》的崇信和爱护，导致谨慎从事，不主张对外翻译《古兰》。这样做，是为了保持了《古兰》的纯洁，但同时也妨碍了伊斯兰的对外传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阿布.哈尼法时代（公元699—767年）才告结束。一经解禁，《古兰》的翻译运动，如江河之水奔流向前，势不可挡。据伊朗华语广播电台提供的数据，迄今为止，《古兰》已被译成一百多种语言，数百种译本遍布全世界，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奇迹。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数以百计的古兰译本，伊斯兰发展到今天具有十三亿信众的辉煌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安拉在古兰中所预言的：“------这部《古兰经》被启示给我，以便我用它来警告你们，和它所达到的各民族。”（6：19） 在中国，《古兰经》的翻译起步较晚，这也是伊斯兰在这个泱泱的东方大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所在。《古兰》启示下降的本土——阿拉伯半岛禁译的情景，又一次在中国重演。不同之处是，前者出于对真经捍卫，后者一部分是出于狭隘和无知。我们可以通过明末的两通碑文，来窥史实之一般。 第一通碑记的作者名马化龙（1549—1603）河南新野（古称莘野）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在任嘉兴府同知前，曾任常州府知事，修缮了常州池子街清真寺。明冯梦祯所撰《马郡丞墓志铭》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记述。据上可推断出他是一个为官清廉，为民造福且信仰虔诚的穆斯林。 《嘉兴府建清真寺碑记》部分原文：其俗敬天尊主，乐善好施，------ 不事巫祝，不设神像，不化钱楮。其人相见以其语自通------ 有经三十藏------ 世鲜有通其说者，而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第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故浸以失其初意，而承讹袭舛，真派之堙且久矣------ 卑鄙者流，墨守其师说，而弗轨于理，第于饮食起居，纤细琐屑之末。排异教如仇寇，争是非如聚讼，而人乃群起訾之。譬则狐禅自堕，旁道争鸣，宁讵得执为口实云者。------ 今其经具在，令得译如华言，以昭示宇内，宇内传而习之，即不得与丘索诸彝训鼎立班行，抑何至出梵音符咒下。 试译如下：它（指伊斯兰）的习俗是敬重天然，尊崇真主，喜做善事，乐于施舍------ 不事奉巫师与庙祝（祭祀时主持祝告的人），不设置神像，不去焚烧纸钱。他们的人（指教中人）见面时用他们自己的言语沟通------ 有经三十部------ 社会上很少有通晓它的学说的人，就是研习这种学说的人，也不能自通，只能把肤浅的粗俗的见解写出来，由于这样的缘故，久而久之就使该教的原意失掉了，进而继承了虚假和错误的东西，使得真理的流派被埋没很久了。------ 这些低劣的一流，死死的守着他们的传授，不按真理法则办事，只陷于饮食起居这样的琐碎的枝节末梢之中。排斥不同的教派如同对待强盗一般仇恨，为谁是谁非而相互争论，如诉讼一般。（对于持不同看法的人），就群起进行毁谤。明理的人就自我沉醉在冥想中，（狐禅）对于一旁的争论，不闻不问，还说出‘难道将自己掌握的东西变为别人的口实吗’这样的话来。------ 现在这部经（指古兰）就在这里，如果将它译成汉语，用来昭示给国内并在国内流传进而研习，这样即使不能与儒家及诸多的法度、古训相提并论，也不至于在佛教、道教之下了。 马化龙先贤在400多年前对教门中的陋俗就有如此之深的洞察力，并高瞻远瞩地指出了振兴教门的唯一途径就是汉译《古兰》经，为教众晓以大义，消愚祛昧，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见解确有时代的超前性，令人折服。而在400多年后的今天，伊斯兰在中国的状况却没有太大的改观，甚至还在萎缩，皆因诵《古兰》多，用汉语讲《古兰》少，可见习惯势力是何等之顽固。我们担负的宣教事业任重而道远。 与马化龙先贤同时期的一个人，李光缙则与此主张大相径庭。其生平待考，但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起码的结论：该人对伊斯兰是一知半解的，即现在所谓的“教门混”（扎席类）的人物。他在1609年所撰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中有如是说：净教之经，默德那国王谟罕蓦所著，与禅经并来西域，均非中国圣人之书。------ 禅经译而经杂，净经不译而经不杂。译者可言亦可知，知之则愈幻；不译者不可知而可言，徒读之未尽舛。------ 民可使由，不可使之，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 试译如下：净教（即清净教，清真教又一称谓）的经典是默德那（今译麦地那）国王谟罕蓦（今译穆罕默德）所著，与佛经一样来自西域，都不是中国圣人的书籍。------ 佛经翻译后使得经变得杂乱，清净教的经没有翻译，就不杂乱。翻译过来的经（人们）可以述说，也可以懂得经的内容，懂得后就会更加迷惑；不翻译的经（人们）不懂得它的内容，但可以述说，仅仅去朗读不会有错误。------ 老百姓可以让他们遵从道理，不必要他们懂得道理，我对于经，采取的是不能译的态度。 此段言论错误有三：其一、穆罕默德圣人并非国王，而是使者、先知。《古兰》是天启，不是穆圣所著。其二、佛经多部，各遵其说，禅语多荒诞不经，似以愈不着边际愈空者，愈合佛理。其本身即为杂乱，非译者故。其三、逻辑错误，试问不翻译经文，如何讲经?又如何遵经？其人正所谓古语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 以上一段史实，足以说明阻碍翻译的保守思想危害之大了。对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异化、退化，同样感到痛心疾首的当然不只马化龙先贤一人。清初的穆斯林学者刘智（1664—1730），开译经之先河，即便只有三个短章的译文，但毕竟掀开了中国伊斯兰史新的一幕，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后由选译到通译又经过了两百多年的艰难历程，中国第一个《古兰》通译本，才得以问世，铁铮——这位不识阿拉伯语的汉族学者被载入了中国伊斯兰史册。他的作用就像催化剂，促进和推动中国穆斯林学者的译经运动，历史终于迎来了汉译《古兰》，弘扬伊斯兰的光辉时代！虽历经久远，姗姗来迟，但她毕竟在穆斯林的企盼中到来了！ 张承迁先生的《古兰经译注》（为纪念其母，署其母名李静远）是中国的第十五个汉译本。紧接其后的又有马金鹏先生和马仲刚先生的译本问世，至此汉译《古兰》已达到十七种。如此众多的译本，为操汉语的穆斯林和关心伊斯兰的其他人士提供了研读《古兰》的便利条件，他们可以相互参照，取长补短，加深理解，提高认识。对于这种繁荣的学术局面，有些学者担心众译本译注观点上的出入，会影响读者的信仰，其实这种善意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们低估了处于科学文化昌盛、信息发达时代的人们所具备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在国外，同一语种的古兰译本数量超过汉语者，不在少数。仅以法语译本为例，在七十年代就已达36种之多。如此众多的译本非但没有给信仰带来负面影响，反而加速了伊斯兰的传播，扩大了穆斯林的队伍，这是不争的事实。 张承迁先生的《古兰经译注》是我国唯一以赠送方式发行的，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网络下载阅读。其传播速度之快与受众面之广，前所未有。在十七种汉译本中，张译本译注最为详尽，立足现实，结合国情，满足了新时期人们的需要，自2005年8月初版后，又三次再版，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在学者林立的伊斯兰学术界，张犹如体育比赛中夺冠的黑马，异军突起，令尔林瞠目，叫经堂惊叹，使教胞欢喜，为传统所不逮。总之，喜也罢，恨也罢，都不得不刮目相看。这在一个可为思想表达提供平台的历史时期，张的出现是前定之下的历史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认识在争辩中提升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争辩中日趋完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同时也适用于对宗教思想的阐释。已故的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回族）给林松先生的《古兰经韵译》的题词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说明“此中庸语，可供研读古兰之参考。”笃行就是忠实地执行，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前四者之上的。这种学术思想在当今的伊斯兰界是应该大加提倡的。安拉在古兰中启示我们:“------你说：‘有知识与无知识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作为穆斯林，这是我们更应遵从的最高准则。 针对目前对张承迁《古兰经译注》的争论，在众说纷纭之中，我们不妨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为例，进行研讨，至于网上一些人云亦云的浅薄言论，则不在此范畴。 先从“论混合型教义——艾哈麦迪耶说。”一文议起。 混合教义确切的定义，按笔者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出于一己之私，将各种宗教的教义与其本土宗教结合，而独创出一个新的宗教，自己则成为新教的教主。这种新教都带有邪教的倾向，往往是短命的。该文作者长篇的历史叙述的目的，是为了提醒读者，在中国也有邪教的渗透。这种提醒应该引起宗教界人士的重视。但文章结尾处点出了要害所在：即“以周仲曦为代表的艾哈麦迪耶在中国的代理人及追随者，近年来更是变本加厉地扩大宣传，尤其以注解古兰的方法全面兜售他们的谬论与主张。老牌艾哈麦迪耶穆罕默德.阿里早在30年代就通过注释英文版的古兰译本扭曲传统教义------” （其实英文译本本身也是由默罕默德.阿里翻译的，即翻译加注释。笔者按）作者最后警告，每一个穆斯林必须提高认识，严加防范。文中 “以周仲曦为代表的艾哈麦迪耶在中国的代理人及追随者”一句，其中的追随者，无庸讳言，显然是指《古兰经译注》的作者张承迁先生。 为了理清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什么是艾哈麦迪耶以及穆罕默德.阿里其人的简介。对于关心中国伊斯兰史的老一代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对其人其事不应感到陌生。其实艾哈麦迪耶和穆罕默德.阿里问题的出现，在国内始于上一世纪的30年代。那时的争论十分激烈，并见诸报端。现在的情形是历史的再现。 首先谈艾哈麦迪耶。据达瓦研究院出版的《嘎迪雅尼耶——艾哈麦迪耶邪教事略评析》一书介绍：该教第一代教主，名叫米尔扎.胡拉姆.艾哈麦德（Mirza Ghulam ahmad）于1839年出生在印度旁遮普省哥德斯普尔区的嘎迪亚尼镇。因人命名，故该教又自称为艾哈麦迪耶。其主要著作是：艾哈麦迪耶的明证（五卷本，原文为乌尔都文） 米尔扎.胡拉姆.艾哈麦德早年曾捍卫过伊斯兰，参加过同其他宗教的辩论，因而赢得了部分穆斯林的拥护。然而此后他的私欲膨胀，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迷途。 米尔扎.胡拉姆.艾哈麦德的主要谬论是，利用马赫迪再现的说法在一定数量的穆斯林中的影响，而编造出麦西哈耶稣老死在克什米尔的谎言，再利用灵魂转世说（这在印度有信仰的基础）妄称自己就是麦西哈的再现。进而在古兰经中的封印一词上进行诡辩，说明自己是先知。因此，印度伊斯兰教界早在1893年就通过“法特瓦”（宗教法判决），对教主米尔扎进行了谴责。 在此，我们就将周仲曦的古兰经译本中有关章节的翻译引文如下：“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任何人的父亲，而是安拉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印信。”（33：40）他对“哈台姆”一词的翻译与之前的译本在意义上没有多大的原则出入。都体现了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的内涵。问题出在他对此段阿宜台的解释上。他的注释含糊不清，似是而非。最典型的误释是“他（穆圣）是先知之印信，但不要说他之后将没有先知”。这是对伊斯兰基本信仰的歪曲和背叛，是艾哈麦迪耶言论的翻版。 与之相比，张承迁先生的译本又是怎样翻译这节经文的呢？ 请看译文：“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人的父亲，而是安拉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印鉴。”与诸多汉译本的意义也大致相同。经注节录如下:“‘哈台目’这个字意思是印章或一件事物的最后部分，------过去从经堂语的习惯都译为‘封印’，意思是最后一位使者先知。封印也就不会有真主派遣的先知了，这只把这个字的意思表达了一半。按古兰启示的教导，使者先知不但是最后一位先知，在他之后不会再派遣任何先知，原因是真主独一存在的理论已经完整地反映在被保护的古兰启示里。这个理论已（应为“也”字，笔者按）不会再被篡改和歪曲，------为什么还要用‘哈台目’这个字呢？说明除了明确指出他是最后一位使者以外，还有一个鉴别以往一切的作用。------”。 在这个关乎基本信仰的原则上，张先生旗帜鲜明，与周氏的解释大相径庭。丝毫不存在艾哈麦迪耶的影子。并且将‘哈台目’词义外延，即“还有一个鉴别以往一切的作用。”使该词的解释臻于完善。 为了进一步说明张先生对艾哈麦迪耶的态度，建议读者去读一下他的第535条经注。（因篇幅过长，不便在此摘录）在该条注释中，张先生洞若观火地指出了艾哈麦迪耶的错误所在。——即在穆圣之后，不会再有新的先知了。 那么，对于张是“艾哈麦迪耶说”又何来之有呢？其根源恐怕来自前文中的“老牌艾哈麦迪耶穆罕默德.阿里早在30年代就通过注释英文版的古兰译本扭曲传统教义------”的认识。而张先生汉译本的主要蓝本就是来自穆罕默德.阿里的古兰英文译本。行文至此，水到渠成，现在该向读者介绍一下穆罕默德.阿里其人了。 穆罕默德.阿里全名为茂尔维.穆罕默德.阿里（Maulvi Muhammad Ali）本人是毛拉、学者。早期为A.A.I.I(Ahmadiyya Anjuman Isha’at Islam)团体的会长。现节录发表在上一世纪30年代《正道杂志》一卷二号的“告穆斯林书”如下，有助于读者对他的了解。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节录是为了节约篇幅，不是为了隐藏什么。读者如有进一步的兴趣，可查阅全文。 告穆斯林书 ——穆罕默德 阿黎（即阿里，笔者按）—— 追求同仁译 （即追求学会会员，笔者按） ------其实，我们集中了我们所有的精神和能力，为着单纯的原因——伊斯兰的宣传。我们的工作很有效：在英国有六百人，其中有爵士、贵族、船主、商人以及著作家等居高位的人，已然皈依伊斯兰------ 此外，我们更留心到基都（原文如此）教会向穆斯霖居住地的进攻，于是我们进驻微弱的地方，去抵抗基督教传布的高潮。在最近的将来，我们的人要到非洲一行，去抵抗基督教在那里的侵略，至于印度，也不是我们计划所遗漏的。------古兰经和先知史略已然译成英文，此外，我们也按期出版英文、阿文、印度文的关于伊斯兰的文字，为的是抵抗他人的侵略而发扬我教的教义------ 除了以上所讲的那些书籍，为着伊斯兰青年在宗教知识上的启牖，我们出版了一种英文刊物叫“光报”，可以随时订阅；其目的在保护我们青年的教友，不受基督教宣传的和西方物质文明的恶势力之侵略。------ 据我们浅薄的观察，现在伊斯兰之病症的根本疗法，在乎“伊斯兰的宣传”所以我觉得我应当请你们和我们携手来从事于这种高贵的工作，我们决不是去建树一个新的教派。------至于在理论上，我们和逊尼.扎默时的思想一样。的确，我们相信耶稣死了，那末伊斯兰中诸先哲，像伊曼、马黎克不也和耶稣那样的死去了吗？我们相信穆罕默德是最末的一位圣人，在他以后，无论如何再没圣人出现。------ 自然，我们相信，依伊斯兰的纪元，每世纪之初，穆斯林中总有一个复兴者，伊斯兰语所谓“穆扎第德”（Mujaddids，意为革新者。笔者按）;我们相信在这十四世纪，哥甸（即今译的嘎迪亚尼，地名。笔者按）的密尔匝.古拉穆.阿赫默德（今译为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笔者按）就是如此的一个复兴者。------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对穆罕默德.阿里的主要思想可略见一斑。他在“A.A.I.I的趣旨和工作”（出处同上。若霜译。笔者按）一文中，也表达了他的同样思想。 I． 信仰 1，我们信仰真宰的为独一的，穆罕默德是先知。 2，我们信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 针对艾哈麦迪耶的第三代教主，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的长子）所著的《哈里发之光芒》一书，穆罕默德.阿里发表了一个声明，批驳了白希荣丁.麦赫目德书中的有关“使者继续降世”的谬论。他说，“看真主的份上，请认真考虑，考虑白希荣丁.麦赫目德关于使者继续降世并且有成千上万的使者降世于人生（原文如此，疑为“人世”。笔者按）的信仰被接受，正如他在《哈里发之光芒》中所描述的那样，难道这成千上万的派别团体不会相互指责对方是“不信道者”吗？那么伊斯兰的整体统一性将会发生什么呢？------你们应当记住，如果让伊斯兰教在未来代替所有宗教的誓言是真实的话，那么成千上万的使者涌现，各自为阵，成千上万的清真寺涌现自我标榜为正信和拯救者，指责异己的穆斯林为不信道者的那一天在伊斯兰的历史上是决不会出现的。”（摘自《嘎迪雅尼耶——艾哈麦迪耶邪教事略评析》） 此外，穆罕默德.阿里在另外一封公开信中，还对米尔扎的奢侈生活作风给予了严厉的抨击。也可看出他与米尔扎的分歧所在。但因与主题的关联不大，且篇幅较长，在此就不转摘了。 现在，我们可以粗线条地描绘出穆罕默德.阿里的思想轨迹，那就是在基本信仰上，即对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的确信上，他的观点与艾哈麦迪耶是截然不同的。他只承认米尔扎是伊斯兰的复兴者或革新者。此外，他对西方基督教势力侵略的警觉和采取大力宣传伊斯兰的方式，加以抵抗的做法，也是应该客观地给予肯定的。这也是此后他与艾哈麦迪耶分道扬镳，自成体系，成为“拉合尔派”的原因。 在了解了艾哈麦迪耶及其教主米尔扎.胡拉姆.艾哈麦德和他的初期伙伴茂尔维.穆罕默德.阿里其人后，我们当进入问题的核心，即穆罕默德.阿里所译的《古兰经》了。它成书于1917年，1920年在拉合尔出版。1925年12月，香港大学的尹恕仁，将此部英译古兰的前言，用半白半文的文体译成汉语，名曰《克兰经弁言》，使得此译本为华人穆斯林所知。 在海外生活过十余年的大阿訇哈德成，于上一世纪30年代，从国外带回四部穆罕默德.阿里所译的《古兰经 》，分别赠给了时子周、王静斋、刘兆才和张裕良。（张承迁的父亲）张承迁先生在其《古兰经译注》的后记中，记述了此事。并说明这是为什么王静斋教长的译本中，出现阿里氏经注见解的原因。在后记中，张先生还追忆其父张裕良和母亲李静远，曾于50年代举意翻译此译本，也只是译完了经文部分，未及付印，即毁于文革之中。我认为，张先生的翻译工作，除去他本人的举意外，还包含了完成父辈未竟事业之志。因此，可以说这部经注倾注了两代穆斯林的心血，这也是经注上署其母名的原因。他在“后记”中还说明了翻译过程，“是先从英文译出，又以阿文核对校正，并尽其可能使译文贴近原（经）文。（“经”字为笔者所加）可以说，其译经举意虔诚，学术态度严谨。在注释上，他还参照了阿卜杜拉.优素福.阿里的译本，（拉合尔，1938年出版）并以“中国人的视角，做出相应的解释。” 至此，我们对于把张先生的《古兰经译注》，说成是“混合型教义——艾哈麦迪耶”的观点，是否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应该做出我们的初步分析了。 按“论混合型教义”作者的逻辑推理，他的演绎过程似乎是这样的：因为穆罕默德.阿里曾是米尔扎早年的合作者，他必然是艾哈麦迪耶分子；既然他是艾哈麦迪耶分子，那么他的经注必然充斥着邪教的观点；因为张承迁译注主要参考了他的经注，那么张必然也是艾哈麦迪耶分子。以此及彼，王静斋大阿訇及马坚教授的古兰译本也都参考了穆罕默德.阿里的英文本，那又作何解释呢？是故不可因人而废言。 我们若按这样的逻辑推理去演绎另一个命题：一个医生早期从医时，曾出过医疗事故——他以后的临床医学论文就必然会导致医疗事故——参考他的论文的人也必然会出医疗事故。这样的逻辑能否成立？请读者自我判断。 分析一个历史人物远比套用一个公式作数学题要复杂得多。对一个人的判断，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那样简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人物的相悖发展可引起我们的深思。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杨度。前者大家很熟悉，汪早期曾是反清的斗士，刺杀过恭亲王，并因此入狱，饱受囹圄之苦。谁曾想这个当年的热血青年，晚期居然沦为人人唾骂的大汉奸。后者杨度，早年曾是铁杆的保皇党成员，清王朝的忠诚者，晚年居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历史人物的发展，有时就是如此不合逻辑。 如果说“论混合教义”是作者的舆论铺垫，那么他的“肃清流毒捍卫古兰”一文，则算作对张先生的正式笔伐了。该文的副标题是：“评《古兰经译注》的作者对《古兰经》的亵渎与歪曲”可视为对张先生的定罪。如果罪名成立，那张先生只等着下“多灾海”了。对一个罪犯的死刑判定，都要一审再审，慎之又慎，因为它关乎一个人的生与死；对一个穆斯林因阐释教义定罪，又何以如此轻率呢？然而，人只能在文字上对他者定罪，而后世的审判在主。我们不怀疑作者的虔诚和捍卫古兰的勇气，问题是作者是否把虔诚的乜贴和勇气用对了地方？ 首先讨论何谓亵渎，何谓歪曲？亵渎意为轻慢，不尊重；歪曲者是故意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或对事物作不正确的反映。驻伊美军把古兰经当靶子，用枪射击等卑鄙行为，报道说这是对古兰的亵渎。西方媒体经常攻击伊斯兰教有多妻制的规定，报道说那是对古兰的歪曲。定义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张先生的亵渎和歪曲之罪名又取证于何处呢？ 按作者定的第一宗罪就是“挑战古兰，污蔑买尔彦”。证据来自张先生的经注。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从媒体上看到对张先生翻译的古兰原文，提出太多的异义，倒是将批评的焦点集中在经注上，未免有本末倒置之误。其实对于原典的翻译是否忠实、到位，这更是每一个伊斯兰学者最应追求，最该重视的。其次才是经注部分。看过张译本的读者会发现，张先生对翻译的用字十分谨慎，都是经过反复斟酌才敢下笔。一节经文的译文，往往不厌其烦地列举数个译本的译句进行比较，用以说明自己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译法，可谓一字千思。 既然问题集于经注之上，那本文也只好就题论事了。 经注学，阿语称太福西勒（Tafsir），早于公元7世纪末，就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不同的经注方式，这是时代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想对此观点应趋于一致。 纵观张先生的经注，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理性主义为其主导思想。说到理性主义在伊斯兰中的出现，就要追溯到穆尔太齐赖派。穆尔太齐赖派思潮，在阿巴斯朝（公元750—1258年）的前期在伊斯兰思想界是占主导地位的。以穆尔太齐赖派为开端，理性思维得到认可后，伊斯兰思想在哲学上又迈出了一大步。此后，自19世纪以来所产生的现代主义的经注方式应源于此。穆罕默德.阿里的译本也是这种思想方法的产物。只是身处20世纪与21世纪首尾相接时代的张承迁，在科技突飞猛进，信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视野进一步宽阔，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跨上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正是出于这种理性，张先生不仅在买尔彦生子问题上，而且在穆萨圣人的手杖所显现的奇迹上，以及诸如洞中人等一系列反常规的现象，都做出了自己的理性解释。为此，“肃清流毒捍卫古兰”一文的作者，不仅要在买尔彦问题上批驳张承迁，从编者按中我们得知，作者还有一系列评论文章将陆续刊登，因而笔者就不想在具体经文上去作一一分析了，况且在汗牛充栋的经注中，又是见仁见智，岂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对于张本经注，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古兰启示来自安拉，安拉的真理是无限的，而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以有限思维去想无限之事，势必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所以过于理性思考的结果是过犹不及。 其实供我们讨论问题的另一面，更为重要，即经注者的目的。对于奇迹的理解，张先生的注释中常有“这样说也不算错”的话，这就意味着他承认自己的解释也是一家之言，而并非定论，并不排除尚有商讨的余地。这也是他在经注中常出现多种解释的原因。在注释中，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把手指向月亮，议论主体是月亮。但是人们的注意力却在那个人的手指上，这就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古兰经中所涉及的历史故事，内容丰富，涵义深远，引人遐想。但从信仰角度观之，都是教导人类信仰独一的真主，且行善事。而人们从生来好奇的天性出发，往往要对奇迹问个究竟，在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从而疏忽了基本的信仰。比如，洞中人的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是乌扶索斯还是别的地方？就此陷入了繁琐的考证之中，对提升信仰没有太大的意义。 安拉在古兰中教诲人类：“难道你的主见证万物还不够吗？”（41：53）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造物主创造的大自然中，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物以及我们自身，小到一片树叶，大到天体星辰，都能体会到安拉的大造之恩和神奇，因而也就不必过于追问我们未曾经历的奇迹。我想，这也是导致张先生在经注中，走理性道路的又一成因吧。 阅读古兰的过程主要是认主的过程，是思考人生的过程，是在精神层面上自我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容许人们做探讨性的解释，对经典的认识，时代不同，深度也有所不同。关键是只要统一到认主独一上来，就不应横加指责。比如现在，当我们读到古兰81章第1节“当天皮被揭去的时候，”和21章32节“我把天造成安全的穹窿，”这两节经文时，就会联想到自己学过的现代地理知识。我们知道，地球周长为4万零75公里，而临近的大气层约为100—120公里。大气层就地球而言，不就是一层皮的厚度吗？仅在平流层，科学家已探知的，就有硫酸盐层和臭氧层。硫酸盐层包含的是硫酸粒子，对雨水的形成具有作用。臭氧层能吸收紫外线，是地球的保护伞，使大地不受辐射，叫生物得以生存，不就是“安全的穹窿”吗？（以上见解，不是来自某个大尔林，纯属笔者的个人心得，如也被视为“亵渎”、“歪曲”的话，则与他人无涉，由笔者“领罪”。）如果倒退几十年，我们对这两节阿宜提能够有这样深刻的体会吗？这对于我们的讨黑得，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安拉的意欲下，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古兰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谁的解释也不是定论，人的认识都是相对正确的，都局限在一定的知识范围和时间范围之内。 张承迁现象的思考（二） （上接）有必要再重申一遍：张先生对于奇迹所做出的解释，是他自身的理解，但他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认主独一的基本信仰上，而不要过多地追求奇迹，奇迹毕竟不是普遍现象。追求奇迹不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方式。比如，我们给孩子讲课，举例说到“桌上有一些苹果-----”时，孩子就一定追问，到底有几个苹果？而不认为“一些”是个虚数，形容很多的意思，这就把注意力从主体上转移了。放在经典的注释上，也是如此。认主独一才是人类认识的终极。换言之，张先生这种理性主义的经注，并未给读者带来伊玛尼上的伤害，反而拓宽了读者的思路。穆尔太齐赖派当初没有被断为“卡费尔”，其后19世纪的现代改良派，经注家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也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肃清流毒 捍卫古兰”一文的作者凭什么将采用这种注经方式的张先生，妄断为“卡费尔”？请承袭文革遗风的作者，摈弃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做合乎逻辑的判断。 我们再将“肃清流毒 捍卫古兰”一文的编者按中的若干观点分析如下： 一、“从事译、注《古兰经》的学者必须具备注释规定的所有资格。” 通常认为必需具有的15种条件，在此不一一列举。问题在于由谁来用这些条件界定译注者呢？你认为他具备，我认为他不具备，那么，谁的意见最具权威？势必引发争论。再者，漫说国际上的上百本经注，我们无从用15种条件去界定，就是国内的17种经注，我们又如何去界定呢？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画地为牢，走入了一个无法圆说的怪圈。 二、“更不允许没有《古兰经》和圣训的根据，以个人见解而发挥或变更经文愿意。” 这话没错，但不知编者是否看过张承迁先生的 “经注”全文？是否意识到结论下得太早了，太过武断了？经注的最高原则就是以经解经，在张本经注中，往往在注释一节经文时，援引类同的经文加以说明，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请编者阅后，再下结论不迟。这样做是对读者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至于圣训根据，则请编者看经注的后记，理由业已充分讲明。至于“以个人见解发挥”，我认为没有个人见解的经注就没有出版的必要，只要再版前人的就可以了，不过那样的话，历史上也就不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古兰经译注了。“变更经文原意”一说，实属大罪。如果此罪如上说，笔者之见就无需赘述了。 三、“至于不懂阿拉伯语，不谙阿语词法、语法和修辞，仅仅参考其他人的译本，做一些文字游戏就大胆译注《古兰经》者，简直就是对《古兰经》的亵渎与藐视” 从第二国语言转译，并非从张先生始。且不说铁铮从日文转译，姬觉弥等参照英文、日文的译本，因为他们不是穆斯林，就是穆斯林学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参考了其他译本。以马坚教授为例，他参考的英文译本达5种之多。仝道章先生则完全采用英译本，前后参照了英、汉、法译本19种。从第二国语言转译由来已久，望编者多开眼界，也就不足为怪了。说到不懂阿拉伯语，不谙阿语词法、语法和修辞，那只是编者的臆想而已。在编者的眼里，翻译家必有教授、学者之头衔，岂不知天下自学成才者，不计其数。俄国的高尔基，没有念过书，他的大学就是社会，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世界著名的作家；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不过是剧院的打杂儿（保洁员）；大发明家爱迪生出身于卖报童；当今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中国的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凭------编者难道不知道“英雄莫问出处”这句话吗？话说至此，还需费言辩驳吗？ 最后还要谈及“穆斯林能否随意译注《古兰经》？”一文的观点。从该文所列举的几十种书目观之，作者是个有过国际学习背景的饱学之士，十分令人钦佩。但对于作者的观点，实难苟同。他的结论是：“在如此琳琅满目，浩如烟海的经注面前，我们中国人显得多么渺小和可怜，岂不说经注资质，连人家注就的成果，（似有不通，原文如此）我们还没有能力将其中十分之一译成汉语，供国人受益！” 其谦虚的态度可嘉。但作者是否想过，如将这浩如烟海的经注漫说是翻译成汉语，就是作者本人都仔细地研读一番，恐怕要历经数十年，那时也就垂垂老矣，还有何精力从事经注工作？此其一也。另外说“在如此琳琅满目，浩如烟海的经注面前，我们中国人显得多么渺小和可怜，”此言差矣。不知作者在出国之前，是否浏览过中国穆斯林的汉语宗教著作？如果读的不多，建议作者翻一翻社科院伊斯兰研究室的主任研究员——周燮藩先生与沙秋真女士合作的巨著《清真大典》。《清真大典》是历代中国穆斯林著作之辑录，共为25部，与“浩如烟海”相比，也算得上洋洋大观了。作者是否有妄自菲薄之嫌？当然，人贵有自知之明，但也不可无自信之心。说到经注，必以阿拉伯人的为圭皋，殊不知经注离不开所在国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乃至于民族背景。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经注学派了。据统计，《古兰经》译本，为波斯语最多，如将波斯语经注与古兰的下降地，沙特阿拉伯本土的相比，就一定发现当中存有很大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穆圣的辞朝演说中的教诲：“确实，在安拉看来，你们中尊贵的是那些敬畏安拉的人。在认主拜主方面，阿拉伯人不优越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越于阿拉伯人；白人不优越于黑人，黑人也不优越于白人。” 任何人的工作结果，都要受到评论，譬如一个厨师做出的饭菜，经人品尝后，评价定有高低，所谓众口难调也。但厨师只要做到“岂能尽人如意，但求不愧我心”也就足矣。若因不合个人之口味，就不管他人的感受，主张把饭菜全部倒掉，甚而诬蔑厨师在饭菜里下了毒，则就不属于正常的评论范围了。争论不足惧，愿我们在争论中端正乜贴，在古兰的引导下日益趋向真理，精神上得到提升。 张承迁《古兰经译注》的意义 张先生译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经典做出相应的解释”，因而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指导意义。他不是坐在象牙塔内坐而论道，说远不涉近，谈古不论今，温吞水般的观点，颠来倒去的考据，毫无意义的论证，如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为知道一个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而津津乐道，自鸣得意，与实用无补。而是脚踏实地，从中国的教门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引经据典，指点迷津。才产生了这部不同于以往注经方式的经注。 凡事应看效果，事实胜于雄辩。笔者曾对读过张先生经注的人群做过调查。年龄分老、中、青；职业有阿訇、学者、在校大学生以及一般穆斯林大众。结果是好评如潮。最多的感受就是明白了古兰是安拉指导活人走向安宁、幸福之道的经典，（我没有教他诗歌，诗歌对于他是不相宜的。这个只是教诲和明白的《古兰经》，以便他警告活人，以便不信道的人们当受刑罚的判决。古兰36：69—70）大有拨云见日之感。他们把学经的重点从诵读不懂的阿语经文，转移到研读汉译古兰上来，结果在认主学上大有长进。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信仰上从摇摆不定，走向了坚定，还有少数人做到了每天坚持拜功，并出散“乜贴”，支持伊斯兰事业。当谈到 “肃清流毒 捍卫古兰”一文时，他们笑着说，我们没有觉得我们中毒，我们觉得我们心里透亮了，觉得活得明白了。所以，奉劝“肃清流毒 捍卫古兰”者，既然无毒可肃，倒不如将内耗的精力省下，多思考一些中国伊斯兰的现实，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穆斯林自己的路，为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些实际工作。 张承迁先生的《古兰经译注》从出版发行至今，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目前，这部经注在主体上已得到穆斯林的认可，它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在日益显现，大有推而广之的价值。一件新鲜事物的出现，必然伴有坎坷的经历，当年，为中国伊斯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王静斋大阿訇所译的三种汉语《古兰经译介》，在某些欠发达地区，不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历史会给这部经注以应有的地位。 附录：读张承迁先生《古兰经译注》的体会（节选） 张先生的经译力求精确，为一字之译，往往引数个译本让读者相互比较参考，用以说明自己采取此译法的理由，学风颇为严谨。张先生的译注跳出前人经注的窠臼，立意新颖，立足普及，深入浅出，便于理解。该本译注，在每章之前著有导读概说，介绍该章启示精神及下降背景，提纲挈领，引人入胜。其注释根据是以经解经，并举一反三（即将不同章节里意义相近的启示一一列出），结合现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是迄今国内最为详尽的《古兰》经注。张先生从对教、族爱之彻，忧愈烈的强烈的情感出发，以丰富的学养与过人的胆识秉笔直书，墨锋犀利，敢言他人所不敢言，针砭不符合《古兰》启示精神的陈风陋习及时弊，给教内族内的习惯势力以冲击，是一剂民族反思的良药。他倡导伊斯兰本土化和与时俱进，为身处信息时代的我们展开了广阔的视野，特别适合有知识的穆斯林中青年阅读。一版再版仍供不应求的情况，足以说明其受欢迎的程度。新译本也为非穆斯林的汉语读者理解《古兰》做出了理论上的普及，是对伊斯兰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一大贡献。 纵观注释，则突出以下几点： 一， 《古兰》是真主与人类缔结的最后的约，是降示给活人的，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最高指导，是引导人类走向幸福安康的和平之道。《古兰》一词就是反复诵读之意。诵经对于使用阿语的民族或精通阿语者无疑以念念不忘，加深理解并付之行动为目的。而对大多数不懂阿语的穆斯林大众，反复学习带有注释的汉译《古兰》则比单纯用所不理解的阿语朗诵的意义要大得多。可悲的是长期以来，在我们日常的宗教生活中，不做礼拜的人往往只能从对亡人的追念仪式上听到用阿语诵读《古兰》，而又不知所云，不解其意。且不说此种既无《古兰》根据，也无圣行来源的做法是受非伊斯兰信仰影响而形成的，仅就其仪式本身而言，对于宣教也没有实际上的意义。这种延续已久的状况亟待改变。新时期的我们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伊斯兰精神的生活之路。 二， 认主独一。这是人类认识论的终极目标，是伴随每个信士一生的主题，是伊斯兰的信仰核心。人若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多神崇拜的泥潭。不要把“什勒克”（多神崇拜）单纯理解为对某一偶像的崇拜，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对权力的崇拜，对金钱的崇拜，对大人物的崇拜等等，不一而足。凡舍真主而求其它者，皆为“什勒克”。为此，我们穆斯林要尽可能地多做礼拜，减少耐夫斯（私欲），一心向主祈祷，时刻求主指引我们在正道上。没有或很少礼拜真主的人，很难有这样的深刻的体验，而容易走入歧途。真正做到认主独一，才能沐浴在真主的恩泽之中，思想上才能摆脱羁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洞彻人生真谛，心中充满光明。 三， 在哲学层面上，阐明了真主的绝对性及包括人在内的被造物的相对性。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局部的，相对的。正如一代伟人所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所谓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合。（大意）《古兰》就是真主降示给人类的绝对真理。《古兰》计有52个称谓，其一为“福尔纲”，意为辨别真伪之经。对于人间的各种学说评判，《古兰》即是检验真伪的天然尺度。有了这一衡量标准，我们才不会被人间的所谓“权威”吓倒，不会对各种科学假说盲从。以宇宙的尺度去看人类，我们是何其渺小，用时间的长度去看人类，生命又是多么暂短。基于此，我们没有任何狂妄自大的理由。我们只有崇拜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永恒的主，求他把我们引向正路，那才是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之路。 四， 因果关系。这是世界上三大宗教所共识的：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栽什么种子结什么果，易于理解。真主在《古兰》中反复教导人类：“信仰并力行公益”，二者不可或缺。没有实践的信仰是空信；没有信仰的行动是盲行。张先生在译注里再三强调这一启示的重要性，振聋发聩，引人深思。我们只有从主道出发，为社会公益做出我们自己的奉献，并为正义做出牺牲，才能蒙受到主的喜爱。 五， 必然和偶然。这仍然属于哲学范畴。即偶然寓于必然之中。所谓必然就是真主的宇宙法则，也就是我们回回穆斯林常说的“主的前定”（太克滴尔），即唯物主义者所言之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整个宇宙都在真主的法则下运转而毫无例外。通过对所熟悉的事物的深入观察及思考，不难认识到这一点。因此真主在《古兰》中反复启示人类要学习，观察万物然后思考，以此提高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升华人的思想。真主前定的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有的相辅相成，有的相反相成。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在今世的生活中顺境不骄，逆境不怨，富不奢，贫不移，认真完成好自己所担任的角色，接受真主的考验，以期在品级上有所提高。 六， 新译注在书后附有《古兰阅读索引》，分门别类，十分详尽，为读者查找相关的经文（阿耶提），加以学习或引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也是新译注本的一大特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理性和神性两者关系的把握问题。诚然，伊斯兰是理性的宗教，是提倡人们思考的宗教。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从哲理上得出宇宙真宰存在的结论，从而认主顺主。但作为被造物的人类，又被囿于一定的认识范围之内，因此他不可能完全认识神性，也就是《古兰》启示所言的幽玄部分（即超验性）。对于《古兰》启示的真主显迹，我们不宜以人的理性过多加以揣测、解释，说成是比喻或其它。我同意穆萨.萨利赫博士在该译注本的《跋》中所言：“信仰包含着理性和超理性（超验性），只强调一端都不可取。”在这点上我曾向张先生请教探讨，未能完全达成一致，但各抒己见，无碍宏旨。 张先生的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足为后学之楷模，在他无私宣教的感召下，不少人受益终生，坚定地走上了伊斯兰之路，我便是其中之一。 在当前伊斯兰界，张承迁先生是一位长于思辨的时代的思考者，是宗教正本清源的探讨者，是一位思想先驱式的人物，像历代的类似人物一样，倍受争议，亦属必然，但他的思想结晶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无疑是不可否定的。老一代的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曾对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发表看法，其中有一句名言：“多歧为贵”，引为结束语。
精彩短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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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匪浅，难得的好书 -
非常有独特见解的一本书，必读 -
口气简直可怕。 -
我读了断断续续两个月多，它使我每天都受益，读完后整个人都透亮了，它让我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生活中信仰中。 -
说白了就是千方百计忽悠你要信安拉，虽然安拉是啥也没说清楚。教义中有好有坏，局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些当时先进好的东西现在已经落后愚昧了。另外把圣经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借过来，变成先知的故事也让人醉了 -
古兰经译注